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文化举世闻名，不仅在于酒本身，更因酒所生发出的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礼”与“情”。这其中，杯作为饮酒器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古代的酒杯名称众多，造型各异。最初通称“爵”，后常称“觞”，再后“觞杯”同称，到唐宋则多称“杯”了。

    酒文化中的“礼”，往往表现在祭祀和宴饮，这在先秦乃至秦汉时最为突出。商周两代，青铜制作的饮酒器属于礼器，有爵、觚、觯、角等，容量不同，等差有序，使用时有严格的尊卑之分。在宗庙举行祭祀，因祭祀者身份地位不同，所持的饮酒器也不一样。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礼也。所谓“长者举未釂，少者不敢饮”，“公卒爵，然后饮”，亦礼也。在进食之礼中荤素菜肴和酒浆要放在一定的位置。《管子•弟子职》称，弟子事师，饮时进食，陈膳毋悖，其中也有“左酒右浆”的规定。古人分食，一人一份，所以陈膳能够定下常规。现在宴席杯筷盘碟仍需摆置有序；客人总在主人敬酒之后动杯；而主人敬酒，每每先干一杯，这还能看出酒文化的遗风。有些汉字特用于祭祀或宴饮时的行为和动作，既表示礼，又形成仪。如“寿”字，《史记•武安侯列传》记载，武安侯娶燕王女为夫人，设宴，“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已魏其侯为寿”。这是主人和宾客先后为大家斟酒。又如“釂”字，《汉书•游侠郭解传》中记“解姐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釂，非其任，强灌之”，是强迫人家喝干杯中酒。如今斟酒偶言“上”，犹有古意；釂改称“干”、“干杯”了。

    酒文化中的“情”，文人借杯流露得最为透彻，尤其是其中的闲情和苦意。闲情时，握杯享受，自有一番乐趣。这中间不需渲染，逸致自然。陶渊明“一觞虽自进，杯尽壶自倾”；李白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不缠琐事，不涉流俗，确是凸显了闲情。白居易《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似更胜一筹，更见闲趣，耐人寻味，其诗句平淡，却透着一股深情。苦意时，残杯在手，又是一种滋味。残怀，指尚余剩酒的杯子。这剩酒或为盛宴弃余，或为独饮罢酌，用一“残”字多有伤感之情，几乎成为命运多舛、坎坷人生的倾诉，也往往体现出当时凄楚的情景。酒文化中的“情”多半在残杯中感人至深。杜甫曾在长安困守10年，《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直抒胸臆，把误身受辱的遭遇和创伤写得极其悲慨，却又无可奈何。其中两韵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只杯，与白居易雪夜邀饮的杯相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苏东坡、李清照等人写到残杯，有窘况，有怀念，却不像杜甫那样实实在在，使人难堪，而情感的起伏则比杜甫深沉得多。这又是酒文化中另一种回荡人心的“情”，杯成了当时情景的见证，凄之，惨之，怜之，惜之，都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摘编自朱启新《酒文化中的杯》）

    中国古代的文论和画论，首先所关注并强调的，乃是艺术家主观情怀和客观世界的统一，这种统一往往超越了一般的反映论，而是主客观的彻底融合。然而，艺术的创造还不仅于此，中国画家进一步强调在物我一如的过程中“我”的重要性。东晋顾恺之提出“迁想妙得”的精论，意指“迁想”这种主观活动，乃具一种关系到艺术作品成败利钝的移情作用。无“迁想”则无“妙得”，“妙得”是至美尽善的追求，没有这种追求是谈不上艺术创造的。

    中国的艺术家岂能陷自己于“心为形役”的蹇促不堪之境?他们要在包容万有的大化中凭虚御风，物我两忘，如苏东坡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陆机《文赋》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足证诗人作赋、画家秉笔所藉者是九垓重霄的清逸之气。这是画家心灵、智慧、才情的升腾，惟其如此，中国画家才能超然物表，既能与花鸟同忧乐，又能以奴仆命风月，倾东海以为酒，一浇胸中块垒。

    至此，大自然已成诗人、画家手中之觥爵，日月星辰、山川湖海、飞羽游鳞，无非胸中忧乐所寄托，遂有杜公“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句，遂有八大山人“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宋山河”之画。缘物寄情乃是心物交感和迁想妙得的最后结果。在宣纸上留下一些痕迹，这痕迹显然是约略言之，得其仿佛，与心头所勃郁所蓄积者相去颇远，这是中国画家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中国画直抒胸臆的快感，来源于它语言的痛快淋漓，来源于假自然陶咏乎我的山川大神般的自信。傅抱石先生曾说：“中国绘画原本是兴奋的，用不着加其他调剂。”这“兴奋”二字，质朴之中奥义在焉。中国画家不能似日本画家那样一枝一叶着意描，中国画家的兴奋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不能持续于苦役般的描画之中。中国画是即兴神驰的产物，它近乎中国的汉诗，利于言情述怀，钝于状物描摹，东西方诗在其源头已分道扬镳，西方有史诗，而汉人只有诗史。司马迁的《史记》是无韵之《离骚》，然屈原《离骚》则绝非有韵之《史记》。中国的诗虽可佐史，但不可当史看，中国画可写实但不可以形似求。

    中国画的线是超越了写实的，以形写神，要求线条之抑扬顿挫、起伏波磔具写意性，倾注画家意匠，使线有独立审美价值。线条表现力的丰富与中国人审美领域的拓展并行不悖。线的美学标准，在两千年历史进程中，已入高雅美奂之境。笔墨的含意则与线条相近，而且墨的地位从属于笔，这已是定论，笔可说是线的别称。中国画的线乃是天生玉质不假脂粉的美人，而墨分五色之说则更表明，在中国画家看来，墨的黑色包容了绚丽的自然。这种特有的认识，使中国画一直以水墨为大厦之栋梁，这与西方后期印象派之以色彩为雄殿之基础，南辕而北辙。必强自己所不能，无异于用短舍长。有人于水墨画上施以莫奈之色彩或雷诺阿之光影，恕我不敏，岂能苟同？

（摘编自范曾《中国画刍议》）

行客

    赣州龙南客家的关西新围是我头回见到的“围屋”，它有着偏居一隅，自成一统的巍峨，以及蜜蜂营巢般的严谨﹣﹣看过从天空俯拍的圆型围屋图片，正如一个巨形蜂巢！“其方、圆式围楼结构和堂、横屋纵横交织的综合性大型建筑形制，具有极强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及风水意识。”﹣﹣建筑往往是通向历史与文化深处的路径，每块砖，每根梁椽，都暗藏着社会与历史形态的密码。

    在这样的建筑中，安居着客家人。

    秦汉以来，几乎每次王朝更迭的背后都有大批迁徙的身影。两晋至唐宋时期的战乱饥荒，更造成黄河流域的中原汉人被迫五次大南迁！他们扶老携幼，挥泪作别故土，避居于南方的荒野陵谷，由此有了中国迁徙文化中浓重的一笔﹣﹣客家文化。

    从一些客家人身上，似乎可反映这个民系身上的特点：勤勉，倔犟，有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拗劲，同时还有着未雨绸缪的精明与安危意识。血脉是性情的策源地，被强大基因辖制的性格分子，无论怎样飞溅四溢，最终，仍会呈现出源流的特征。

    这座关西围屋，主人是当地名绅徐名钧。清嘉庆三年他开始找名匠建筑此围，历时二十九年竣工，是赣南现存五百多座客家围屋中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一处。整体结构像个巨大的“回”字，中间的“口”字部位是围屋的祠堂，也是围屋的精神核心所在，以其为中轴线，遵照礼制依次分布着不同等级的厅堂，由天井、连廊和夹道串联，体现着莫大向心力。

    整座围屋充满强烈的家族意识，散发着森严、自洽的气息。进来参观的人，即使踩着最轻的脚步，都有几分像贸然的闯入者。

    客家人，这群因大迁徙而啸聚一处的中原族裔，何以在南迁过程中，生出了一呼百应的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同质文化？行走于围屋之内，这种发问无处不在。

    五代十国以降，中原文明屡遭来自北方游牧部落的侵袭，加之宫廷朝政倾轧，动辄殃及池鱼，大批中原失势的贵族和流民自此踏上南迁之旅，无形中，他们担负起赓续文化的重任（至今，中原古音的客家山歌仍在老辈口中吟哦），中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而这文化也在离乡背井之后才愈铭心亲切﹣﹣此时的故乡已虚化为一种惟借助于文化符号、民俗礼仪才可复现的集体记忆。

    中原客所引入的儒家文化显示了其强大的异类教化和秩序构建力。在儒家纲常架构起来的社会当中，合作与秩序替代了对抗与机会主义，尤其是在个体力量尚不足以对抗各种动荡的年代，儒家力倡的以族系血脉和宗法伦理为主旨的文化显示出其强大实用性！

    围屋，即是这一文化的充分彰显。

    “安居”一直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核心表征，安居才可“人和、意顺、神畅、福至”。“途中”意味流离失所，意味未知凶险。北宋《云笈七签》曰：“譬於器中安物，物假器而居之，畏器之破坏，物乃不得安居。”﹣﹣这和人与屋的关系一样，人是物，屋为器。器不安，物何置？对辞别故乡，辗转上路的中原客来说，迁徙中的漂泊之感更加剧了他们对安居之所的向往。一旦有能力起屋，那将是迁徙中对安顿之梦的践行！坚固，齐备，世代居于其中，外坚内和，尽享天伦。

    到了明清时期，中原客们使大约五百座围屋在赣南大地拔地而起！青砖筑起的厚围墙，围墙上建有可射击的炮楼。围墙之内是自成一统的家族，在琐碎日常生活外，亦完成着宗教、议事与附骥励志等功能。

    这些维系着同宗血脉的客家围屋，首尾相连，自成一体，在每座围屋的中轴线上坐落着供奉着祖先的宗祠。敬祖穆宗本是儒家宗法的基本要义，在必须借助团队力量才可生存的年代，这种建构在血缘关系之上的群居乃是一种关系最为稳定的组合！

    对每一座围屋，“家族”是建筑灵魂所在，带有牢不可破的宿命与天成意味。围屋的每间屋子朝向中轴线上的宗祠﹣﹣围屋的建筑形式加强着成员们凝聚力。

    在“聚族于斯”的氛围里，“家族观念”烙印一般，成为成员们的精神自觉。

    时代变化，“聚族于斯”不再是呕心沥血的宗法理想，相反，成员们四散天下，去国他乡才彰显家族的活跃与能量。

    “客”具有中国文化中的怅惘身份！“客”在中国古诗词中是个出现率颇高的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一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更是定格了“客”在中国文化中的怅惘身份！

    “客家人”，在这称谓中贯穿着命途的坎壈 （lǎn）之感，即使境遇通畅，这个“客”字总显得有些“生活在别处”。而围屋便是变“客”为“主”的践行！一座围屋即是一户客家人的堡垒，一处精神的框架，一根心魂永系的地平线。甚至在建材中也渗透着“客家人”未雨绸缪的安危意识：围屋的内壁常以糯米或薯粉掺入，不仅增加墙体黏性，饥馑之年还可充饥。此外，围内还设有储粮暗井，灭火装置，有些围内的井中养活鱼数条，防人投毒……

    这些严防死守的安全设施之外，亦有怡情遣心的庭园戏台，可供吹笛引鹤，比如徐老四的关西新围内。戏台今已萧然，但可遥想当年围内如何在乱世风云里另有一番桃源之逸。这世代安居的梦想业已消散！在关西新围及其他围屋中，现居的只有寥落老者，前现代乡村的价值、故土信念和生活方式，与城市板块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碰撞！乡村人口向城市大面积漂移，城市飞速扩张，田园次第荒芜……

    当年，宋朝在登记户籍时为与“土著”区分，将客家先民登记为“客藉”，后衍变为客家。而今，迁徙已成最普遍的人类生态，从乡村出走，从县城出走，从二三线城市出走，从此岸向彼岸出走，去往GDP的更高处！在当代的巨幅地图上，布满错综频繁的流动与迁徙……

    对一个城邦而言，客与主已然混淆，谁为客，谁又为主？到处是摩肩接踵的行客，“我族”的概念渐消遁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形式里。

    离开围屋，时近黄昏，夕阳为这排建筑留下浓重廓影。白发老妪立于槛边，她身后的围屋宏大，幽深，依稀折射出朗朗家训及隐蕴笛声。

    美国细菌学家卡梅隆·柯里在《科学》杂志发表了研究论文，声称从5000万年前开始，以真菌为生的蚂蚁就有了自己的抗生素。研究者对一种名叫“真菌蚂蚁”的蚂蚁身上的白色斑点进行研究，发现不同的“真菌蚂蚁”依靠种植不同的真菌类蘑菇来作为唯一的食物来源。这些蚂蚁的嘴巴和前肢上隐藏着许多细小的腺窝，里面寄生着一种能产生抗生素的细菌。这些腺窝有一些细小的孔通向蚂蚁身体外部，这样它们就可以将抗生素传播给作物。抗生素可以杀死会使作物生病的寄生虫，从而确保它们主人的食物来源不受破坏。

    这种蚂蚁腺窝的特殊结构使得蚂蚁与作物的这种共生关系非常和谐。研究者发现，一些近缘的、不种植真菌的蚂蚁身上则没有腺窝，也没有寄生菌。

    科学家们研究了中美洲热带丛林中的切叶蚁的生活习性。切叶蚁只种一种蘑菇，这相当于人类的单一作物制，虽然开始时产量高，但重复种几季以后很容易遭受病虫害侵袭，人类是采用轮作不同作物来解决问题的。生物学家们采用基因分析法，确定了切叶蚁所种的菌种是源于2300万年前的单一菌株，从未换过品种，却能延续至今。

    这个谜由多伦多大学的C·R·居里解开了。居里对包括切叶蚁在内的22种蚂蚁进行了仔细观察。他首先发现蚂蚁的蘑菇农场偶尔也会受到一种名为Es-covopsis的霉菌感染，使蘑菇在几天内全部死光，结果是整穴蚂蚁全部饿死。但尽管如此，切叶蚁还是有办法控制这种灾难。其奥秘在于，雌蚁会排出寄生在身上的活细菌分泌出的链霉素。切叶蚁蘑菇园中那些忠于职守的蚂蚁勤于察看，一发现Es-covopsis霉菌就用随身携带的链霉素就地将之消灭，以防止其蔓延。而且这种链霉素还能刺激蘑菇的生长，真是一举两得。切叶蚁分群时，蚁后将蘑菇菌种含在口中，连同随身的会分泌链霉素的细菌带到新穴传种，所以切叶蚁的单一品种的蘑菇农场能延续至今，历经千万年而不衰。人类所用的抗生素多次使用后会使病菌产生抗药性而导致药效减弱，但蚂蚁所用的抗生素却并未使病菌产生抗药性。卡梅隆·柯里研究小组发现，蚂蚁身上的抗生素不但是蚂蚁赖以战胜自然环境的法宝，亦是人体必需的抗生素。今后应可仿此研发新一代的抗生素，更有效地治愈人类的疾病。

    谈起法律工具主义，还要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左右，管仲提出依法治国。此后，法律就被公认为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谓治世之具，也可以叫治国之具，法律的工具主义从这儿就开始了。到唐朝，魏征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国家好像是一匹奔马，骑在马上的骑手就是皇帝，皇帝手中拿的鞭子就是法律，这样就把法律工具主义更加形象化。既然古代的法律是君主手中的鞭子，这个法律必然受到君主的影响。遇到开明的君主就能够发挥法律治世的作用，遇到昏君那就没有办法发挥法律的治世功能。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唐太宗时期就是个讲究法制的时代。当时，针对官吏假冒伪造履历，唐太宗说了一句话，以后再遇到假冒履历的官员必死不赦。不久，又发现了假冒履历的事情，大理寺少卿戴胄据法断流，没有断死刑，唐太宗就非常不高兴，说我说过以后再有一定要处死。这时戴胄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是法，法是“国家布大信于天下”，不能因为皇帝一时喜怒的意见，使法丧失了大信，这样说服了唐太宗。唐太宗说了一句话：法乃天下之法，非朕一人之法。所以皇帝也遵法了，这就发挥了法律的工具主义的作用，这是遇到了明主。

    遇到了昏君的时候，就是法制的败坏。隋文帝本来是很重视法律的，但是到晚年任意为法。比如说六月天要判处犯人死刑，大家就劝解他从汉以来都秋冬行刑，六月天不能判死刑。他说六月天为什么不能判死刑呢？六月天还有雷霆震怒，雷还会击人呢，我是皇帝我也可以杀人。所以法律工具主义是人治下的法制，遇到明主确实起到了治世的功能，但是遇到昏君的时候便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法律工具主义不仅影响了整个古代社会，也包括近代社会。想起用法就把法拿出来，不想用法就把法收起来。所以今天我们要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法律权威主义的观念，就必须肃清法律工具主义的残余影响。

    法与改革的关系就是古人所说的改制与更法。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其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联在一起的。到汉以后，专制制度牢固建立起来，谈改革多半都是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是先秦的也好，以后的也好，体制改革总是和法制密切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成功的改制，成功的改革都是和法制相向而行。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是建立一家一户的封建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改革是废除世卿制度，建立军功爵制。这次改革借助于法律，颁布了许多新法。开阡陌，封疆令，废除了过去的土地国有制。颁布二十等军功爵令，奖励首功，废除世卿世禄。这些法律明确地提出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对改革起了引导作用。其次，商鞅也利用法律扫除或者是减除阻碍改革的旧势力。把反对改革的旧贵族，甚至太子的师傅处以肉刑，借以推动改革。最后是运用法律来巩固改革的成果。这些成果得到了秦国百姓的拥护，所谓秦民大悦。尽管商鞅被处以死刑，但其法未败。所以改制与更法密切相关，成功的例子都是改制与更法相向而行。

春走老山界

谭谈

①其实，只有到了四月，山野里的春色才最浓烈，最灿烂。春的表演才最癫狂！嫩绿的新叶，压在深绿的老叶上，此时全部张开了身姿，使山色具有了鲜明的层次感。各种各样的野花，张狂地绽放，把或浓或淡的芳香，洒满坡坡岭岭。整个山野，都沐浴在芳香里……

②我们此行，是去拜会红军长征途中著名的老山界。

③汽车，在一个“之”字接一个“之”字的山间公路上奔驰。我的双眼，贪婪地向前张望，只见前面山头上的一棵棵大树，仿佛一个个绿色的云团，浮动在天际。刚刚下过一场雨，山腰里升腾起一缕缕轻纱似的云雾。山头在云雾里时隐时现，像一个披着婚纱的新娘，姿态娇美。

④老山界，深藏在舜皇山里。舜皇山原名红云山，更名舜皇山是源于一个传说。相传此山一条修炼多年的孽龙得道后，作恶多端，茶毒生灵，轩辕黄帝的后裔舜帝巡山到此，决心为民除妖。他得天神之助，浴血奋战，几经劫难，终于除去孽龙。人们为纪念舜皇功德，将此山更名舜皇山。

⑤汽车在一块平地上停下了。站在这里，放眼望去，远处浮在云雾里的三座山峰，似乎如骏马在天际间奔跑。而近处山崖上，一丛丛、一树树紫色的杜鹃花，正热烈地绽放着。沿着山谷，一条小溪一路叮咯而下。几场春雨过后，窜动在小溪里的溪水更充沛了，溪水蹦跳着勇猛向前。遇到高崖，一蹦而下，化身壮丽的瀑布；遇到巨石，委曲求全，绕道而行。它总是千方百计向前奔去，去探寻更广阔的世界……

⑥终于，一块巨石立在我们面前。几个威严的大字，赫然入目：老山界。这块碑石告诉我们，这里是1934年冬，红军长征经过惨烈的湘江之战后，翻越的第一座大山。当年翻越这座山的陆定一，记下了这段难忘的经历。于是，一篇美文《老山界》进入了共和国的中小学课本，激励着一代一代国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勇前行。为纪念革命先辈，为宣传红军精神，傍着这座山的东安、新宁、城步三地，都立有老山界的碑石。那么，哪里，才是真正的老山界？当年，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和红五、红八、红九军团走进舜皇山，翻越老山界，到达广西资源县油榨坪集结。这座山很大，老山界也很大。红军穿山而过，陆老到底描绘的是哪一段？这并不重要了。或者应该说，三块碑石标示的，都是真的。

⑦在这里，不时看到一队队游人，艰难地走在这条山道上，追寻当年红军的足迹。我站在碑前，望着山间荆棘丛生的小道，陷入了沉思。当年，红军战士，一路走去，走过二万五千里，经历了多少如湘江战役般惨烈的战斗，多少鲜活的生命，倒在这条路上啊！这时，又一队着蓝色红军服的人，站在这块刻有老山界的巨石碑前宣誓，一个个神情庄重。他们是长沙邵阳商会一批成功的商人，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到来的前夕，走进老山界，跋涉红军长征路，学习红军精神，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每天每天，这块碑前，这条路上，总有人在追寻红军的足迹。他们中，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老者，更有青年……红军自有后来人啊！

⑧如今，有一个汉子，又走进了这座山，他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要与居住在大山深处的山民手拉手，领着他们走一条新时代全民奔小康的长征之路。他和我们一道，沿这条傍着小溪的古道踏步而下。沿溪两岸，一丛丛野生茶树，正冒出新芽。我忍不住摘下几丛，放嘴里咀嚼。开始，有一股苦涩味，而嚼着嚼着，竟有丝丝的甜味出来了。清冽的山溪水，就在脚下撒娇似的流动，我躬下身去，用手捧上山泉水，和着嚼碎的野茶，吞下肚去，味道特别极了。

⑨近年来，都市里的人，纷纷追求生活的原生态。深藏在这山谷小溪边的野茶，根须扎在山泉水边，汲着微量元素丰富的山泉水，枝叶长在云雾中，收纳极鲜极净的空气。然而，品质如此上乘的东西，这些年来，藏在深山人未识。守着这些宝贝的山民，依然没有摆脱贫困。从这座大山脚下走出去的山民之子老唐，放弃他在美国已有相当规模的事业，毅然回到家乡，寻找帮助乡亲走出贫困的道路。他不进行任何人工干预，只组织当地村民采摘散生在涧谷间的野茶，又聘来农大的茶业专家，指导加工，生产出了香型独特的野生红茶、白茶和黑茶，受到了消费者欢迎。眼下正是野茶开摘的时节，一条条溪涧旁的野茶林里，山民们正在采摘两叶一针的嫩茶芽。坡头岭上一栋栋农舍里，堆放着刚采摘回来的散发着清香的新茶。山民们在山中采到野茶叶，一担一担地送往茶业加工厂。沉睡在大山里的野茶林，如今成了山民的取款机。

⑩踏春舜皇山，追寻老山界，探访采茶人，让人发出由衷的感叹：老山界人正奔走在乡村振兴的新长征路上！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