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自己是“神经病”的章太炎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了一本名为《革命军》的小册子，作者为年仅十八岁的青年邹容，书前并有章太炎作序。由于此书宣扬反清思想，向来鼓吹反清革命的《苏报》特地刊文介绍，并获得广大回响。然而对清政府来说，此举不啻叛国行为，于是派员前往逮捕邹、章二人。

    据章太炎于坐牢期满出狱、东渡日本后所撰的《邹容传》记述，当时他正在整理学社事务，且“志在流血”，所以不肯离去，坐等巡捕前来捉拿。而邹容原本已从后门逃跑，躲在一英国传教士住所，但听说章太炎被捕下狱，立刻到衙门自首。

    后来，这对忘年之交以平民的身份与清政府在上海租界法庭当庭对质，痛斥朝廷的腐败。虽然清政府想以“毁谤朝廷”“大逆不道”“图谋不轨”的罪名将他们凌迟处死，但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与租界当局的干预下，只得分别判处邹、章二人两年及三年徒刑。审讯结束后，章太炎与邹容被送回牢房，不想沿路观者如堵，章太炎见状，即高声吟道：“风吹枷锁满城香，都市争看员外郎。”回到牢里，他还与邹容互吟诗相赠。不久，邹容因无法适应狱中恶劣的环境而病逝，章太炎则刑满出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宝座后，曾聘章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章太炎看出袁有称帝野心，拟效方孝孺故事，执丧杖，穿麻衣，痛哭于国门，以哀共和之将亡，为同人所劝阻。然而“章疯子”的名声，由此传开。

    章太炎就是这样喜欢特立独行，当听到有人说他是“疯子”和“神经病”时，他非但不以为忤，还赞成对方的说法，自认是神经病，且希望他的同志、朋友，都能带点神经病。他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时，曾有过一段演讲：“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能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有神经病，某某也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出现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龙泉寺时，因愤怒而绝食以示抗议。由于正逢隆冬，滴水成冰，绝食两天后，他又冷又饥，躺在床上已奄奄一息。门人朱逖先、吴承仕、钱玄同等闻讯，纷纷跑去劝他进食，但从早到晚，不管大家怎么劝说，章太炎都摇头不理会。

    就在无计可施时，吴承仕突然灵光一闪，问：“您比祢衡如何?”章太炎两眼一瞪，哼声道：“祢正平（祢衡）怎么比得上我?”吴承仕于是告诉他，刘表欲杀祢衡，但自己不想背罪名，所以将弥衡送到黄祖那里，让他下手当恶人；如今袁世凯比刘表更厉害，因为他不需利用黄祖那样的人，就可让先生（指章太炎）自己把自己杀了。龙泉寺软禁中的章太炎一听，赶紧从床上翻身坐起，斥道：“这是什么话!”众门人见状趁机苦劝，并拿出荷包蛋等章太炎爱吃的食物，终于让他恢复了饮食。

    胡适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书籍。书出来后，胡适特地送一本给章太炎，并在封面里写上“太炎先生指谬”，署名“胡适敬赠”。其中“太炎”和“胡适”二词右边都加条黑线，表示是“人名”。然而，章太炎不懂新式标点符号的应用，所以看到自己  名字旁的黑线，即骂说：“何物胡适!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继而发现“胡适”两字旁边也画一黑线，这才笑说：“他名字边也有线。就彼此抵消了。”

    章太炎晚年居住上海时，离家五十公尺之外，即找不到路回来。偏偏他又记不得自家地址，只能沿途问人，其问法是：“我家在哪里？”被问到的人，常当他是疯子。某次，他从南京返回上海，由于家人记错班次，没接到他，他只好雇一辆马车，并告诉车夫说：“到我家里。”车夫无法，只好在街上穷兜，转了半天才被家人寻获。此外，章太炎也不会用钱，只知一张钞票可用一次。所以他叫佣人买烟一包，给五元大洋；儿子想买大衣，他给五元大洋；后来要在苏州盖房子，他也只拨了五元大洋。

（选自《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有改动）

相关链接：①民国成立后，章太炎自日本返国，担任孙中山的总统府枢密顾问。宋教仁遇刺后，因参与讨袁活动而被袁世凯禁锢。]924年脱离国民党，并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从此以讲习为业。“九一八事变”后，积极赞助抗日运动。后病逝于苏州。（《承认自己是“神经病”的章太炎》）②在《革命军》中，邹容开宗明义的提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皇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并为这个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历史上的今天》）③《革命军》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孙中山赞誉它“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的作品。当时《苏报》主笔章士钊著文说：《革命军》“诚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可见其宣传鼓动力量之巨大。（《历史上的今天》）

魂魄犹在江山图

范曾

    当一个时代的艺术整体奔向浑浑噩噩的时候，需要圣洁的艺术；而艺术风貌整体堕入轻佻时，需要凝重的艺术，这正是李可染适时而生的缘由。

    当可染先生沉浸于自己宁寂而庄严的心灵王国的时候，他趋近的美便与教养合而为一。他的作品陶冶了整个一代人，还将千秋万代地陶冶下去。艺术的助人伦、成教化，在潜移默化之中使人们心悦诚服地趋向社会的崇高，可染先生的艺术正是如此内在地激励着人们的心灵。

    可染是一位深具艺术理念的大师，然而当这种理念进入可染的审美时，大地山河与精神是那样地天然合拍，那样地不假说教，使人觉得他的理念和审美在山川林壑、飞瀑流泉中不期而遇，那是最融洽最自然的流露。

    可染先生生活于一个风云动荡的时代，他当然有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和服务于时代的直接的一面，如抗日烽烟中他的作品体现了一位卓越艺术家的爱国良知。然而可染先生也同样有着纯洁心灵、表达一己情怀的一面，这时的可染先生的画，是心灵与广宇的邂逅，当审美与自然融而为一的时候，他的精神升腾到一个清明而纯净的、不染凡尘的境界，这对于一个山水画家来说是何等难得。

    可染先生当然是不世的天才，他的“生而知之”透露出他异乎常人的语言方式。这是一种只可有一不可有二的语言方式，一种极具个性化的符号，它的存在表现了先生俯仰天地、浩然长叹的襟怀。当然可染先生知道自己有“生而知之”的本能，但凭着他更深邃的智慧，认识到它的不可靠，或者他甚至看到一些恃一曲之才而毁掉自己艺术的聪明人，当昙花一现的时节过去之后，留下的是残枝败叶。

    可染先生告诉我，他年轻时作画极快，有一次到一位朋友家，朋友留可染作画，可染不允。忽然一阵敲门声，远客来归，主人越过天井开门，寒暄，回到画室时，可染却已画毕，主人大为赞叹，以为神来之笔，先生亦颇自喜。先生说完这段故事后，告诉我，多年之后，他才警然有悟，必须力矫这样的用笔。先生还告诉我，他少年时有一位极富才华的朋友，写给他的信，毛笔字的稚拙天真、浑厚朴雅使他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内心的感动。这感动是如此地刻骨铭心，谈到此事时，先生的表情竟显得那样地庄肃和神往。

    可染先生好学而敏求，这是他“苦学派”的唯一解释，苦学者不意味着枯涩无味地下笨功夫。我曾有幸上可染先生的书法课，他不强求碑帖的选择。我选了一本礼器碑，他说要平心静气地读碑，知其间架，重其用笔，悟其风神，能于此三者有所悟，则去书道不远矣。书法课上，可染先生不喜欢一挥而就式的所谓笔动心不动、麻木不仁的写字习气。

    可染先生于书法所下功夫可谓焚膏继晷，30多岁时的风华婉转至50岁后一扫而空，无丝毫泥古、媚俗、求奇、娇饰、市井、乡愿……一切的书画艺术可恶的痕迹与可染先生的书法格格不入，近之则畏，远之则敬。

    有一次说到线，可染先生联想起京剧，他说一个卓越的京剧演员会将每一个字送到听众的耳中，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点是他会把中国字的声母和韵母前后慢慢吐出，名角能控制声调的每一丝变化，这和用笔是一个道理。我恍然大悟，又想起每逢新年联欢，李可染可能会拉一下二胡，那真是铿锵老辣、苍凉哀婉的高度统一，这其中固然有先生青年时代国家山河破碎的难伸孤愤，也有先生倔强不拔的满怀壮志。

    先生称自己是“困而知之”，人们不要以为可染先生当真为自己才情不逮而困。可染先生的“困”是他推动中国画史这座沉重的列车所需的移山心力，他要弘扬的是中华文化所素有的伟岸与高华，他极端鄙弃浮光掠影的、油腔滑调的、市侩的艺术。这神圣的自尊支撑着他博大的灵魂。

    可染先生通过自己不朽的笔墨所倾诉的爱恋，感动了全世界。这是可染先生的山水画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和时代精神。走向现代，可染先生已为我们作出了杰出的榜样，和那些食西方剩菜残羹的光怪陆离的艺术不同，可染先生所开启的是宏门正学，而不是旁门左道。

（选自范曾《魂魄犹在江山图》，有删改）

弗朗西斯·高尔顿与优生学

    弗朗西斯·高尔顿以创立并且热情地传播优生学而被大家牢牢记住。优生学是一种建议人类可以像动物一样促进“好的”特性，抑制不必要的遗传的理论和计划。

    1822年高尔顿生于英国伯明翰，父亲是一位银行家，母亲是伊拉兹马斯·达尔文的女儿。父母最初计划让他学习医学，因此十六岁的时候他开始在伯明翰综合医院学习，之后进入伦敦的国王学院。1844年1月他在剑桥的三一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不久他父亲去世了。

    高尔顿继承了巨额遗产变得十分富有，因此可以做一些他感兴趣的事情。从1845年开始，他和朋友一道赴尼罗河流域进行考察，穿越萨哈拉大沙漠，游览贝鲁特和耶路撒冷。

    1850年，经过与皇家地理学会协商，高尔顿决定考察从非洲西部和南部到恩加米湖的道路。这次探险充满了困难和危险。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与各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历尽艰辛，获得了大量西南部非洲资源和风土人情的第一手资料。

    到了夏季，他喜欢到设得兰群岛去捕鱼和收集海鸟标本，有时也驶帆出海，或者乘热气球升空。后来，他通过观察发现了一种顺时针旋转的大规模空气漩涡，并把它命名为“反气旋”——如今更为人所知的名称是高压系统。

    1859年高尔顿的表兄达尔文出版的《物种起源》引起了他对人类遗传的兴趣。他的科学研究很快转移到与生命有关的领域。他把达尔文关于围绕着群的平均值的偶发变异原理应用于人类研究，于1869年发表了专著《遗传的天赋》。他确信身体特征、智力和性情等是遗传的，“在人类的发展中，遗传是比自然有力得多的动因”。高尔顿写道：“我以一种最没有资格的方式反对自然平等的主张。”他相信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控制人类繁殖的血统。“在培育者意愿的控制下，后代的身体结构看起来似乎像粘土一样具有可塑性。”

    在完成了智力天赋的家族谱系研究后，高尔顿又致力于建立更精确的测量方法来考察人类才能的差异。1883年他出版了专著《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书中概述了自由联想和关于心理意象的问卷调查这两项在实验心理学上划时代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在这本书中，高尔顿还第一次提出了一个以人类的自觉选择来替代自然选择的社会计划，为此他还创作了“优生学”这个词。如他后来定义的，“优生学是一门研究能够改进一个种族的先天品质的所有影响以及将这些影响发展到极致的科学”。

    然而，优生学也成了禁止不同种族间通婚的法规背后的智力动因。丹尼尔·凯维勒斯写道，“从高尔顿开始，‘优生学’成为了一个具有丑陋含意的词——这是理所应当的。”需要注意的是，高尔顿是在做一项有缺陷的工作，它被称作“遗传的祖先定律”。他相信父母的每一方对后代的特征做出的四分之一的贡献，每一方的祖先对剩下的部分负责。

    高尔顿熟悉“高斯曲线”或者“钟形曲线”，他还成为生物测定学的创始人之一。1884年他在南肯辛顿举办的国际健康展览会上开设了人体测量实验室，在那里测量参观者的体重、身高、肺活量、力量、视力和听力，还有其他变量。为了优化社会，他提出了一种度量智力能力的方法，对阿尔弗雷德·比奈的普通智力测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888年，他开始对指纹研究产生兴趣，并于1892年在其专著《指纹学》中提出了指纹分类法。他的指纹编码法被伦敦警察局采用，作为伯特隆测量系统的补充手段来建立犯人档案。

    高尔顿于1911年1月17日去世，他创立的优生学协会在1989年由伦敦创办的高尔顿研究所继续下去。

    高尔顿一生发表了300多部作品，范围很广，表现出不羁的好奇心。在广泛的旅行中他成为一位卓越的超然物外的人类学家。

（摘编自约翰·西蒙斯《科学家100人》）

相关链接：①弗朗西斯·高尔顿，从小就聪颖过人，出生12个月后，便能认识所有的大写字母，18个月后则能辨别大写和小写的字母。3岁时他学会签名，4岁时能写诗，5岁时能背诵并理解苏格兰叙事诗《马米翁》，6岁已精通《荷马史诗》，7岁对博物学产生兴趣，并按自己的方法对昆虫、矿物标本进行分类。他曾到西南非洲探险，因树立功绩而知名并被选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三年后又入选英国皇家学会，晚年受封为爵士。他的学术研究兴趣广泛，包括人类学、地理、气象学、心理学、统计学等方面。（百度百科）②高尔顿的遗传决定论重视遗传素质的研究，但夸大了遗传素质在个体心理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后天生活环境的作用，这是欠妥的。（佚名《高尔顿的遗传决定论》）

院士缅怀“三士科学家”罗沛霖

    “罗老病重期间还牵挂着《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卷的编写情况，现在这部分已经编撰完毕即将付梓，可惜他没有机会看到了，真是莫大的遗憾。”对于罗沛霖去世，数字通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佑寿难掩悲伤。

    今天上午，两院资深院士、著名电子学与信息学家罗沛霖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11天前，罗沛霖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98年的人生旅途。

    罗沛霖被誉为“红色科学家”。早在1938年3月，他就秘密奔赴延安，进入中央军委三局，创建了延安通信材料厂，同时还担任延安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教师，为抗日前线培养通信人才。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罗沛霖应组织要求，前往美国留学，准备为新中国建设服务。1948年9月，在好友钱学森的推荐下，罗沛霖正式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

    “党派我来留学，要对得起党”的信念让35岁的罗沛霖坚定了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学习的决心，他只用23个月便完成了课程和论文，直接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在努力完成学业之外，罗沛霖还从事着另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据我所知，罗沛霖一直与当时的留美科技人员协会保持密切联系，这个协会主要工作之一便是动员留美人员回国建设新中国。他是这个协会加州理工学院支会的负责人。”郑哲敏回忆说。在罗沛霖等人的影响和支持下，1950年，庄逢甘、郑哲敏、鲍文奎等一大批知名留美科研人员集中回国，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事业。

    1950年罗沛霖回到北京。1951﹣1953年，他两度独自赴民主德国考察谈判，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元件联合工厂——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并出任该厂总工程师兼第一副厂长，为我国电子工业的自力更生发展和电子设备生产配套打下基础。

    1956年一个重大任务落在了罗沛霖的肩上。他被抽出参与讨论并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工作。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由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规划工作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副总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主持。

    1958年，吴佑寿曾在中科院电子所研制“超远程雷达”。他回忆说，“罗老学术造诣深、见多识广，给大家介绍微弱信号检测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结合实际提出采用‘门波积累’来解决问题，对大家很有启发。”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罗沛霖是倡议人之一。实际上，退休后的罗沛霖一刻都没有闲下来，仍然坚持学习和研究，除了致力于软科学研究之外，还参与了大量科普丛书出版工作，热衷于电子科技人才培养。

    “罗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由于知识渊博，他的意见往往具有战略性。”中国工程院院士师昌绪表示，“他的逝世是我国科技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他身上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摘编自王飞、李大庆《院士缅怀“三士科学家”罗沛霖》）

【相关链接】①就资历而言他可谓是“三八式干部”（指抗日干部——编者注）；从学历上讲他曾留洋获得过博士学位；而论学术成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双院士“头衔”便足以说明一切。更有人把他称作“三士科学家”——战士、博士、院士……（节选自尹传红、骆玫《“三士”科学家罗沛霖》）②“如果一生生活呈波浪形，并不是一往直前，只要一旦改弦更张，努力奋进，还是可以有所贡献的。最理想的当然还是早日认清方向而持之以恒，取得成就。”罗沛霖跨两个世纪的人生阅历与经验总结，或许正是现在的年轻人所须借鉴的。（节选自李琪《笑容风雨 乐思得失——走近罗沛霖院士》）

百岁杨绛：坐在人生边缘，看时间跑、地球转

傅小平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寿诞。

有人赞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

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

有人说得到她的一本书总要珍藏起来，她说：“我的书过了几时，就只配在二折便宜书肆出售，或论斤卖。”

有人向她恳求墨宝，她说：“我的字只配写写大字报。”杨绛不惯于向人赠书，她认为赠书不外是让对方摆在书架上或换来几句赞美的话。

有人请她出国访问，她说：“我和钟书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她说她最大的渴望是人们把她忘记。

低调：“我不过是一滴清水”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旧式的柜子、桌子。室内也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她非常满足于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

    她和钱锺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锺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锺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

    诚如钱钟书堂弟钱钟鲁所说，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写作，平平淡淡度日。

    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她谢绝出席研讨会。她还将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800万人民币。

成就：文学史上不容忽视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一度搞得钱钟书很紧张，生怕风头都叫杨绛抢去。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这并没有影响杨绛自己的文学成就。在评论家徐岱看来，一部《洗澡》就足以奠定她在百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不可轻视的位置。

    1958年，她准备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原著是西班牙文，她不懂。就先找来国外的译本看，如英文、法文、德文的，比较了五种译本以后，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杨绛想到，要想保证原汁原味，只有从西班牙文翻译。就这样，她开始自学西班牙文。

    两年后，杨绛开始翻译《堂·吉诃德》。1965年1月，第一部翻译完毕，并开始译第二部，很快“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直到1972年春，从干校回北京，杨绛接着日以继夜翻译《堂·吉诃德》。1976年，《堂·吉诃德》第一、第二部全部定稿。次年，杨绛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底，《堂·吉诃德》出版。因为翻译《堂·吉诃德》，杨绛获颁西班牙国王亲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魅力：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回首百年人生，杨绛欣慰于自己“甘当一个零”。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杨绛总能“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在杨绛看来，所以含忍是为了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她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更多来自于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她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她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到了“文化大革命”，支撑她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这份坚定的信仰。“我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正是这种坚信，让她和钱钟书即使在不幸中，依然书写着浪漫的人生传奇。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谭云山和东方最早的“孔子学院”

    1937年在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建成的中国学院，堪称是东方最早的“孔子学院”，它培养了大批中印友好往来的使者和学者，极大促进了中印友好事业的发展，而这一切功绩都和一个人分不开，他就是谭云山。谭云山和高僧玄奘一样，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同之处在于玄奘是“西天取经”，谭云山是“东土送经”。

    谭云山是湖南茶陵县人。1924年，他到南洋教书、办报。1927年7月，他在新加坡见到慕名已久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泰戈尔很喜欢这位热情有理想的年轻中国人，就真挚地邀请他去印度国际大学工作。

    1928年9月，谭云山来到国际大学，他先在国际大学学习梵文并研究佛学和印度文化，还开设了中文课程。同时，他不断给国内报刊写文章，介绍印度政局和印度文化。1932年和1935年，谭云山先后完成《印度周游记》和《印度丛谈》，为中国学者进一步了解印度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1931年，谭云山离开印度。离开前，他和印度朋友商量了一个计划，想多招收几个中国学者到印度，在国际大学办个中国学院，目的在于讲授中文和传播中国文化。在国际大学开展中印文化交流是泰戈尔1924年到中国访问时提出的，当时没有办成，现在这个重任落到了谭云山的肩上。谭云山回国后到上海任教，除了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印度的情况，还不停地为中印文化交流奔波。1933年，在谭云山的多方努力和倡议下，在国民政府和各界名流的支持下，“中印学会”成立。泰戈尔听到这一消息，喜出望外，写信称赞“唯此伟大学会，所以保持两国文化之永远交流”，并提议“宜速即于此间建一中国学院”。

    1934年春，谭云山再次赴印，与泰戈尔商谈建立中国学院事宜。10月，谭云山回国，之后用一年多时间，募集到了足够建筑中国学院的款项，购买了10万卷中文图书，募捐到图书约5万卷。1936年，谭云山回到印度，国际大学立即选择了一块最好的位置开工兴建中国学院。1937年4月14日，正值孟加拉新年，中国学院建成并正式揭幕。泰戈尔亲自主持揭幕式，还发表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甘地和尼赫鲁都写信对中国学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蒋介石也特地发电报给泰戈尔表示祝贺。

    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建立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座中国学院可以说是印度国土上的一块中国文化试验田，也可以视为中国在印度的“孔子学院”。学院大楼柜子里的图书都是中文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也以汉语为主，直到现在一切都没有改变。

（摘编自孟昭毅《谭云山和东方最最早的“孔子学院”》）

【相关链接】谭云山是个“土包子”出身而最终被人誉为“现代玄奘”的人物，……但谭云山却又不是“现代玄奘”，因为他没有像玄奘那样骑着白马归国，而是在印度“归西”。（谭中《谭云山立志超越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