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中国历代的治国思想向来以倡导节俭为正途，这显然是长期短缺经济的必然产物。然而管仲却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见《管子•乘马》：“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见《管子•侈靡》：“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

    管仲的这一论述曾经迷惑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学者，很多他的信奉者言及于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百般替管仲声辩。直到近世，历史学家郭沫若才给予了合理的解释。郭氏认为：“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就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 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地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

    管仲本人就是一个富足的享乐主义者。孔子说他的奢侈堪比国君﹣﹣“其侈逼上”，《史记》说他“富拟于公室”。据《韩非子》和《论语》等书记载，齐桓公把齐国市租的十分之三赐归于管仲。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对侈靡的推崇，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在《管子•乘马数》中，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用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当时的美国、德国等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据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联陞的考据，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极少数人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选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中国传统装饰图案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多年以前，原始人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彩陶艺术，彩陶上面的鱼纹、网纹、鸟纹、太阳纹等图案在历史的演变中不断被赋予祭祀、祈佑、崇拜、吉祥等含义。早起先民对于未知的自然界，有太多的畏惧和害怕，不懂得刮风下雨的原因，不知道雷鸣闪电的奥秘，不明白生老病死现象，只能求助于神 灵，于是便出现了图腾崇拜，远古图饰多为先民们崇拜的图腾及生产生活场景。从数千年前的彩陶、青铜器、玉器，到后来的漆器、金银器、木器、纺织品等都不乏 各式精美的装饰图案，人们千锤百炼，精雕细琢，图案纹样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水平，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面貌、风俗习惯、审美情 趣，具有民族的文化特色，饱含了丰富的造物思想。

    中国传统装饰图案题材 广泛，从动植物、器物、人物、风景到几何纹样，或神秘威严，或浪漫绚丽，或清新自然，或典雅繁复，人们生活中见到的或想到的无所不包。图案中蕴含着丰富的 寓意，形式和内容巧妙结合，意趣横生，赏心悦目。动植物是古代装饰图案常用的题材，动物类的装饰图案大多是一些祥禽瑞兽，龙、凤最为常见，常用的还有被当 作长寿仙鸟的鹤、当作报喜鸟的喜鹊等。蝙蝠和寿桃组成的图案寓意“多福多寿”，蝙蝠和古钱寓意“福在眼前”。大象性情柔顺安详，象驮花瓶图案寓意“太平有 象”。鹿也被认为是长寿仙兽，常被用来表达祝寿、祈寿的意愿。作为装饰图案，竹不仅常与松、梅组成“岁寒三友”，还可与松、萱、兰、寿石组成“五瑞图”； 桃又称寿桃，寓意长寿，常与蝙蝠、双钱组成“福寿双全”。石榴是多子的象征，牡丹是富贵的象征；月季四季花开不断，瓶插月季常用来寓意“四季平安”。葫芦 以其子多蔓长而被当作子孙绵延的象征，蔓谐音万，蔓上结葫芦寓意子孙万代。

    造型优美、寓意吉祥的 器物也是常见的装饰图案，如“八宝”“八吉祥”“如意”“八卦图”等，这些器物多与佛教、道教有关，取辟邪防灾、逢凶化吉之意。吉祥文字类图案是以吉祥祝 语直接进行装饰，我国的文字结构符合图案的构图法则，笔画的长短、粗细、疏密、转折、富有节奏和韵律，各种不同字体的书法又各具美感和神韵，起到很好的装 饰效果，如寿字、喜字、百福图。除以上题材外，几何图形、神话故事以及山水、楼台、人物等也用作装饰图案。装饰图案大都具有意境，有一定的思想渊源，表达 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传统装饰图案是中国劳动人民在数千年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是由祭祀、崇拜、图腾逐渐演变为具有审美特性的装饰图案， 古代人们在陶器、石刻、木雕、玉雕、年画、刺绣、建筑物、家具、服饰等物品上用线条表现、色彩渲染，运用借喻、双关、象征及谐音等手法，最终形成一定格式 的图案，寄予吉祥如意、喜庆幸福的美好寓意。在中国当下的设计领域中，对传统图案的借鉴和运用随处可见，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图案更是现代艺术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艺术资源。

（摘编自严旭《中国传统装饰图案》）

宋词的文化品格

    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是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是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日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迭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当其婉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时，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除字句易于听懂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的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柳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愁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愁的抒发。在言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的“大江东去”的放歌，辛弃疾的“千古江山”的抒怀，皆可佐证。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当前，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突出问题，全面提高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是实现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治本之策。对此，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可提供有益借鉴。

    在儒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里，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在自然观上，儒家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人是相通的，提倡“天人合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注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些思想与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观念形成鲜明对照。

    儒家历来反对滥用资源。孔子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荀子把对山林川泽的管理、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作为“圣王之制”的内容，要求砍伐和渔猎必须遵守一定的时节，并规定相应的“时禁”期，以保护生物和资源。儒家认为，对待天地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随意破坏、浪费资源，就会损害人类自身。孔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主张把人类之爱施于万物。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朱熹进一步阐发了爱物的思想，他说：“此心爱物，是我之仁；此心要爱物，是我之义。”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有益启示，那就是在发展经济、开发自然、利用资源的同时，必须注意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把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与生产力同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统一起来，把人类生活需要与生态环境运行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开发自然、利用资源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当前，我们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资源，可以借鉴儒家所倡导的取用有节、物尽其用的思想。

    今天，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在技术层面探索更多治理手段，更重要的是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危机。人类要克服生态危机，继续生存下去并进一步繁荣发展，就必须抛弃以人类为中心、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理念，反对盲目强调人是自然的主宰，反对为所欲为地征服和掠夺自然。在这个问题上，儒家主张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当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要和当代社会相适应，还需与当代生态伦理学和环保理念结合起来。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包含着诸多超越时空限制的合理内涵，这些符合客观规律的成分不会随时代和地域的变迁而过时；同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也存在历史局限性，有一些糟粕。我们要根据当代中国、当今世界发展的实际需要，促进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今年是话剧进入中国110周年。话剧初入中国之时，启发民智，旁不可挡。之后的几十年，话剧对现实产生巨大影响。百余年来，话剧界涌现出众多优秀的艺术家、演出团体以及《雷雨》《北京人》《茶馆》等大批优秀的本土原创作品。随着政府大力发展文化艺术，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扶持政策，对于当代本土戏剧的发展助力很大，形貌多样的演出剧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各种鼓励原创的政策和措施激发了戏剧从业者的创作热情，盘活了演出市场。同时，难免有各种力量争相加入戏剧的运作，只为资助和奖励，而置艺术于不顾。这也是全国上演的剧目数量虽多，但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能够引人思考的佳作依然稀少，在舞台技术和表演、导演技艺大幅提升的同时，很多戏剧作品的精神品质反而下滑的原因之一。

    戏剧常常是社会的缩影，折射出世态人情。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娱乐化的浪潮，近年来，戏剧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和变化，戏剧乃至艺术的生存环境、审美情趣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放任票房、收视率成为作品效果唯一的衡量标准，功利主义对于制作方、创作者乃至观众的引导作用不可小觑。一些原创剧目舍本逐末，追求外在呈现形式的新奇，却忽视作品的内涵和本质；一些剧目明知文本基础差、有硬伤，却由于种种原因仓促上马；盲目投资、拔苗助长等问题也陆续出现。精美的舞台呈现配上严重缺失舞台剧特质的电视剧化、空洞、平庸的剧本，都阻碍着戏剧的进一步发展。戏剧作品若是缺失了精神世界、丧失了思想的光芒，任何所谓的新技术、新方法甚至新形式都难逃被迅速遗忘和淘汰的命运。在舞台技术性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戏剧返璞归真，加强剧作和演出的精神内涵越发显得迫切。

    艺在于技，更在于心，如果创作者没有发自内心的创作冲动，戏剧人物的心灵碰撞与选择必然显得虚假。创作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敬业和操守是一切成长和发展的前提与保证。创作者若果仍处于就事论事或者堆积材料的阶段，作品就会在整体上缺少创意和思想的火花，更多的是以戏剧的形式来讲述一段生活、故事，侧重展示现象而忽略对本质的抓取，这就没有深入到塑造独特角色，探索人物心灵轨迹以及体现独特情感色彩的创作轨道上来。

    戏剧水平的提升不是一日之功，只有精益求精，才能破除创作上的僵硬化、同质化和模式化，从而让戏剧作品透过外在形式，深入人物的内心，找到到直抵人类心灵之路，焕发出戏剧创作内在的精神力量。当戏剧创作者自觉抵御外部环境的各种诱惑，更多关注作品的内涵及其内在精神提炼的时候，中国话剧的潜力和活力才能真正迸发。

（摘编自2017年6月28日《光明日报》）

    中国与西方的古建筑表达着不同的思想，流露着不同的情感，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体现着不同的信念。中国的建筑是儒家文化的反映，西方建筑充满着宗教神秘主义的情绪。中国人对建筑的态度是以新为贵，西方人则对古老建筑充满尊崇与敬意。中国人为求得与天地和自然万物的和庇，“仰视天文，俯察地理”，建筑讲究背靠大山、面对平川，体现了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西方人则把“坚固”和“实用”作为评价优秀建筑物的第一和第二原则。

    中国传统哲学，所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人将木材选作基本建材，正是重视了它与生命的亲和关系，重视了它的性状与人生的关系。从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

    中国建筑是封闭的群体的空间格局，在地面上平面铺开，体现一种“集体”的美。例如：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即是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的巨大的建筑群，各种建筑前后左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着，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形态的内向性特征、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与中国相反，西方建筑追求个性化，形成开放的单体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这庄严的建筑物固然反映西方人崇拜神灵的狂热，更多的是利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中国的建筑着眼于信息，西方的建筑着眼于实物体。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不靠计算，不靠定量分析，不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构思，而是靠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言传手教，靠实践，靠经验。西方建筑美的构形其实就是几何形体，甚至于像园林绿化、花草树木之类，经过人工剪修、刻意雕饰，也都是呈现出整齐有序的几何图案，以其超脱自然、驾驭自然的“人工美”，同中国园林那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情调，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随时间的流逝而被毁坏或“烟销云散”时，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的建筑依然完好地保存着，用实体形象演绎着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中西方建筑的比较可看出中西方在观念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上的不同。

（取材于《品阅中西建筑艺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