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东周春秋末期战国期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

    墨子在游学初期，曾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的儒学，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墨子批评儒者对待天帝、鬼神和命运的不正确态度，以及厚葬久丧和奢靡礼乐，认为儒家所讲的都是些华而不实的废话，“故背周道而行夏政”。从墨子对儒家的攻讦中可以看出，两者在爱的问题上似乎没有什么盾、扦格。而且墨子构建兼爱体系使用的术语或概念，基本上是儒者惯用的词汇，如孝、慈、仁、义等，表明墨子基本上认同、认可儒家的价值理念，只是在具体走向上以不同的诠释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最终舍掉了儒学，另立新说。

    在《墨子•鲁问》中，墨翟提出了墨家的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

    墨子针对儒家“爱有等差”的说法，提出了“兼爱”的主张。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也即爱无差别等级，不分厚薄亲疏。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为天下人不相爱所致。墨子以兼爱为其社会伦理思想的核心，认为当时社会动乱的原则就在于人们不能兼爱。他提出“兼相爱，交相利”，把兼爱与实现人们物质利益方面的平等互利相联系，表现出对功利的重视。墨子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攻等主张的以兼爱为出发点，他希望通过提倡兼爱解决社会矛盾。

    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在《非攻》诸篇中，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认为战争是凶事。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仅仅有几人痊愈，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

    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征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下，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墨子创立的墨家学说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的学说以实用为主，缺少深厚的理论基础，他的很多主张都是针对现实中的缺陷而发的，墨家这种突出的实用理性，不但使期著作存在很多前后矛盾之处，而且理论适应性很差，一旦时过境迁就失去了存在基础。所以荀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

（根据网络资料整理成文）

新媒体技术推动阅读模式变革

    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新的阅读方式——社会化阅读，它是以读者为中心，强调分享、互动和可移动性的全新阅读模式。

    首先，新媒体技术打破了区隔的空间、整合了碎片化的时间，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传递的时效，推动了信息的跨域传播，孵化出一个个集合的阅读社群；其次，以兴趣和情感为核心的亚文化传播，让网络社群升级到文化层面的情感共振及价值认同，促使阅读从传统的私人化行为演化为一种以互动和共享为核心的社会化行为；最后，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生活场景不断转移到线上，线上的社群文化也开始嵌入现实生活，这使碎片化的信息互动升级为更具系统性的知识交流，让阅读的社会化作用更加凸显，这就是社会化阅读。

    社会化阅读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存在需要注意的问题。为适应移动状态下的阅读需要，社会化阅读的内容大都以浓缩的形式出现，可谓短平快；微信朋友圈或群推荐的阅读材料，基于熟人、朋友关系，容易引起重视并被优先阅读，也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效应。一般来说，群主或群里比较活跃的人的推荐有时不可避免地带有引导性，甚至经过了“再创造”。群友在分享阅读材料时，会有即时的评论发表，这就形成社会化阅读的一个突出特点：阅读分享与舆论的酝酿、形成几乎同时出现，没有留给理性思维以时间。以微信朋友圈为例，因其转发分享功能十分强大，如果不注意，很容易让“朋友圈”变成“谣言圈”。

    在当前网络时代下，信息知识过剩、信息污染、信息干扰等问题，容易造成阅读浪费。社会化阅读潜藏着一些危机，如时间和空间的碎片化促使“浅阅读”大行其道、过多地沉迷虚拟空间会使得现实社会的文化互动变得稀缺等。

    社会化阅读方式对传统文化、教育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在传统社会中，出版物是经过审查、去杂质化的，社会化阅读则很难实现对内容的把关。因为在社会化媒体上，微新闻、微评论、微小说等随时可以上线，对于内容管理而言也是一个挑战。

    社会化阅读内容的管理者，应当了解社会化阅读的特点、规律与诉求，以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促进社会正效应和正能量的最大化。借助社会化阅读这种迅速直达受众的通道，尽可能多地提供质量高、营养丰富、满足读者需求的内容，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

    人们习惯称农历过年的那个一月为“正月”，这是为什么？一种说法认为“正岁之首月”，表示农历新年第一个月的意思。另一种说法认为“正”的本意蕴含着“正统”的意思。在古代，每年以哪一个月当第一个月，有时是随着朝代的更换而变化的。不同王朝更改了月份的次序，便把更改后的第一个月叫作“正月”。在帝王看来，既然他们占据了天下，居了正位，一年十二个月的次序，也得跟着他们“正”过来。还有一种说法是因秦始皇姓嬴名政，他嫌“正”字的读音同他的名字同音犯了忌讳，就下令把“正月”读作“正（征）月”，一直沿用至今。

    《淮南子·时则训》记载，“孟春之月，招摇（即北斗星柄）指寅”。古代以北斗星斗柄初昏时所指的方位作为确定季节的标准，称为斗建，亦称月建。这是说一年的第一个月开始的时候斗柄指在寅位上，此月即为建寅之月，即正月。正月名谓的出现甚早。

    《诗经·小雅》有《正月》的诗篇：“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史传夏商周至秦汉各朝，正月的月份次序，各有一定的更改。战国秦汉年间对此尚有所谓“三正论”：认为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是夏商周三代轮流更改正朔。司马迁《史记·历书》还有记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

    然而，诚如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所言“这并不可信”。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建亥即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沿秦制，汉武帝时改用“太初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以后约两千年间，除王莽、唐武后等一度改为殷正、周正外，大多沿用夏正。由此可见，历史上大多王朝似乎没想到将正月和改朔“正统”绑在一起。而自汉以降，历史上那么多朝代以夏正为一年的开始，这恐怕也就是正月通常被人们视为岁首的原因。

    清黄生《字诂·正》中认为：“世传秦始皇讳政，故民间呼正月之正作征音，此说非也……古者因斗柄所指之方，以其月为岁首，盖准此以为标的，故曰正，犹言斗柄所指之月耳。”由于斗建为确定月份的标准，故斗建也称为正。唐王冰注“正，斗建也”，即为此意。另外，黄生也认为，正月之正本来就有平声的读法，并非由于避秦始皇的讳而改读平声。正月写作“征月”，可知正月之正早在秦始皇之前就读平声。

    如何准确解读“正月”呢？“正”在这里是“以此为正”的准则、标志。如此，“正月”即为一年刚开始时，年内所确立的标志性月份的意思。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人们就要借“时新”而除旧布新，以新的标准、新的气象塑造人生，由此而形成一系列新年前夕和正月风俗。正月实施除旧立新的方式，见证于文献的是先秦时期的逐除。据《吕氏春秋·季冬纪》记载，古人在新年的前一天用击鼓的方法来驱逐“疫疬之鬼”，这就是“除夕”节令的由来。

（摘编自陈勤建《传统年节的文化密码》）

    “和”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饮食文化兼容并蓄的生成机制。在“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导下，中国饮食广泛地、有选择性地借鉴和摄取了域外饮食文化的精华，这给自身注入了新的营养物质，使中国饮食给人们一种既古朴而又清新的感觉。

    中国饮食受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是深刻的。阴阳五行学说“中和”观念使得中国饮食活动充满了辩证意识，呈现千变万化，多姿多彩的状态。中国古代的美食家同时又是美学家，从孔子到孙中山皆如此。他们多以美学思想来阐述饮食文化，或以饮食现象来说明美学深奥的道理。这样，饮食文化在深层心态中往往与美学等同了起来，扼制了中国饮食文化本身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中国饮食发达而理论水平萎缩的不平衡现象。还有，一些道德观念和美学规范在美食中得到潜在的反映，如尊卑、长幼的封建道德观和中庸、和谐的传统美学观，无不灌注于人们的饮食活动之中，致使饮食活动中的因袭重负把餐桌扭曲为一个社会。在餐桌上装进了如此多与“吃”无关的东西，如果说这不算是对“吃”的亵渎，至少也是一种“吃”的异化。

    中国饮食最有魅力也最富美学色彩的就是“调和”。但是“调和”的中心是“五味之和”，根本目的是要调出“嘉味”，而绝不是各种营养成分的合理搭配、调合，也就是说，中国饮食忽视了其根本目的——为人体提供所需的一切养分，没有很好地较科学地将饮食的各种营养成分与人体的物质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中国饮食活动展现的美学意蕴既是深刻的，又是片面的。

    中国饮食讲究调和鼎鼐，把味道放在首位，促进了中国烹饪技术高度发展，使烹饪成为艺术。同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饮食不仅仅是延续生命的需要，也不仅仅是出于保健养生的需要，甚至也不仅仅出于赠送或共享等融洽感情的需要，而是一种在严格规则支配下的郑重的社会活动。一方面，中国饮食文化具有超越功利欲望满足的特点，这便使得人类从最初的味觉快感中感受到了一种和科学的认识、实用功利的满足很不相同的东西。于是，把“味”和“美”联系到一起。另一方面，中国饮食活动又深深地陷入功利之中，和礼仪及伦理教化、真善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饮食成为传播和实施封建仁义道德及礼仪的主要手段之一。而这一特点，在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同样给予中国古典美学以深刻的影响。

（摘编自万建中《中国饮食活动中的美学基因》）

    中国的近代史开启之际，老大帝国愚昧颟顸，执迷于“夷夏之辨”，以“天朝上国”自居，在西方先进的器物、制度和思想文化面前仍然自以为是，造成了“天朝的崩溃”。这种因过度文化自信导致的“华夏中心主义”大大地阻碍了中国向先进的西方学习，造成了落后挨打的屈辱的百年近代史。然而，这种历史叙述没有看到“夷夏之辨”在近代史上一度也为中国向西方学习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

    夷夏之辨，是传统中国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之一。它将天下划为“华夏”诸邦与“夷”“戎”“蛮”“狄”等部落。它产生之初，便有依文化与血统作区分的两重含义在内。但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不再以血缘的亲疏而以文明程度的差异作为区别华夷的标准，而且逐渐被广为接受。

    在历史上，中国长期以来在东亚处于文化、政治、经济领先的地位。久而久之便使得人们习惯性地将中国与“先进文化”画上等号。然而，当清王朝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丧权辱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中国是否仍是文化最为先进的国家，就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此问题面前，如果仍然不假思索地将大清即是华夏作为无须怀疑的前提，那么大清便还是文化先进之国，因此就没有必要向西方的“蛮夷”学习。即便要学习，最多也是学习器物上一些优点，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换言之，华夷观在此时对中国走向现代化就起到了相当大的阻碍作用。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批有识之士慢慢注意到西方列强不仅有极为发达的物质文明，在精神文明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而大清是否在文化上也领先于西方列强便值得怀疑。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在深入了解西方社会之后，便感慨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在他看来，中国已经沦为“夷狄”，而西方列强因为文化昌盛，俨然已有“华夏”气象。维新派的代表谭嗣同、梁启超则将民主、共和制度视为辨认夷夏的重要标准，在他们看来，在与西方世界的较量中，中国早已落后而成为夷狄了。

    因此在这些“睁眼看世界”者看来，以地域定夷夏是不符合“夷夏之辨”的本义的；夷夏是可以转换的；西方的政教风俗、伦常礼义并不逊于中国，甚至胜于中国；西方俨然已是“华夏”而中国沦为“夷狄”了。而“夷狄”必须向华夏学习，亦即大清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明成果。郭嵩焘从“夷夏之辨”的义理出发，指出“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西方）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从这个意义上说，“夷夏之辨”在近代史上并非完全扮演了阻碍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角色，它同时也给一部分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摘编自章舜粤《“夷夏之辨”之于近代中国》）

    历史名人实在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一个时代需要生于其时之“时代名人”，也同样离不开历史文化传承下来的历史名人。前者好比文化之快餐，后者却类同于人体不可或缺的素养，这当然需要细细品味、咀嚼并积淀。当时代名人被岁月洗尽浮躁与铅华后，一旦显露出其真正的人文精神之底蕴，他往往会被后代记惦并予以诠释，此可谓时代名人之“再生”，由此，时代名人已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历史名人了。

    毋庸讳言，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之需要历史名人，在于其文化与精神的倡导者与追随者怎样发掘这些历史名人之底蕴并巧妙地与时代与社会相吻合，一旦历史名人被赋予了这种时代之文化视角，它便往往具有一种烛照与启人心智的魅力，其所释放的文化素养，便能很好地被吸收与借鉴了。

    历史名人也有世态冷热。有些历史名人是“恒温”性的，如圣人，大抵每一时代都需要，并不热得炽人，却能时时在人们的语言与文字中出现。有些历史名人则有点骤冷骤热，某一时代需要，便可能如日中天，热劲一过，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往往只在其追随者的思想库中有点忿忿而已。这种现象的形成，就历史名人本身来说，与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内质有莫大的关系，在于其文化内质是属于人伦人性等永恒性的还是其他非永恒性的范畴。

    历史名人圈的形成，也同样折射出太多值得深思的内容。有些名人在当其世并无甚影响，到了后世则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有些名人在当世十分风光红火，随着时光一轮转，便被历史所淹没；有些名人则在历史的长河中冷冷热热，历经“世态炎凉”。但无论如何，其属归历史，几千年的演绎，已是后世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以正面或反面或中性等词汇来界定历史名人，必然限制了审视历史名人的思维与视角。但似乎每一时代都在有意无意地用本时代的文化视角去审视与诠释历史名人，喜欢对历史名人重新认识与评价，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就历史名人本身的文化内涵上，还其真实，以客观公正的眼光去评判却是必要的和必须的。由于各时代的对历史名人的解读之差异，对历史名人的扭曲也在所难免，因而对历史名人的误读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千古罪人”至少有其时代选择的理由；“名彪青史”者，则反映的是一种历史文化与精神的沿续与倡导。对于历史名人来说，当其生时，创造了一种文化，其使命似乎都已完结了。其千秋功与过，是与非，便可任人评说了。

    在当代名人风光流转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的时候，对历史名人的幽思，又是否能提供一种别样的思维视角？你觉得呢？

（摘自陈家兴《历史名人的幽思》2016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