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前句是根本的价值观，后句是待人做事的根本态度；总的是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求各得其所。

    以和为贵不是单纯的美好愿望，是以对宇宙的根本认识为基础而提出的根本价值观。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观点。指出宇宙万物都是不同成分和因素和谐共存的统一体。从自然到人类社会，从家庭、单位、社区、社会、国家、国际，以至生态，都是如此。世界是和的世界；万物以和为基础，存在于和的状态中。以和为贵是在这一根本认识基础上提出的，就是以和为最高的价值。和的实质是各得其所，以和为贵就是要在承认差别的前提和基础上求各得其所。

    孔子说“政者正也”，又说如果有机会当政，一定以“正名”为当务之急，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他治国的根本理念。《子罕》篇又有“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以各得其所释“正”。“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要使君臣父子各得其所。程子说：“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于各于其所而已。”“和为贵”，就是以各得其所为最高的目标。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差别，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求和谐，而不是取消差别求统一、和谐。

    达到和谐的基本方法是中庸、中道。各得其所的基础是中。只有各个部分、各种因素都无过无不及，达到中的要求，才有整体的和。程子说：“使万物无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

    各得其所是目标，和而不同是原则，中庸、中道是途径。和与中是从不同的角度说，和是总体的状态和目标，中是各局部应处的状态和要求，二者相合，就是中和，也就是各得其所。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精神，基本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渗透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使我们不同族群、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不断相互吸取、相互融合，形成了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在广土众民的中华大地上，组成统一的国家，长期保持稳定统一的局面，绵延发展。对外，中华民族始终与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友好相处，以爱好和平的民族的良好形象展现于世界。

    中华文化的贵和思想，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在承认差别的前提和基础上求各得其所，指示了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的方向。今天我们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外交上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是求“万物各于其所”。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统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求其各得其所；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也要求其内部各因素、各方面，如政府和市场之间，各种经济成分之间，以及城乡，东、中、西部，贫富之间等等，各得其所。可以说改革就是调整各方面、各部分的关系，以达到各得其所的目标；各得其所是改革的目标和实质。

——（选自钱逊《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三：和》）

宋词的文化品格

    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是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是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日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迭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当其婉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时，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除字句易于听懂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的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柳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愁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愁的抒发。在言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的“大江东去”的放歌，辛弃疾的“千古江山”的抒怀，皆可佐证。

    卢梭曾经说过：“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言下之意，法律法规的制定固然重要，但公民是否将法治内化于心，更是衡量一个社会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要建设法治中国，就离不开对公民法治精神的培育。。

    谈到法治，在现实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人负责写，有人负责学，有人负责讲，有人负责信，但是在学的人不讲，在写的人不用，在用的人不信，出现了写、学、讲、信分离的现象。这实际上是一种“法制”手段与“法治”思维的断裂，是缺乏法治精神的表现。“法治”与“法制”虽一字之差，却有着根本的不同。法治，是法治精神的培养，期待着“防于未然之前”；法制，是制度规则的设定，执行着“惩于已然之后”。前者是以教化来实现思维方式上的依法观念，后者是用禁令来规范道德底线上的守法行为。如果仅仅设定了严格的法规制度，却没有依照法治行事的思维，就会出现上面所说的学用分离、讲信分离的倾向。

    “规章只不过是穹窿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不可动摇的拱心石。”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话，其意也是在强调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的重要性。那么如何才能使法治精神真正成为“慢慢诞生的风尚”，成为“不可动摇的拱心石”呢？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首先就是要在全社会营造公共规则意识，这是培育法治精神的社会基础。所谓公共规则，就是人们为了维护公共生活、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公共生活准则。公共规则意识就是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同时也确定每个人应该担负的责任。人们在处理权责问题时，不感情用事，而是依据所定规则作具体分析。法治是对公共规则的制度化提升，是用法律的手段使人们约定的规则得到权威的确认。只有在全社会具有良好的公共规则意识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真正的法治精神。大家都知道“中国式过马路”，不必看红绿灯，只要凑齐一堆儿人就能过去。这是典型的公共规则意识的匮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没有法规吗？不是的。交通法有明文规定：红灯停，绿灯行。所以说，形成法治精神的前提必须是公共规则意识的建立。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次就是要在全民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培育法治精神的思想基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基本要求。之所以把法治纳入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表述中，一方面是培育法治精神的根本问题在于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另一方面是核心价值观建设呼唤并能促进法治的健全和完善，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培育法治精神，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等环节的完善，还要着力在规则意识、权利义务统一意识、责任意识等方面加以深化，通过多途径、全方位的价值观建设，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孙子兵法》讲“朝气锐、昼气惰”。法治精神的涵养应以青年为主体，充分发挥青年人的影响力。这是培育法治精神的群众基础。“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所言，青年之于国家，意味着希望和未来；青年人最具可塑性，其价值观正处于形成时期，其思想正处于建构时期，能够较快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法治精神的培育应当以青年为主体。

    培育法治精神，建设法治中中国，实现依法治国，关键是让法治精神内化于心。

（选自2014年10月22日《求是》，有删改）

    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当时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没有终结。

    诸子之学的内在品格是历史的承继性以及思想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新子学”，即新时代的诸子之学，也应有同样的品格。这可以从“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来理解。一般而言，“照着讲”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对以往经典作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诸如训诂、校勘、文献编纂，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以往思想的回顾、反思，既应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家实际说了些什么，也应总结其中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从而为今天的思考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与“照着讲”相关的是“接着讲”，从思想的发展与诸子之学的关联看，“接着讲”接近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的内在品格，它意味着延续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以近代以来中西思想的互动为背景，“接着讲”无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中西之学已相遇的背景下，“接着讲”同时展开为中西之学的交融，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交融具体展开为世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思想传统都构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资源，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则以二者的互动为其重要前提。这一意义上的“新子学”，同时表现为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系统。相对于传统的诸子之学，“新子学”无疑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形态。

    “照着讲”和“接着讲”二者无法分离。从逻辑上说，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基于既有的思想演进过程，并需要对既有思想范围进行反思批判。“照着讲”的意义，在于梳理以往的思想发展过程，打开前人思想的丰富内容，由此为后继的思想提供理论之源。在此意义上，“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出发点。然而，仅仅停留在“照着讲”，思想便容易止于过去。难以继续前行，可能无助于思想的创新。就此而言，在“照着讲”之后，需要继之以“接着讲”。“接着讲”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进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统的形成，则是其逻辑结果。进而言之，从现实的过程看，“照着讲”与“接着讲”总是相互渗入：“照着讲”包含对以往思想的逻辑重构与理论阐释，这种重构与阐释已内含“接着讲”；“接着讲”基于已有的思想发展，也相应地内含“照着讲”。“新子学”应追求“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统一。

（摘编自杨国荣《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

材料一：

    汽车工业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动力系统里传统发动机和变速箱处于主导地位，多年来发展一直比较稳定，技术也在不断提升。近两年行业里很明显的发展趋势就是新四化，包括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新四化给传统汽车行业带来很大的影响，首当其冲就是动力系统，因为新四化首先是电动化，关系到所谓能源革命的问题。

    新四化的出现对整个动力系统的影响非常巨大。传统动力面临了很大挑战，但是从行业发展历史来看，传统动力系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现在汽车行业的基本共识是，在较长时间段里，多元化的动力系统会共存，发动机和变速箱等传统动力系统还是会被认为是汽车领域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动力系统。

    新能源的动力系统里面也分两部分，从国家定义的角度来讲，一部分是纯电动，另一部分是插电强混，插电强混中也有内燃机，也有电动机。

    就纯电动而言，这块在我国发展非常快速。因为当前我国汽车行业在快速发展，汽车保有量在全球的增长速度非常快，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和压力。一方面能源被大量消耗，石油需要大量进口；另一方面就是对环境有很大影响。所以我们国家有很大的决心来发展新能源的动力系统。从更长期来看，现在很多主机厂都在投资研发燃料电池，也就是氢能源，因为氢能源目前也被认为是终极能源，是可再生的清洁能源。

    在新四化这样一个大变革环境下，动力系统将会多元化发展。因此也需要我们提早布局：一要持续提升传统动力系统的效率，来支撑我们目前作为汽车行业基础的传统动力系统；二要不断发展电动化，包括混动和纯电动：三要提早布局燃料电池氢能源动力系统。

（摘编自《未来汽车动力系统：多元化技术和动力系统并存是大趋势——对上汽集团乘用车技术中心总监徐政专访》）

材料二：

（摘自《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水平分析及展望》）

材料三：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不断增加，消费者的投诉也是络绎不绝。在多个汽车投诉平台上，关于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短、充电难等问题的投诉不在少数，其中，“续航里程锐减”、“续航里程与官方宣传不符”更是消费者们的重点投诉对象。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8年发生的新能源汽车自燃事件就有几十余起。频发的蓄电池自燃事件，让新能源汽车的安全问题甚嚣尘上，也让行业和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质量的担忧和焦虑随之增加。“电池是否安全？”俨然已经成为消费者首要担心的问题。

    车坏了没人修，只能返厂更换。如果购买的是国产车倒不用过多担心，若购买进口车，车辆故障需更换零件，只等相关配件配全也得耗上好几周甚至更长；再者，电工类技术人才严重短缺，新能源汽车维修行业技术标准也相对滞后。因此，新能源汽车在使用过程中的可靠性和保修维护的方便性等等也频频遭到消费者质疑。

    新能源汽车保值率低，是新能源汽车销售的主要障碍，也是制约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关键因素。一些主流新能源汽车的3年保值率甚至低至20%，也就是说3年后只能卖到原价的20%。总的来说，纯电动车型残值衰减较快，并且根据摩尔定律每18个月的电子产品升级，新能源汽车将可能出现难以预估的保值率变化，中国自主品牌的机会与风险并存。

（摘编自《从消费者权益探析新能源汽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材料一：

①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热衷于看向遥远的太空，是最早进行天文观测的民族之一。为了增强观测的精准度，古人发明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天文仪器——浑仪。最初的浑仪非常简单，只有两个互相垂直的圆环，一个圆环和地球赤道面平行，另一个圆环和这个圆环面相垂直。通过浑仪观测，可以更精准地确定恒星在赤道坐标上的位置。

②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浑仪发展成三层结构。它的最外层是固定的地平环、子午环和赤道环组成的六合仪。中间是表示日、月、星的三辰仪，分别是黄道环、白道环和赤道环，它们可以在六合仪中围绕着一根垂直于赤道环的极轴旋转。在三辰仪的内部是四游仪，由赤经环和窥管所组成。其中，窥管能避免天空背景光的干扰，提高观测的精准度，是世界观测天文学上的一个重大发明。

③随着历史的发展，浑仪变得越来越复杂，仪器用起来很不方便。到了公元12世纪，郭守敬对浑仪进行了重大改良，去除了浑仪中一环套一环的繁复状态，发明了简仪。

④简仪共包括两个部分：赤道装置和地平装置。赤道装置（如下图所示）由两个互相垂直的大圆环构成，与地球南北极连线相平行的圆环是赤纬双环，与赤纬双环垂直的是赤道环和百刻环。赤纬双环的南端连接着赤道环。赤道环是一个随着赤纬双环一起旋转的圆环，其外部是百刻环。此外，赤纬双环的中间还有一个经过改造的窥管，叫窥衡。窥衡两端为方孔，能够避免窥管内壁的反光。在地平装置中，有一个与地面平行的地平环和垂直于地平环的立运双环。在立运双环之中同样是可以旋转的窥衡。这种地平式支撑形式已经成为现代光学天文望远镜和许多光学测量仪器的标准结构形式。可以说，简仪将望远镜发明前的天文观测仪器发展到了一个顶峰。

注：“N”表示北

（摘编自程景全《从浑仪到海尔望远镜：经典天文望远镜》）

材料二：

①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新的挑战出现了：建造最大的大视场望远镜。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使这台望远镜在不到10年内就得以建成，2008年10月位于兴隆观测站的LAMOST望远镜终于完工，并于2009年6月正式启用。

②它由两座巨大的圆柱形塔楼组成，塔楼通过一个倾斜的通道连接，其中心的主镜位于一个穹顶内，用以聚集光线。镜片采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设计，由很多块六角形球面镜拼接而成，每块子镜的对角径有1.1米长，却只有75毫米厚。通过实时控制这些子镜，可以达到要求的精确形状，从而生成质量尽可能高的图像。望远镜中还安装有4000多根光纤，这样就可以一次性接收和分析4000个不同天体的特性。

③LAMOST望远镜被命名为郭守敬望远镜，以纪念发明简仪的元朝伟大的天文学家郭守敬。该望远镜不仅可以测量恒星的位置，还可以测量出数百万颗恒星的距离，从而在2012年9月制作出了第一张环绕我们的宇宙三维分布图。2016年6月，该图已经统计了超过700万个天体，准确地说，是7681185个天体。假以时日，这份宇宙图册将囊括天体数量比现在多5—10倍的完整星表。在珍贵的敦煌手稿中，我们发现了代表着公元世纪人类最为完整的全天星图的敦煌星图。在此之后，中国的天文学家在先辈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再一次完成了最新的宇宙三维图像。再过几年，中国或许将会弥补过去4个世纪以来的遗憾，再次回归世界天文学之巅。

（摘编自让-马克·博奈-比多《4000年中国天文史》，李亮译）

材料三：

①近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发布消息称，墨子巡天望远镜新发现的两颗近地小行星——2023WX1和2023WB2近日得到国际小行星中心确认，这是墨子巡天望远镜发现的首批近地小行星。作为北半球光学时域巡天能力最强的设备，墨子巡天望远镜相比于之前的时域巡天望远镜——美国兹维基瞬变源探测设施，它的主镜口径更大，相同曝光时间下具有更高的灵敏度。自今年9月17日正式投入使用以来，墨子巡天望远镜展现出强大的巡天能力，为太阳系小天体特别是近地天体的搜寻与监测研究奠定了基础。

②墨子巡天望远镜的本领不只为星空“拍照”。墨子巡天望远镜的口径达2.5米，采用国际先进的主焦光学系统设计和主镜主动光学矫正技术，可实现3度视场范围内均匀高像质和极低像场畸变成像，同时配备7.65亿像素大靶面主焦相机，具备大视场、高像质、宽波段的特点，能够每三个晚上巡测整个北天球一次。通过巡天数据叠加，墨子巡天望远镜的观测成果可以提供北天球最深高精度、大天区、多色测光和位置星表，在未来数十年内可用于宇宙中各类天体的认证和系统研究。

③此外，据墨子巡天望远镜总设计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孔旭介绍，墨子巡天望远镜凭借其强大的光学时域天文观测能力，可与中国地面的郭守敬望远镜、“中国天眼”、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等大型设备设施和其他中小口径望远镜开展多波段协同观测。未来几年，随着中国新一代空间天文观测设施陆续发射升空，墨子巡天望远镜将与这些设施实现“天地一体化多波段巡天”的网络搭建。

（摘编自刘峣《“星空摄影师”暗夜探宇宙》，《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