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有梦想的人才能举起奥斯卡

    ①1978年，当我准备报考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戏剧电影系时，父亲十分反感，他给我举了一个数据：在美国百老汇，每年只有200个角色，但却有50000人要一起争夺这少得可怜的角色。当时我一意孤行，决意登上了去美国的班机，父亲和我之间的关系从此恶化，近二十年间和我说的话不超过100句！

    ②但是，等我几年后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心所在。在美国电影界，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华人要想混出名堂来，谈何容易!从1983年起，我经过了六年多的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大多数时候都是帮助剧组看看器材、做点剪辑助理、剧务之类的杂事。最痛苦的经历是，曾经拿着一个剧本，两个星期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一次次面对别人的白眼和拒绝。

    ③这样的奔波毕竟还有希望，最怕的是拿着一个剧本，别人说可以，然后这里改、那里改，改完了等投资人的意见，意见出来了再改，再等待，可最终还是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④那时候，我已经将近30岁了。古人说：三十而立。而我连自己的生活都还没法自立，怎么办？继续等待，还是就此放弃心中的电影梦？幸好，我的妻子给了我最及时的鼓励。

    ⑤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但她是学生物学的，毕业后她就在当地一家小研究室做药物研究员，薪水少得可怜。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大儿子李涵，为了缓解内心的愧疚，我每天除了在家里读书、看电影、写剧本外，还包揽了所有家务，负责买菜做饭带孩子，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记得那时候，每天傍晚做完晚饭后，我就和儿子倚在门口，一边讲故事给他听，一边等待“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生活费）回家”。

    ⑥这样的生活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很伤自尊心的。有段时间，岳父母让妻子给我一笔钱，让我拿去开个中餐馆，也好养家糊口，但好强的妻子拒绝了，把钱还给了老人家。我知道了这件事后，辗转反侧想了好几个晚上，终于下定了决心：也许这辈子电影梦都离我太远了，还是面对现实吧！

    ⑦后来，我去了社区大学，看了半天，最后心酸地报了一门电脑课。在那个生活压倒一切的年代里，似乎只有电脑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让我有一技之长了。那几天我一直萎靡不振，妻子很快就发现了我的反常，细心的她发现了我包里的课程表。那晚，她一宿没和我说话。

    ⑧第二天，去上班之前，她快上车了，突然，她站在台阶下转过身来，一字一句地告诉我：“安，要记得你心里的梦想。” 那一刻，我心里像突然起了一阵风，那些快要湮没在庸碌生活里的梦想，像那个早上的阳光，一直直射进心底。妻子上车走了，我拿出包里的课程表，慢慢地撕成碎片，丢进了门口的垃圾桶。

    ⑨后来，我的剧本得到基金会的赞助，我开始自己拿起了摄像机，再到后来，一些电影开始在国际上获奖。这个时候，妻子重提旧事，她才告诉我：“我一直就相信，人只要有一项长处就足够了，你的长处就是拍电影。学电脑的人那么多，又不差你李安一个！你要想拿到奥斯卡的小金人，就一定要保证心里有梦想。”

    ⑩不管这个曾经的梦有多遥远，如今它毕竟部分地实现了。1991年4月，我的第一部正式电影《推手》由电影公司投资，在纽约库德玛西恩公司制片开拍时，有人拿了一个木盒子给我，说：“导演，你坐这儿。”没有人注意到，当时我快飘起来了，第一次有人正式称我为“导演”。我觉得自己的忍耐、妻子的付出有了回报，同时也让我更加坚定，一定要在电影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因为，我心里永远有一个关于电影的梦。

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余光中从十二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学习古文。《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赤壁赋》《阿房宫赋》这些经典文章，他都特别喜欢。他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都在寻找着“精神上的家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济慈、雪莱、王尔德等都是他的“家人”。1954年，他的“精神家人”又增添了一大批。余光中与钟鼎文和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诗歌，勤奋创作，不是一首一首地写，而是一辑一辑地写。

    毕业没几年，余光中被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那时，台湾和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很大。余光中虽然热爱西方诗歌，但一想到美国人瞧不上台湾，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发生一些大事：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新婚才两年，大女儿刚出生，还没看清孩子的脸，他就匆匆地出发了。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台湾，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

    1964年，三十六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三十六岁了？拜伦、徐志摩，都在这一年结束生命；王勃、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那一年余光中唯一的儿子出生仅三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好在美国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所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二十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二十多年”，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都会背。

    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诗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的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以前我主要写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片中除了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外，导演还安排余光中带着夫人到垦丁——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故地重游。余光中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圆，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台南小学教科书收录了《雨，落在高雄港上》一诗，导演安排余光中去高雄三民小学听小学生读书。不料那天余光中的女儿遭了车祸。行程既定，余光中无法随夫人赶往医院，心情郁闷。怎料一听小学生读诗，余光中竟然又开心起来，还教他们该怎么念这首诗，拍摄完后还乐呵呵地给他们签名。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会与痛苦。比如看牙医这样痛苦的事情，也能被他写成诗。再比如，从“马屁诗人”到“文白之争”，李敖似乎一直在逗余光中和他对骂，但余光中就是不理他，还幽默地说：“李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除了写诗，翻译也是余光中近年热衷的一项工作。如今，已经八十五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他目前正在翻译济慈的诗，此时的感觉定与年轻时的不同吧。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3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以前写诗，他喜欢把中国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把它们拆开又并拢，拆来又叠去。如今他却争取写、改、誊一次完成。散文的话，每页纸最多改一两处地方。尽管外文系毕业的他用英语写论文都不成问题，但他说自己在写诗和骂人这两件需要抒发情绪的事情上，是非得用母语不可的。②深入生活越多，就越需要清净和一张干净的桌子。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余光中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

冯其庸先生：荷蕖发幽香 昭然历劫新

黄殿琴  孙维媛

    很难用“某某家”来确切框定冯老的身份。如果说他是一个画家，那他的书法作品严谨而潇洒豪放，具有浓郁的文人气息和书卷气；如果说是书画不分家，那他在诗词上也颇有建树；如果说诗书画本是一体，那他同时还是优秀的摄影家、戏曲评论家，甚至是一位探险家。他属于这些集合的交集，有人称他为“国学大师”，他却拜托媒体不要再用这样的称呼，并幽默地说，要是“大师”理解为“大学教师”，自己倒很符合。

    而作为红学家的冯其庸是最为人所熟知的，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梦边集》等专著20余种，并主编《红楼梦》新校注本、《中华艺术百科大辞典》等书。近30年来，中国红学界几乎所有的重大活动都有他的功劳，比如说中国红学会的创立，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创立，《红楼梦学刊》的创立。就学术研究本身，冯其庸对曹雪芹的生平、家事、祖籍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对《红楼梦》思想内容的研究，也卓有成就。

    冯老回忆说：“中学有一位范先生叫我读《红楼梦》，我读了一半就读不下去，觉得婆婆妈妈。我喜欢《三国演义》、《水浒》，看这个觉得没劲。”那时候冯其庸19岁，年少的他热爱读书，却和《红楼梦》擦肩而过，直到过了而立之年才与红楼再续前缘。1954年，冯其庸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正好赶上批判新红学派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家，冯其庸不得不重新读起《红楼梦》。这一看，就再没放下。一本书如同一个人，认识与熟悉以至于了解一个人都不难，而走进一个人的内心却是不易之事，但如果你和他有着相似的经历，彼此之间心灵就有了契口。

    真正让冯其庸与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产生共鸣的，是在抄写《红楼梦》以后。“文革”一开始，冯其庸被打倒。他怕红卫兵抄家把书抄走，就偷偷抄了一本《红楼梦》保留下来。这项抄书工程是秘密进行的，每天夜静人深后，冯先生就挑灯夜战，每次抄几个小时，抄不动了就睡觉，第二天再去挨批。整整一年，冯其庸按照《红楼梦》的原行原页，用朱墨两色抄成，一共16本，终于在1970年下放前抄完了。在那个雨夜，冯其庸在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又赋诗一首：“《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这些经历也让冯其庸先生对曾经觉得没劲的《红楼梦》有了新的认识。他说：“《红楼梦》实际上是写一个人的人生。这个人生的遭遇啊，你了解曹雪芹一家的遭遇就知道了，《红楼梦》实在是辛酸得很。等到经历了这一场‘浩劫’以后再看《红楼梦》，觉得《红楼梦》写了多少他个人的辛酸，尤其他隐蔽写的，当初看不出来，后来慢慢看史料以后慢慢地懂了。”

    冯其庸先生研究《红楼梦》从研究曹雪芹家世入手，基本方法是用古文献结合地面调查、地下发掘。他对《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和考证，找到了大批有关曹家的早期信史，从而对曹雪芹的祖籍也得出了确凿无疑的以信史和实物为根据的新的结论，这就是辽宁的辽阳。对《石头记》早期抄本的研究是另一个重点，他深入研究，发现了己卯本避“祥”、“晓”两字的讳，从而考出了它是怡亲王允祥和弘晓家的抄本。由于怡亲王府抄本由曹雪芹原稿直接抄录，己卯本等于是保存了《石头记》原貌。而冯其庸在研究中发现了庚辰本照抄己卯本，在己卯本早已散失一半的遗憾下，庚辰本的珍贵价值得以揭示。由此冯其庸完成了《论庚辰本》一书，这是最早的一本系统研究己卯本与庚辰本关系的学术专著。

    冯其庸，涉足领域之广、造诣之深，后学难望其项背。没有肝胆人生，哪有血泪文章？只有把今天铸成青铜才无愧那一沓厚厚的历史，冯老就是这样做的。

相关链接：①其庸192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贫困家庭，少时因家贫多次失学，但于放羊种地之余不忘读书。后来由中学教师奉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这也得益于他喜欢读书的习惯。（摘自《百度百科》）冯其庸在一篇评析曹雪芹生平的文章中说：“在我看来，曹家的飞黄腾达，宾客盈门，固然是对曹雪芹的培养，而曹家的衰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培养’。”同理，冯其庸遭受的苦难，何尝不是造物主按照特定的意志在对他精雕细镂？（摘自卞毓方《京东瓜饭楼》）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

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他一生公开的辞职高达24次之多，其中为了北大辞职7次。原因多种多样，有反对政府不给经费的，有反对政府干涉北大行政的，有因为五四运动抓学生的，甚至还有一次是因为学生闹事的文学类文本阅读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文学类文本阅读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有人查过蔡元培日记与年谱，1928.1929那两年，蔡元培几乎月月在写辞职信：请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请辞代理司法部长，坚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坚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坚辞国民政府委员……

    然而，与这些具体的辞职相比，蔡元培几次向人生的“辞职”，才更耐人寻味。

    1889年，21岁的蔡元培双喜临门：一是通过科举考试中了举人，二是在父母包办下迎娶妻子王昭。3年后，蔡元培又考中进士，一举进入翰林院。虔诚的儒学士子蔡元培，已经可以眺望传统读书人可以达到的顶峰。

    不过，一帆风顺的背后，也有烦心的琐事。儒生蔡元培对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深信不疑，坚信妻子必须无条件服从丈夫，绝对不能和丈夫顶嘴。偏偏王昭和他性格差异极大，双方矛盾渐增，令蔡元培烦不胜烦。

    家庭“战争”频繁爆发，中日两国也终于开战。惨败之后，清廷搞起变法，不过百日，蔡元培最崇拜的谭嗣同便喋血菜市口。此前，和其他儒生一样，蔡元培绝对忠于清廷，只希望清廷主动改革。经此事变，蔡元培彻底看清清廷本质，第二年，他便放弃仕途回到老家。此时，已接触过新式教育的蔡元培渐有女权意识，他认为之前凡事都要求妻子服从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他亲自向妻子道歉，并写出着名的《夫妻公约》，从此两人真正拥有了幸福的婚姻，蔡元培形容为“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

    向旧人生“辞职”，向旧道德“辞职”，那一年，蔡元培34岁。

    随后几年，对新式教育兴趣日渐浓厚的蔡元培认为“救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德（国）最尊”，所以“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1907年夏，这位已近不惑之年的清朝翰林终于到达德国首都柏林，他准备至少用五年时间，在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

    蔡元培负笈西来，系自费留学，尚有柴米之忧文学类文本阅读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文学类文本阅读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他一边学德语，一边做家庭中文教师，还要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书、译书。进入莱比锡大学后，蔡元培埋头读书，内容主要涉及哲学、心理学、德国文化史、文学、艺术等。他曾翻译了一篇题为《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哲学家包尔森的名着《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的绪论。包尔森指出，德国的大学“为研究科学之实验场，而一方且为教授普及专门知识高等学科之黉舍，此为德国大学之特质……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为一”。留德四年，蔡元培脑中逐渐形成一个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

    在“半工半读”“半佣半丐”的艰苦中，蔡元培完全重塑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完全重塑了自己的知识人格，他完成了向塞满自己头脑的四书五经的“辞职”。1911年，他应邀回国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那一年，他43岁。

    历经反复，以1917年1月9日发表就任校长演说为标志，49岁的蔡元培正式执掌北京大学。他清积习，除昏聩，寄望于诸君者三：曰抱定求学之宗旨，曰砥砺严谨之德行，曰敬爱师友之情谊。三言既出，全校一震。他延揽诸方英才，为此不拘一格，一时群贤毕至；他独尊教授治校，为此开罪官僚，却得传道有道。凡此种种，俱化为他为北大注入的灵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从此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部不朽史诗。

    我们今天回望蔡元培的24次辞职，有的颇具深意，有的则更像轶事，然而蔡元培两次对人生的“辞职”，却成就了中国现代史不可或缺的一环。倘若没有参透时代的智慧，没有勇于决裂的魄力，今人注定只能在暗自喟叹中甘于平庸。世上最难改变的，是自己。我们今天常说，教育家去哪了？“教育家”正沉沦于顾影自怜的“中年危机”中，正委身于集体沉默的心安理得中。不如学学蔡元培，49岁，还能换种活法。

鲍勃．迪伦：迷人之谜

柏琳

    鲍勃．迪伦是谁？

    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1941年5月24日，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少年时他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

    1959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同年，他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1963年，他第二张专辑中的《答案在风中飘》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70年代末，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更关注他的诗歌天赋。

    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选自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2015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鲍勃·迪伦的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②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最多变的灵魂”，但迪伦认为：“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

中国的爱因斯坦——束星北

张再生

    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春天，海滨某军港，一派严肃、紧张的气氛。原来这里正在进行航天事业的一项重要试验：卫星回收工程。按照测算，卫星将于2分钟后落入眼前的水域。人们一个个屏住呼吸，两眼直瞪着蔚蓝的天空。2分钟后，“飞物”突然从天而降，落入大海，水柱冲天。快艇迅速劈波斩浪，去迎接这“天外来客”。顿时，岸上、船上的官兵和群众情不自禁地又跳又叫，欢声雷动。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人们不会忘记为了测算卫星落点而熬过许多不眠之夜的首功之臣束星北教授。

    束星北出生于江苏邗江。其父束曰璐曾是南通张謇实业集团的知名人士。束星北自幼聪明好学，才智过人，童年入私塾，深得秀才老夫子魏楚翘钟爱。1924年束星北以优良成绩考取三江大学。两年后又远渡重洋，入美国拜克大学读书。身在异邦，束星北克勤克俭，矢志苦读。当时，他父亲是实业巨子，生母家是江都望族，可他却谢绝长辈们的经济资助，搬住在美国三藩市同乡会馆内，与工人们一道参加体力劳动，挣得收入以支付学费。

    束星北畅游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1929年，他对爱因斯坦相对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几近一年，他屏绝人事，埋首书斋。智慧之树骤然开放出奇葩——研究“相对论”的两篇论文脱稿了。探索神秘未知世界的热望，化开了层层坚冰，“四维时空”的科学课题又如一盏神灯在远方闪烁，导引他走向新的境界，去寻找当代物理大师爱因斯坦。

    此时的爱因斯坦已是如日中天，蜚声全球。他身材矮小，仪容和蔼。对于这个来自东亚的门徒，他一见如故。他们通宵达旦畅谈，大师赞誉了束星北的两篇论文。不久，大师从柏林大学替束星北争得经费，物理界的巨星和新星合作了。作为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助手，束星北工作一年，进步更快，造诣更深，硕果累累，从多方面发展了“相对论”。更大收益是，束星北继承了大师“自由平等讨论的波尔学风”。由于希特勒排犹之风日盛，爱因斯坦被迫离德，束星北经大师安排，于1929年10月转到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继续研究，在天体物理方面颇有创见，获博士学位。1930年登上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大学的讲台，开始了他漫长的物理学教学生涯。

    身为海外学人的束星北，一直萦怀祖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他毅然辞聘而归，准备投笔从戎，抗日救国。回国后，束星北被浙江大学慕名求聘，请他与王淦昌教授共同研究“ 衰变”这一尖端课题。

    在浙大，束星北誉满校园。他开的课，学生爱听，教师也争相入座，他不照课本宣讲，而是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乍听似乎无章，细加揣摩却句句有着。他认为，物理学是一门很美的科学，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都是研究的对象，寻求其中规律，这是十分有趣的。天性率真的束星北有时跳上讲台，有时坐在椅背上，大发宏论，侃侃而谈，一条腿还下意识地晃动着。课堂上，一旦哪位学生指出他的疏漏之处，他便肃然静坐，恭听学生发言。每当学生讲出新的见解，束星北就会情不自禁地捶他一拳，连呼：“妙！”就是这种“波尔”学风，造就了一批物理人才。其中最负盛誉的便是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当年，束星北特别器重这位学生。李政道一度想辍学参军，是束星北切意挽留；李政道因车祸伤腿，束星北又特意把他接到重庆，精心安排治疗调养。难怪，数十年后，李政道仍念念不忘乃师之恩，曾致书问候：“我物理的基础……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的时候，束星北教授心潮澎湃。他夜以继日，勤奋科研。1952年到山东大学任物理系教授，除了正常教学研究外，还兼研气象学，曾在《中国气象学报》上发表多篇具有灼见的文章，成了竺可桢、赵如章的好朋友，被聘到中国气象学会青岛研究所负责科研。1980年，他又为航天工业的卫星回收试验立下了赫赫功劳。直到他生命最后一息，还在指导他的学生做“海洋内波研究”。

    一代大物理学家束星北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英名却永戴史册。诚如其学生李政道的唁函所说：束老师是中国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国际闻名，桃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