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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贵州省凯里市第一中学2018-2019学年高二上学期语文期中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声音不殊文体何立

——关于当下的小说语言

    不管把小说的起源追溯得多么辽远,我们都无法否认小说最主要的根系牢牢地扎在说书人的书台。就算小说生产与消费的现场早已从书台移至书斋,写小说和读小说的人都应该仔细聆听小说文体根基处隐隐传来的书场中那个“疑雨疑云颇多关节,绘声绘影巧合连环”的顿挫之声。理解了小说的写与读原来脱胎自勾栏瓦舍的说和听,懂得了小说穷世界之广大、极人心之精微的雄心、野心,说到底却可能只是一片不得不悦普罗大众观听之耳目的苦心,就能领悟作家王安忆一个近乎武断的判断:“我将‘诗’划为文学的精神世界,而‘小说’则是物质世界。”

    小说既是建基于现世的淤泥,小说家的前身既是书台上纵横捭阖的说书人,这些先天印记就一定会给小说语言带来如下特征。首先,小说语言来路庞杂、真真假假、荤腥不忌。其次,叙述语言绝对地优位于人物语言,所谓的“小说风格”很多时候就是叙述语言的风格,这是因为小说的推进无非就是叙述人之叙述的铺陈,而人物的说也是被叙述人的叙述所叙述出来的。正是由于认识到叙述语言的优位性,苏童的大多数小说索性去掉人物语言的双引号,让它们成为间接引语,一种被叙述语言改造和统摄的人物语言。

    从以上体悟出发,我认为当下小说的语言相应地存在两点问题。第一,小说语言强作典雅,好像用典雅的语言写出来的小说就一定是高级的小说似的,殊不知雅也许只是孱弱、干枯和隔靴搔痒,俗有时候反而是泼辣的,一鞭子就是一道血痕。可以举一组经典作家的比喻略作对比:同样是形容一张抹过官粉的丑脸、黑脸或是老脸,老舍说虎妞的脸仿佛“黑枯了的树叶上挂着层霜”,赵树理说三仙姑的脸就像是“驴粪蛋上下了霜”。可惜的是,驴粪蛋一类的词汇入不了很多小说家的法眼,他们恨不得找出所有带“玉”字偏旁或是其他其来有自、一打眼就极高贵、雅训的词汇来砌成自己的小说。比如,葛亮的《北鸢》说姐姐昭德虽是病容,仍是“刚毅朗净”的样子。“刚毅朗净”一词美则美矣,跟样子却不太搭。

    第二,小说家们只是一味诚恳、卖力地叙述,就像不太高明的歌者只会用自己的真嗓子嘶吼,他们还不懂得运用“假声”“花腔”,不明白在自己和演唱之间应该隔着一个由自己发出却又不是他自己的腔调——这里的腔调,对于小说写作而言,就是一种绝不能等同于小说家自身原本的叙述声音的合适的叙述声音。忽视对叙述声音的寻找和淬炼,起码给当下小说写作带来如下后果。首先,当下某些小说家都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意识去“吊”出属于自己的嗓子,他们的写作当然就是面目雷同的,哪有辨识度可言,他们要想出彩的话,就只能乞灵于说的内容,说直白一些,就是借题材的光——底层写作、民族秘史,不一而足。其次,真嗓子的音域是狭窄的,只能在有限的音区内徘徊,同理,不为每一篇小说打造一个合适的叙述声音,而是统统由小说家本人赤膊上阵,他就只能在一个固定的音域内发声,他所有的创作好像是孪生的,写一篇与写一百篇没有本质的区别,哪像一看“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就知道是《狂人日记》,再看“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就知道是《故乡》——我想,鲁迅之所以被誉为“文体家”,大概就是因为他有能力为每一篇小说确立一个独特的叙述声音。声音既殊,文体必异。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2月10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的基础是现实平常生活,小说家的前身是说书人,小说的根本目的只是取悦大众,这是小说的先天印记。 B、小说语言有两大特征,一是来路庞杂、真真假假、荤腥不忌,二是叙述语言绝对地优位于人物语言。 C、当下小说的语言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强作典雅,二是只一味诚恳、卖力地叙述,忽视去寻找、 淬炼合适的叙述声音。 D、当下某些小说家的写作面目雷同,缺乏辨识度,只能靠题材出彩,而且同一作家的篇与篇之间也缺乏本质区别。
(2)、下列对文章的论点、论据及论证方法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苏童的大多数小说中的人物语言没有加上双引号,这样的人物语言是被叙述语言改造和统摄的,显示了叙述语言的优位性。 B、“黑枯了的树叶上挂着层霜”“驴粪蛋上下了霜”“刚毅朗净”都是形容人的脸的,但前两者通俗,后者典雅。 C、作者以“假声”“花腔”为喻,指出在小说写作中,要寻找和淬炼出一种绝不能等同于小说家自身原本的叙述声音的合适的叙述声音。 D、《狂人日记》和《故乡》的开头叙述声音各异,语言风格不同,让人很容易区分,从而也就有了不同的文体特征。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生产与消费的现场已从书台移至书斋,但并不能改变小说“疑雨疑云颇多关节,绘声绘影巧合连环”的特征。 B、小说的风格即小说叙述语言的风格,小说以叙述语言推进,人物语言是被叙述语言叙述出来的,处于次要地位。 C、小说水平的高低与语言的雅俗无关,典雅的语言有时候孱弱、干枯和隔靴搔痒,通俗的语言有时候反而泼辣有力。 D、每一篇小说应当有一个合适的叙述声音,该叙述声音不能等同于小说家自身原本的叙述声音,这样每一篇小说才有独特的个性。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中国古代的祭祀
    祭祀是人们通过一些特定的器物和形式向鬼神表示敬重、祈求保佑的一种活动。祭祀的对象主要为鬼、自然神以及后世产生的宗教神。
    据考古资料证明,祭祀最早产生于远古时期。北京山顶洞人就已经产生了原始的鬼魂崇拜意识。考古发现,山顶洞穴遗址内人的骨骼的旁边有赤铁矿石粉粒遗存。将红色的粉粒撒在死者的身上,显然是出于某种特定的用意,或表示哀痛,或表示怀念,抑或表示驱邪避害。这表明这一时期的原始人类已经对死去的同伴产生了或敬或畏的情感,萌发了人死后有鬼魂存在的意识,这无疑是一种最原始的祭祀方式。
    随着原始人类的不断进化,工具制作技术从打制石器过渡到磨制石器,产生了原始的种植业和定居式生活方式。由于种植业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密切,促使人们对自然现象更加关注。但因为原始人类无法理解自然界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便认为在这些自然现象的背后,必定还存在着一种支配它们的力量。古人将这种“超越”现实和自然的力量想象成神,这也是中国古人信奉自然神的由来。在这种认识下,古人们对鬼神既崇敬又畏惧,于是便采用一些方式和方法讨好它们来表示对鬼神的敬重和企盼。
    这些祭祀的方式和方法经过世代相传,逐渐形成固定的仪式:在祭祀时,人们将最好的食物、制作精美的器物献给鬼神;或用焚烧祭品冒出青烟,以示通达天神;或将酒或牲畜血洒向地面,以示告慰地神,再通过敲击的方式使器物发出声响,以此通报和召唤鬼神;还通过肢体的动作表示对鬼神的敬重,以此希望鬼神满意。
    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代表性文化。在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中,居住区的房屋均围绕一个中心广场而建,还发现有焚烧过的动物骨骼,表明这个中心广场在聚落成员的心目中是一个神圣的场所。这里不仅作为聚落成员日常聚会或一般性活动的地方,也是举行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
    在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不少遗址中,都出土了玉制的器物。其中,在浙江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玉璧、玉琮、玉钺、玉璜等大量的玉器,在玉琮和其他的一些玉器外表还雕刻有神人兽面图案。图案充满了神秘、怪异的色彩,体现了良渚人对鬼神的敬畏感。这些在后世作为祭祀鬼神的礼器出现在这一时期,足以证明祭祀鬼神已经成为当时十分重要的一项活动。
    原始社会时期产生的鬼神崇拜及由此形成的祭拜方式,又在后世的沿袭中不断加入新的形式、内容,最终形成中国古代社会的祭祀文化。在国家建立后,祭祀活动又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神化王权和统治的工具。殷商时期,祭祀更为盛行。商王祭祀祖先,是认为这些已经逝去的先人仍具有神力,可为后代消灾祛祸;同时也借助先祖的神力,用以协调王室成员之间的关系。
    这些源自原始社会、在国家建立后又被移植到政权建设中的祭祀活动,在西周时期进一步得到加强,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在周朝政权机构中,还设有掌管祭祀的官职,祭祀鬼神还被编入礼仪制度中,并对祭祀的对象和等级、陈设器物、供奉食物、行礼方式等诸多方面作了严格的规定,从此祭祀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在以后的历史中,祭祀鬼神一直为历朝历代所沿袭。
(选自《百科知识》2013年第17期,有删改)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列小题。

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它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列小题。

增加古诗文背诵不是负担是捷径

唐晓敏

    ①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增加了古诗文的背诵篇目,由过去的14篇增加到了72篇。有声音说,这为学生增加了很大负担。其实如果概览之前的语文教育经验,背诵并不能以负担论之,反而有审美享受的作用,甚至可以算一种学习的“捷径”。

    ②从现代语文教育本身看,背诵篇目增加的幅度很大,但若与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及民国时期的私塾教育相比,则要求背诵的篇目仍然是很少的。传统语文教育中,学子需要也能够背诵数十万字。唐宋以来,为参加科举考试,考生必须将《论语》《孟子》《书经》《仪礼》《左传》等40多万字的典籍全部精读熟背。有些人甚至背诵的更多,如顾炎武、戴震都能够将十三经全文背诵,甚至连“注”都能背诵下来。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他们也都有出色的背诵功夫。国学大师姜亮夫曾谈到,他在清华国学院时,同乐会上梁启超、王国维即兴表演节目是背诵古代文学作品,梁启超背诵一大段《桃花扇》,而王国维则当即背诵了《西京赋》。

    ③传统教育在背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至少包括如下几点:

    ④多感官参加背诵活动过程。传统语文教学中,朗读本身即是多感官参加的活动,需要同时动用眼、口、耳、脑,甚至还加上头、身体的动作。这有助于提高背诵的效率。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早就指出:“参与接受某种印象或是一组印象的感觉器官越多,那么,这些印象就会越牢固地在我们的机械的和神经的记忆中扎根,同时也就会越真实地保存在记忆之中,以后回忆起来也会更加容易。”因此,如果一个教师想使学生牢牢记住什么东西,那么他就应该注意尽可能让儿童更多的感觉器官,如眼、耳、口、肌肉运动的感觉来参加识记。

    ⑤最大限度发挥儿童时期听觉记忆的作用。背诵诗文,需要“从娃娃抓起”。少年的一个特点是对声音非常敏感,这使他们能够通过“听”而轻松地记住那些语言优美的古诗文。美学家朱光潜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五经之中,我幼时全读的是《书经》《左传》。《诗经》我没正式地读,家塾里有人常在读,我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于今我记得最熟的经书,除《论语》外,就是听会的一套《诗经》。”语言学家赵元任回忆儿时的学习情景时也说:“晚上念诗我们都觉得比白天念书轻松一点儿,我觉着也好玩一点儿。我念的是《唐诗三百首》。我哥哥跟姊妹们另外还念《千家诗》跟别的诗集。他们念的诗,我就是没念也渐渐地背得出来了。”他们都是通过“听”而记住了这些作品。

    ⑥重视最初的记忆。中国传统语文教学,背诵的量是逐渐加大的。最初的记忆量很小,而且要求学生必须做到滚瓜烂熟,能够不假思索地背诵出来。这些已经滚瓜烂熟的记忆内容,在学生的记忆中深深扎根,成为后来背诵相关内容的巩固基础。心理学家对此也早有研究,如乌申斯基就说:“儿童在学习中所学到的这些最早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扎根越深,那么,以后的形象也就能够越容易和越巩固地为他们所记住,自然,如果在最早的和以后的形象之间有联系的话。”中国传统语文教育有一大特点:老师对学生最初的背诵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是记得非常牢靠。每一次都是要求学生扎扎实实地背诵下来一些句子,这些句子作为“最早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扎根”,将成为后来背诵的基础。

    ⑦从这个视角看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就更能明白,增加古诗文背诵恰是为了长远的“轻松”打基础。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中国诗歌史上,盛唐诗歌何以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究其原因,在南朝齐梁宫体诗绮靡之风甚嚣尘上的境况下,唐代的陈子昂、李贺、李白、杜甫等诗人相继倡导恢复并高扬“风骨”传统,尤其是盛唐诗人对“风骨”崇尚有加,使“诗具风骨”成为盛唐诗歌的共同特征。

    在历史的变迁衍化中,“风骨”早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界充斥着大量低俗、恶俗、媚俗之作,扰乱了诗坛的审美秩序与标准,这些诗显然缺乏“风骨”。因此,新诗急需反躬自省,重新建构“风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诗歌气韵。

    继承与发扬风骨的关键是诗人要有风骨,具体而言则是指诗人应秉持使命感与责任心。古语云:“诗者,天地之心。”诗人作为“天地之心”的创造者本应怀有“天地之心”,但当下很多诗人都沉溺于写“小我”的日常琐碎、鸡毛蒜皮,缺少大情怀大境界,更有甚者为出版、发表、出名或赚取眼球、点击量、关注度,批量生产媚俗之作。诗人本应怀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应有王冕笔下“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正气,应有杜甫虽居茅屋却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然而当下许多诗人都缺少这种“风骨”。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华诗魂”的艾青一生心系大堰河那样的劳苦大众,曾发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感叹,写的大量忧国忧民的诗作,正是使命感与责任心的体现,是中国风骨在现代诗人身上的延续。

    其次,诗歌在内涵上需要建构中国风骨。风骨首先属于道德范畴,如古代“风”所蕴含的教化之义,是对诗歌所拥有的诗教功能的肯定。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少诗歌在内容上所呈现的是自恋与矫情的“小我”情绪,以暴露个人生活隐私为内容,让诗成为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记录,轻浅琐碎,没有思想、内涵和意义,更有甚者彻底解构诗的内涵诉求,践踏和僭越诗歌伦理与道德,一些作品将“诗”本来应该拥有的典雅、崇高彻底解构,其恶俗轻艳令人生厌。曾卓《悬崖边的树》一诗中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食指《相信未来》一诗中蕴含的坚定信念……,都具有深刻的教化和启迪作用,是现代风骨的典型特征。

    此外,新诗在语言文辞方面亦需要有“风骨”,“风骨”不仅属于内容层面的诉求,更是审美范畴的艺术标准。刘勰曾指出:“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圈。”他清楚地阐释了“风骨”与“采”之间的密切关联,又如瓦雷里所说,诗的语言如跳舞,是要讲究舞姿与步法的,新诗语言依然需要以跳跃性、非逻辑性、写意性、含蓄、凝练、雅致等作为诗歌语言的特质,需要在不断的锤炼、锻造和打磨中形成。唯其如此,新诗才能重新建构诗歌的语言风骨,传达出内在的精神风骨和新时代气韵。

(摘编自罗小凤《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随着智能化时代大幕的开启,人工智能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迎面而来,不仅冲击着各行各业,也改变着我们的认识和观念。军事是对技术变化天生敏感的领域,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发展和应用正迅猛发展。当前,信息技术、传感器、大数据和物联网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将在未来战场上贡献独特的“机器智慧与力量”。

    恩格斯曾言,尖端科技的应用最早是从军事领域开始的。新科技显著提升军事作战能力时,便促成军事变革的发生。从军事变革史看,科学技术在历次变革中发挥着源头促发性、基础支撑性作用,谁具有技术变革的敏感性并首先实现技术上的突破,谁就能掌握新的战争规则。对一支军队而言,不能正确预判军事科技突破方向、把握战争形态变化,不仅会导致“技术代差”,更会导致国家安全等危机。美、俄等传统军事强国预见到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阔应用前景,都把人工智能视为“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是智能化战争,并已提前布局,希望抢占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先机,力求与潜在对手拉开“代差”。几个月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正式发布关于成立“联合人工智能中心”的备忘录,这将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在美军军事项目上的应用力度。俄罗斯也视人工智能为未来军事竞争的制高点,正加紧研制可以驾驶车辆的类人机器人。

    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成为人类迄今发生过的最好的事,也可能成为最糟糕的事。”霍金对人工智能的这一评价,启示我们面对“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要保持足够的审慎。未来,随着大量智能化无人系统运用于战场,战争成本将大大降低,作战人员的“零伤亡”有望成为现实,这极易导致军事强国在武力使用上更加随意。而在复杂战场环境下,高度智能化的无人作战系统极有可能出现识别错误、通信降级等问题,而诸如滥杀无辜、系统失控等潜在风险更会让智能武器成为人类的无穷隐忧。   由此可见,事关战争的重大问题决不能轻易交由机器做抉择。即便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日益完善成熟,也不能放任智能武器的“野蛮生长”,需要警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安全、法律、伦理等诸多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各国应加强社会安全监督管控,形成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军备控制的讨论与谈判,贡献人类智慧;牢固确立人类是人机关系主导者的思想,实现对人工智能的安全有效控制,让其为人类的和平发展服务。

    今天,面对科技发展之“大变局”“大突破”,我国应站在设计战争、掌握制胜规则的高度,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对战争形态演变的内在驱动性影响,切实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我们需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搞好战略规划,密切跟踪前沿技术以积极主动的作为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摘编自《AI军事应用是一把双刃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

材料一:

    据新京报报道,2019年11月3日,北京市朝阳医院急诊科接诊了两例患者,其体检样本经中国疾控中心检测,于11月12目中午确诊为肺鼠疫病例。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所有开设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即日起重点筛查发热门诊就诊患者。

    自2019年11月12日至2019年11月15日,在传播媒体中共有与鼠疫事件相关信息49,491条,其中来自微博的相关信息最多,总计26,295条,占比53.13%。据舆情发展趋势显示,事件于11月12日晚发酵,13目热度达到顶峰,在北京市卫健委回应后,关注度逐渐下降。

    此次事件中,“是否出现传染患者”“如何预防鼠疫”“鼠疫如何传播”成为网友舆论的焦点,“病例”“北京市”“患者”等词出现频率较高;因媒体的科普, “旱獭”、“跳蚤”也成为了大家热议的主题词。此次事件中,中性情绪占比82.21%,负面情绪占比17.18%。

(摘编自新浪网)

材料二:

    鼠疫又称黑死病,属于甲型传染病。鼠疫起病急、病程短、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未及时治疗的情况下病死率可达50%-80%。个人防范应注意防止跳蚤叮咬,避免接触动物尸体,避免密切接触肺鼠疫患者;如突现发热、寒战、淋巴结发炎肿痛或呼吸急促且伴有咳嗽或血痰等症状,应及早就医。如今已有有效药物对症治疗鼠疫,尽管鼠疫会造成极高的死亡率,但是鼠疫杆菌对外界抵抗力较弱,对干燥、高温和一般消毒剂都很敏感,阳光直射或摄氏100度煮沸1分钟均可杀死细菌。最有效的对症治疗药物是抗生素,主要是链霉素。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鼠疫治疗都表明,链霉素是对付鼠疫的首选药物,无论对哪一型鼠疫都有效,只是用量对应不同鼠疫类型有差异。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用药量大,腺鼠疫及其他各型鼠疫用药量较小。不论哪一型鼠疫,早期、足量给药,再加上一般性治疗,如急性发热期病人应给予易消化、高蛋白、高维生素的流质或丰流质饮食,肿大淋巴结的局部治疗初期多采用冷敷法,就可以有效治疗鼠疫。

    历史上导致人们大量死亡的鼠疫,主要是因为没有特效药物和有效隔离,即便在1910年发生的东北大鼠疫还没有键霉素等特效药,但通过隔离和一般性治疗也能战胜鼠疫。在今天,鼠疫当然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与链霉素可以一起使用的还有四环素、庆大霉素、丁胺卡那霉素、氨霉素、唑诺酮类反磺胺等多种有效药物。总而言之,在预防措施到位以及有效的药物治疗前提下,对于鼠疫我们已经无须“谈鼠色变”。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警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锡林浩特市公安局网安大队民管在日常工作巡查中发现,一网民“燚某”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一则关于:鼠疫的谣言信息称:“过两天可能内蒙古鼠疫爆发,现在我们身边已经不止那两个人被确认为鼠疫了。” 鉴于该微博内容敏感,舆论负面影响严重,有可能引起市民恐慌,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立即责成网安大队展开调查,经与相关职能部门多方核查后,确定该微博内容不属实,并第一时间将涉及散布谣言的李某依法传唤至锡市公安局接受调查。

    经查,李某道听途说他人传染鼠疫的信息并未核实发到自己的微博,该信息夸大事实、严重偏离事实真相,李某本人对其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供认不讳。

(摘编自头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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