关于人的生死观（节选）

    人类何时才具有理性的生死观？依我看，这主要决定于两项因素：一是，依靠文明程度的逐渐提高，特别对自然界现象有超脱蒙昧的认识，也就是有某种朴素科学观念的产生；其次，积长期的生活经验，对人生苦难有进一步的认识，开始懂得人之生老病死本无可避免，人间的真苦难在于社会不公，贫富悬殊，一部分人统治、压迫、剥削另一部分人，人和人之间展开对于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愈演愈烈，成为社会常态。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深深地感觉到，人活着所遭受的不幸和苦难甚至比死亡还要难受、还要可怕、还更令人屈辱。这实在是生不如死。

    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死观自然而然要发生变化。中国到了周朝就起了一个大变化。周朝时提出“远鬼神、重人事”的治国方针。所谓重人事，就是将处理社会关系、重新确立新的宗法秩序、制定用于统治的“礼”摆在第一位，万事“礼”为首，人生的第一要义是遵礼守法，安份守己。尊天是必要的，但天命不足恃；鬼神也是要敬的，但办事不能只靠占卜问卦。人的苦难并非由天造成，实人自为之。夏日炎炎，冬夜严寒，“人生百岁，必归其居（就是说，不可避免地要归于死亡）”。相传姜太公有一本《家教》流传于世，其中有这样几句话：“罗网之鸟，悔不高飞；吞钩之鱼，恨不忍饥；人生误计，恨不三思；祸将及至，恨不忍之。”这就是说，人之招灾咎由自取，非“天命”使然。万事皆在人为，就是“天命”亦可抗争。

    中国五千年漫长的历史，虽有各种迷信观念盛行，但本土宗教意识淡薄，凡宗教都在政府当局控制之下（或被其利用），这是很了不起的。对此，有周一代功不可没。后世的人仍念念不忘此理，如宋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说道：“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从春秋战国时代即先秦及其以后，由于时代的进步，社会斗争加剧并趋于激烈，人类的知识积累多了，自觉性也增强了，于是人对生命的理性思考大进一步，开始形成各种各样的生命哲学。这里不必细说，只略提以下三种：

    一是儒家的生死观。儒家思想在中国是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它继承并发展了周代的“重人事”的主张，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也就是要珍惜生命，生尽其用，有所作为，建功立业。人虽终有一死，但若能“立功”、“立德”、“立言”，就可以做到“三不朽”。所以，总的说，儒家的生命哲学是相当积极的。

    再就是道家的生死观。道家和儒家不同，不主张“人为”，而主张一切顺其自然——“道法自然”。人要做到“无为”、“无事”、“无欲”，天下才会太平，国家才能治好。老子说过一句话：“死而不亡者寿”。这里将死、亡两字分开，赋予不同的含义，所谓“不亡者”即相同于“不朽者”，人虽死而其名其功业长存于世，这才是长寿者。这和儒家的“三不朽”思想颇相似。然而，道家对生死的“无常”、生命的短暂，也发出过无奈的感慨，如庄子所说：“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接下来就是宗教的生死观了。在中国主要就是道教和佛教。道教奉老子为教主，实际上，它是继承中国人古已有之的求长生的欲望。“求长生”、“求仙”固然不能成真，但道教所创造的一套养生健身之术，有些如太极拳、练剑等倒颇有益于人的健康。佛教在中国的传布使灵魂之说大为盛行。佛教不承认生命“常住论”，也不承认生命“断灭论”，而提出一种所谓“因缘和合”的流动生命观（后来演化为“轮回论”）。等到传入中国，大乘代小乘而兴（大乘以救世利他为宗旨，小乘以修身自利为宗旨），人死要投胎转世轮回之说深入人心（这和佛教的“业力说”和“中阴身”说亦有关）。此外，又掺入了中国的许多迷信观念，于是相对于人间世界，便又创造出一个灵魂世界来。

（选自2007年第20期《新华文摘·关于人的生死观》有删节）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①“供给侧改革”最近成为财经界的热词。这个词在经济学界却不陌生，它背后是一个影响巨大的经济学派——供给学派。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注明的拉弗曲线（见右图）就是来自这个学派。供给学派是1980年代市场化潮流的理论基础，里根经济政策依据的就是拉弗曲线。

    ②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是供给学派的鼻祖。大名鼎鼎的萨伊定律这么说：供给创造需求。比照今天流行的各色谬论，萨伊定律具备了真理的简洁特点。萨伊定律是19世纪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思想，真是那时几代人的幸运。

    ③供给创造需求是指，一项商品生产出来，与人交换，这使生产者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需求。人们总是拥有无穷的欲望，欲望却不都是需求。只有提高生产水平，创造和他人交换的价值，才算是具有消费能力。这个道理很简单，穷人消费面包不是宝马，这是由他的支付能力决定；太空旅行无法成为大众消费品，这受限于人类整体的经济水平。

    ④人类经济活动不是为追求劳动本身的意义，而是为了消费。为提高消费水平，唯一出路是提高生产力。从个人看如此，国家社会的繁荣也循此道。唯有节制当下欲望，努力发展生产，经济才能发展，发展能力才能增强。农民不将粮食挥霍一空，他储存种子，将多余粮食用于交换，换取金钱，购买生产资料；猎人不将猎物一吃而空，最好驯养储存，用它作交易，换取工具改进的资本。持家有道者绝不鼓励挥霍，而是将目光放得长远，蛋孵鸡，鸡换羊，牛羊成群无穷尽也。在此过程消费水平自然提高，这是生产发展的自然结果，却不说明消费拉动生产发展。这里面的逻辑关系需要理清楚。

    ⑤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需求理论横空出世。凯恩斯奉行需求决定论，他批评萨伊定律，他说商品生产出来之后，人们并不总是对它有需求，怎么能叫“生产创造需求”?请注意，凯恩斯歪曲了萨伊定律的含义。他说需求往往不足，很多东西生产出来后，人们并不会购买。但是垃圾产品无人购买，这不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吗？这需要企业家做出调整，否则长期将会破产。

    ⑥凯恩斯认为，人们不愿意消费，生产势必陷入停滞；生产一旦停滞，就业不保。消费力又是来源于就业，怎么能让企业破产呢？消费不足是最大祸根，保护就业成了促进消费的重要手段。前者需要时时刺激，以免生产陷入停滞；后者需要刻意保护，以免消费力减弱。政府组织工人挖沟再没意义，凯恩斯也认为也有其价值：工人挖沟可保证就业，刺激消费，让经济运转起来。做无用之功却能拉动经济增长，凯恩斯经济学真是好神奇啊。

    ⑦凯恩斯经济学流变数十年，最初样子早已面目全非，但他对消费的重视却被继承下来。 这里面很大程度是短视和直觉的后果。支持者认为，消费一开动，大家全部有生意做。如果不消费，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其实他们错了。人们欲望无穷，消费只是生产的自然结果，根本无须考虑，更不需要刺激。当消费不足，问题出在生产出现错误。要提高生活水平而大肆消费，就像为家族兴旺而挥霍无度，短期光鲜，长期看完全是南辕北辙。

    ⑧供给学派重视发展生产，消费学派主张刺激消费，由于知识立场的分歧，他们提出的政策主张完全对立。供给学派主张给企业减税，恢复企业活力；消费学派主张众多掏腰包，必要时政府帮忙消费。供给学派反对通货膨胀，认为那样是稀释纸币，不利于储蓄；消费学派则一再鼓励央行放水，恨不能将利息降至负数。中国人素以高储蓄闻名，在前者眼中是经济发展的后劲保证，在后者眼中却是阻力。很多供给学派的学者主张回归金本位，用黄金锚定政府发钞数量。对此，消费学派深恶痛绝，用通货紧缩理论以作攻击。

    ⑨经济发展应重视生产还是消费，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很简单。可惜，经济学是一门被罹误太深的学科。各种谬种流传，数理计算和模型构建纷沓选出，宏观经济变成一门水晶球算命似的学问。希望未来的经济学主流回归正常，人们能用朴素正确的道理想问题。

    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创建和推行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它是根植于土司制度之中的。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的一种特殊的管理方式，即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世袭地方官，通过他们对少数民族的管理，达到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目的。

    土司有专门的机构，如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土府、土州、土县等。土司地区实行的是一种区域性的自治，但要归地方行政长官统一管理，并纳入国家的官制体系之内。土司制度推行之前，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未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中，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化外”之区。土司制度带来了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出现了相互依赖的关系，促进了土司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往来。其特殊的管理模式及相关的依赖交流机制、世袭制、等级制构成了土司制度与文化的鲜明特征。土司制度推行了六百多年，在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土司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首领的双方认同。一方面地方首领表示“归顺”“向化”，希望保住自身的地位和利益；另一方面朝廷在不易派官管理的少数民族地区需要寻求代理人。因此，当土酋“归顺”，朝廷即授以土司之职，通过颁发敕书及官印，使其成为可以世袭的朝廷命官，并允许他们管理自己的领地。而中央政府也经常征调土司兵作战，或抗击外寇，保卫疆土；或镇压内乱，稳定地方。明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明廷就调集了大量士兵。因此，土司制度是一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体现了元明清中央政府“齐教修政”、“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同时采取这样一种过渡性的管理方式，将其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体制之内，也为日后的郡县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与其他国家中由少数民族统治的行政中心更多体现其强势的当地民族特征是完全不同的。

    作为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土司制度创建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即在行省之内实行双轨制，既有流官管理的府州县，又有土司自治的地区。这种管理模式体现了两个特点：其一是体制的稳定性。土司制度推行长达六百多年，虽经三个朝代的更迭，这一政策仍得到有效的实施，其基本点在于维持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其二是政治运作的协同性。在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该地区少数民族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一定的和济与协调的。它的运作，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社会文明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土司制度是在保留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当地民族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继续保留、发展，形成了促进该地区社会稳定以及民族和谐共处的长效机制，从而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共处与包容，保护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传承。清代在四川等地新设土司，不强求那里的少数民族剃发易服。从制度层面上说，土司制度也许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但可以肯定，它是适合当时西南等地少数民族社会实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

（摘自《文史知识》2016年第4期，有删改）

    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古代中国，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别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它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得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得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们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既不必因为它承负着传统而视其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其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中国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紧紧相随的巨大影子，你以为扔开了它，其实在社会风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里面，它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选自葛兆光《中国经典十种·序言》，有删改）

材料一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泽东同志用大气磅礴的诗句，讴歌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85年前，红军指战员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举，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筑起了巍峨的精神丰碑。今天，我们要自觉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意气风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在长征最艰难时，许多人不知道部队明天要开拔到哪里、最终将落脚何处，但红军指战员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跟党走就是跟着理想信念走，就是向着光明的前途走。长征的胜利，是理想信念的胜利。没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如今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但理想信念不能动摇，精神支柱不能缺少。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要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才能心有定力、行有动力，在新长征中续写新荣光。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初心的力量。“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徐解秀老人的话，道出了党同人民的鱼水深情，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正是因为党和人民军队坚守初心使命，人民群众才给我们以全力的支持拥护。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要紧紧依靠人民，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一心一意为了人民、矢志不渝造福人民，就能永远赢得人民支持拥护，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坚韧的力量。在原第13集团军军史馆里，有一件“半截皮带”的展品，说的是三过草地的一个班早已断粮断炊，不得不把身上的皮带拿来充饥。战士周广才忍不住攥紧剩下的最后半截皮带，含着泪说：“同志们，我们把它留作纪念，带着它见毛主席吧!”衣衫褴褛、忍饥挨饿，敌人围追堵截，高山终年积雪，草地沼泽遍布……这些都考验着他们的意志，锻造着军人的血性与担当。不管战争形态如何变化，战争的主体还是人，不屈不挠的坚韧品质永不过时。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要传承红色基因、涵养革命意志，顽强拼搏、艰苦奋斗，以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智慧的力量。遵义会议之后，我军重新回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战争指导原则上，重新回到“十六字诀”这一战法运用上，才有了牵着敌人鼻子走的战略主动，才有了“四渡赤水”的经典战例，才有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后来，正是依靠具有我军特色的作战思想和战法，我们一路披荆斩棘，赢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胜利。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创新发展作战理论、作战思想和破敌之法，如此才能掌握制胜先机，打赢未来战争。

“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这样的唤醒跨越时空，让我们至今仍能听到长征的呼唤，感受到理想的崇高、精神的伟力。新的征途上，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意志品质，就能迈过一道道沟坎，沿着革命先辈开辟的道路继续坚定地走下去，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摘编自何东平《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材料二　进入黄土高原以来，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一直尾追我们。到了吴起镇，他们更是追而不舍。还有鲁大昌——我们在腊子口交过手的这个手下败将也匆匆赶来了，妄图报复。

经过甘南急行数百里的红军部队，减员不少，给养困难，又初到天气寒冷的西北地区，极需休整。但是为了保卫边区人民的革命胜利果实，中央军委决定，给敌人一次沉重的打击。毛主席亲自指挥了这一仗。

这是10月的一天早晨，秋高气爽，太阳还没有升到头顶，毛主席率领部队进入吴起镇一带的山头阵地。我们一纵队四大队担负着迂回敌人左侧的任务，一路上只见兄弟部队也都进入各自的伏击阵地。

8时整，我们在川道左侧的山沟里埋伏得都有些急了，这时突然见到前方川道里冒起一团团尘土，我与大队长黄开湘同志各自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看，嗬，果真马大胡子的骑兵来了，一队接着一队，还真不少。

……

突然，“啪!”山谷里响起了清脆的枪声。

霎时间，两边山沟里的轻、重武器一齐吼叫起来，两厢伏兵一齐杀了出来。敌人此时才知道进了我们的伏击圈，但已经晚了。我们一个迅猛突击，把走在前面的那个团打了个七零八落。受惊的马狂奔乱跳，敌人无法控制坐骑，纷纷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有的腿还挂在蹬里，硬给马拖着跑了。敌人后边的三个骑兵团，阵势还没有摆定，一家伙就给他们自己的败骑冲散了。真是人喊马嘶，不打自垮。我们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消灭了敌人一个骑兵团，打垮了敌人三个骑兵团……

……

谁知道，这就是我们长征中的最后一仗啊!这一仗，宣告了一年来蒋介石“追剿”计划的彻底破产。

(节选自杨成武《长征胜利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