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那么逍遥是否就是超越小知小年，突破限制？庄子在《齐物论》篇中又说“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似乎又要反对执著追求大知大年了，然则我们应如何了解庄子的意思？

    “逍遥”，自然是指对任何依待与条件的超越和破除。然而这理解只是初步的。从客观的现实世界来看，任何事情都必然是已被置于因果网络之中。而所有现实存雀又皆有其实际条件之依待，有果必有所依之因。要说有待，一切事物都是有待的，就算列子御风亦有待于风。那么，庄子所讲的破除依待是如何可能的？郭象《庄子注》认为，逍遥之义必须从圣人的修养境界上立言。逍遥所描述的是心灵观照宇宙万物的境界，而非对客观外在世界的经验描述。放在境界上讲，则“一逍遥一切逍遥”，宇宙万物从逍遥境界观照而言都自尔而独化，自生自在。这种观照的境界，乃一艺术境界，而非道德修养境界。

    这种境界即道家无己、无功、无名的“去碍”，从而达致庄子所言“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一种含生抱朴、各适其性、天机自张的道家之境。所以，从无待逍遥而言，则大鹏小鸟皆同。郭象说：“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

    然而这里或会产生一个问题：反观《逍遥游》的文本里，庄子似乎有意抬高大鹏列子彭祖大椿，而贬低斥鹞宋荣朝茵蟪蛄，即庄子所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这岂不是与郭注“各适自性，逍遥一也”的说法矛盾吗？

    郭象认为，这当中不仅没有矛盾，而且还透露了庄子的精义。因为在庄子那里，所谓大小、长短、夭寿、高下之差乃是由于对待比较而成，是我们成心的知见。正是由于出自比较，则小年固然不及大年，然而大年却永远可以有一“更大之年”去与它相比，则大年亦成小年了。可见落在对待关系之中，有待是必然的，永远无法逍遥。我们必须平齐是非，抛却时待，正如《齐物论》中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既然“莫寿于殇子”，则如何“小年不及大年”？可见《逍遥游》中的讲法不可执实。其实，逍遥若是一精神境界，则无论是彭祖还是蟪蛄皆可逍遥，端视其有否为物所累而已。我们要明白“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之说所透露的超越自身限制的意思，却不应执实于此。

    郭象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圣人……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真正的圣人，“出世”而未尝不“入世”，“入世”又未尝不“出世”。所以郭象认为尧才是真正的逍遥，正因为他不似许由自限于深山之中，与俗情世界对立为二。相反，尧虽在庙堂之上，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无为而治天下，不以柱梏为桎梏——连桎梏之为桎梏也被超越了，便做到真正的无待，真正的逍遥。

（有删改）

材料一：

海外购物，买的是啥我国居民消费特别是高端消费流向海外，是近年消费市场的一个显著新特点。我国游客海外消费不仅连续几年位居全球第一，跨境电商、海外代购等消费增速同样引人注目。买质量：生活用品“扫”个遍海外购物，这个曾经“高大上”的事，已经走进了越来越多普通人的生活。近年来，面膜、牙膏等日用品也成为中国游客瞄准的对象。在一些国家主要供当地人消费的连锁超市，常常会看到中国游客扫货的情景。

    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葛非说：“除了价格便宜，安全性也是选择海外购物的重要原因。”

    “海外购物热是国内消费品行业发展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荆林波认为，客观地讲，国内产品的品种、质量和服务离国际先进水平确实有一定差距。近年来，中国制造加快升级，但优质消费品供给仍落后于居民消费需求，供需两端不适应、不匹配。

买新鲜：个性商品抢断货调查显示，我国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化妆品市场。但由于境外价格水平、商品类型等方面的优势，化妆品总是中国游客出国购物的重点。总体而言，我国消费品市场供应充足，但就产品的创新能力、换代速度看，在化妆品、家居、医护等许多细分行业，供给能力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差距。“中国不缺乏消费需求，而是缺乏拴住消费者的功力。”荆林波说，国内企业应该及时关注消费潮流、消费需求的变化，加快产品创新、升级换代，使产品更加人性化、功效更加多元化，从而更加适应千姿百态的百姓生活。

    买品牌：文化内涵被看好北京某银行职员王洋认为，中国游客在欧美市场购买“大品牌”商品，不仅是因为价格相对便宜，更看重这些品牌背后的文化底蕴。“比如，施华洛士奇水晶之所以有名，并非因为其材质有什么不同，完全是因为该品牌创立120年来，凭借其独特的切割工艺、时尚的设计理念、成功的商业宣传，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符号。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国内企业无法相比的。”她坦言，但无论是品种、数量还是价格，国内专柜没法跟国外相比，“这也是游客出国盯着一线品牌‘狂扫’的原因。”“海外消费热，消费者买的是商品质量，也是品牌文化。”荆林波认为，市场需求决定社会生产，社会生产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开始追求更有品味格调的生活。

（摘自2016年1月15日《人民日报》，记者杜海涛）

材料二：我国境外消费连续三年居全球第一

    近年来，我国的境外消费增长趋势明显。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4年我国境外消费平均每年增长25.2%，是同期国内社会消费总额增速的2倍。2014年境外消费规模高达1648亿美元，占全球境外消费市场份额的10%以上，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一。2015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2.8%。2016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达6.3万亿元人民币。不仅如此，随着跨境电商、海外代购等新型贸易方式的发展，“旅游购物”正由一次性消费向长期性代购转变，且群体效仿、消费粘性明显。许多中国游客在通过旅游接触过海外商品后，再通过互联网代购、导游代购、朋友代购等途径，逐步将“境外购物”转变为长期行为。

（摘自《人民日报》尚文整理）

材料三：海外代购渐受青睐    专家提醒注意权衡海淘利弊

    中广网北京消息   随着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的提升，不少人开始青睐直接通过海外网站的网购成为海淘族。大家为什么要到海外网站购物？这里程序很多，包括海关政策、跨国运输、折扣点位、款式等，有很麻烦的一套程序，能便宜吗？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包华、北京潮阳律师事务所胡钢进行点评。

    包华：国外很多产品，尤其是奢侈品，价格跟中国大陆地区销售价格差异比较大。其次，有一些产品国外在销售，国内没有的。

    胡钢：所谓海淘就是国际代购。有网友在海淘过程中遇到比如黑网站、信用卡盗刷、产品损坏以及退换货困难等问题。

    包华：海淘族要客观分析自己的利弊，才能做明确决策。

    胡钢：网站有实际的运营主体，可能是一个组织或个人，你要知道他是谁，要维权找不到人，就很可怕。

    胡钢：如果反悔权制度能够得到明确，将对包括网络购物在内的远程购物消费者权益保护是一个利好。

    包华：在看到海外网购给我们带来的实惠的同时，也要看到海外网购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第一，代购商自身出现问题，代购商如果今天在明天无的话，可能就很难处理。第二，物品货不对板，很有可能跟代购商谈的产品和最终代购回来的产品完全不同。第三，信用卡盗刷，我们应该如何防范，也是很多消费者需要关注的。

    胡钢：我研究过海外网购特别是打折网站的用户群，比如美国比较有名的用户群，销售对象主要是美国本土和欧洲的某些国家。他们说，我在境内有消费保障，通过代购的美国消费者买，然后再转送给你，或加收一点服务费，美国运营商提供的消费者保护制度不能延及到中国境内消费者，代购网站也不可能提供额外保障，这种情况下风险就比较大。

（摘自中国广播网）

    李白山水诗中盛唐气象的第一个特征是多宏伟意象。他的诗中颇多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大鹏、巨鱼、长鲸以及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都是他喜欢吟咏的对象，气势磅礴，雄奇壮伟。

    李白拥有极广的胸襟和极高的视野，他蔑视权贵，睥睨一世，这体现在山水诗中，便形成了开阔明朗、浩淼空旷的意境。他山水诗中盛唐气象的第二个特征便是意境开阔。“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高山随着平原的到来而逐渐隐去，大江汇入波涛汹涌的大海，这视野是何等的开阔。“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诗中的山水画面，写山的巍峨雄姿，写水的浩浩汤汤，视野开阔，一望无际，使人心旷神怡，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的大气魄、大气象。

    盛唐诗歌的神韵，被李白发挥得淋漓尽致。“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指出了豪迈、飘逸是李白的一大风格。其山水诗中也有体现：“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帝子潇湘去不还，空余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那样美的湖水，那样美的传说，空灵、明净，表现出一种超脱于尘世之外的皎洁明净的心境。“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他有一种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童心，与山水冥合，字字流淌出俊逸风神和爽朗情韵。

    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早在青年时期，他怀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雄才大略，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希望登上政治舞台做一番惊天伟业，而后功成身退。他这种“功成身退”的生命理念，正是对盛唐时代精神的独特表达。他幻想“平交王侯”“一匡天下”，仰慕鲁仲连、郦食其、范蠡，希望在风云际会中能遏上明德圣主。在过于理想化的人生当中，现实生活当然不断遭受失败，但他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他是把盛唐士人的入世进取的精神高度地升华了，带进了一个理想化的境界。”

    李白热衷功名，但是他傲骨铮铮，蔑视权贵，狂放洒脱。他渴望摆脱束缚，融入自然，毕生追求不受约束的逍遥的境界。在山水诗中也表现出他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是最直接的表白。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也称赞他的傲岸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人格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约束。这是魏晋开始的人的觉醒发展至巅峰的产物，是盛唐精神的高度升华的产物。”

    盛唐时代的开放包容成就了李白，他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他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独立不羁的人格和豪放洒脱的气度，亦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李白把盛唐气象融合其独特的创作风格运用在山水诗的创作中，谱写了中国山水诗光辉灿烂的一页！

（选自陈立群《李白山水诗与盛唐气象》，有删节）

    对于宋代的王安石及其领导的“王安石变法”，当时人和后来人都有不同的判断和评价，直到现在学术界还有很大的争议。大致来看，对其人品、学术水平等，当时人和后来人中多数人是肯定的；而对其变法的看法，则分歧很大。

    从南宋到清末的700多年间，学术界和政界对王安石变法大多持否定态度，甚至把北宋亡国归罪于王安石变法。到清末民国时期，中国面临千古未有的大变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革派认识到王安石变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先进性，进而积极研究、赞扬王安石变法。梁启超的重新评价与高度赞赏，不仅在学术界产生广泛而长久的影响，而且在政界也有重要影响。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中讲道：“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王安石变法确实想通过一系列的兴利除弊措施改善民生，特别是通过“农田水利法”，在全国掀起一场古代罕见的兴修农田水利的高潮，兴修了一万多处水利田。同时，更重要的是想通过改革变法富国强兵，保证国家政权长治久安。从孙中山的讲话可以看出，他的“民生主义”思想，某种程度上受到王安石“新法”的影响。在清末民国时期，学界政界很多人士积极主张学习西方，但很快发现西方文化也存在巨大缺陷，需要在中华文化中寻找智慧加以补充改进。在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带动下，政界很多人士积极研读王安石的著作，宣传王安石的“新法”。仅1935、1936年两年，各类报刊就发表了100多篇论述王安石的文章。他们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非常欣赏，并尝试在制定政策时对某些变法思想有所借鉴。

    清末民国，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传播到西方国家。担任过美国农业部长和副总统的华莱士，自述从20世纪初就深受中国留学生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的影响，深入研究了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表现出来的“三不足”（天变不足惧，祖宗之法不足守，流俗之言不足恤）精神和气概，对现代许多政治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曾引用“三不足”称赞他。据研究，“三不足”之说，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替王安石和宋神宗总结出来的。其实，王安石批评汉儒的“天人感应论”、人君过失导致天象异常灾变之论是“蔽而葸”；批评“灾异自天事耳，何豫于我”的说法是“固而怠”，都是错误的，不可取的。但王安石并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没有不加区别地笼统否定前人。比如，他对夏商周三代也是推崇备至，多次公开主张“法先王之意”。“三不足”之说，虽然不能表现王安石的全部真实理念和精神，但确实反映了他不畏艰难、果断变法的改革家风范。

    （摘编自姜锡东周一星《略论王安石变法的现代影响》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礼是有秩序的爱。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一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到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一社会”团体。敬宗收族，使得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成为维持社会稳定、一统天下的重要环节和手段，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扬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功能，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从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一一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一一政治”性的。

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延伸到对祖父、曾祖、大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祠堂在建立家庭共同体的进程中，形成“礼”的主要内容，为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药食同源”是保健养生家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药物与食物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农耕时代以前，食物主要通过采捕获得，渔猎需要体力，采集更需要智慧。《淮南子》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药物的出现，基于人类有意识的觅药行为，这一过程确实与觅食有关。可以设想这样的场景，神农品尝了大黄的根茎，腹痛腹泻，于是将这种“叶大根黄”的植物列入有毒有害品的清单，成为传说中所遭遇的“七十毒”之一。直到有一天，部落中的某人，因饮食积聚而备受煎熬，神农忽然想起这株能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的植物，找来给病者服下，各种不舒服霍然而愈。人类治疗史上第一个药物就此产生，“聚毒药以供医事”，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食物治病很早就有，《周礼》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据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相关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用之充饥则谓之食，以其疗病则谓之药。因此，平时用于填饱肚子吃的粳米，就是食物；但补养脾胃时食用的粳米，成了药物。

    药物与食物之间，难于截然划断，典型的例子有二。《金匮要略》有当归生姜羊肉汤，治寒疝、腹中痛、里急：“当归三两、生姜五两、羊肉一斤，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这里除了当归，其他也都是药物。《后汉书∙华佗传》记载道：华佗曾在路上见到有咽喉阻塞的人，想吃东西却不能下咽，家人用车载着欲前往就医，华佗听到了呻吟声，看了一番，对家人说，刚才路旁有家卖面食的，你到那去取他家的蒜泥萍醋（一种用浮萍制作的很酸的醋），喝它三升，病就好了。病人喝了，果真吐出了一条虫来，病也痊愈了。对此，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说：“此盖天地间物，莫不为天地间用，触遇则会，非其主对矣。”所以，米谷果菜、虫兽禽鸟，诸多可食之品，也堂而皇之地载入《本草经》。

    食物疗饥，药物治病，乃是常识；若是颠倒过来，以药丸充饥，用食物治病，则成为笑谈。有人说芹菜所含的芹菜素或许有助于控制血压，于是让高血压病人常吃芹菜，这样的建议算不得离谱；可因此让病人停止正规的高血压药物治疗，专门靠芹菜来降低血压，就荒谬而有害了。

    何以如此呢？药与食同源而异途，食物是能够满足机体正常生理和生化能量需求，并能延续正常寿命的物质。相对于药物而言，食物对机体生理生化过程的干预极小，长期乃至终身食用，一般不会给机体造成严重伤害；也正因为此，食物不足以改变因疾病而异常的生理生化过程，故不可能取代药物。

    即使站在传统医学的立场，过度强调食物疗疾，也很难做到逻辑自洽。孙思邈在《千金食治》的序论中明确承认药与食为两途，即所谓“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并指出，只是缘于药性猛烈，所以建议医生治病，先“以食治之”，若“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并没有以食疗代药疗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