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要求装饰的动机，人类学家认为是最原始的。人类学家以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在大多数原始民族中，有不穿衣服的民族，而没有不装饰的民族。我们人类在年幼的时候，喜欢在颈项上围着草珠，或野花环之类的东西，在帽子上插一片羽毛，在身上涂些泥土或色彩。人猿在行走的时候，带着一根绳子，一块破布，一片草皮，或一条枝杈。他们使用此种“挂布披荆”的办法，以增加自身的快乐。无疑的，他们这种举动，与人类具有同一目的——是对于装饰发生兴趣的表示。人类喜爱装饰的倾向，不但在增加自身的快感，还在扮演一个角色，如同做一种游戏般，激动一些群众，博得同情。这种美化自己，以引起别人的赞慕的行为，为装饰的主要目的。但是除了满足自己快乐之外，还含有供人欣赏，以激起人与人间之感情交流的作用。这种原始民族和年幼儿童，无意为了名誉金钱，而获得的愉快之情，是最初的艺术表现。

    这个装饰的动机，渐渐普遍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时候，就产生艺术运动。

    这种艺术运动，有静的和动的两类，腓赫纳说：“前一类的艺术，是经过静态去求快感的，另一类的艺术是经过动态或转变的形式去求快感的。所以在前者，是借着静物的变形或结合，来完成艺术家的目的，而后者，是用身体的运动和时间的变迁，来完成艺术家的目的。”我们现在就是从静的艺术——造型艺术中的装饰艺术，来做一番研讨。

    人既直立了，两手就可以用来抓东西撕东西，同时也就感觉到了东西的质的坚柔，形的大小的区别，并且可以用手将东西堆、砌、聚、散。久而久之，就有人在坚柔、大小、堆砌、聚散之间，加以变形或结合。另外一方面，人的两手养成了拥抱、推拒、攀援、攻击的能力，这些举动一有节奏，就能唤起运动的快感。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前一种，用手在东西的坚柔、大小、堆砌、聚散之间，加以变形或结合的艺术。

    我们晓得，虎和鹰，也能用爪抓东西撕东西，猿和熊，也能用足拥抱、推 拒、攀援、攻击，但是它们的动作，仅止于此。不能有意识地，按照美的法则，加以变形或结合，更不能自主地去产生一种有节奏的运动。人就不同了，除了生存之外，还要求自由自在快乐地生活下去。因为狩猎和日常操作的训练，从劳动中感到力的均衡，和肌肉的有节奏的运动，所以在工作停止之后，假使身体中蓄积的力量无处发散的时候，就想要摇动身体，手舞足蹈起来，以求满足均衡和节奏的快感。

    单是手舞足蹈，还不够满足“自我扩张”的心理欲求，必须要有悦目的形色，悦耳的声音，伴衬起来，方可在自然界中显出人的伟大。于是在装饰方面，第一步先让自己的身体满足这个要求。最初以动物的皮毛之类，来补缀心灵上的缺陷。然而人的自尊心，使他发觉了这样的装饰，至多是与禽兽为伍，而不够表现主宰者气魄的时候，智慧的艺术家们，发明了裸体上涂绘色彩的手法，虽然还是模拟着禽兽的羽毛、斑纹、色彩，但已非完全模仿，而是将原形加以变化和结合。人类狂热的理想，超出自然之限止，用燧石贝壳等尖锐之物，在肌肤上割划，形成了点子和曲直线的浮像。这种惊人的装饰方法，表示出人类的克服自然的坚强意志和有意识的创作的力量。这种为了装饰而愿意忍受痛苦的欲求，可以说是人类向自然环境示威的一种自大心的透露。

    人没有禽兽般美丽的皮和羽毛，是人类的缺点。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缺点，才会激起装饰的欲求，而发展为最高的理想。假使我们人类没有这种理想，那我们的生活方式，到现在依然在阴暗的壁洞中，茹毛饮血做万世的野人，所以说人类之有装饰，是人类进化的表象。

（选自雷圭元《图案与人生》，有删节）

    通过读书──仕进而成为官僚士大夫，这是自汉代以来形成的重要的中国文化传统。汉代儒生读书仕进之路的形成，除了是整个社会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要求外，与汉代儒生的自我改造也是密不可分的。客观上讲，由于先秦的儒生以学习六经、传授知识为主，在秦汉官僚政治社会里是缺少从政的技能与本领的。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走向仕途，他们就必须进行自我改造，以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这个改造过程，实际上从汉初就已经开始。当时的几位著名儒生，如陆贾、叔孙通、贾谊、晁错、公孙弘，其思想和政治主张，已超出儒家学派的界域。汉武帝为儒生们开启了一条通向仕途之路，这在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是一件大事，这为儒生们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儒生们往往从书本出发，把现实社会理想化，其处世或议论常不免宏阔迂腐；而统治者则需要的是务实的治国人才。因此，一个儒生如何才能把自己通过经书学习而得到的文化知识变成政治智慧，是对他们的一个严峻考验。汉武帝在当时虽号称重儒，所重视的也不是那些腐儒，而是像董仲舒、公孙弘、兒宽那样“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的儒家。

    儒生和文吏在汉初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二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儒生有时候可以称之为“文学”，而文吏之俗称则为“刀笔吏”。由王充在《论衡・程材》可知，即便是在东汉，世俗仍有轻儒生而高文吏的习气。王充为此而为儒生抱不平，但在客观上也说明，儒生在事功方面确有不如文吏之处，他们在走入仕途时必须要改造自己，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的同时，一定要具有优秀的管理能力。真正由读书出身而在政治上又居高位的优秀官僚，必须是二者的结合。据《宋书・百官下》：“汉武帝纳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这四科当中，前两项是对文化修养与道德操守的要求，后两项是对管理才能的考量。事实也是如此，自汉以后的儒生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之所以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们经过了这样的改造，符合以上四科的要求。可以看出，这一改造的过程也是与文吏融合的过程。

    在汉代政治舞台的较量中，经过自我改造的儒生最终打败了文吏。之所以如此，除了汉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之外，文吏们缺少崇高的人文关怀是其最为致命的缺陷。文吏们以商鞅、韩非的法家理论治国，排斥礼义、仁爱、孝悌等人文道德关怀，严刑峻法，刻薄少恩。由此而反观儒生之从政，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经过自我改造后也具备了吏治之才干，而在于他们把儒家的人文关怀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管理当中。一个真正优秀的儒家出身的官吏，不仅要使其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且还能够做到“移风易俗”，其代表人物就是蜀守文翁。文翁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蜀地人民安居乐业、移风易俗，为汉代树立了一个儒生出身的官吏的正面形象，而且还在于他的事迹从深层次上说明了儒家士大夫政治所以优于法家文吏政治之处。它使得这个社会的官僚体系不是仅仅停留在事功的层面上，而是把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深深地融注其中，使这个士大夫官僚体系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道器相通的政治文化模式。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孔府档案是围绕孔子直系后裔历代衍圣公的活动所形成的文书档案，也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私家档案文献。因档案中保存了衍圣公与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事务往来的大量文书资料，使其又兼具官方档案的性质。

    孔府档案表明，居住在孔府的衍圣公凭借大宗主的地位，在家族中建立了严密的宗族组织和管理机构，并通过修宗谱、订族规等方式统管全国各地的孔氏族人，孔氏家族宗族体系之完整、宗法制度之完善、祖训族规之完备，是其他宗族很难比拟的。孔子世家谱汇集了分散在全国80余处支派的谱系衍变信息和流寓朝鲜半岛的孔氏族人的世系信息，其对于考察孔氏宗族繁衍，迁移、发展和影响等，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崇儒尊孔是历代统治者巩固和强化统治秩序的手段，孔子直系后裔也因之被扶植成为拥有部分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世袭贵族。朝廷与与孔氏贵族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这在孔府档案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明清帝王或亲赴辟雍诣学观礼，或临幸阙里释奠孔子，或遣子派官致祭庙林；对孔子后裔或优免差徭，或置官封爵，或赐土赐民。这固然表明国家对孔子学说的尊崇和对孔子后裔的优待，但也是出于强化国家思想的需要。

    孔府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贵族地主庄园，保存了成序列的土地文书，包括不下10万件的各种土地执照、纳税和过割凭证等。这些文献信息，为研究明清以来的地权分配和转移、土地买卖和经营、租佃制度及其变迁，以及农业耕作制度等经济史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材料，对探索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和演变轨迹具有重重要价值。孔府司房日用账簿、日收支款项账簿等，也为探究明清及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商业贸易网络、物价和生活水平及其变迁等，提供了全面而原始的记录。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孔府档案的价值也日渐凸显，它不仅保留了作为道德规范存在的族规家训，还记载了族人弘扬孝道、敦睦宗族、彰显忠义的言行事迹，其中可资弘扬家风、传承家训、承继家史的资料，无疑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思想宝库。“诗礼为本”是孔氏家风家教的基本精神。从孔子对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庭训，到明太祖对孔克坚“多读书”“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的劝勉，到嘉庆对孔庆溶“好生读书”“祭祀要虔诚行礼”的嘱托，再到各地孔氏族规家训中有关“励读书、崇学校、贵教子”的规定，无不说明诗礼传家的理念已内化为孔门世代相传的家风，对于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和优秀道德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节选自《光明日报》姜修宪《孔府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2016年11月26日11版）

阅读是一个民族持久的功课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邬书林访谈录

记者：全民阅读今天已经成为一股热潮。从2006年中宣部等八部委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至今已近10年。今天回过头来看，您认为我们做得怎么样？

邬书林：我认为现在态势很好，中央重视、社会认同、民众参与、活动健全，经过10年努力，全民阅读有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现在全国31个省700多个市都已开展了形式多样、民众广泛参与的阅读活动。阅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阅读已经走进学校、社区、军营、农村甚至高墙。江苏、湖北、深圳、辽宁等地先后完成了全民阅读的地方立法工作，确定了全民阅读在建设学习型社会中的法律地位，把全民阅读上升为法律法规，我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重大进展。对一个民族而言，阅读是一项长久的文化工作，绝不是一时的。如何把全民阅读作为一项基础性的长期性的工作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需要好好总结前10年的经验。

记者：您认为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

邬书林：把全民阅读作为中华民族提升整体国民素质的重要工作长期不懈地抓下去，需要总结过去10年的经验。我认为，首先要提高认识，要对阅读的功能、意义，阅读的本质给予进一步的认识。阅读的本质是通过阅读去借鉴、吸收和掌握前人已有的知识、经验与智慧。现在有很多人认为阅读主要是用来提升修养，我觉得这不是阅读行为的本质。阅读的本质是要获取知识，在获取知识的基础之上有了生产生活科学研究的能力，同时再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这两者并行不悖。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全民阅读还具有特殊重要的使命。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但平均到每个人，资源就不多了。中国最丰富的资源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把人的素质提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有了最重要的资源。你看世界各国，凡是那些善于读书的民族，会读书的民族，重视读书的民族，都是经济科技文化发达的国家。最典型的是以色列，一个那么贫瘠的国家，没什么资源，可这个民族数千年来坚持的阅读传统，使犹太民族成为世界上不得不公认的伟大民族。同样，俄罗斯、德国也都是阅读大国。中华民族历史上能创造那么繁荣辉煌的成就，和我们重视阅读的传统大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很好地用阅读这个工具来提升国民素质，用全人类的图书把中华民族武装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知识基础。

记者：对于全民阅读重要意义，现在社会和民众已有共识，那么国家、政府层面还需要做好哪些工作？

邬书林：我们不是一般地提倡全民阅读，而是要把全民阅读持久深入、实打实地推进下去，这就需要做很多工作。这几年的两会，我都联合政协委员上交关于尽快出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提案，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将推动全民阅读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公共图书馆和农家书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养成阅读习惯是一门科学，0到6岁是阅读的启蒙阶段，使儿童通过阅读养成阅读兴趣，从阅读中找到快乐；6到12岁小学教育阶段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使孩子基本掌握阅读的方法；12到18岁是巩固阅读习惯，提升阅读水平的关键阶段。打好这三个基础，终身阅读才有可能，活到老、学到老才有坚实的阅读习惯基础。专家学者要为整个国家提升阅读水平做好表率，同时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记者：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说到中国人阅读量不足有些国家的1/10。从近年调查情况来看，国民阅读率虽然在上升，但速度比较慢。您如何看待中国国民阅读率低的问题？

邬书林：对这个问题要实事求是地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的文盲率是80%，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文盲率是34%，最近这次人口普查统计显示文盲率是4%。解决阅读问题首先要解决文盲，我国的文盲问题才刚刚解决，国民阅读率不可能有多高。我坚信孩子的阅读率会越来越高。其次，现有的阅读率的统计指标还要进一步完善。要把图书馆的数据和其他形式的阅读数据也纳入其中。第三，我国的国民阅读率的确亟待提升。

不过，现在信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为我们阅读提供了非常好的工具，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阅读的人数大增。我最近反复强调这个观点，不要以为通过手机阅读就不是阅读，不要以为通过电子阅读器阅读就不好。相反，新技术极大提升了阅读效能。根据美国所做的一项统计，网络时代科学家的阅读量比原来增长了25%，普通民众也增加了5%。因为不需要跑图书馆了，买书便宜了，看书更方便了。所以，既要重视传统阅读，更要关注现在信息技术条件下的阅读，两者并行不悖。我相信，随着阅读意识的提高，阅读设施的完善，阅读氛围的浓厚，我国国民阅读率一定会赶上先进国家的。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不长，沿线各国对它并不一定了解，甚至还可能会产生误解、曲解。因此，当前迫切需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健康话语，以消除对“一带一路”的各种误解、曲解。那么，什么是健康话语？

    健康的话语必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中国的一揽子经济计划，而是一个开放性合作性的经济发展倡议。因此，要推进“一带一路”，必须要处理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中国所构建的“一带一路”话语应该是沿线各国都能接受的话语，而且不能建立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战略资源的争夺和利用之上。如果把某些国家视为“战略支点”，而“支点”就意味着是被利用的工具，利用者和被利用者显然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国家不仅一定会坚决反对“一带一路”，甚至还会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的围堵。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消除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会。“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不是中国一国的话语，应该是沿线国家共同的话语。因此，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当考虑沿线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沿线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非常复杂，仅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来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很有可能造成一些国家在历史传统上的对抗和文化上的冲突。“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建立在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多样习俗的基础上。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一带一路”的话语不能从中国获利的角度来构建，而要从共同受益的角度来构建。不少人往往会强调中国在沿线各国的投资情况，很少甚至不会谈到沿线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实际上，在“一带一路”既有合作的项目中，既有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也有中国从其他国家引进的项目，尤其是在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里更多的是中国的高科技项目。相反，那些低端产业的合作非常少。然而，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而看到的大多数是关于中国对一些国家的资源型产业的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世界舆论。实际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所有项目合作，秉承着共赢的原则，而不是充满了竞争性零和博弈的大棋局。

只有健康的话语才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反之则无助于“一带一路”在实践中的落实。

（摘编自胡键《“一带一路”健康话语的构建》）

    ①中国古代的戏剧大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大团圆结尾。这种“大团圆”结尾的结构模式，其成因是多方面的。

    ②元朝的民族压迫和吏治腐败深深地刺痛着报国无门的文人，于是大批公案豪侠剧面世，作家们用戏剧赞扬英雄、鞭笞小人，揭露阴暗、痛斥腐败，以此来宣泄内心的不满与愤mèn。然而，这种鞭tà似乎于现实并无太大的影响，他们就把这种扶危济世的理想加以美化，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出来。以苦开头，以乐结束，用惩恶扬善的结尾，使戏剧洋溢出了浓厚大团圆色彩。如《窦娥冤》中先借窦娥的冤屈揭露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结尾用窦娥的平反昭雪来表达贪官污吏受到惩治的美好愿望。现实的理想无法实现，于是就借用大胆的夸张和想象来宣泄自己的情感，这是元代文人自我心理调适的一种方法。

    ③随着程朱理学影响的下降，长期压抑在人们心头的封建礼教的磐石随之松动，被压抑的情感多少得以宣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在各种爱情婚姻剧作中得以实现。如《西厢记》《倩女离魂》等剧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在艰辛曲折之后获得团圆，表达了作者对礼教的不满和对个性解放的追求。

    ④到了明清两代，思想文化专制愈演愈烈，许多作家把创作转向了神仙道化剧。比如《宝剑记》和《鸣凤记》，尽管是反映沉痛的历史，最终都还是正义被伸张而邪恶被惩治，既批判了政治黑暗，也留了个光明的尾巴。而婚恋剧（如《牡丹亭》）的大团圆结局则更强烈地反映了作家们对封建礼教的反抗。

    ⑤戏曲与诗、词、文等雅文学不同，它属于市民俗文学的范畴。戏曲能否搬上舞台，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观众态度的制约。剧作家和演员的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剧本来维持。因而，戏剧作品更倾向于娱众。中国的老百姓大多善良厚道，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遭受了冤屈难以讨回公道，舞台上善得善报、恶得恶果的故事便成为了他们心理的安慰。他们不能接受好人的悲剧结局，容不得坏人没有恶报的结果。他们需要舞台上的精神安慰，“如果连舞台上的一点正义的呼声都失去了，那么这些戏剧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老百姓花钱看戏的目的是“找乐”，是消愁，是追求心理的愉悦和精神的享受。至于爱情，“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他们的愿望。大概正因为如此，从原本《会真记》到后来的《西厢记》、从原本《霍小玉传》到《墙头马上》才发展出了喜剧的结局。

    ⑥文学可以影响读者，给人以教育。奖善惩恶的教化功能又使作品成了缓和社会矛盾的工具。同样，老百姓也会把舞台当作教科书。为善的不得好报，作恶的不受惩罚，一旦道德的准绳失去公正，人们的心理和道德的准则便没有了依据。从一定层面上说，戏剧的教化功能也对其“大团圆结局”具有很大的影响。

（取材自《浅析中国古代戏剧的大团圆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