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岁月里的杜甫

冯至

    上元元（760）开春，杜甫在亲友的帮助下，开始筹划建造草堂。地址选在城郭西郊的浣花溪畔，这里环境清幽，尘事不杂，杜甫十分满意，作《卜居》诗以唱心中之乐，反映出作者久经动荡得以安宁之后的恬静安适的心境。杜甫有一位表弟此时在成都府任司马，听说杜甫要在西郊建造草堂，便走过来看他，还送了些钱。杜甫十分感激，作诗酬谢。关于草堂的建造过程，杜甫无诗记录，我们所见到的是他忙着写诗向各地友人索求各种树苗以美化草堂环境。

    另外，他还不辞劳苦亲自去石笋街果园坊的徐卿家要果木苗，不管黄梅绿李，是果木树都要。这自然是为了装点草堂，同时也有以果备荒的打算，他是挨过饿的人，曾用野果充填过饥肠，深知它们的重要，“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题桃树》）桃可果腹，花可娱人，这就是他对果木树的整体审美。花果树木之外，他还向友人索要日用家什。可以想见，他当时安家伊始，支锅立灶，盆碗瓢勺，所需家什向人索取者一定不少，只是没有件件入诗罢了。

    这年春末，草堂盖成，树木栽好，老杜坐在院中，有滋有味地欣赏起来了。他赞美它所面临的青青郊野，赞美遮日吟风的桤林茂叶与和烟滴露的笼竹翠梢，欣喜鸟来暂息，燕来定巢。细想起来，这些风物不过是寻常农舍之景，却招来如此赞叹，这从反面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生活境遇已落到十分可怜的地步。他在秦州山野寻找栖居之地的苦况，他长途跋涉于险山急流、危栈古道的种种艰难，成为他乐此茅宅的生活和感情基础。定居草堂的初期，杜甫的心情获得了片刻的宁静，写了不少颇具安恬情味的田园诗，如《江村》诗写村居景物和情事最相融洽：“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此诗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作者初居草堂时的心境。然而这种心境是以“故人供禄米”为条件的，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故人的周济，一旦故人稍怠，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他们偶有接济失时，杜甫的生活就成问题。定居草堂之后，杜甫生活安顿下来，开始游览成都古迹，并与一些风雅人士交往。

    他曾瞻仰过武侯祠，作《蜀相》诗，对诸葛亮一生的磊落功绩做出高度的评价，为其未能收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而痛洒千秋之泪。此诗虽为吊古，却有伤今之意。当时战乱尚未平息，山河破碎，宇内烟腾，于此国事维艰之际，是多么需要有一位武侯这样的贤相来主持国政！此外，诗中写他羡慕诸葛亮的得遇明主，也含有不满于肃宗的意思，他素怀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却被冷落与排挤，这种不平之气隐隐透于诗中。

    游览古迹的同时，杜甫还交结了一些风雅人士。还有一个邻居是黄四娘，她家院子里种着成畦的花木，春天一到，万紫千红，杜甫曾去观赏，写出的诗作《江畔独步寻花》声娇色丽，充满无限生机。杜甫与江村农家关系也很密切，农人时常送给他一些蔬菜，他也常把种植的草药赠予他们。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对农民的纯朴心性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出乎意料地在农家茅舍里找到了寻觅许久的赤诚之心，在不通文墨的农民身上读到了自己的生活信条。这使他感到在茫茫人世间自己的归宿还是与农民的茅舍相杂为好。代宗即位后，曾召杜甫回京补京兆功曹参军，他没有赴任，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选自冯至《杜甫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这是760年，中原没有恢复，关内闹着严重的灾荒，杜甫却结束了他四年流徙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兵戈扰攘、动荡不安的大世界，如今暂得休息，于是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引起他的羡慕。他在这时期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我们把这类的诗句和759年在洛阳道上与秦州道上的诗相比，意境上有多么大的一个悬殊！难道杜甫自己的生活刚刚有了着落，便陶醉在自然的春光里，忘却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了吗？（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②中、晚唐诗人如张籍、白居易、元稹、杜荀鹤、曹邺、皮日休均受杜诗影响。杜甫开创“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描写民生疾苦，下启中唐新乐府运动。韩愈诗气势雄壮、沉雄博大、奇险生硬、拗折艰涩、喜以文为诗，乃受杜诗影响。李商隐诗浓丽沉郁、气象高远、造语精工，亦受杜诗影响。宋代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说：“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维基百科）

刘节：史家风骨士子魂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当时堪称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专攻中国哲学史。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王力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

    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刘节与陈寅恪的师生情谊广为人知。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回忆，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师陈寅恪最后一程的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他是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批陈的学生，义无反顾地与恩师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却还经常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教授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刘节挺身而出，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经受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从《刘节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以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治学和研究为乐。

    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在“文革”期间，刘节先后遭受60多场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面对这类政治运动，现存的《刘节日记》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直接记录，但读书的人自能感受到他是以平常心、宽恕心处之的。这有一个旁证，据其学生姜伯勤后来回忆，作为“白专”学生的典型，他也参与批判了刘节唯心主义史学，但1959年本科毕业时，刘节却向学校的党委领导表示：“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这既可见刘节的眼光，也可见其胸襟。

    刘节对子女的教育一贯民主、宽容，据刘节的儿子刘显曾回忆，“我感觉他对我们兄弟俩是慈爱而不溺爱，严格而不严厉”。在他看来，虽然父亲可以说“孔子的门徒”，但回想起来，父亲对儿子、妻子都是很平等、民主的。“他从来不说重话，可以说对儿子亦子亦友、对我母亲亦妻亦友”。刘显曾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也同样是因为父亲鼓励他发展自己的兴趣。在刘显曾20岁生日时，父亲对其说“感情要专一”。当时刘显曾正在上高中，当天他亲自来学校要儿子回家过生日，“在他看来这是我的成年礼了，所以要告诉我这个重要原则。

【相关链接】刘节，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著述颇丰。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方面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迷惑，他通过对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这本书对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一代儒宗马一浮

郭继民

    学者刘梦溪曾以“高人逸士”评价马一浮。马一浮幼年时的“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的诗句似乎预示了其高人的走向。

    马一浮幼年时即智慧过人。初始随母亲学文，母丧后他的父亲请名仕郑举人来教。后举人辞馆，理由是这孩子才智超老师。父亲从此不再延师，听任自学。马一浮一生阅书无数，且过目不忘，被喻为中国20世纪的“读书种子”。李叔同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的多。”

    青年马一浮在赴美期间，广泛涉猎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哲学、社会学等著作。后转赴日本学习日文和德文，并携德文版《资本论》回国。据资料显示，马一浮是将《资本论》原版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中国当时的世界地位及西方人对中国的歧视促其写下了“沦海飘零国恨多”“国命真如秋后草”的诗句并最终东归。回国后，马一浮依旧热衷西学，翻译了《堂吉诃德》《政治罪恶论》等著作。自1906年起，他正式转向国学，并在广化寺潜心读书。三年内，他读完了36400余册的“四库全书”，并做了大量笔记，为其日后的国学研究夯实了基础。

    马一浮的诗歌造诣极高，从11岁的神童诗到临终的绝笔诗，皆融入其性情与学问。他11岁即能依题限韵作出好诗。临终作《拟告别亲友》诗虽短短四十言，但集儒、释、道为一体，诗歌情感真挚，非有真性情者不能作出。熊十力早年曾评价说：“马一浮的学问，能百家之奥。其特别之表现在诗，后人能读者几乎等于零。”

    马一浮的书法亦精纯，他擅长草书，精于篆隶，风格凝练，法度谨严。书法家沙孟海曾说：“展玩马先生遗墨，可以全面了解他对历史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卓越，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除精通书法外，马一浮亦精于篆刻艺术，通于画理。沙孟海评价其印风：“朴茂高雅，纯用汉法……古意新姿，韵味无穷。”至于绘事，马一浮虽少践行，但也提出了卓然洞见。他认为，绘事需要有两种准备：一是对艺术史的考察，二是对艺术理论的理解。作为“游于艺”的绘事最终应“归于仁”，以达到“以胸中至美至善之理想，改正现实之丑恶。”

    1907年他曾表达了这样的心愿：“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记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自此之后，他以传承儒学、“续接圣贤血脉”为己任，不为时局、世俗所动，终成一代醇儒。梁漱溟评价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蔡元培曾请马一浮去北京大学任教，因不同意北大反孔、废经的教学理念，马一浮婉拒之。抗战期间，他为了保留一点儒家的种子，以传统儒家礼教的模式创办了一所书院——复性书院。他提倡精英教育，纯然以求学问道、传承圣贤血脉为目的，并不考虑学生是否能因此“谋职”或就业。此主张与熊十力产生了分歧。马一浮研儒，不在于义理，而在于复“性”。马一浮尝言，“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可谓其志坚性醇的体现。

    马一浮认为，儒学的真谛在于“指归”自己，他真切指出：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真儒者在于切身践行居敬存诚、涵养察识的功夫，而不在于言说。如果学人不能实下工夫、自治病痛、向上提持、自显性德的生命进路，那么多学何益，多说何益？

    他的学术要旨就是“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他认为，“六艺皆史”的主张“流毒天下，误尽苍生”，“学者须知，六艺本是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的。”若把六经堪称史学甚至是考据学，那么心性之学就将蜕变，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马一浮所说的“统摄”，指融会贯通之义，它不仅仅是发生于六艺之间，即所谓《易》统《礼》《乐》，《春秋》统《诗》、《书》等，而且六艺还可以统摄西学。“西方哲学所说的真、善、美，皆包含在六艺之中。《诗》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春秋》是至真……若是西方有圣人出，行出来也是这个六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虽然其观点值得商榷，然而，他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马一浮终生追求并践行《易经》中“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纵观其洁净精微的人生历程，他已进入化境之中，正可谓：“性醇智商，道深行逸。默然不说，其声如雷。斯人已逝，精义常存。一代宗师，千古国粹。”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九旬叶嘉莹：一辈子和诗词谈恋爱

    叶嘉莹，1924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族，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取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圣贤之书让她相信，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着，当人生困厄降临时，便多了应对的力量。读初中二年级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叶嘉莹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很干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

    1941年，叶嘉莹才17岁，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讯，母亲忧思成疾去世，身为家中长女，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还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精于古典文学的伯父十分欣赏她的天分，并引导她走上诗词创作、研究的道路。

    另一个对她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她在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叶嘉莹还保存着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老师希望叶嘉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信是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叶嘉莹保存至今。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

    叶嘉莹的丈夫是国民党海军教官，婚后不久，她就跟着丈夫去了南方，1948年又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1949年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弥漫开来，丈夫因被怀疑是“匪谍”抓了起来。3年后丈夫出狱，却性情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本来，生活的重担已把叶嘉莹压得透不过气，丈夫又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她经常噩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

    后来，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叶嘉莹一抹精神的灵光。诗是这样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世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宽容忍让。而这一忍，就是一辈子。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尽管深谙诗词中的儿女情长，自己却从未真正恋爱过。她的小女儿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 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温哥华定居下来。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叶嘉莹以为自此就能安稳度日了，不料却再生变故。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她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女婿料理完后事，自己关在家里，拒绝接触外面的一切。在这期间，她写下了10首哭女诗。

    诗词不仅帮助叶嘉莹排解悲痛，更给予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在火车上看到有年轻人捧读《唐诗三百首》，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经劫难，但诗歌的灵魂未死。叶嘉莹重新燃起了内心的激情，决心回国。

    从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当时“文革”刚结束，传统文化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学习古典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很多教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旁征博引，令学生们激动万分。叶嘉莹用讲学把生命填得满满的，她记着老师顾随先生说过的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也有学生问过叶嘉莹：“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我也很爱听，可这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她这样回答：“你听了我的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对叶嘉莹来说，“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讲课时，她一定尽己所能，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对她来说，这不仅是对不对得起学生，更是对不对得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她看来，“人生总有一天会像燃烧的火柴一样化为灰烬，如果将这有限的生命之火点燃其它木柴而使之继续燃烧，这火种就会长久地流传下去，所以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大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说人生最大的困难，是找到意义和价值。这难题，她早已解开。

【相关链接】①叶嘉莹接受采访时说：“古典诗词里蕴含的，是我国文化的精华，是当年古人的修养、学问和品格。现在的青年一般都不喜欢读古典诗词，因为它的语言是古典的，里面又有很多典故，有很多历史背景，他们自己看是很难看到里面的好处的，难免对它们冷淡隔膜，这是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要把这些好处讲出来，希望能够传达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理解，只要有人愿意听，只要我的能力还可以讲，我都愿意一直讲下去。”②叶嘉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站在通往诗词王国的道路上，诲人不倦度人无数。诗词给叶嘉莹力量，作为一个承习新知识、旧道德家教的女子，叶嘉莹借它度过忧患，获得疗愈。在诗词这样一种古老而含蓄的文学形式中，叶嘉莹有所躲藏又有所释放。

白寿彝的通史情缘

曹小文

    白寿彝（1909—2000）是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中国通史编纂领域建树颇丰。近代以来，撰写中国通史始终是众多中国史家矢志不渝的崇高追求。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巨制——《中国通史》将这一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62年，白寿彝先生参加了巴基斯坦举办的国际史学大会。国际友人向中国代表表达了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写的历史著作的心声。作为历史学家，他深受感动和鼓舞，决意要在有生之年抓紧时间撰写一部中国通史。197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相关部门曾两次组织写作班子，但都没有成功。此时，白寿彝撰写中国通史的信念依旧坚定不移：“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长这么丰富的历史，我们不能满足那么简单的几本小书，这跟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不相称。”白先生将撰写中国通史作为历史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提升了自身的精神境界。

    1974年，白寿彝再次访问巴基斯坦，国际学者纷纷打听中国历史新著情况。白先生无言以对，心里很难过。虽然距离上次访巴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但中国仍处于“文革”时期，不可能拿出新成果来。

    白寿彝从1977年组织精干力量编撰小型中国通史。1979年，他将30万字的《中国通史纲要》交付出版社。该书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发行总数逾百万册，并有英、日、德、法等多个语种版本问世，美国有些州甚至还将其作为学校的教材。

    1980年，《中国通史纲要》完成出版后，白寿彝就开始了大型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而此时的他已年逾古稀。一个学者已经走过了70年的人生道路，还能实现编撰《中国通史》这个夙愿吗？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白寿彝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说出了一句平实却也极不平凡的话：“我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

    20年的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对于一个70岁的老人而言，却意味着他生命的全部。1979年，年届古稀的白寿彝雄心勃勃，腰板挺直，步履矫健，笑声朗朗，全无老年人的暮气。但1400万字书稿的修改与审定，以及纷繁复杂到常人无法想象的组织协调工作，耗去了他整整20年的光阴。1999年，当人们欢欣鼓舞聚集在北京庆贺白寿彝先生九十华诞和《中国通史》全部出版之际，他却连站立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位睿智的老人，为了编纂这部巨著已罄尽了所有。

    在《中国通史》长达20年的编撰过程中，仅主编就有20多位，作者达500位之多，而一个耄耋老人毫无怨言地承担下了所有的组织协调工作。

    从1975年，白寿彝提出编撰《中国通史》的倡议，得到了众多响应，到1983年《中国通史》编纂课题被定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整整八年，没有科研经费的支持，完全靠着白先生的人格魅力和个人学术威望开展工作。

    白寿彝不放弃任何机会孜孜不倦地工作，包括四次住院手术和去北戴河疗养的日子。他每次都把病房当作工作室，资料书稿堆满了整个房间。在双目几近失明的状态下，他凭借顽强的毅力，采用耳听口述的方式，完全通过思维能力组织文稿的写作和审定。在审稿过程中，白先生非常认真，遇到任何疑点，一定要核实。

    就这样，白寿彝坚持将1400万字的书稿审阅、修改完成。1999年3月，由他总主编的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

（文章有删改）

【相关链接】在《中国通史》众多的主编和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白寿彝相交多年的挚友，如考古学家苏秉琦，甲骨文专家胡厚宣，科技史专家王振铎，语言学家季羡林，历史学家周一良、何兹全、韩儒林、史念海、王毓铨、陈旭麓、韩国磐、陈光崇等等。著名史学家侯外庐担任全书编撰工作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