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当今社会，有一样东西几乎让所有人都无可逃逸，那就是浮躁的风气。这话虽有些偏激，却道出了许多人欲言难言的自我困惑。

    杂乱吵闹是喧嚣的外在表现，其本质则是浮躁，是人们内心的急躁、失衡、不沉稳。浮躁，是丧失定力，随波逐流；是心急如火，投机取巧；是虚浮夸张，一片泡沫；是不要过程，只要结果。人生在世，谁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和欲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面对浮华世界，人们的欲望变得更大、更多、更急切，由此衍生出浮躁的社会风气。

    浮躁之风盛行，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为官者盼望一步登天，为学者盼望一步到位，为商者盼望一夜暴富，为艺者盼望一举成名。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被浮躁之风笼罩，清静的人生、专心的工作、精良的产品，变得稀罕起来；因为求快而忽视了细节和质量，导致一些地方事故多发、反复折腾、劳民伤财。那些整日忙碌赶场子的人，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那些跟风起哄盲目不安的人，看似日理万机，好像勤奋忙碌，到头来往往难成大事，原因就在于他们“用心躁”而无法“用心一”。

    对于浮躁，古人总结出了“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节奏加速，变化更快、更多、更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极为敏感；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变动不居之中也有恒定不变的规律——结果需要过程，成功必得付出。即便是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站上了创新的风口，如果没有扎实稳固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成功终究是短暂而不稳固的。舒服与辛苦，安逸与劳顿，亦有着互相转换的辩证法。

    《道德经》里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人活一辈子，要想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西，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避开社会的喧嚣，拒绝外来的诱惑，祛除内心的焦躁，静下心定下神，扎扎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事，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浮躁所裹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所揭示的，乃是喧嚣之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孤寂、受得清苦、看穿陷阱、看淡诱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了静的底色，才有达的境界、定的气质、和的格调，才能让人生剧本脱俗雅致。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是“大家”风范，亦属常人能力所及。内心的宁静，是最为深厚的修行。让宁静成为心灵的常态，我们不必超脱凡尘，也一定可以专心致志、成就非凡。

（选自2016年4月《人民日报》，有删改）

    纵观中西古代艺术史，对人自身的认识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理性精神。

    中国从先秦强调人的内在精神的美，到两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唐代韩愈等人的“文以明道”，到宋代程朱理学的“言理不言情”，弘扬的都是理性精神。这种理性，不仅仅表现为纯粹的哲学思辨，还表现在艺术所反映的文士阶层的人生观念和处世态度。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鲜明地倡导人的理性精神。他的名言是“美德即知识”，每个人都应该有知识。在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更是强调理性知识的作用，他在《理想国》中就把培养哲学家作为社会的头等任务。苏格拉底所开创的雅典学派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正宗，他所提倡的理性精神成了西方文化传统包括艺术传统的精髓。不只文学艺术，其它艺术也体现了这一理性精神。建筑不只是为避风雨，而且追求使人赞叹的华美；音乐舞蹈等表演不去逼真创造幻觉的真实，而是更多诉之于理解、想像的真实。这明显高扬的是人类的理性精神。

    人类理性精神的高扬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人的社会角色意识。人来到这个社会，就一定要扮演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角色意识，不同的意识导致不同的面孔。社会角色规定了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占有的社会位置以及相联的行为模式，预定了处于该位置上的人的言谈举止的基本准则。在儒家思想起主导作用的中国艺术王国中，人的角色意识非常强烈：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孔孟制定的这些道德规范成为每一个人的行动准绳。在社会责任和“自我”发生冲突时，人们首先服从的是前者。马致远的《汉宫秋》中，王昭君因爱国纵身投江。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中，程婴以父子的死来救孤儿及全国的孩子；而公孙杵臼则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使程婴父子活下来。在面临生死的重大时刻，他们几乎都不存在心理上的冲突，都没有“自我感情”的考虑；考虑的只是个人在社会上所处的某一地位并由此而带来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人说，中国人是重社会而轻自我，西方人是重自我而轻社会。这并不准确，起码在古代社会不是这样。荷马史诗中的氏族首领大部分都是勇敢无私的。阿喀琉斯的母亲曾经预言，他可能有两种命运，或者过和平生活而长寿，或者在战斗中早死。为了得到荣誉和尽职，他选择了第二种命运。赫克托尔的妻子规劝丈夫不要上战场，他响亮地回答：“保卫特洛亚是我的职责。”

    中西方古代艺术所揭示的人的社会角色意识，是人类对自身的深层认识。人一生下来，就首先面临着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问题。人的角色意识是处理好这种关系的中介因素，也是自我完善、自我改造、自我平衡的必要环节；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理想的精神境界都是从中产生的。它高扬的是人的自觉性，是人的理性精神。

      当然，高扬理性既有正价值，亦有负价值。人一切从社会要求出发，扮演好自己所充当的社会角色，势必把自己看成是具有群体生死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个体；势必以理驭情，以社会利益来压制个人的欲望。这样，个体的主观情感、本能欲望被排斥在精神生活之外；合理的要求常常被当作有害的东西而加以压制，个人的创造探索也往往被视为异端而遭扼杀。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

（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文艺复兴史纲》，有删改）

触屏时代的心智灾难

    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时代的到来，触屏时代的到来，在空前地、令人震惊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同时，也完全可能造成黄钟喑哑、瓦釜轰鸣的颠倒局面，造成日益严重、难以救药的学风败坏，造成习以为常的轻飘、浮躁、浅薄、急功近利、人云亦云，或者标新立异却并无干货。尤其是，哗众取宠的薄幸儿大量出现。

    传播本来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但是手段的被使用，完全可能变成使用手段的人被手段使用。使用变成了被使用，被使用的工具变成了主体，而主体变成了傻气十足的跟班——北京话叫作“催呗儿”。例如餐具压倒了饮食，语言干扰控制而不是服务于思维……形式主宰了内容，这些是早已有之的不幸状况。

    所谓信息的异化，就是说信息从素材变成了成果，传播由中介变成了价值的体现，传播的速度与数量变成了真理、科学、艺术、成功与否的主要衡量标准，变成了精神产品的首要追逐，而传播的能力包括忽悠炒作的能力与招人喜欢的外表，都成了成功的基石。信息传播，如茶如火，如龙卷风，如海啸，搞得我们的理论、文化、艺术、科学、决策在信息的浪涛滚滚中，或者风头劲爆、或者摇摆不定、或者垂头丧气。信息传播的洪流，正在推出一些牛人，昨天宣布读图与信息爆炸，今天宣布触屏时代到来，后天宣布名人、名牌、名书、名药都是他们打造成功的，他们牛气十足地宣布平面媒体的过时，宣布文学即将死亡，小说即将湮灭，他们鼓吹着各种票房、印数、点击量、收视率、福布斯榜，他们制造着巨星、超女、好声音、畅销书及其作者、意见领袖、有影响力者、世界纪录。他们承认即使是一条狗如果能够在现代传媒中不断出镜，也能成为“中华第一名狗”。

在大数据的潮流里，文学、纸质书籍首先被冲击。原因是语言文字在各种艺术介质当中最缺少直观性，最符号化。它们不像图画、音乐、歌曲、舞台表演、声像节目，更不像3D.4D（是不是正在出现7D.8D?）影院那样富有肉感器官刺激，它们不能给人们以视觉、听觉，直到嗅觉、味觉、触觉，还有臀部、腰部震动。语言文字是符号，是思想，不通过大脑的感受、解读；联想、思考，它们不过是一群乱码，对于蠢人，语言尤其是文字，完全不能传递足够的信息。这样，不喜欢动脑筋的精神懒汉，当然不希望通过语言文字而是通过身体与其器官，直接接受刺激与抚摸来获取信息。但恰恰是语言与文字而不是3.4.5.6D们能发育与推动思维。当人们只会用耳朵、眼球、舌头、鼻孔、皮肉来接收信息的时候，很可能意味着头脑的萎缩与灵魂的干瘪，意味着白痴时代、低智商时代缓缓逼近。

    而由网络宣布《红楼梦》等名著的死活读不下去，正是牛气冲天与蠢态毕露的新表演。它们干脆挑战经典，挑战中华的与人类的文化史，挑战智力的底线。当然，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大众普及化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精英的愤怒或者悲泣所能左右的。问题在于平衡，质与量的平衡，大众与精英的平衡，高端精神产品与大众精神消费的平衡。我们这里需要政府、市场与专家能够在文化事业、文化生活中起到恰如其分的均衡、适当的良性互动互补作用，而绝对不是一味市场化。

    我们要告诉国人，文化不应该断裂，也不会猝死，文化首先不是力量而是品质，文化的代表首先是诸葛亮、孔孟老庄、李白杜甫……而不是“三个臭皮匠”。“三个臭皮匠”上网固然有可能凑成诸葛亮，也不无可能排除或者宣布诸葛亮的智慧他们死活不能接受。找几千个“网虫”宣示对于经典的拒绝，不是经典的出丑而是我们自己的丢人。越是触屏时代，越是要有清醒的眼光，要有对于真正高端、深邃、天才与创造性的文化果实苦苦的期待。

（选自《读书》，有删改）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一般认为战国时代已出现了有封闭结构的市。市的四面有围墙，墙的中间有门，称“市门”，市中有“十”字街连通四面的“市门”，其中以南门最为重要。《韩非子，内储说上》说，宋国太宰派少庶子（家臣）到市上去，回来后问他“何见于市”，回答说：“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正因为南门最热闹，所以那里就经常成为公布赏格的地方。《史记：商君列传》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商鞅于变法令未下达时，为取信于民，“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千金”。这里的南门不是城门，是市门。

西汉时，长安出现了对称的东西两市制度，《汉书·惠帝纪》谓惠帝六年夏六月，“起长安西市”，此时建起西市，说明东市早已建成。这应是市制的进一步发展，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这种两市制度在唐朝的长安还沿用着。《木兰辞》中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诗句，似乎北朝时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市。

    据记载，长安的西市由六个市组合而成，东市有三个市。班固《两都赋》有“九市开场，货别隧分”的说法，说长安东西两市的九个市各按商品的“货”来区别，又按“里”（每个市以“十”字街为界，划分成四个里）中的“隧”（小路）来分设各种同类货品的列肆。

    晚唐时曾出现过一种特别的“宫市”，《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三年说：“比岁以宦官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韩愈《顺宗实录》评论说：“名为宫市，其实夺之。”白居易那首著名的《卖炭翁》就是形象描绘“苦宫市也”的诗。所以宫市并非正常的集市交易，而是强权的掠夺。

    市的格局，大约在北宋中期有了变化，开始由封闭式设置逐渐转向以酒楼或茶坊等为中心的新的开放式的街市格局。这种格局在宋人张择端所绘之《清明上河图》中有着形象的展示。在图中可见沿河多设有酒楼商铺，还有戏台等，商业区已和民居融合为一体，买卖没有了时间上的限制。这种城与市融合的新格局已非常接近现代意义的城市格局了。

（节选自陈璧耀《说“市”》，《咬文嚼字》2011年第12期）

    借助于《百家讲坛》的神力，沉寂了很长时间的庄子也终于开始风光起来，他的人生哲学也变得流行起来。什么“逍遥游于物外”，什么“无为、无功、无名”，追求绝对的自由精神，等等。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庄子也是中国犬儒主义的创始人，庄子的“自由精神”混合了犬儒精神而显得俗不可耐。在今天的中国倡导庄子精神实在不是时候。

    《庄子》的“自由精神”似乎早为大家公认，其高蹈超越、想像之奇绝，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我要补充的是：《庄子》中还有大量犬儒主义言论，体现了一种非常糟糕的鸵鸟智慧和乌龟哲学。庄子一方面大骂世俗，一方面又反复说要“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也就是说，不要去管什么是非，要无条件地和世俗世界好好相处；一方面大谈“不为物役”，但另一方面又告诫人们要“与物周游”、“与物为春”。庄子一方面是大胆想像，神游于九天之上，另一方面则奉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现实主义策略。庄子的想像更多地体现在玄空的神游上，在实际行为上却认同价值颠倒的现实世界。他的“游”也只是不触及现实的“神游”而已。其实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结合才是完整的庄子，它们共同组成了犬儒式的人生态度。

    所谓“犬儒主义”，指的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畸形关系。犬儒主义诞生于公元5世纪的希腊，它指一种对文化价值的对抗精神，一种深刻的怀疑，它认为世界是不值得严肃对待的，不妨游戏之。到了现代，犬儒主义 的含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其对于世界的不信任和拒绝的态度没有变，犬儒主义虽然对现实不满，但是又拒绝参与社会世界，或遁入孤独和内闭，或转向任诞的审美主义，而其骨子里则是虚无主义。他们对于世界保持了清醒的距离意识，但是却不敢或不愿与之正面对抗，而以一种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处理态度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妥协混合的矛盾立场。

    犬儒主义不仅仅表现了现实的黑暗，或者现实世界中道德的颠倒和价值的真空状态，更是人们对于这种颠倒和真空状态的麻木、接受乃至积极认同。犬儒主义者即使在心理也不再坚持起码的是非美丑观念，不但对现实不报希望，而且对未来也不报希望。犬儒主义的核心是怀疑一切，不但怀疑现实，而且也怀疑改变现实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犬儒主义是一种深刻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有可能表现为死气沉沉、一潭死水，也可能表现为装疯卖傻、装神弄鬼。犬儒主义常常出现在社会黑暗、绝望感弥漫的历史时期。这个时候的突出特点是现实世界的无奈和想像世界的高蹈，两者相互强化。在这个意义上，大概庄子的确算得上是当今中国精神界的导师，它应和了当今中国的普遍的社会冷漠，试图通过内心的所谓“宁静”来掩盖现实生活中的无奈。

    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庄子人生哲学的流行所导致的只能是全社会的犬儒主义，它或许能够培育出一批不问世事的逍遥派，却永远不可能培养出积极参与的现代公民。这难道是我们需要的吗？

（有删改）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产物，它深深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智慧的土壤，是与中华文明民族精神相一致的。

    其一，从哲学价值观上来看，相比近代西方倡导的构建自由民主世界的思想，中华文明中的“和合”思想基础上所生长出来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更为丰富，更加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文明的伦理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是强调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其蕴含着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回答了中国与世界相处的基本价值原则，为全球治理烙上鲜明的中国风格，提供了可行性的中国方案。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其主要特征是崇德尚义、重礼尊乐，强调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追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已经成为中国人开展对外交往的一些基本规则，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宝库。

    其二，从认识论上来看，不同于西方文明中的“主客体分离”的“二元论”，中国历来尊崇物我相与、阴阳平衡、众生平等理念，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世界的认识完全一致。与美国和欧洲人不同，中国人看待世界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相对立，而是强调将主体融于客体，将自己融入世界，用非对象性的思维去领悟这个世界，讲究阴阳和谐、融合共生，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之中。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来，中国的崛起不必然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中国的发展也不能离开其他国家的发展，国家与国家和谐相处共同存在于一个有机体的哲学逻辑之中。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防御态势和温和倾向，积极谋求“君子和而不同”的合作共赢逻辑符合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心理。这一点构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格，也是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其三，在方法论上，中国倡导中庸之道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相吻合。在对中庸的解释中，“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就是待人接物不偏不倚，是一种在矛盾中维系和谐、寻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但是，中庸也反对无原则的调和，更反对同流合污，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与远人交往，不能放弃道德原则，不能舍弃中华文明之主体。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倡议和新观点，比如“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及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等，所有这一切都贯穿着中华文化中的中庸之道。

（摘编自赵可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内涵与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