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自耕自食的田园生活虽然远离了尘世恶浊，却也要承担肢体的病衰、人生的艰辛。田园破败了，他日趋穷困，唯一珍贵的财富就是理想的权利。于是，他写下了《桃花源记》。田园是“此岸理想”，桃花源是“彼岸理想”。终点在彼岸，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终点，因此也可以不把它当做终点。

    《桃花源记》用娓娓动听的讲述，从时间和空间两度上把理想蓝图与现实生活清晰地隔离开来。这种隔离，初一看是艺术手法，实际上是哲理设计。

    就时间论，桃花源中人的祖先为“避秦时乱”而躲进这里，其实也就躲开了世俗年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时间在这里停止了，历史在这里消失了，这在外人看来是一种可笑的落伍和背时，但刚想笑，表情就会凝冻。人们反躬自问：这里的人们生活得那么怡然自得，外面的改朝换代、纷扰岁月，究竟有多少真正的意义？于是，应该受到嘲笑的不再是桃花源中人，而是时间和历史的外部形式。这种嘲笑，对人们习惯于依附着历史寻找意义的惰性，颠覆得惊心动魄。

    就空间论，桃花源更是与人们所熟悉的茫茫尘世切割得非常彻底。这种切割，并没有借用危崖险谷、铁闸石门，而是通过另外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美丑切割。这是一个因美丽而独立的空间，在进入之前就已经是岸边数百步的桃花林，没有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那位渔人是惊异于这段美景才渐次深入的。这就是说，即便在门口，它已经与世俗空间在美丑对比上“势不两立”。第二种方式是和乱世切割。这是一个凭着祥和安适而独立的空间，独立于乱世争逐之外。和平的景象极其平常又极其诱人：良田、美地、桑竹、阡陌、鸡犬相闻、黄发垂髫……这正是历尽离乱的人们心中的天堂。但一切离乱又总与功业有关，而所谓功业，大多是对玉阶、华盖、金杖、龙椅的争夺。人们即便是把这些耀眼的东西全都加在一起，又怎能及得上桃花源中的那些平常景象？因此，平常，反而有了超常的力度，成了人们最奢侈的盼望。很多人说，我们也过着很平常的生活呀。其实，即使是普通民众，也总是与试图摆脱平常状态的功利竞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都不是桃花源中人。桃花源之所以成为桃花源，就是在集体心理上不存在对外界的向往和窥探。外界，被这里的人们切除了。没有了外界，也就阻断了天下功利体系。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态独立和精神独立，才是真正的空间独立。第三种方式可以说得拗口一点，叫“不可逆切割”。桃花源的独自美好，容不得异质介入。那位渔人的偶尔进入引动传播，而传播又必然导致异质介入。因此，陶渊明选择了一个更具有哲学深度的结局——桃花源永久地消失于被重新寻找的可能性之外。桃花源中人虽不知外界，却严防外界，在渔人离开前叮嘱“不足为外人道也”。渔人背叛了这个叮嘱，出来时一路留下标记，并且终于让执政的太守知道了。但结果是，太守派人跟着他循着标记寻找，全然迷路。更有趣的是，一个品行高尚的隐士闻讯后也来找，同样失败。陶渊明借此划出一条界限，桃花源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隐士天地，那些以名声、学识、姿态相标榜的“高人”，也不能触及它。这个“不可逆切割”，使桃花源表现出一种近似洁癖的冷然。陶渊明告诉一切过于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理想的蓝图是不可以随脚出入的。在信仰层面上，它永远在；在实用层面上，它不可逆。

    《堂吉诃德》问世两年后就被译成了英文，汉语版的出现却已是30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尽管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下卷致雷莫斯伯爵的献辞中写道：“……前者，伪《堂吉诃德》流传甚广，令人苦不堪言。各方朋友催促在下速将真品呈送阁下，以正视听。然最为情切者乃为中国之大皇帝。一个月前，他遣特使送来中文书信一封，要求在下将《堂吉诃德》一册送至中国，皆因其欲建一所卡斯蒂利亚语书院，拟以堂吉诃德之故事为教材，聘在下为院长。”

    当然，这纯属杜撰，但足见这位文学大师对中国有所了解，并兴致勃勃地将它写进了自己的献辞中。时至今日，塞万提斯的“呓语”已经成真：不仅《堂吉诃德》早已被译介到中国，塞万提斯学院也于2006年在北京创立，后又到了上海，除教授西班牙语外，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也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巴塞罗那、格拉纳达、巴伦西亚、莱昂和拉斯帕尔马斯等6座城市创办了孔子学院。

    1922年，《堂吉诃德》首部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题为《魔侠传》，由林纾与陈家麟合作翻译。由于林纾不懂外语，陈家麟也只通英文，总体而言这不是一个成功的版本，但基本译出了原著上部的故事情节，文字简明、洗练，往往用几个字就能传神地表达出原文的意思。重要的是，这部伟大小说最早被呈现在了中国读者面前。

    《魔侠传》的出版掀起了一个翻译《堂吉诃德》的小高潮，先后出版过数种中译本，但都是转译，而且几乎都有删节。直到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推出了杨绛先生译自西班牙语的全译本，这也是目前国内印数最多、流传最广的版本。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又有董燕生、屠孟超、孙家孟等专业西班牙语翻译家的全译本陆续出版。

    在我国，最先对堂吉诃德这一形象做出积极评价的是周氏兄弟。周作人在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讲稿中写道：“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Don Quixote（堂吉诃德）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先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Don Quixote也，此可深长思者也”。

    最初，鲁迅并未像周作人那样赞美《堂吉诃德》，但他们对待《堂吉诃德》的态度始终是一致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那场“革命文学”内部论战中，鲁迅受到围攻，被称作“老骑士”“堂鲁迅”，但他却没有像对待敌人那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请郁达夫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演讲《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并自己动手翻译了卢察那尔斯基的戏剧《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第一场，又请瞿秋白译完全剧。他没有为自己辩驳，而是通过译介两个阐释“堂吉诃德精神”的著名文本，将 “堂吉诃德”的意义概括为“崇高的忘我精神和神圣的理想主义情怀”，从而既为“堂吉诃德”正名，也为自己进行了辩护。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堂吉诃德又被赋予了“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特质，呼唤人们像他那样无私无畏地奋勇杀敌。在文学界，诸如张天翼的《洋泾浜先生》，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以及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堂吉诃德》的启发和影响。

    400年了，塞万提斯并未离开人世，他笔下的堂吉诃德依然鲜活，他的精神也依然具有普遍意义。在这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人类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依然需要捍卫自由、争取平等、同情弱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堂吉诃德精神”。

    虚和实的问题，这是一个哲学宇宙观的问题。这可以分成两派来讲。一派是孔孟，一派是老庄。老庄认为虚比实更真实，是一切真实的原因，没有虚空存在，万物就不能生长，就没有生命的活跃。儒家思想则从实出发，如孔子讲“文质彬彬”，一方面内部结构好，一方面外部表现好。孟子也说：“充实之谓美。”但是孔、孟也并不停留于实，而是要从实到虚，发展到神妙的意境：“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圣而不可知之，就是虚：只能体会，只能欣赏，不能解说，不能摹仿，谓之神。所以孟子与老庄并不矛盾。他们都认为宇宙是虚和实的结合，也就是《易经》上的阴阳结合。

    世界是变的，而变的世界对我们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有生有灭，有虚有实，万物在虚空中流动、运化，所以老子说：“有无相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这种宇宙观表现在艺术上，就要求艺术也必须虚实结合，才能真实地反映有生命的世界。中国画是线条，线条之间就是空白。石涛的巨幅画《搜尽奇峰打草稿》（故宫藏），越满越觉得虚灵动荡，富有生命，这是中国画的高妙处。

    以上是虚实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思想家认为客观现实是个虚实结合的世界，所以反映为艺术，也应该虚实结合，才有生命。虚实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思想家还认为艺术要主观和客观相结合，才能创造美的形象。这就是化景物为情思的思想。 宋人范文《对床夜语》说：“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此其难也。” 化景物为情思，这是对艺术中虚实结合的正确定义。以虚为虚，就是完全的虚无；以实为实，景物就是死的，不能动人；惟有以实为虚，化实为虚，就有无穷的意味，幽远的境界。清人笪重光《画筌》说：“实景清而空景现”“真境逼而神境生”“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清人邹一桂《小山画谱》说：“实者逼肖，则虚者自出。”这些话也是对虚实结合的很好说明。艺术通过逼真的形象表现出内在的精神，即用可以描写的东西表达出不可以描写的东西。

    化景物为情思、虚实结合，在实质上就是一个艺术创造的问题。艺术是一种创造，所以要化实为虚，把客观真实化为主观的表现。清代画家方士庶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画家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在笔墨有无间。”（《天慵庵随笔》）这就是说，艺术家创造的境界尽管也取之于造化自然，但他在笔墨之间表现了山苍木秀、水活石润，是在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的，世界上所没有的新美、新境界。凡真正的艺术家都要做到这一点，虽然规模大小不同，但都必须有新的东西、新的体会、新的看法、新的表现，他的作品才能丰富世界，才有价值，才能流传。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与意境》

文化做了什么

龙应台

    ①文化做了什么呢？

    ②文化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台湾老兵们观看《四郎探母》，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四郎的唱词“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们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文化洗了他们的灵魂，疗了他们的伤口。

    ③它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④它使零散的、疏离的各个小团体找到联系而转型成精神相通、休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原本不属于这段历史的外人，在经历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⑤我们可以喊一万次口号，要汉人尊重弱势的少数民族，但是一万个口号比不上一支歌。我记得一场露天的原住民诗歌晚会，我们邀请了一位泰雅长老，从东部山区部落特别北上来唱原住民的古曲。他开唱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落，雨水打在长老皱纹很深的脸上，他全身湿透、仰脸向天，闭着眼睛继续歌唱，没有乐器伴奏的原音，苍老而悠远，交织在哗哗雨声中。满满的人群在雨中站立，雨水从头发流下来，流进人们的眼睛，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去。

    ⑥在一个大厅里为“四郎探母”流泪的人群，在一个广场上为泰雅族长老的古曲顶着大雨不去的人群，其实是在进行一个重要的仪式：他们正在一个“社会共识体验营”里认识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表面上是音乐的流动，影像的演出，语言的传递，更深层的，其实是“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公民社会的塑造。

    ⑦艺术，或文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个人和群体之不同——任何艺术表达都是个人创造力的舒张和个人能量的释放，另一方面它却又把孤立的个人结合成群体。

    ⑧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会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约束的，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必定是败絮其中的。“生命共同体”的情感不易产生，共同承担未来的公民意识也难以发展。

    ⑨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担，政治强权是做不到的。文化，才是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有删改）

    最近，一部名为《大鱼海棠》的国产动画电影火了，上映两周票房即破5亿元。这部作品公映伊始，便引发了热议。有人称赞它有情怀、有担当，是今年“国漫”电影的扛旗之作；也有人吐槽其叙事单薄无力，画面乏善可陈，没有挣脱中国传统动画的问题窠臼。热议的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国产”二字的期待与思考。

    抛开电影叙事技巧、制作技术等层面，《大鱼海棠》的故事创意的确值得点赞。影片故事脱胎于《庄子·逍遥游》，角色名称、想象构思，都取材于这部古典名作，甚至引入了《山海经》里的“神物”，是中国古典文化精髓的一次融合展现。在西方影视作品大量涌入、文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种创意思路无疑为国产作品的突围提供了有益借鉴。

    也曾听一些文艺创作者感叹：碰到了内容题材单一匮乏的瓶颈，苦于没有优秀生动的故事素材，缺少新意巧妙的创作立意，有的干脆从形式上、内容上“师法”西洋，用中国化的“酒瓶”装西方故事的“旧酒”，看似新颖，实则平淡。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文艺创作进行深入审视。

    实际上，在悠久历史的沉淀中，我们的爱恨情仇、伦理思考、生命追问、时空想象，在丰厚的古典文化中不能说“前人之述备矣”，但也尽可“俯拾皆是”。《山海经》《聊斋志异》的神灵想象与传奇故事，暗含着祖先对人生、世界的广阔思考和深刻洞察；元杂剧、明话本中的哀婉悱恻、动人离奇是世间百态的精华浓缩，足以打通时间和地域的边界，让人掬一捧泪、动一次心。从古典文化的精髓中汲取营养，从浩若烟海的典籍中找寻“中国好故事”，与现代技术和消费需求进行深入对接，进行艺术再造和深加工，我们的创作视野便可全面打开，文艺作品就更能彰显出独有的中国气质和东方神韵。这，正是“国产”的精髓。

    越是能够充分汲取中国古典精髓的作品，其影响力和感染力往往越大。《大圣归来》作为去年现象级国产动画，票房口碑双赢的背后是对《西游记》的有效改编，虽然内容桥段有着全新创作，但其对“修身”“济世”观念的倡导却是传统价值观的核心体现。近年流行乐坛的“中国风”广受欢迎，有的用字古韵典雅，有的结合戏曲唱腔，“古风”为歌坛带来了新意。用我们的“点金手”，释放中华文化特有的美感与价值，是当今文艺创作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当然，致敬传统不等于因循守旧。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传播理念的有力支持。我们要清楚看到自己的技术短板、创作缺陷，看到表现传统故事题材方面的研创能力还有不足。看过《功夫熊猫》系列电影的不少国内动漫人，对其流畅的故事设计和精美的画面质感颇多感慨，尤其在中国故事和中国特色的展示上，我们理应看到自己进步的空间。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当下中国文艺创作的目标与要求。运用好古典文化的宝贵“矿藏”，足以为当代中国注入更强的“文化自信”，让这个“国产”招牌熠熠生辉。

（选自2016年8月1日《人民日报》，作者王子潇）

说“孝”

    两千多年前神州大地上一对师徒的对话，揭开了人类这条河流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秘密。徒弟子路在河边问道：“老师，我想听听您的志向。”老师孔丘想了想，说了十二个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的这三句话，也可以用三个简单的字概括：老者安之，是孝；朋友信之，是信；少者怀之，是慈。请注意，为什么孔子把孝而不是信、慈排在了首位?同样，为什么此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也同样把孝称为百善之首呢？

    也许有人会说，老人是智慧的化身，后辈需要向老人学习，以传承各种知识和技能，所以当然要孝敬老者。然而此情非中国独有，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如此，这一点不足以说明孝在中国具有至高地位，而且考古资料也表明“孝为首”的情况未必自远古就如此。在已经发现的我国最早文字——甲骨文中并没有“孝”字，孝字出现于更晚些时候的商周金文中。

    我们不妨先看看荀子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段论述。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在力量、速度上都没有什么优势，却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胜过其他动物，是因为人懂得群体合作。人为什么能做到群体合作，就在于每个人都知其本分，各行其正，各安其所。所以，人不能无群，既在群体中，就不能不讲本分，否则，就不免会陷于纷争、动乱和瓦解。无疑，为了群体的共存，人还需要把自己天性中那些合作、利他的因素利用起来。

    孟子曾把人的天性中固有的四种合作、利他的因素，称为“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端”，是起点的意思。仅仅有一个起点，当然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这些合作、利他的因素，通过怎样的道路，渗透到人们点点滴滴的生活实践中去。似乎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基督教文明等神教文明和佛教文明等相信轮回的文明中，合作性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来世许诺的形式向信众颁布的。人们安守本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诚实善良，“不杀人”，“不偷盗”，才能在死后获得拯救去往天堂，或修得善果减除后世轮回之苦。

    然而在中国，在热衷鬼神祭祀的商代被周代取代之后，人们似乎渐渐形成了关注现实世界、慎言死后世界的传统。孔子的“不知生，焉知死”，便是对这一传统的精练表达。相应地，中国人摸索到了一条立足于现实世界、发扬合作利他天性的道路。这条道路，自然要从一个人出生时最先相遇的两个人——父母开始，从自己和这两个人无法割舍的关系开始。如此设想，我们似乎就容易理解，孝为什么被无数中国人作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

    在人类社会中，代际关系具有不可选择性。人能够选择职业、住所、生活方式，却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一不可选择的事实从消极的一方面理解，是无法逃避的深深的无奈。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代际关系的不可选择性，恰恰使“孝”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每个人都无可回避地处于与父母的实际关系中，正因为如此，“孝”是每个人都不能不终生面对的事情，同时也就为每个人的合作利他品德的修养提供了牢固的依靠。你想修养你的德行，成为一个仁慈、有合作精神的人吗？请从那个你一出生起就必须与之合作的人开始，请从孝开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孝”字的结构：上面是一个老人，下面是一个孩子。老在上，子在下。孝的含义，就这样清晰地呈现着。

（摘自《国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