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都以时空认知为起点。根据宇宙大爆炸学说，宇宙因爆炸而生成，时间得以同时生成。这个时间，是自然时间。人类在自然时间范围内，为了标记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给自己拟订一种“纪序”参照系，这就是定义时间。今天人们所“感知”的日期，就是一种全球约定的定义时间。定义时间在自然时间面前只是一个微量，但它已作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人类生活，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甲子，是世界时间文化中的一种独特定义。从1911年发现的六十甲子表甲骨来看，甲子作为一个确定的记述系统用于定义华夏时间，至迟在殷商时期已然完备。天干源于纪日，地支源于一年十二个月。用日、月与地球的视运行关系来记述人类活动时间，就是甲子时间纪序的本质。甲子纪序，是先民对自然时间关系的一种客观摹写，体现了一种朴素的自然取时思想。

    关于时间的本质，柏拉图认为时间是理念永恒性的摹本，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既不是运动，又不能脱离运动，是运动的数。伽利略指出，时间具有各向同性、均匀性和无限性。后来，爱因斯坦提出时空不是互相独立而是一个整体的四维时空连续区。至此，时间在其永恒与无限的直观视界中，与运动、空间的同一性本质得到了最权威的认定。而研究者发现，甲子既定义了时间与运动的同一性，也定义了时间的永恒性和无限性，同时又定义了时空一体性。细究甲子的定义内涵，其所体现出来的时间观念与现代科学对时间本质的描述非常一致。

    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生存环境而形成不同的生存模式，从而也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及价值选择。时间文化的形成，同样受到了不同的价值选择路径的影响；这种不同的时间文化又会“反哺”于社会生活，形成不同的文化效应。在西方，时间作为本体论问题成为思想与探究的主要对象。这种对“时间是什么”的连续追问与解答，直接导致了以哥白尼革命为标志的近代科学的诞生，并为牛顿经典力学时空观的建立提供了条件。也正是由此，时空与运动才成为当代科学最为关注的前沿问题，并引发了新一轮宇宙时空探索的科学时尚。可以说，当今科学主宰世界的文化潮流，其起点就是“时间”问题的解决。在中国，“天人合一”观念把人“放大”到与天地齐一，天地的存在与人事的价值目标相互统一。这种与西方迥异的思维方式，正源于古代中国长期持续存在的宗法血缘共同体的历史实践。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天由最初的外在实体逐渐转向与人相互共生的关系性存在，这培育和预设了中国人特有的时间观念。

（摘编自肖世洪《甲子对时间本质的定义》）

评论家的角色

    ①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虽有专业评论家，但没有职业评论家。职业评论家的养成，有赖于激浊扬清的舆论环境，相对优渥的稿酬回报，实施完善的版权法制，以及不为人情所累的公序良俗。而国内普遍存在的是“兼职”评论家，主要有三类：一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人员；二是各级政府部门主管的学会和课题评委，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构成一个特别的要津序列；三是体制内外的“独立”评论家，有其他“谋生”之道以全身。至于纯为宣传炒作的吹鼓手和段子手，则不堪评论家之誉。局面如斯，评论家要拭亮本真的性命颜色，发出坚韧的真理之声，认清守持的身份角色，就显得尤为可贵。

    ②然而当下，在社会泛娱乐、全民爱表演的大舞台，身处一隅的评论家，如尚能不为秀场所动，恐怕已是难得的操守。时髦华丽的影视圈，“捧杀”与“棒杀”仍轮番不倦；外热内虚的戏剧圈，为延续“家业”而彼此加持，其所余留的“捧杀”，也许还算是一种温柔的进步。实际上，爱“看戏”与爱“演戏”的交会，向来都传统有自。但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无论戏里戏外，这种观演互动所应有的边界理性与高尚格调，始终没有健全起来。一个尴尬的视盲在于，“经院派”的理论家尽可高蹈于书斋，“经世派”的评论家却必须出入红尘，近察遥观，针砭冷暖。但如果一个评论者的出场只有“姿态”而没有“态度”，如果他的言说只安逸于贩卖仿制古董的山寨货，或沉溺于拼装舶来术语的二手货，他在文艺群芳谱中能获取什么令人尊重的角色？

    ③评论家的存在感，不在于扮一个在海边数贝壳的渔夫，有太多文秘和娱记可以胜任；评论家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冒险家”，他要在艺术家们筑起的作品群屿中，开辟自己的航路，树立自己的旗杆，绘制自己的地图。换言之，评论也是创造。这就意味着，勇于发现、探求真理、秉笔直书，是评论家的天职。

    ④但是，为什么各种作品盈耳夺目，各种评论也浩如烟海，优秀之作却越发稀见？有人说，国民文化素质不高，艺术创作不理想，文艺批评也就好不到哪儿去。是这样吗？评论家就是这样委过于人，得过且过，无过则喜吗？竹篮打不了水，破布织不成锦。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但事实每每令人诧异。比如一个剧团，内设艺委会，外聘专家组，仍免不了奇葩之作，它们或内部试演即收，或两场三场则罢，即便是有幸获得资助“风光”一时，却转瞬即逝，末了谁也不会记得半点泡沫。请问，那些滔滔不绝的评论家们，真的“在”吗？

    ⑤这的确是个全民评论的时代，谁都可以也有权对任何作品评头论足。（a）专家在各类艺术节会、项目资助中，也肩负着评论家的重任。（b）但仍有相当作品“三稿五稿不如一稿，七稿八稿不如不搞”，现场一观，不忍卒睹，造成大量人财物力的浪费。（c）骑墙派的评论者总爱讲什么“见仁见智”，似乎左看这部作品不好，右看也是好的，捣糨糊，和稀泥，你好我也好。这不是评论家，是诡辩家。（d）问题在于，文艺创作的特质注定了其带有不可复制、不可计量的灵感性和天赋性，作品的成功与否，固然“勤奋”是某种必要条件，却非充要条件。我从来主张，一部作品如果初稿扎实，则具备了愈臻完善的根基；否则诸如七稿八稿、“改好了就是好戏”的说法，纯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十年磨一剑”的前提，它得是一块好铁，而非一堆烂絮。非常遗憾，许多作品起点便皮之不存，但是评论者或评委们却 “曲尽衷肠”，任其方枘圆凿甚而南辕北辙，遂真话不出而庸作不止。

    ⑥我们亟须呼唤良心评论家的慧识与担当。某些评论家只能美其名曰“社会活动家”，而不是艺术批评家。这都是信奉所谓“功夫在诗外”的拱手师爷、袖手先生，真才实学者少，滥竽充数者多。评论家必须是一个专业且敬业的“治水家”，守住创作的生态之堤不使溃决，是以方有百舸争流、千帆竞发。

    ⑦评论家本当大有作为。不过，评论者倘不被人讥为无行的“文人”或谄媚的“骚客”，他就必须要有深厚的修为和独立的思想。事前围观，事中拍手，事后推责，于公无补，且人格尽失，要评论家何为？严肃深挚的评论不是街谈巷议，评论家也不是网络 “水军”，他要有生于忧患的情志。评论家也不是戏迷，不是票友，他要有穿石掘冰的审辨。评论家不是古旧货囤积商，不是快销品推销员，而是思想王国的缔造者，是一个 “预言家”。他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明人所未明。艺术家必要有他的创造，则评论家必要有他的发明。鸿蒙开辟至今，发明即是创造。

    ⑧评论家在“冒险”中拓展新路，在“治水”中守护良知，在“预言”中启示未来。日影迁移，太阳有常。常道若废，则万象失真。归根结底，评论家天然就是一个行走无垠的思想家，是真理的捍卫者和黑夜的秉烛人。

    很多经典文学作品最近被贴上了“毁三观”的标签：《红楼梦》写的是“富N代的爱恨情仇”，《包法利夫人》写的是“爱慕虚荣的白富美”，《追忆似水年华》被认为是“体弱多病的高富帅写了本无病呻吟的碎碎念”……经过时代检验的经典作品怎么在一些读者眼中变成了“毁三观”的作品呢？

    标签可能是彰显特质，也可能是偏见障目。标签会使人无视作品的内在价值，缺乏深入了解的动力。作品是作家无声的申辩。包法利夫人自杀是时代的悲剧，福楼拜深刻揭露了造成这一恶果的各种因素，这种对个人、社会的批判不是“爱慕虚荣”的标签所能囊括的。马克思的女儿在英文版《包法利夫人》导言中指出：福楼拜的这部作品的实质是道德的，健康的；我们见到了邪恶，但没有被它所感染。

    人需要审视自身的存在状况，而文学正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文学的世界里不是简单呈现好人与坏人的对立，那里只有人的棱镜，作家没有站在道德的彼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德行有亏就是“毁三观”？难道高大全就好？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在塑造生动立体的人物、展现人的复杂性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触及道德的边界，对逾矩、背德、困境的描绘，同时也是对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呈现。文学以不同于科学的方式揭示出生活中某一事件的普遍性，披露生活本质的一棱一面，都是意义生成的基石。文学作品对人性的剖析、对救赎的探索，对读者有着重要的警醒、借鉴意义。文学作品在时间的链条上点亮智慧，让读者在别人的故事中看到自己和生命的可能性，在心灵的对话中，用艺术形象去涵养、发展、健全人格，让世界在人们的心中不再模糊，让读者心理成长。从《俄狄浦斯王》到《背德者》，其中的自我救赎、对善的呼唤，引发读者共鸣、带来反思，最终产生心灵的净化，正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

    文学的文献价值在于它是时代的纪念碑，《红楼梦》中的时代风云、《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世态人情，都是作品得以成为世界经典文学的过硬理由。文学既再现生活，也造就生活；既照亮远方，也照亮深渊。文学中建基于大地的世界，经由读者得以呈现。当作者与读者的心境在碰撞中生成意境，作品对读者敞开了，读者因简化而遮蔽的行为是对作品的不尊重。读者的评判应该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质疑，从更高更广的维度审视作品、自我、生活、时代，而不是简单地贴标签。只顾贴“毁三观”的标签，却没有细想人性的复杂、生活的百态，确实有失偏颇。

    现实主义文学特别关注人的生存困境：悖谬、失落、迷茫……现实主义展现着人的个性、共性、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所呈现的正是从揭示社会谬误案例到进行经验教训总结的心路历程。在“加强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时代背景下，更需要在时代现场秉笔直书。正如作家加缪所说，写作“是为了使人们至少能回忆起这些人都是不公平和暴力的牺牲品，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在这场灾难中所学到的东西，并告诉人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选自2018年10月26日《中国文化报》，有删改）

    当人类文明演进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以信息与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技性科学时，并且当这种驱动力强大到足以变革基于工业文明形成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时，就会滋生出一种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信息文明。信息文明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孕育出来，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的颠覆者。信息文明对工业文明的替代是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

    一是以自动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崛起阶段。知识经济的凸显，使得在工业文明中占有绝对优势的“资本家”逐渐地让位于掌握着知识与技能的“知本家”。此阶段时间跨度大致为从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到1995年网景公司推出浏览器这段时期，人们能够方便地利用鼠标和键盘通过互联网浏览和传递信息。虽然互联网是计算机之间的联网，但它比计算机更彻底地改变了工业文明时期以自然资源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和社会分级管理的层级化模式。这个阶段最典型的标志之一，是知识和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独特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开始超越“资本”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是以网络化和数字化为标志的全面发展阶段。互联网不仅成为新的发展平台，而且成为改造过去一切习惯的新引擎。此阶段时间跨度为1995年互联网开始商业化，到2015年人工智能的全面发展这段时期。互联网是一项具有重构一切能力的新类型的技术创新，它不仅成为生活的基础设施，而且彻底改变了各行各业的商业结构和商业模式，成为信息沟通的直通道。这无疑颠覆了工业文明时代习惯于追求大而全的集团式发展策略，致使商业模式向着碎片化、个性化、专业化等方向发展。维基百科改变了传统百科全书的编撰模式，网上购物和外卖服务让生活变得更加便利，支付宝、微信支付正在替代银行。

    三是以智能化为标志的高峰阶段。人类文明从利用科学技术来解放人的体力，向着利用智能科学技术来解放人类智力的方向推进。时间跨度是2015年到未来某个时候。智能化技术是比互联网更具有挑战性的技术革命，也许，未来几十年内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泛化发展，会把信息文明推向高峰，并内生出另一种新型文明——智能文明。如果说互联网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挑战，主要集中于如何解决由突破传统游戏规则所导致的一系列冲突，那么，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挑战，则是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问题。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来看，信息文明首次为人类从习惯于追求物质文明转向重视追求精神文明提供了平台与视域。从智能家居到数字医疗、从物联网到智能城市、从平台经济到绿色能源等，所有这些发展不仅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革命，有助于化解过去只立足于物质文明所导致的一切矛盾，而且有助于重塑人与自己、他人、社会、自然界之间的内在关系，确立一种大整体观与大发展观。

（成素梅《信息文明的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亚欧大陆的文明之路。这条道路在空间上的地理坐标是复杂的，可以是陆地、海洋，也可以是大漠、草原；也可以是同一个大陆的东亚、南亚、中亚或西亚，或是具体的国家。从时间上看，在张骞开通西域这一标志性的节点之前，丝绸之路上的欧亚文明交汇已然存在，而且这种不同种族、地域之间的文明对话，历经数千年延续至今而奔流不息。

    丝绸之路文明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拥有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政治、经济、文化在不同层面发挥着主导、引领的作用。它可体现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如汉朝开通西域与对匈奴的战争、大唐对突厥的战争，也可以视为早期“全球化”的经贸之路，丝绸把中国农民的桑蚕养殖、丝绸生产与中亚、西亚商人的物流运输等以市场的形式链接起来。丝绸之路的文化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如佛教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并完成了异域宗教思想的首次中国化，儒道释三教合一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体系。乐制是中国古代国家文化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唐初朝廷明确把燕乐与汉民族的传统雅乐一并纳入宫廷音乐，朝野莫不风靡。这种多样性、包容性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实施，把中华文明推向了新的境界。

    丝绸之路推动了中国文化地理空间不停滞的运动和延展。如果把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作为一座分水岭，之前是中国本土文明的内在碰撞与交融，华夏与夷狄戎蛮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了民族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融合。之后，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化进程由于外来新的文化元素的加入而变得更加活跃和精彩。丝绸之路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葡萄、石榴、核桃进入了中原腹地的村镇农田；那些与周秦迥异的西域汗血宝马不仅出现在军阵，也出现在汉画像砖作品中，装点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

    丝绸之路为中华文明的内生式增长带来了强力推动，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从战乱不已的南北朝，到统一和平的隋唐，中国各文化空间板块产生了波澜壮阔的新变化新气象；同时，丝绸之路也把开放包容、维新求变的中华文明融入到世界文明体系的形成发展进程中。

    研究丝绸之路中国“放眼看世界”的历史轨迹，对于实施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参照。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大背景下推出的新的国家战略。是政治、经济、文化、地缘等因素相互交织的协作发展，也是国内相关联地区优化经济文化发展空间的重大机遇。研究新丝绸之路的规划及实施，要注重经济带和文化带的复合、协同、一体化发展，注重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更加开放和多样化发展，注重更好地统筹国内不同区域的改革创新实现共赢发展。这既是历史丝绸之路的重要经验，也应是新丝绸之路建设的现实选择。

摘编自朱文谦《丝绸之路文明的历史思考》）

“互联网+”正在极速转向“人工智能+”时代。中外学者往往用技术“爆炸”“奇点”“革命”等来描述人工智能（以下简称AI）的扩张速度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英国学者卡鲁斯·蔡斯指出：“智能爆炸的可能性通常被称为技术奇点。对于人类来说，这有可能是惊人的好消息，也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一刻。”而全球大众传媒似乎主要在渲染“灾难性”一面。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帕斯卡尔说“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而当今天AI似乎也可以有“思想”的时候，我们人类的尊严正在被机器“冒犯”。除了“思想（哲学）”外，在AI引发的艺术文化生产革命中，这种尊严也正在被“冒犯”：电脑自动作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现在AI也可以作曲了……这其中的“现象级事件”似乎应该是微软AI机器人小冰竟然开始作诗，并且还出版了一本像模像样的诗集。

    现代人对于自己的尊严被冒犯所产生的抵触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本能反应——对于闯入文艺创作领域的AI，传统意义上的文艺生产主体，尤其是艺术家，目前的总体情绪大抵就是如此，这从他们公开发表的一些言论可见一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抵触可被理解为一种全新的“卢德谬论”。“卢德谬论”是发展经济学中的观点。19世纪，蓝领工人认为在生产中应用自动化机器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导致失业率增加。现在这一观念又在人类与AI的关系中得到了更加直观的呈现。

    对未知事物产生恐惧，是人常有的另一种本能反应，这种恐惧与抵触情绪交织在一起，会深刻影响我们对于AI的认知。这种复杂的情绪很早就被好莱坞电影工业充分利用，生产出一部又一部智能机器人威胁乃至取代、毁灭人类的科幻大片。近年来，随着AI的爆炸性发展，有关智能机器人阿尔法狗、索菲亚等的商业噱头在大众媒体上疯狂传播，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AI的恐惧和抵触，放大了对AI认知的“卢德谬论”。

    艺术家普遍认为，没有“情感”的冰冷机器所生产的“艺术品”，无法触动人的审美情感并引发心理审美反应，因此不具有欣赏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对上述观点进行深入反思，会发现不少问题。假如没有情感的“自然”所“生产”出的景物能引发人的审美参与，那么由机器创作的“艺术品”未必就不能与人类进行审美互动。根据“图灵测试”原则，一个人和一台拥有智能的机器设备被隔开，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进行随机的提问交流，如果超过三成的测试者不能确定对方是机器设备，那就代表了这台设备拥有“人类智能”——这种图灵测试也可用来

    对    AI所生产的艺术品进行测试，以证明AI机器是否具有审美智能。AI可以模拟人的大脑神经或心理反应，其所生产的艺术品也能相应地引发人脑神经或心理的审美反应——这至少在技术层面上是可能的。我们可以质疑当前AI的思想或艺术创作能力，但是应该明白，AI还处于“婴幼儿”期，其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能力具有无限潜能，尽管在其成长过程中还需要人类提供帮助。

    面对全球对AI的认知状况，只有人文主义情怀是不够的，科学的理性反思非常必要——文化理论研究大有可为。

（摘编自刘方喜《从“机械复制”到“机械原创”：人工智能引发文化生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