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20世纪最初三十年中国小说转型中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所起的作用，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研究对象不只很少提供可资直接引用的论据，反而冒出许多反面的证词。也就是说，新小说家不大论及他们接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而强调其与传统中国小说的联系；反之，“五四”作家则大都否认他们的创作与传统小说有直接的联系，而突出域外小说的影响。关键不在于对吴趼人、林纾或者鲁迅、叶圣陶的说法加以辩证，而是必须说明，为何那么多真诚而且精明的作家，会同时产生这么一种显而易见的“错觉”。

      除了策略的考虑，作家们之所以不大谈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主要原因在于，这种“转化”，是在作家不自觉的状态下完成的。

      对于“五四”作家来说，幼年时代熟读经史、背诵诗词，以及明里暗里翻看《三国》《水浒》，只是一种必要的人文修养，或无功利的娱乐，并没想到从中学习什么写作技巧。而青年时代如痴如醉地啃读域外小说，却颇具学习借鉴之心。这就难怪他们创作小说时，理直气壮地以域外小说为榜样。偶尔也会师法“传统”，但有意无意间将其西洋化进而合理化。一方是无意中接受，一方却是有意去模仿。尽管后世的研究者可能对那无意中接受的观念如何歪曲模仿的对象、限制模仿的效果更感兴趣，“五四”作家则大多只意识到后者而忽略了前者。还不只是前者“得来全不费工夫”，故视而不见，后者“踏破铁鞋无觅处”，故弥足珍贵；更因为传统文学更多地作为一种修养、一种趣味、一种眼光，化在作家的整个文学活动中，而不是落实在某一具体表现手法的运用上。无疑，具体而可视的“手法”，比起抽象而隐晦的“趣味”，更容易为作家和读者所感知。

      新小说家的情况恰好相反。梁启超、吴趼人、刘鹗等人的实际创作，已经突破了旧的格局，可仍喜欢使用传统的批评术语。大家似乎都有“以中化西”的愿望，只不过不像林纾表达得那么直白而已。在借鉴域外小说技巧的同时，尽量在传统文学中寻找对应物；一旦证明古已有之，用起来自然更得心应手。接受外来文化，本来就有重新选择、解释传统的权利，“以中化西”也无可厚非，只要不过于离谱。可这么一来，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并没接受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出土文物”。殊不知“文物”之所以“出土”，也必须借助新的眼光。不理解这一点，单从言论及术语判断，新小说可能显得很旧。

       也许更重要的是，新小说家和“五四”作家接受的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小说，而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单从小说的承传，确实无法说清从《儒林外史》到《狂人日记》的嬗变。只有将其置于20世纪初整个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才能纠正上述并不轻微的“错觉”。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汇中演进的中国小说，既不可能完全固守传统，又不可能被西方小说所同化，而是在诸多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作用下蹒跚前进。

（选自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

    近年来，每逢春节便刷爆社交网络的返乡日记，道出的不仅仅是凋零的劳动力、解体的乡规民约、高昂的娶亲负担这些表面现象，浓郁的乡愁背后，实际上是当代中国人集体面临的现代化困境。一篇又一篇的返乡日记，记述的是残留的小农经济形态解体过程中的乡村巨变和个人蜕变。而这些看似无意识的自然流露，背后却有文化的深层推力。文化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习惯、性格特征、处事风格，而这些都可以在历史回溯中窥探其奥秘。

    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大地饱经沧桑战火，但没有像其他任何一个古文明发源地那样分崩离析。因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深深植根于寻常百姓家，得到代际传承。中华文明能够躲过岁月的刀斧、能够抗击少数民族的金戈铁马，其答案就在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中。中国有着长达数千年的农耕经济形态，农耕文明早在黄河中游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人们逐水而居，春播秋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从肥沃的土地中收获上天的馈赠，过着与游牧民族饥饱不定、奔走疲惫的迁徙生涯截然不同的富足生活。当农耕经济逐渐推广到整个中原大地，儒家文化也日渐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文化便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得到深化和扩充，并由上至下推行，深深渗入到寻常百姓的生活中，外化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和琴棋书画诗酒花，从而演绎出数千年来稳健发展的人情百态。

    所以说，天人合一，尊老敬上、友善勤劳、守旧谨慎、善恶报应、祖宗家法这些传承数千年的文化观念，是与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根本上都是由农耕经济形态决定的。农耕经济形态决定了传统中国人的存在样态，决定了传统中国人的处世风格，也塑造了传统中国人的国民性。

    然而，社会意识观念必须适应社会存在，否则就会制约社会的经济发展。当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农耕经济形态下的中国，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已经席卷着我们进入现代化社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适宜传统农耕经济形态的中华文明已无法完全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而文化的滞后性必然导致这样的情形出现：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当代中国人不得不遭受从传统文化观念和生活样态中撕离出去的苦痛，在旧观念与新常态格格不入、新观念尚未形成确立之际，难免陷入传统性与现代性所构成的两难境地。

    因此，如何审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交锋，不仅关系个人的安身立命，更关系国家的长远发展。如果固守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样的“遗老”不仅难以在现代工商业活动中收获事业成功，也难以在新旧价值观念的现实冲突中求得心灵安宁。如果全盘抛弃传统文明，生搬硬套西方国家在他们的传统文明基础上生发演绎的现代文明，那不啻于邯郸学步，会使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我们成为无根浮萍，随波逐流，沦为附庸。

    所以，理性清晰地思考传统文化，慎思明辨地融入现代发展，做出恰当的判断和抉择，我们才有可能走出现代性与传统性交织而成的圈牢。

（摘编自2016年2月24日光明网《光明时评》）

    山水画，从真正诞生之时起便与中国哲学中最核心的“道”的精神紧密相连。

儒家的道德感悟是与山水连在一起的。《礼记•中庸》云：“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正是以山高水长来形容仁爱之道。同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所以，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哲学更是崇尚自然山水。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心灵相照、气息相通的所谓“天人合一”的关系。而庄子心目中的神人居“藐姑射之山”，“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则更是一种心游万仞的自如之境。老庄哲学，成为中国山水画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历代山水画家几乎无一不受其影响。

    将空理与山水融合起来进行阐发更是中国佛教和禅宗的一大特色。佛教徒们“性好山泉，多处岩壑”。建于深山之中的寺庙已经成为中国山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对山水的亲近不仅有利于僧人们的修悟，也是他们具有较高审美感受力的表现，于是中国山水画史上便有了王维和诸多卓越的画僧。

    透过对儒道释哲学与山水关系的简单梳理，我们不难看出，三者对山水的态度有着本质的相通之处，即都乐于从山水中得到审美愉悦，并且将山水大美与主体人格塑造和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统一起来。而在山水文化基础上诞生的山水画，“以形媚道”，体现出中国哲学精神的深层内核。中国山水画，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切入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精神的最佳途径。建立在“天人合一”哲学基础上的山水画，为山水画家创造了一个走向“天地境界”的通道，为山水画的欣赏者提供了一个深邃而广阔的体验“天地境界”的审美空间，它可以让欣赏者“澄怀观道”，得到审美愉悦的同时实现主体人格的超越。

    可以说，山水画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山水画深刻影响和熏染着中国人的审美品格、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毫无疑问，山水画精神的传承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当代的山水画家，担负着“正本清源”，让山水画的精神内涵与艺术魅力发扬光大并且将传统山水画进行“创造性发展”的历史使命。

    “正本清源”的“源”不仅仅是山水画艺术层面上的“源”，不仅仅是明清，是唐宋，甚至是春秋，它更是中国哲学和美学之源，是对“道”的体认。如龙瑞先生所言：“我们所谓的‘正本清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中国文化核心思想进行的还原。”当代的山水画家，应该在对中国哲学和美学精神深刻体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创作，不仅表现天地山川的自然之美，还表现出画家的秉赋、襟抱和人格境界之美，从而让人们在山水画面前产生感动，产生震撼，产生共鸣，感受到艺术之美，进而感受到山水之美以及中国人生生不息感天悟地的人文精神之美，重新建立与山水自然的亲近与和谐的同构关系，最终深刻体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之境，感受“天地境界”，实现人格和人生境界的自我超越。

    历经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优秀山水文化基因正流淌在自己的文化血脉里不被大多数山水画家和大众所认识，山水画几乎成为“高处不胜寒”的濒危遗产。因此，当代山水画家应承担起“教育和传播”的责任，“志道”，“弘毅”，真正担负起任重道远的文化使命。

（摘编自陈仕彬《当代山水画家的文化使命》）

数字传媒的技术审美性

    ①现代社会的审美领域因为技术的进步而拓宽，科技产品也出现日益审美化的趋势，“艺术的技术性”和“技术的艺术化”已经把“技术”和“艺术”紧密联系起来。我们知道，科学与艺术本是人生的两极境界，也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发展目标，而今，这种目标因为科技的发展而变得接近抑或融合起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科技以其穿越时空、启迪想象的发明创造，将科学与诗、精密的数学与鲜活的艺术融为一体，创造了丰富的颇具审美感的产品，生动地体现了科技文化与审美文化的融合和互动，让技术的艺术化成为数字传媒时代的文化新表征。这似乎印证了法国作家福楼拜一百多年前的那个预言：“艺术愈来愈科学化，科学愈来愈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会在山顶重逢。”

    ②计算机网络技术出现以后，机器自动写小说、作诗、作曲、作画等程序软件的广泛应用，充分展示了信息科技强大的艺术功能，多媒体、超文本的便捷操作，大大提升了数字技术的审美水平。网络游戏、数字动漫、数字影视、数码摄影、手机视频以及层出不穷的移动多媒体终端的广泛使用，让数字技术工具及其内容承载成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生动写照，其所创造的艺术新形态大大丰富了人类的艺术世界。现代可视化技术将数码计算、胶片处理、视屏影像等扩大到三维音响和虚拟实体的仿真技术领域，将看不见、摸不着的超宏观世界（如宇宙星云分布）或超微观世界（如DNA的双螺旋结构），甚至一些非感性的科学法则等，都实现可视化处理。中国古代诗论家所推崇的那种“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的诗意胜境，被营造得切切诱人。原本抽象的法则规律和无涉情感的技术工具，借助新技术自身的优势，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更加丰富多彩、更加鲜活多变的融视觉、听觉乃至触觉体验于一体的想象性诗意空间，释放出了无比丰富的感性魅力，蕴含着艺术审美的诗意，它们在带给我们更高品质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也让我们获得更新奇的审美享受。有研究者指出过这一点：“实际上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数字传媒技术的艺术功能和审美特性改变了我们对传统艺术的认识，形成了现代艺术观念的“祛魅”方式。电脑的“无所不能”和网络传播的“无远弗届”，已经把最便捷的“祛魅”工具交给了普通网民。键盘、鼠标的“屏幕叙事”让“咫尺天涯”凝聚为“瞬间永恒”，只需“挫万物于光标之处”，便能“得精彩于眉睫之前”。人类曾认为获得“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信息”是“不可能的理想”，“但是，电脑与现有通讯线路的联姻将使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这个目标”。

    ④不过，此时还应该看到，“技术的艺术化”或“艺术的技术性”留给我们的并非都是赏心悦目的诗意享受。“高科技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在揭穿迷信、打破神话、终止愚昧的同时，也可能熄灭留存于人们心中的那盏诗意幻想的油灯。阿波罗号登月成功终结了嫦娥舒袖、玉兔捣药的广寒宫神话；试管婴儿的降生给生命孕育的神秘和血缘人伦的神圣打上了问号；直拨电话、光纤通讯、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确实方便快捷，却又消除了昔日那种‘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槐花盼郎来’‘望尽天涯盼鱼雁，一朝终至喜欲狂’的脸红耳热的幸福感。还有高速公路上的以车代步和蓝天白云间的睥睨八荒，让人体验到了激越和雄浑，但同时又排除了细雨骑驴、竹杖芒鞋、屐齿苍苔的舒徐和随意。”

    ⑤新媒体技术的艺术审美性给既定的艺术范式造成了影响。网络文学、数字艺术、动漫游戏等，长于采用图文语像汇流的多媒体样式创造出“通感”化的艺术形式。于是，网页顶替书页，“看”代替“读”，纸与笔让位于光与电，新媒体审美呈现出全然不同的范式。昔日的“物理艺术”变成了融图像、文字、视频、音频于一体的多媒体作品，它们音画两全、界面旋转、声情并茂、图文并显，完全相异于传统的艺术却能相容于现代技术。覆盖星球的联网计算机、移动互联网、手机等各种电子接收终端，它们的工艺设计、精致程序和强大功能本身就是一件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而网页上排列的菜单和指令，各类链接、选择标记、期待点击的变色字符等等，无不蕴藏着恒河沙数般的作品存量和无以穷尽的信息奥妙，足以让欣赏者观古今之悠远、通四海之浩瀚，这不就是审美的境界么！而在艺术审美观念上，数字传媒技术也从多个方面改写了传统艺术审美的逻辑原点。例如，现代技术审美奉行“自娱以娱人”的功能模式，坚守的是“娱乐至上”的文化理念，用草根性视听快感实现消费意识形态的价值表达。从审美主体性上看，新媒体把创作主体的身份从“作家”转换为“写手”，从“艺术家”变成技术“操盘手”，把“人人都可当作家”的梦想变成网络现实，这便是数字传媒特殊性规制的技术审美性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亚热带

竺可桢

    亚热带介于热带与温带之间，是一个过渡地带。它首先有一个高气压，所以一般称为亚热带高气压带。高气压的位置冬夏有若干南北向的移动。在北半球，这高气压脊冬天在北纬30°，到夏季北移至北纬38°；在南半球，冬天在南纬28°，到夏天南移至南纬35°。亚热带高气压带的南北移动影响到风带的移动，介于亚热带与赤道之间有所谓东北信风带（北半球）或东南信风带（南半球），介于亚热带与高纬度之间有所谓西风带。信风带与西风带的气候迥然有别，在西风带经常有风暴，天气冷暖、晴雨不常；而信风带内则除少数小范围热带风暴外，天气比较稳定。但有代表性的亚热带气候实际上只限于大陆的西部或大洋的东岸。所以，单从气候学观点出发，有必要说明亚热带的范围和气候特征。

    要划分亚热带，可从不同的观点出发，而最重要的是从发生观点和实用观点出发。所谓发生观点即追求亚热带气候形成的原因，如高气压的移动、风带的变迁、气团的进退等。所谓实用观点即分析亚热带地区的生物资源与温带、热带的生物资源有何不同之处，以及亚热带气候对于作物生长发育和越冬的影响等。划分亚热带最好能把这两种观点同时顾到；如不能兼顾，则从地区的经济建设出发，实用观点更为重要。

    苏联气候学家谢良尼诺夫认为：亚热带的夏天应与热带无别，但冬季较冷，最低温度常在零度以下，可以种温带作物；在亚热带，农作物一年可以二熟；以积温4000℃为其北界，但在沿海则积温可略小，北界的纬度为43°—44°。但亚洲东部为季风气候带，冬季风来自西伯利亚，气候严寒，使多年生的亚热带植物如橘子、柠檬、茶树、竹子等不但不能在北纬43°的东北或内蒙立足，即便在北纬35°的淮河流域亦难繁殖。所以从北半球看来，亚热带的北缘并不和纬度相平行，而是大陆西岸纬度较高，东岸则较低。

    中科院地球研究所的气候分区是从实用观点出发的。从实用观点看，亚热带的气候可以这样规定：冬月微寒，足使喜温的热带作物不能良好生长；每年冬季虽有冰雪，但无霜期在8个月以上，使农作物一年可有两次收获。至于干燥度，虽与温度同为气候上的重要因素，但在大面积划分气候带时暂时不必顾及，可作为亚热带内分区的指数。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定亚热带的指标为积温4500℃—8000℃，最冷月的气温为2—16℃，无霜期自240天至365天。谢良尼诺夫所定的亚热带北界的积温4000℃，在东亚似嫌过小，因为冬天西伯利亚寒潮有时可以使亚热带纬度地区温度降至零下10—15℃，使多年生长的亚热带植物冻死，所以平均积温不能不略高。北界的最低月平均温度为2℃，与波哥乡所定苏联指标相似，但在我国沿海一带，这一指标尚嫌太高，最低月平均温度接近于零度。无霜期，北界为8个月，南界则平均终年无霜，但特寒之年，则虽在海南岛也可能有霜。

    从上述指标看，我国亚热带的北界接近于北纬34°，亦即淮河、秦岭、白龙江线直至东经104°，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也靠近一年两熟的北界。亚热带的南界则横贯台湾的中部和雷州半岛的南部，即在北纬22°30′—21°30′左右。据美国气候学家勃莱尔意见，亚热带的南界应为最冷月平均温度18℃，他认为一月份平均温度到18℃时即无霜冻的危险。但我国最冷月平均温度16℃，却接近于全年无霜这条线，从地植物学着眼，热带植物的分布以北纬21°30′左右为其北界，故认为最冷月16℃等温线和积温8000℃作为我国亚热带南界比较合适。

（有删改）

以英雄精神培养对社会的责任感

李军

“本事大”往往是“英雄”的第一概念，最直接的表现是“武功或者法术高强”。但是英雄并不是一个技能概念，而是一个行为概念——学会七十二变之后的孙悟空并不能立即成为英雄，直到他用七十二变的能力降妖除魔后才成为了英雄。1982年，24岁的大学生张华，为了救一位69岁坠入粪池的工人献出生命后引发全国大讨论。那个年代，大学生有多金贵众人皆知，于是“金子换石头，值不值”的论题就显得扎眼。“值不值得”的论调是一个逻辑倫换：把行为偷换为技能。因为在这场交换中，他们把“人”视作了可以估价交换的商品，在这场交换中，“人”的价值只表现为自身的技能，而完全罔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值不值得”论调者往往认为只有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才强调“英雄”，而西方强调个人利益至上，“保护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功利主义认知是“真正先进的文明”，因此对每一次个人的牺牲都持怀疑态度。一段时间以来，舆论上对很多历史上舍己为人英雄行为的“质疑”，都有这个套路的影子。

且不说功利主义思想出现后，西方学术界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其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批评，我们来看两个更贴近生活的例子：一是原汁原味的美国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有一个援助平民村落的任务。完成任务后，玩家会得到这样的评价：“真正的英雄不在于对战斗技能的熟稔，而是尽力去满足他人的意愿。今天，你证明了自己的英雄之心。”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英雄精神何其相似！第二个例子更为实际：最近震惊世界的佛罗里达枪击案中，出了一个少年英雄——15岁的美籍华人王孟杰。他在可以逃走的情况下为了给同学争取逃离时间留下来抵住了大门，多处中弹而牺牲。未成年人面对险境没有选择“保护好自己”，这似乎与部分人口中的“西方价值观”有背离，但美国人却给予了在他的棺木上覆盖星条旗的最高英雄待遇。

这说明，在“英雄”的定义和价值上，东西方文明并没有评价上的矛盾，舍己为人是全人类社会所推崇的美德，几千年来从未变过。“英雄"不是论价而沽的商品，而是超越物质存在的精神點合剂。所有的英雄，都具有强烈的利他主义色彩，都代表着主流价值观，用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来衡量英雄的成色是可笑而鄙猥的。

现代商业社会越来越发达，由此带来的个人主义思绪越来越浓重，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成为“陌生人”，这是客观的社会现象。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象下，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关怀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这是把日益被物质生活割裂的人格重新黏合起来的最好办法，而英雄行为和英雄精神，正是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关怀的高级表现形式。无论历史和现代，对英雄的共同纪念和推崇都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之一，每个有意维持稳定和发展的国家，都将这种行为和精神视为珍宝。

当然，我们也需要强调，对英雄精神的学习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对英雄行为的机械学习。在能力达不到英雄级别的情况下，要量力而行。这也是我们近几年屡屡强调要“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的原因。但见义智为不是见义勇为的反面，不是见义不为，不能混淆或者有意偷换。

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是英雄，但是每个人都应该以英雄精神来培养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这不光是个人修养的提升，更是因为普遍的利他主义取向最终会让社会中的自己受益。

摘编自《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