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凳

周海亮

    乡下的雨比城里的雨大，我这样认为。

    逢夏季，逢大雨，雨便把乡村浇得亮晃晃的，呈现一种模糊和扭曲的景致。于是河水暴涨，黄浊，湍急，直冲而下，村人就跑出来，急匆匆的，却不是为了看景，村人没那个雅兴和时间，他们出来，为了捞东西。

    总会有可捞的东西。河的上游连着很多村落。河水里飘来垃圾、南瓜、巨木甚至家具，当然，更多的时候，只会飘来一些碎草。碎草被河边裸露的树根挡住，就有村妇拿了粪叉，捞半天，捆紧，带回家，晒干，可以煮五六碗的稀饭。方言里，这叫“捞浮”，几乎每一个村里人，都干过这事。

    宝田与三麻同龄，论辈分，宝田管三麻叫“叔”，但从不叫，亲哥俩似的友谊。那时三麻正跟一条鲢鱼搏斗，三斤多重的鲢鱼自己蹦上岸，三麻扑过去，手一滑，鲢鱼又蹦回到水里。三麻骂，成心逗老子呢你。这时他听到宝田的声音，凳子！

    是长凳，放在堂屋，一次可以坐三四人的那种。凳子从上游飘下来，被雨后的阳光照着，闪着木质的暗黄。等凳子靠近，宝田便拿一根粪叉，看准了，猛地向岸边一划。凳子在水中打一个旋儿，飘到叉子所不能及的地方。

    宝田急了，凳子，飘了！凳子，飘了！他向着凳子喊，很无助的样子，却并不看三麻。凳子飘出很远，颜色开始暗淡。宝田向回跑，寻着更长的粪叉，或者棍子。三麻正是这个时候，跳下水的。

    三麻是村里水性最好的一个，没费多大劲儿，就把凳子救回。他把凳子坐在屁股下，一边哆嗦，一边拿手抚摸。三麻说，多好的凳子啊！

    三麻把凳子带回家，三个孩子争抢着坐。一个孩子跛脚，很严重，吃饭时，几乎趴在地上。三麻的女人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三麻说，好个屁，那是宝田的凳子。女人便看着他，尽是不满。

    宝田常来。他对三麻说，这凳子，是我先看见的。三麻说，是。宝田说，我的叉子，没捅准。三麻看一眼正在凳子上玩得起劲的跛脚儿子，说，是。宝田就不再说话，有时喝一碗三麻家的玉米粥，把嘴巴咂得夸张地响。

    有时三麻去找宝田。三麻对宝田女人说，要是我不去捞那个凳子，凳子就冲远了。宝田女人说，知道。三麻对宝田女人说，家里孩子，腿不好。宝田女人说，知道。三麻对宝田女人说，下次再捞浮，如果有凳子，我拼了命也为你家捞一条。宝田女人的嘴就撅起老高。不会那么巧，她说，捞了这么多年，头一次看见你捞到凳子。宝田火了，丢了手中的筷子，大骂他的女人。女人就哭，数落着宝田的窝囊。

    凳子就放在三麻家的堂屋。宝田来了，常常坐在上面。一边用手摸着，一边说，多好的凳子啊！

    那年，没有为三麻和宝田再下一场大雨。天热得很，三麻的承诺，被太阳烤焦。

    第二年夏天，终于下了一场大雨。好像所有的云彩都变成了雨，直接倒在了河里。河水再一次暴涨，更浑浊，更湍急，河面变得更宽。

    雨还没有停，三麻就叫上宝田，要去捞浮。宝田说，等雨停了吧，会有凳子吗？三麻说，现在去，会有。

    还没到河边，两人就发现河面上飘着一只凳子。尽管影影绰绰，看不确切。三麻说，是凳子吗？宝田说，像。三麻就狂奔起来，奇快，宝田在后面喊，三麻！三麻没有回答，依然狂奔。他跳下了河。

    三麻就这样被河水冲走了。宝田还记得，三麻在河水中举起的那条“凳子”，不过是一个窄窄的硬木板。

    尸体是在下游很远的地方发现的，三麻被泡得肿胀和惨白，像发过的笋。三麻的女人只看一眼，就昏过去；众人把她叫醒，她再看一眼，再昏过去；众人再把她叫醒，她就疯了。

    她把跛脚儿子抓起来，扔到院子里。然后抱着凳子，去找宝田。她对宝田说，别再捞浮了，叫三麻回家吧。宝田嘿嘿笑，像哭。她再说，三麻水性好，但水太凉，别让他下水。宝田再嘿嘿笑，更像哭。她再说，三麻呢？宝田便不再笑了，抹一把泪说，对不住你，婶娘。宝田头一次叫三麻的女人婶娘，三麻女人感觉不是在叫她。宝田把长凳送了回去。

    那以后，村人常常听到宝田在夜里，打她的女人。女人的惨叫，传出很远。

    后来我知道，三麻家中曾经失火，那条被宝田送回来的凳子，早已化为一把清灰。

    小的时候，在雨后，我也常常和大我十几岁的堂哥，跑去捞浮。我们捞到了碎草、葫芦、树枝、油桶、南瓜、竹篓、八仙桌。我们捞到了很多东西，但我们依然贫穷。

舞台

袁省梅

    一直以来，王少宏都坚信自己能成为声名卓著的二胡演奏家。

    正儿八经的音乐学院毕业，加上天赋，加上勤奋，还有童子功，他说，除了舞台，还缺什么呢？

    可是，没人给他舞台。

    他抱怨父亲，抱怨老婆孙兰。他说要是当初不回到这个鬼地方就好了。小县城，有多少人懂音乐多少人懂他的二胡呢？

    王少宏毕业那年，已经分配到了省城大剧院。可是，父亲不答应。父亲拍电报，打电话，又撵到省城要他回去。父亲说，你哥没了，你嫂子嫁了，留下三个孩子，还有我和你妈你奶，谁养？就这样，王少宏到小县城的小学做了一名音乐老师。他没有想到，就是小学老师，要做好，也不容易。校长从心里不喜欢他。谁让他的学历太高人又孤傲呢？学校里所有的演出，他都不要想参加，他给学生排练的节目也不要想上舞台。去县里电视台演出，就更没有他的份了。

    每次，他气闷地问老婆为什么时，孙兰都是静静地听着，不说话。他也不等老婆说话，就去拉二胡了。孙兰听着他滞重的二胡声，就发出一声叹息。

    小城有人带着孩子请王少宏教二胡。小城已有好几家二胡培训班。王少宏想都没想，就  拒绝了。给小孩子做启蒙老师？他不屑。一个华丽、高大的舞台一直在他的心里矗立着。过一段时间，他就往北京跑，参加那里的比赛，或者与同道者聚会。王少宏一直相信北京会有他一个舞台。钱花了不少，可王少宏也没拿回一个奖杯。孙兰说，他们不懂。王少宏勾着头，好久才说，他们说的对，我的演奏中缺了最重要的东西。孙兰说怎么会呢？王少宏摇摇头，说，你不懂。孙兰脸上暗了一层，心说，我怎么不懂呢？听你的二胡十多年了，也听你在家放的碟片十多年了。

    看着王少宏不开心，孙兰有什么办法呢？她不过是一名小学老师。她能做的，就是把观众这一角色做得加倍的合格。孙兰在逼仄的阳台土砌了个小小的台，高出地面半尺，椭圆形，还给周围挂了一层白的纱帘。风吹过，纱帘悉悉索索地轻轻晃，是有点舞台的感觉了。

    是舞台。孙兰给王少宏搭的舞台。

    孙兰把王少宏用过的二胡，一溜排的，都挂在“舞台”的墙上。孙兰叫王少宏坐到“舞台”上拉。王少宏开始不愿意，骂孙兰瞎整。况且，王少宏除了给学生上课时拉拉二胡，平日里，他已经很少拉了。说到底，心里还是别扭。孙兰却总是催他拉。孙兰给他买好烟好酒，给他说好话。孙兰说，你就是我的二胡演奏家，我要做你一生的听者。孙兰不说自己是观众，或者粉丝什么的。王少宏喜欢“听者”这个称号，当然，更喜欢孙兰这样地看重他，他就坐到他的“舞台”上，给他唯一的“听者”拉起了二胡。

    孙兰说，不管什么曲子，你都处理得那么好，是精妙绝伦。

    孙兰说，美妙的旋律在弓子的拉拉推推中，出神入化，滑着美丽的弧线，蹦跳，流淌，像云在飘，像风在扬，像花在开，简直是，太炫了！孙兰说，如果在处理时心无旁骛，人琴合一，琴曲合一，就更好了。

    听着听着，王少宏愣怔了。他没想到，孙兰，一个小学语文老师，能听懂他的二胡。王少宏抱着孙兰说，周末了，我们去黄河边，我给你拉《江河水》，水边拉琴，有水的滋润，又有辽阔天地的回旋，是再好不过的舞台了。

    孙兰说，改天吧，一会儿有几个学生来补课。

    王少宏生气了。王少宏说，你这是干嘛？家里就缺你这点钱？无趣，庸俗。

    孙兰倒不生气。孙兰说，爸的滑膜炎又犯了，医生说最好做手术……还有大侄子的婚事，小侄子的学费……王少宏不说话了。好久，王少宏说，我也带学生吧。

    孙兰不同意。孙兰说，你得潜心研习你的二胡，你的舞台不在这里。

    王少宏吱着唇，好半天，指着阳台的舞台，说，够了，有它，我觉得，挺好。

（有删改）

绳子的故事

莫泊桑

    戈德维尔的集市广场上，人群和牲畜混在一起，黑压压一片。只见牛的犄角，富裕农民的长毛绒高帽，农妇们的头巾在集市上攒动。尖厉刺耳的嘈杂声、嗡嗡声一片，持续不断，气息粗犷。这是个赶集的日子。整个集市都带着牛栏、牛奶、牛粪、干草和汗臭的味道，散发着种田人所特有的那种难闻的人和牲畜的酸臭气。

    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正在向集市广场走来。突然他发现地下有一小段绳子，奥士高纳大爷具有诺曼底人的勤俭精神，他弯下身去，从地上捡起了那段细绳子。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冤家对头马具商马朗丹大爷在自家门口瞅着他，颇感丢脸。他立即将绳头藏进罩衫，接着又藏入裤子口袋，然后很快便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中去了。

    教堂敲响了午祷的钟声，集市的人群渐渐散去。朱尔丹掌柜的店堂里，坐满了顾客。突然，客店前面的大院里响起了一阵鼓声，传达通知的乡丁拉开嗓门背诵起来：“今天早晨，九、十点钟之间，有人在勃兹维尔大路上遗失黑皮夹子一只。内装法郎五百，单据若干。请拾到者立即交到乡政府，或者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家。送还者得酬金法郎二十。”

    午饭已经用毕，这时，宪兵大队长突然出现在店堂门口。大声喊道：“奥士高纳大爷，请跟我到乡政府走一趟。乡长有话要对您说。”

    乡长坐在扶手椅里等着他。“奥士高纳大爷，”他说，“有人看见您今早捡到了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遗失的皮夹子。马朗丹先生，马具商，他看见您捡到了。”

    这时老人想起来了，明白了，气得满脸通红。“啊!这个乡巴佬!他看见我捡起的是这根绳子，您瞧!”他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了那一小段绳子。但是乡长摇摇脑袋，不肯相信。“奥士高纳大爷，马朗丹先生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我不会相信他把这根绳子错当成了皮夹子。”

    这位老农气呼呼地举起手来，表示以名誉起誓，再次说：“老天有眼，这可是千真万确，丝毫不假的啊，乡长先生。我再说一遍，这件事，我可以用我的良心和生命担保。”

    乡长又说：“您捡起皮夹子之后，甚至还在地上找了很久，看看是否有票子从皮夹子里漏了出来。”

    老人又气又怕，连话都说不上来了。他抗议也是白费，别人不相信他。

    他和马朗丹先生当面对了质，后者再次一口咬定他是亲眼看见的。根据奥士高纳大爷的请求，大家抄了他的身，但什么也没抄着。最后，乡长不知如何处理，便叫他先回去，同时告诉奥士高纳大爷，他将报告检察院，并请求指示。

    消息传开了。老人一走出乡政府就有人围拢来问长问短，于是老人讲起绳子的故事来。他讲的，大家听了不信，一味地笑。他走着走着，凡是碰着的人都拦住他问，他也拦住熟人，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故事，把只只口袋都翻转来给大家看。他生气，着急，由于别人不相信他而恼火，痛苦，不知怎么办，总是向别人重复绳子的故事。

    第二天，午后一时左右，依莫维尔村的农民布列东大爷的长工博迈勒，把皮夹子和里面的钞票、单据一并送还给了曼纳维尔村的乌勒布雷克大爷。这位长工声称确是在路上捡着了皮夹子，但他不识字，所以就带回家去交给了东家。

    消息传到了四乡。奥士高纳大爷得到消息后立即四处游说，叙述起他那有了结局的故事来。现在他心里坦然了，不过，他觉得有某种东西使他感到不自在。人家在听他讲故事时，脸上带着嘲弄的神气，看来人家并不信服。他好像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

    下一个星期二，奥士高纳大爷又到戈德维尔来赶集。他跟克里格多村的一位庄稼汉聊起了绳子的事情。这位老农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在他胸口推了一把，冲着他大声说：“老滑头，滚开!”然后扭转身就走。奥士高纳大爷目瞪口呆，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终于明白了，人家指责他是叫一个同伙，一个同谋，把皮夹子送回去的。

    他想抗议。满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他午饭没能吃完便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了。他回到家里，又羞又恼。愤怒和羞耻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他遭到无端的怀疑，因而伤透了心。于是，他只能再次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每天都加进些新的理由，更加有力的抗议，更加庄严的发誓。他的辩解越是复杂，理由越是多，人家越不相信他。有人背后议论说：“这都是骗子的歪理。”

    他眼看着消瘦下去。将近年底时候，他卧病不起。年初，他含冤死去。临终昏迷时，他还在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再说：“一根细绳……乡长先生，您瞧，绳子在这儿。”

（有删改）

一路向暖

于艳丽

    父亲坐在轮椅上：他垂着头，看不到脸，花白稀疏的头发掩盖不住头皮，一道勒痕从他低垂的后颈处显露出来，红紫色的淤血让人触目惊心。

    她“啊”地一声站起来，埋头工作的同事抬起头莫名其妙地望了一眼，复又低下头去了。每个人都有忙不完的事，谁有工夫关心她的情绪呢？

    此刻正是中午，一天中最暖的时候，明媚的阳光从窗户外铺展到室内，她用手摸索了一下脸，恍惚中做了一个梦！，

    她觉得有必要请假回老家一趟，这个打算已经有了好久了。从去年的秋天开始，她知道父亲的中风更严重了之后，就打算回去。可是，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一个任务套着一个任务，她没有办法停下来。

    无论如何必须回去一趟了。这几天，网络里、电视上，轮番轰炸似地播报一个关于保姆弑杀老年雇主的新闻，这让她时不时地做噩梦。

    伺候父亲的保姆是自己在中介找到的，五十岁左右，圆脸，有一双与年纪不大相符的清澈的眼睛。她就是看中了她那一双带着笑意的眼睛，凭她在社会上多年历练的经验，那笑不是逢迎的、卑微的，而是从心底里生长出来的善良结成的笑。把一个失语的瘫痪在床的老人交给有着这样善意笑容的人，她觉得自己是能够放心的。可现在，她对自己的判断有了怀疑。电视上那个老女人看起来多憨厚，多无辜，如果不是证据确凿，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那样的一个人竟然会像掐死一只蚊子一样，害人！

    终于还是请了假，头也不回地挤进了火车站。她坐在候车室，心神不宁地盯着候车大厅门口那个圆形挂钟上的时针和分针等车。

    母亲去世后，父亲得了脑中风，不能自由行动，也不能言语，自己又没有能力将他带在身边，只好在老家雇了一个保姆，伺候他的饮食起居。最近两年，新换了工作，压力大，而她似乎也有意识地逃避着那个有亲人却没有温暖的家，直到最近看到那则保姆出事的新闻，她才慌乱起来。她想，应该回去看看了，如果父亲出事了，那冥冥中她也成了杀人者的同谋。

    回乡的路曲折漫长，火车爬过一座山又一座山，越过一道河又一道河，可终点似乎遥遥无期，对面一个回乡的小孩问：妈妈，火车爬得这么慢，为什么不站起来跑呢？

    她在众人的惊叹中，哑然失笑。小时候，她也问过父母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得不到想要的答案，但是父母亲无一例外地慈祥地笑她，抚摸她的头，甚至给她一个奖赏性的拥抱，让她觉得问一些没头没脑的问题虽然没有答案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下了车，神思还在恍惚。

    有两年多没回来，站前的大楼在新广告牌衬托下，似乎更显破旧，一辆黄色的出租车恰当地停在她的身边。司机师傅按响喇叭，这让她竟然有了手足无措的感觉，就像偶遇一个曾经十分熟悉却又被自己疏远的朋友。

    车上，她试探性地提起保姆杀人的案子，司机师傅打着哈哈说，现在这世道，什么稀奇事都有。前段日子，这里一个老人死在家里，十几天才被发现，等打开家门，发现人已经臭了。她的胃抽搐了一下，嘴里涌出一股酸水，想吐，却又忍住了。她用一只手扶着头，转脸看向窗外，马路边的老柳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没了，路边被水泥和花砖铺出了停车场，她想起那几棵老柳树，想起曾经在春天的时候，它们早早地把春天的消息捎给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们……她拖着行李，走进小区，心脏跟着行李箱的碌碌声，快节奏地跳着。一个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迎面走了过去，一只毛毛狗跟在母女俩的身后摇晃着尾巴。

    隔着几十米远，她看到了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一个圆脸的老妇人在和旁边的人攀谈，老人坐在轮椅上，春天的阳光照着他黧黑又有几分红润的脸，他正看着前方，想必从视线里发现了令他惊喜的事物。他的眼神瞬间明亮了起来，嘴角有一丝微笑慢慢地鲜活，慢慢地鲜活，最后连她都觉得那微笑已经如这三春暖阳一样铺展开，让她的世界也跟着温暖鲜活了起来。

(选自《羊城晚报》2016年4月10日）

围墙

陆文夫

    昨夜一场风雨，建筑设计所的围墙倒塌了。

    这围墙要倒，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它至少百年了，几经倒塌，几经修补。历次的修补都不彻底，三十多米长的围墙高低不平，弯腰凸肚，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何况一场风雨！

    早晨，开碰头会。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围墙的问题，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吴所长用圆珠笔敲敲桌面，原来的围墙和我们单位的性质不协调，新围墙一定要新颖别致，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古典派黄达泉接茬儿了：围墙不但有实用价值，而且富有装饰意味，它对形成建筑群落的风格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现代派朱舟把茶杯一放：我们考虑问题要从实际出发，要造得高大牢固。两派之外的何如锦开口了：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把塌下来的再垒上去，这在围墙的历史上是有例可循的。

    我想问一下，这围墙到底怎么修啊！这是行政科的马而立。

    这个三十七岁，非常干练的办事员，却有着一张不那么令人放心的娃娃脸。某些人见到他就疑虑：整天衣冠楚楚，活儿没有少干，身上却不见泥污，这就形迹可疑。如果整天穿工作服、劳动鞋在人前走来走去，那就另有一种效果：这人老成持重，艰苦朴素。稳妥往往是缓慢的同义语，这马而立却灵活得像自行车的轮盘，一拨便能飞转。

    “到底怎么修嘛，我提出了原则，同志们也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就看你的了。”吴所长拍拍马而立的肩膀，“好好干！”

    一支烟还没有抽完，马而立已登起自行车直奔房屋修建站。

    星期六晚上，设计所门前拉起了临时电线，四只两百支光的灯泡把马路照得灼亮。砖瓦、石灰、琉璃砖装过来；垃圾、碎砖运出去。星期天清早开始砌墙。马而立忙得飞飞，还拉住看门的洪老头做帮手。泡茶，敬烟，寻找各色小物件，有时还飞车直奔杂货店。电灯直亮到夜间十一点。

    夜色中看这堵修好的围墙，颇有诗意。白墙，黑瓦，宝蓝色的漏窗泛出晶莹的光辉。树枝摇曳，灯光闪烁，好像童话般的世界深藏在围墙的里面。抬起头来，可以看到主建筑的黑色屋顶翘在夜空里，围墙带着和主建筑相似的风格进入了整体结构。附近的马路也变样了，好像是到了什么风景区的入口。

    马而立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办得最完美的一件大事！他在会议室的长沙发上睡了下去。这一觉睡得很沉，很甜。

    星期一早晨，上班的人们被突兀而起的围墙惊呆了，虽然人人都希望围墙赶快修好，如今却快得叫人毫无思想准备。如果工程是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今天加一尺，明天高五寸，人来人往，满地乱砖泥水，工程结束时人们会跟着舒口气。如今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不习惯，太扎眼。谁都看得出，这围墙比原来的好，可有些人左看右看，总觉得有点那个，吴所长始终不发表意见，他觉得这围墙似乎在自己的想象之中，又像在想象之外。他轻轻地说了一声：哎，没想到马而立的手脚这么快！

    被征求过意见的人很不满，觉得这围墙吸收正确的意见太少！他们指指点点：这围墙不中不西，穿西装戴瓜皮帽，缠绿围巾，这打扮是哪个朝代的？是呀，围墙是墙，造个大屋顶干什么呢？太单调啦，应当在中间造两个方如意！两头应该造尖角，翘翘的。所有感到有点那个的人都把围墙的缺点找了出来，他们批判能力总是大于创造能力。

    “马而立”，吴所长叫人了，“洪老头，你看见马而立上班没？”有人帮着寻找了，要对这个罪魁祸首当场质疑。

    看门的洪老头火气很大：“别鬼叫鬼喊的啦，人家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像你！”洪老头对那些轻巧话很反感：人家马不停蹄，衣衫湿透，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来来往往的路人都评说这围墙很美很美。

    马而立揉着眼睛爬起来了，蒙蒙眬眬挨了一顿批……

    冬天，设计所召开建筑学年会，几位专家一进门便被这堵围墙吸引住了，左看右看，赞不绝口。会议便以围墙为话题：这围墙回答了城市建筑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既有民族风格，又不盲目复古；经济实用，和原有建筑物的风格统一。

    设计所的到会者喜出望外，想不到金凤凰出在鸡窝里！吴所长说：这主要是指导思想明确，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充分的讨论。各派代表人物也沾沾自喜地夸耀自己的贡献。

    马而立没权参会，只是在会场进进出出，忙得飞飞，不知道又从什么地方弄来四只熊熊的炭火盆，使得房间里温暖如春，人人舒展。

蛮子大妈

（法）莫泊桑

    普法之间已经正式宣战的时候，小蛮子的年纪正是三十三岁。他从军去了，留下他母亲单独住在家里。他们并不很替她担忧，因为她有钱，大家都晓得。

    她单独一人留在这所房子里了，那是坐落在树林子边上并且和村子相隔很远的一所房子。她并不害怕，这位蛮子大妈在她的茅顶房子里继续过着通常生活。不久，茅顶上已经盖上雪了。每周，她到村子里走一次，买点面包和牛肉以后就仍旧回家。当时大家说是外面有狼，她出来的时候总背着枪，她儿子的枪，锈了的，并且枪托也是被手磨坏了的。

    某一天，普鲁士的队伍到了。有人把他们分派给居民去供养，人数的多寡是根据各家的贫富做标准的，大家都晓得这个老太婆有钱，她家里派了四个。

    那是四个胖胖的少年人，虽然他们到了这个被征服的国里，脾气却也都不刁。早上，有人看见他们四个人穿着衬衣绕着那口井梳洗，而蛮子大妈这时候却往来不息，预备去煮菜羹。后来，有人看见他们替她打扫厨房，揩玻璃，劈木柴，削马铃薯，洗衣裳，料理家务的日常工作，俨然是四个好儿子守着他们的妈。但是她却不住地记挂她自己的那一个，每天，她必定向每个住在她家里的兵问：“你们可晓得法国第二十三边防镇守团开到哪儿去了？我的儿子在那一团里。”他们用德国口音说着不规则的法国话回答：“不晓得，一点不晓得。”后来，明白她的忧愁和牵挂了，他们也有妈在家里，他们就对她报答了许多小的照顾。她也很疼爱她这四个敌人。

    谁知有一天早上，那老太太恰巧独自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远远地望见了乡村邮差向着她家里走过来。他拿出一张折好了的纸头交给她：

    蛮子太太，这件信是带一个坏的消息给您的。您的儿子威克多，昨天被一颗炮弹打死了。差不多是分成了两段。我们在连队里是紧挨在一起的，他从前对我谈到您，意思就是他倘若遇了什么不幸，我就好当天告诉您。

    现在我亲切地向您致敬。

    第二十三边防镇守团二等兵黎伏启。

    她看了并没有哭。她呆呆地待着没有动弹，很受了打击，连感觉都弄迟钝了，以至于并不伤心。她暗自想道：“威克多现在被人打死了。”随后她的眼泪渐渐涌到眼眶里了，悲伤侵入她的心里了。各种心事，难堪的，使人痛苦的，一件一件回到她的头脑里了。

    但是这时候，她听见一阵嘈杂的说话声音了。正是那几个普鲁士人从村子里走回来，她很快地把信藏在衣袋里，并且趁时间还来得及又仔仔细细擦干了眼睛，用平日一般的神气安安稳稳接待了他们。

    她和那四个兵同桌吃饭了，但是她却吃不下，甚至于一口也吃不下，他们狼吞虎咽般吃着并没有注意她。她一声不响地从旁边瞧着他们，满脸那样的稳定神情。

    她搬了许多干草搁在他们睡的那层阁楼上，她对他们说明这样可以不会那么冷。四个德国人都踏上那条每晚给他们使用的梯子，爬到他们的寝室里了。那块做楼门用的四方木板一下盖好了以后，她就抽去了上楼的梯子。她赤着脚在雪里一往一来地走，从容得教旁人什么也听不见，她不时细听着那四个睡熟了的士兵的鼾声，等到她判断自己的种种准备已经充分以后，就取了一束麦秸扔在壁炉里。它燃了以后，她再把它分开放在另外无数束的麦秸上边，随后她重新走到门外向门里瞧着。

    不过几秒钟，一阵强烈的火光照明了那所茅顶房子的内部，雪白的原野被火光照得像是一幅染上了红色的银布似地闪闪发光。

    许多人都到了，有些是农人，有些是德国军人。

    他们看见了这个妇人坐在一段锯平了的树桩儿上，安静的，并且是满意的。

    一个德国军官问她：“您家里那些兵到哪儿去了？”

    她用一种洪亮的声音回答：“在那里面！”

    大家团团地围住了她。那个普鲁士人问：“这场火是怎样燃起来的？”

    “是我放的。”

    大家都不相信她，以为这场大祸陡然教她变成了痴子。她就从衣袋里面取了两张纸，口里说道：“这张是给威克多报丧的。”又拿起另外一张，偏着脑袋向那堆残火一指：“这一张，是他们的姓名，可以照着去写信通知他们家里。您将来要写起这件事的来由，要告诉他们的父母说这是我干的。请您不要忘了。”

    一道口令喊过，立刻一长串枪声跟着响了。

    她那只拘挛不住的手里，依然握着那一页满是血迹的报丧的信。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