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 的思维方式。《周易•系辞传》：“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像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卦象是《周易》的骨骼，舍象则无《易》。借助卦象，并通过象的规范化的流动、联结、转换，具象地、直观地反映所思考的客观对象的运动、联系，并借助六十四卦系统模型，推断天地人物之间的变 化，这种思想方式渗透到中医和中国古代科技之中。道家庄子主张“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魏晋玄学家王弼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明象》）的命题，表明了中国 思维穿透语言，领略语言背后之象，进而穿透形象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的特点。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之根据和全体。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 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中国哲学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

       道家认为，心灵的虚寂状态最容易引发直觉思维。因此，人们要尽可能地摆脱欲望、烦恼的困扰， 保持心境的平和、宁静。而要使直觉思维真实呈现，则离不开默思冥想的“玄览”。老子主张“涤除玄览”。“涤除”即否定、排开杂念，“玄览”即深入静观。这是在高度精神修养的前提下才具备的一 种思维状态。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心斋”即保持心境的虚静纯一，以便直接与道契合。“坐忘”即心灵空寂到极点，忘却了自然、社会，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肉身和智慧，物我两忘，浑然冥同大化之境。 儒家孔子的“默而识之”，孟子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荀子的“虚壹而静”、“大清明”，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朱熹的“豁然贯通焉”，“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陆九渊的“吾心”与“宇宙”的冥契，王阳明的“致良知”，虽不排斥客观外象直接作用于感官认知，但都是扬弃知觉思虑，直接用身心体验宇宙终极的实在，达到对道德本体之契合的一种境界或方法。

       佛家更是强调一种精神性的自得和内心的体验，彻见心性之本源。禅宗的参究方法是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直心而行，无念为宗，触类是道，即事而真。不执着外物，种种言行纯任心性之自然。禅宗的顿悟成佛，排除语言文字、逻辑思维工具，主体直接契入客体（人生的本性或宇宙的实相），与客体融合为一。这种思维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是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有赖于每个人自己体悟，别人只能暗示、启发，而不能替代。

超越逻辑，祛除言诠，止息思维，扫除概念，排斥分析、推理诸理性思维活动，精神内敛，默然 返照，当下消解了主客、能所、内外、物我的界限，浑然与天道合一。这是一种思维状态，即“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下得到了对于生活和生命，对于自然世界和精神 世界之最深邃的本质的一种整体的、综合的洞悉。但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在多次反复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理性思维的铺垫，这种灵感或悟性就不可能出现。

（选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书法美学意象差异的形成

    探寻书法美学意象差异的形成原因，应该追溯到时代美学潮流。六朝书家多为门阀士族，以登临山水、留恋诗酒之余为书，耳闻丝竹管弦、郎侬唱和的靡靡艳歌，目睹山明水秀、鸟语花香的绮丽风光，再将所感受到的社会风貌和自然景物亦即客观事物的优美形象融入书法，自然要“以流美为能”；唐人自北朝以来历经战火兵燹之乱，整个社会长期存在的金戈铁马为美的尚武精神熏陶融铸了大批有名或无名的书法家的美学思想。他们与关陇健儿朝夕相处（或许书家本人就是其中一员），对后者那种质朴豪放的性格和威武强健的形象久已耳濡目染，加之习见深峻的山泽，广阔的原野，天苍苍，野茫茫，胡马嘶风，悲笳动月，旌旗耀日，佛象凌空；其阔大的气势、粗犷的线条、强劲的节奏、豪迈的风度、威严的姿态，经过形象思维的感受、提炼而融入书法艺术，自然会使传统的书法形象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而形成唐代书法家特有之雄峻坚实的风格。初唐时代审美兴趣重心的回归，更促使了唐代书法家自主意识的颖露和唐代书法美学模式的建立。当然，打破六朝权威的迷信，并不意味着对江南先进文明与文化遗产的全面排斥和简单否定。如张怀瓘对右军各体书法，还以推崇居多，仅就草书、章草二体提出异议，可见还是以继承为主。但这勇敢的不同意见，却如春雷惊蛰，向世人宣告着美学领域的复苏。“若所见与诸子雷同，则何烦有论？今制品格以代权衡，于物于情，不饶不损。惟以理伏，颇能面质，冀合规于玄匠，殊不顾于聋俗，夫聋俗无眼有耳，但闻是逸少，必暗然悬伏，何必须见？见与不见，一也。”这以其标新立异骇世惊俗的直言谠论令人顿开茅塞的美学鉴赏与批评标准，振奋着昔日不遗余力地推崇六朝模式今朝却非打破六朝框架不能求得自身之发展的唐人的精神，鼓励和引导着唐人向那似乎已由前人走得烂熟其实还是尚未可以知的领域去开拓和探索。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整体关联。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这就像一个太极图，里面有阴也有阳，阳长阴消，阴长阳消，而阴阳又是互根的。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此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强调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强调彼此转变。在古人心目中，不论有多少事物，不论现象有多么复杂，都可以用一个东西贯通，这就是“道”，孔子讲“士志于道”，庄子讲“道通为一”，佛教华严宗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道”的文化。汉代河上公注的《老子》很有意思，他认为老子的很多道理，既可以用在治身上，也可以用到治国上。“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对人体的认识运用到政治这个集体上。范仲淹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人生志向，也早已成为千古佳话。

    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为什么要讲“中”？因为“中”就是事物的平衡。如果失去了平衡，就会产生偏差。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相对而言的。在这个时间地点取得了平衡，到了下一个时间地点又不平衡了，又得再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动态平衡。近代哲学家章太炎讲到，西方哲学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相对来讲是静止的，因此可以对它进行细致的精确的静态的分析；中国哲学关注人，人世间的事情是变动不居、瞬息万变的，不可能用静止的方法，而只能用动态的方法整体把握。

    中国文化主张自然合理。只有符合事物的本来状态才是最合理的，这就是自然合理。这里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是万事万物的本然状态。从大禹治水到李冰治理都江堰，指导思想就是顺其自然、自然合理。大禹治水，看到水总是要往下流，就疏通河流，让水能够顺畅地流下去，所以水就治好了。李冰看到水是波动的，就不用死的、硬的坝栏，而是用竹篓子装上石头，放在那里，随着水的波动，它也会起伏。汶川地震中，新修的钢筋水泥的水坝都震坏了，而李冰留下的装着石头的竹篓子却没有坏。顺其自然的思想，可以适用于一切方面，适用于人身，适用于社会，也适用于整个大自然。大自然本身也在不断调整，我们要顺应它本身的发展趋势，帮助它取得平衡，而不是去破坏平衡。

    现实中的人和人是有差别的。荀子曾引用《尚书》中的“维齐非齐”来谈他对平等观念的理解，认为要达到社会的平等，就必须“非齐”；一味追求“齐”，结果可能反而是“不齐”。孟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如果都按照同一个标准去对待的话，那当然就“不齐”了。究竟是“齐”还是“不齐”，不能只看表面现象。“维齐非齐”4个字背后蕴涵着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先秦儒家讲“维齐非齐”，宋明理学家讲“理一分殊”，其根本精神指向是一致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对“理一分殊”哲学思想的形象化表达。

    “恭敬”连用，表示态度温顺和蔼。古时候，这两个字却各有侧重，“敬”是内心修养，“恭”则是这种修养的外在反映或者显现。

    先说“敬”。在儒学看来，人心（性）至善至妙，但是作为个体，人在出生之后，就会受到各种后天欲望、情绪的干扰，从而使至善至妙之“心”受影响、被遮掩。如何才能保证不失本性之真呢？也就是说如何才能保住个性且使之与集体意识一致呢？这就必须要持“敬”。朱熹曾说“主一无适之谓敬”，他所说的“一”，不是特指某一具体事或物，而是具有丰富儒学内涵的哲学概念，是“道”所生之“一”，也就是最为纯真的人之天性。而“无适”并不是无所适从，而是持守专注，不起别念。可以看出，朱熹所理解的“敬”就是将全副心思用到对“道”的体悟和把握上。宋儒曾拿《礼》中“执虚如执盈，入虚如有人”这两句话解释“敬”：拿一只空杯子，也应该像拿一杯盛满开水的杯子那样；走进空无一人的房间里，也要像走进有人的房间里一样。不能因为没有开水，就掉以轻心，马马虎虎；也不能因为房间里没有人，而生轻慢之心和不好之念。否则，杯子会因大意而摔掉，心性也会因邪念而亏损。“敬”在日常实用当中，其作用也是如此之大！

    再说“恭”。所谓“恭”就是“敬”的外在表现。现代心理学已经揭示出，有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就必然会有相应的表情或身体语言表现出来。“敬”的内养，也无一例外地会表现在外表上，那就是“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一幅端庄肃穆的样子。宋明以来，道学家们往往方巾葛袍，严于治家待人，不苟言笑，“坐如尸，立如斋”，透出来一股僵腐之气，所谓“道貌岸然”，指的就是这种形象。在儒学统一的价值标准下培养出来的道学家，也有着统一的行为规范和言行举止。表面上看，似乎是超凡脱俗的必然产物，事实上它不仅扼杀了个性，而且也从根本上与孔子“因材施教”的精神相违背。“道貌岸然”，恰好是儒学走向僵化的标签。

    宋儒忽然从先秦经典里找到一个“敬”来解释修身的手段，很可能是受佛教重“定”的影响。儒士们持敬的态度，跟僧侣日常的修为做早晚功课很是类似。更主要的是，持敬要求专心一致，也跟“定”中之境有几分类似。一般所谓“入定”指思绪不起，使慧心呈现；而持敬也是专心于一处，不作他想，以便内养充盈，真性流露，通于大道。若果真如此，那么，宋儒重敬，还说明了另外一个儒佛融合的问题。不过，敬到底还有儒学色彩，因为敬时精神守持一处或专注某物，而“定”则打断了与现实生活的一切束缚，是精神自由生慧得“悟”的必要手段。二者一重“有”，一重“无”，这也许可以说是儒佛二教价值指向上的不同的必然结果吧。

    虽然“恭敬”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着很浓的封建色彩，甚至给人僵化和腐臭之味，但是，作为内修的一种手段，恭敬要求个体以温和的态度待人接物，却是值得肯定的。任何时候，盛气凌人总是给人留下坏印象，而且也损害了自己的人格，不如温厚和顺给人亲切感，这一点，却是必须记住的。

（选自《传统文化导论》）

    马克思说：“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这就是说，人是双重生命的存在。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物”，存在于自然之中。作为一种自然存在，隶属自然的本性规定了人如其他自然存在物一样，受自然必然性的支配。这是人存在的客观方面、物质方面。另一方面，“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作为一种自为存在，人的活动总是灌注着一种内在的渴望、憧憬，即要求在创造性活动中，通过自我意识，把自身从自在的自然世界中提升出来。这是人的存在的主观方面、精神方面。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的共在、共存，人才能成为有生命创造的人。梁漱溟的“人禽之辨，前者形为心役，后者心为形役而已”的议题，同样也暗含着对人的两重性存在的肯定。“形为心役”，一方面肯定了“心”这种精神内驱力在人的存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形”与“心”、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不是分裂的，而是相互依存、同生共存的。正是因为两重生命的共在，人才能在生产自身、满足肉体物质需要的同时，追求和创造自身价值与意义，从而形成人独有的身心不二、体魂合一的存在方式。

    但进一步看，人的两重化生命存在对人的意义并非等量齐观。帕斯卡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在内在的精神世界中，寻找自己、认识自己，进而过有意义的生活，这才是人之为人的独特性。赫舍尔直言：“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他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人所固有的。”面对现代人的沉溺于物欲，皮兰德洛的“我为什么不是我自己？”以反问句式和更强烈的指向，说明了精神生命、意义生命是人的生命的重要内容。诸多论述共同表明，能将人和一般动物区分开来的，不是人的存在的容观方面、物质方面，而是人的主观方面、精神方面，其中，对意义的追问和对真善美的向往，是人独有的内容。这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对意义的渴望与追求，是人的精神支柱，是人的最高意义上的精神权威，是人独有的最高之境，也是人的本性的重要方面。它使人立于自然而又能超越自然，受制于肉体生命而又能超越肉体生命的局限，成为一种超越之物，一种“超自然的自然体”、“超生命的生命体”。

    总之，人既不是纯粹的物质存在，也不是纯粹的精神存在，而是具有精神意味、意义向往的物质存在和在自然界中的精神存在。

（摘编自李丽《文化困境及其超越》，人民出版社）

①在公共生活中的“说理”是一种理性交流、表达看法、解释主张，并对别人可能有说服作用的话语形式。说服就是运用语言来对具体的他人作劝说、解释、说明，以期对他们有所影响。伊索寓言中有一则《太阳与风》的故事：太阳与风进行比赛，看谁能使穿着外套的行人脱掉外套。风刮了又刮，但刮得越凶，那个行人就把外套裹得越紧。然后太阳出来了，照在行人的身上，行人感到身体出汗了，就把外套脱了下来。这个故事可以用作“说服强于强制”的寓言。希腊哲学家芝诺对说服有相似的说法，他称说服是一只摊开的手掌，而不是一个攥紧的拳头。说服是欢迎他人加入对话，不是企图限制他们有自己的看法，更不是威胁他们不准有自己的看法。

②说理通过说明和协商，而不是暴力或战争来解决人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并形成一种可以称之为“讲理”的文明秩序。所有的战争和混乱都是在没有协商，无理可讲的情况下发生的；说理使得人类能够用摊开的手掌，而不是攥紧的拳头来相互交往，人类才得以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当下互联网中的说理常常被当作是攥紧拳头，而非摊开手掌的话语行为。这样的“说理”便成为“占领话语阵地”、“口诛笔伐”、“论战”和向对方报以“投枪”和“匕首”。这种“说理”观念令无数人深受其害而浑然不知。

③说理是发表意见，但“发表意见”并不就是说理。任何表达看法的陈述，包括骂和谩骂，都可以说是“发表意见”，但并不是说理。说理的“发表意见”必须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结论”(也称主张或看法)，另一个是“理由”，结论是由理由来支持的。当然，有理由支持的结论未必都确实或可靠，因此需要评估理由是否真的能充分支持主张。

④说理需要平等、理性地对待不同意见，并不只是出于说理者主观意愿的“宽宏”、“宽厚”或“宽容”，而是由“说理”本身的话语特性决定的。说理离不开价值判断，包括伦理和政治的判断，尽管它并不专门讨论伦理和政治。说理面向所有公众，说的是社会群体中的许多人，而不只是专业小圈子里的专家们所能听得懂的道理。说理不只是发生在说话者的头脑里，而且是必须说给公众听的。放在一个人头脑里的论理或推演是否可靠，是否合理，不说出来，别人又如何去检验呢?说理提出的“看法”无论具有如何充分的理由，都只是一种具有或然性而不是绝对确定性的结论。因此，说理总是可以再说理的，说理是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结果。

⑤说理由哪些主要因素构成?作为修辞术的说理有三个构成因素，分别是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所说的“逻辑”、“信誉”和“情绪”。

⑥“逻辑”的意思是“用语言表达思想”，诉诸于“理智”和“理解力”。亚里士多德称逻辑是存在于证明本身之中的。逻辑是说理中最重要的说服手段，有逻辑的说理就说得通，而没有逻辑或是逻辑混乱的说理则说不通。一个人哪怕没受过什么教育，别人也可以与他说理，他也不会完全弄不明白“说得通”与“说不通”的区别；但是，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获得比较好的说理能力。

⑦说理的第二个因素是“信誉”，亚里士多德称其为“存在于说话者品格中的东西”。有信誉的人让别人觉得可靠，这样的人说话才会对别人有说服力。一个人是否可信，当然是一种印象，但却是一种合理的印象。一个人因为一贯诚实、言而有信而被别人看成是可靠之人，反之则是一个无信之人。这不能保证可靠之人一定不会说谎，或无信之人就一定不可能说真话。但一旦人们形成了可信或不可信的印象后，便很难轻易改变。可信度在说理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一个人、一份报纸、一个组织、一个政府有说谎的历史，自然也就被人们视为不可信，即便在某个具体问题上说的是真话，也难以取得说服的效果。

⑧说理的第三个因素是“情绪”，亚里士多德称其为“存在于听众那里的东西”。逻辑说理是理性论证的主要力量，但单靠这种力量往往并不能起到预想的说服效果，还需要动之以情。人们常常凭感情接受说服，并不需要先弄清道理，也不在乎说话者可靠或不可靠。哲学家罗蒂就提出“背弃理论，转向叙述”的说理主张，这是一种诉诸情绪的说理方式，它甚至显得不是在说理，而是在说故事。说故事引导对方想象一种你我他都能感同身受的境遇，由此形成的共识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推理出来的。当然，说理中的情绪需要恰当和适度的把握。

⑨在说理中，逻辑、可信度、动情都是必要的手段，但也都可能被滥用或不当运用。说理者要避免逻辑谬误，建立起正确的逻辑；建立好的信誉和形象；正确使用打动人心的说理方式，从而增强说服力。

(摘编自徐贵《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