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思想境界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写作是特殊的精神生产。作家依据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艺术创造，文学作品的思想境界反映的是创作主体的思想境界。文章乃经国之大业，须敬畏，不可亵玩焉。“文载道”，“诗言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北宋张载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何等博大的胸襟气概和高远的思想境界。

    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文学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大作家以他们的作品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当代中国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广大作家要深入生活，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切不可疏离时代主潮，躲避崇高理想，只顾把玩一己之悲欢，并把那当成整个世界。文学如果沦为列宁所说的那些“饱食终日”“百无聊赖”的人的消遣工具，将失去文学最珍贵的价值。

    创作自由是文学繁荣的基本保障，也是作家的权利。但在讲创作自由的同时，也不能忘记社会责任，这是辩证统一的。邓小平同志曾期望作家“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作家应该对国家、人民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认为作家只需要创作自由而不必承担社会责任，是偏颇。法国作家雨果曾说过，作家“具有双重职责，个人的职责和公众的职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需要有两个灵魂”。所谓“两个灵魂”，是指作家既是个体的、又是公众的；既可以有个人追求，又必须有社会担当。当然，社会责任感的形成不是靠外在强制，而是靠作家内在自我提高、自我约束。

    文学既反映人们的精神世界，又引领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是各种思潮相互激荡，越要强调正确价值取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普遍认同和践行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文学的主导价值。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将其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要努力寻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情感世界的契合点、共鸣点，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所思所盼中汲取灵感、挖掘素材、提炼主题，以文学的方式筑造中国人民独特的精神世界，建设美好的精神家园。在社会矛盾凸显期，众声喧哗，美丑纷杂，作家要善于分清主流与支流，认清现象与本质，深刻反映社会进步，体现人文情怀。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迎合低级趣味，不但不能给社会提供正能量，反而会制造文化垃圾，违背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与真善美南辕北辙。

    政治和思想倾向性是文学基本属性之一。过去和现在的事实都证明，文学在反映社会生活时总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与政治的联系，传达一定的思想倾向。社会主义文学从本质上讲，是人民的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自觉地承担起为人民抒写的历史责任，是作家思想境界的核心。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学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学工作者的天职。只有把根深扎在人民群众和社会实践中，文学之树才能长青。要防止文学离开人民，变成无根的浮萍、无魂的躯壳。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0日07版））

校训：大学的文化符号

孙邦华

    校训，如同现代大学一样，是近代从西方引入中国的，有研究者认为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为近代中国最早明定校训 “光与真理”的大学，民国时期诞生的各类大学大都仿而效之，确立校训。

    中国大学的校训既然受西方校训的影响而产生，因而存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和属性，且不说民国时期的新教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等，要么直接借鉴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校训的内容与形式，要么思想源于《圣经》，更重要的是中西方大学的校训都具有为了学生健康成长的目的性、导向性，把校训悬于校门、礼堂等重要位置，甚至标识在校徽之中。从内容上看，中西大学校训可划分为“为学”、“为人”、“为人”与“为学”相结合等三大类。

    以“为学”为主旨，是指大学强调学生对知识、真理的不懈追求为办学的主要目的。对于这类大学的校训，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方大学有：英国剑桥大学的校训为 “此乃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这类有代表性的中国大学校训有：民国时期的新教大学齐鲁大学的校训是“尔将识真理，真理必释尔”。

    所谓以“为人”为主旨，是指大学主要强调对学生的塑造以道德为本，培养具有高尚品格、勇敢气质和服务精神的人。这类大学校训，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方大学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校训是“法无德不立”，美国著名军事院校西点军校的校训是为“职责，荣誉，国家”。中国大学的这类校训以清末民国时期的大学较为普遍，如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唐文治于1910年确定“勤、俭、敬、信”为校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曾经确立一个字的校训“诚”，后来发展成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后，把校训相继改为“止于至善”与“诚、朴、雄、伟”。

    所谓“为学”与“为人”相结合，是指大学强调求知求真与人格完善兼顾，培养德才兼备的人。相比而言，西方的大学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大多从“为学”或“为人”中一个方面确立校训，个别大学校训是“为学”与“为人”的结合型，譬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校训为 “知识，智慧，人性”，清华大学自1914年起确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近年来中国的大学在确立校训的大潮中，绝大多数校训都是“为学”与“为人”的结合型。譬如：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南京大学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

    中西方大学的校训，尽管在内容上大致都可划分三种类型，但是也还是有一些本质差异。西方历史名校的校训思想内容大都来源于基督宗教的经典《圣经》，如美国的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一部分出自古希腊罗马先贤、诗人的话语或诗句，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中国的大学校训，在民国时期，一般来自《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和史书。同样在讲“为人”，西方的大学非常强调博爱、自由、服务，如斯坦福大学的校训为 “愿自由之风劲吹”，中国的大学主要强调诚朴勇爱等道德修养。同样在讲“为学”，西方的大学强调在上帝的灵光中去探索真理，牛津大学的校训为“上帝乃知识之神”，中国的大学则强调勤笃、敬业等儒学传统。

    大学校训是大学理念、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中西方大学在大学理念、大学精神上是共性与个性（特色）兼具的，共性与个性都植根于赖以生存的文化之中。现代大学在造就具有高深知识和高尚人格的高素质人才之时，离不开超越东西方的人类共同的知识、思想，也不能忽视民族文化资源和传统。一定的文化形成一定的校训，大学校训则是体现人类共性和民族特性的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符号必然渗透到每一所大学的办学宗旨、办学传统、管理制度、学科建设、师生群体等各个方面，并转化为对育人的整个活动之中。

庄子思想对中国文艺发展的影响

    庄子的思想与老子思想合为道教思想，其与儒家思想互补，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史。经他完善的道家美学与文论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滋养着中国艺术。

    首先，庄子追求精神自由的生活态度影响了后世文人。庄子“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摒除欲望，宁可过卑贱贫穷的生活而保有自由，也不愿富贵而为统治者所利用，这对那些追求独立人格与尊严、追求个性解放和张扬的后世文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魏晋名士、李白、苏轼等无一不深受庄子影响。庄子展示的个体精神自由和思维原创力的解放，在文论中则表现为艺术或形象思维的自由超越性。庄子的“逍遥游”创造了一个超越、永恒、宁静的精神家园，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源泉。

    其次，庄子崇尚的“大美”审美理想深刻影响了后世文艺的美学境界与高度。庄子以“道”为旨归，崇尚天地之间的“大美”，这种“大美”体现为无限广阔、宏大、雄浑、壮阔的境界和寂寞无为、朴素自然、澹然无极的特征。庄子的这种美学思想对于后代文艺产生的影响是，一方面引发了人们对博大雄奇的壮美境界的追求，如杜甫提出“鲸鱼碧海”、韩愈提出“巨刃磨天”等都是；另一方面“大美”的自然、本真、天放的本性又引导后世文人反对人为斧凿雕琢艺术，追求自然、素朴的风格境界。如刘勰的“自然之道”、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司空图的“妙造自然”等都有庄子“自然”风格论的影子。“自然”的风格要求还影响到了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领域。

    第三，庄子“体道”时“虚静”论对后世文艺创作主体审美态度的影响。庄子提出“体道”主体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虚静”思想要求创作主体在艺术构思时不为外物所乱，不为心智所蔽，保持凝神专一、忘怀一切、全身投入的精神状态。这种认识论注重内心的体察领悟，揭示出了审美和文艺创作中主体心灵的超功利特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虚静”说的影响。魏晋南北朝，陆机、刘勰率先将虚静心态同艺术想象联系起来：“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陶钧文心，贵在虚静”（刘勰）。唐代皎然还将虚静心态同艺术灵感联系起来：“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苏轼《送参寥师》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还有王国维的“无我之境”等等无不受庄子“虚静”论思想的影响。

    第四，庄子的言意观对后世文论的影响。庄子在对“言”的广泛性、复杂性及其表“意”的歧义性、暧昧性作出深刻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等诸多智慧观点，道出了言、意关系的奥秘，把人们引向一种幽远、玄妙的意境，一种主体独特的、内省式的领悟，直接引发了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并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如钟嵘的“滋味”说、皎然的“但见兴趣，不见文字”、司空图的“韵味”说和“四外”说，以及后来的欧阳修、严羽、王士祯、王国维乃至于绘画、书法领域等无不受庄子言意观的影响。

丝绸之路串起的世界史

邹怡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并非一部丝绸之路的专史，而是一部世界史。其“全新”则在于它是一部由丝绸之路串起的世界史，牛津大学历史学者彼得•弗兰科潘选择了丝绸之路这一多文明间的通道作为切入点，透视人类诸文明的接触与演进，从而避开了以某一文明为中心的偏颇。

    丝绸之路，187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他根据中国和欧洲史家关于中西贸易的记载，在地图上绘制了一条横贯欧亚的贸易路线，并命名为“丝绸之路”。作者并不认为这仅仅是一条丝绸贸易的商道，甚至不仅仅是贸易路线。全书25章：丝绸之路、信仰之路、皮毛之路、奴隶之路、霸权之路……这样的章节编排固然采用修辞的手法，但它们也提示着丝绸之路上所流通的远不止丝绸，金属、香料和玻璃在一些路段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影响，并不在于货品的流通，而在于丝路上穿行的人们将他们各自的文化像种子一样沿途撒播，包括观念、信仰、技术以及它们在物质上的表现。因此，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诸种文明的穿行与交流之路。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以及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古代希腊和罗马，这些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而相遇。南北美洲的人类文明，也自地理大发现以降，深刻地介入了丝绸之路的人流和物流。尤其是中亚、西亚与东欧，它们位于欧亚大陆中部，是丝绸之路主体之所在。历史上，不同文明在此相遇交流，古老文明在此创生成长。而当今，这里既有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和时尚之都，又是世界上最为动荡不安的地区，这是巧合吗？

    丝绸之路是人类诸文明间人员、物质和思想的交流之路。各种人类文明曾在这里竞演。欧亚大陆上，南部为希腊、罗马、波斯、埃及和印度等各大古国的发祥之地，而北部是游牧民族轮番奔驰的通道，匈奴人、突厥人、回鹘人和蒙古人先后在这条道路上策马西征，形成一次次民族大迁徙。彼得•弗兰科潘始终围绕着丝绸之路这一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描绘了一幅时间跨度两千多年、涉及地域涵盖全球的世界史长卷。他指出，在16世纪西方崛起成为世界霸主以前，东方的丝绸之路“一直是世界的中心”：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和帝国都出现在丝绸之路上，世界主要宗教都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壮大，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让全球化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形成，古代学者聚集在丝绸之路上创造交流智慧和艺术。

    丝绸之路是人类诸文明展示其魅力的共同舞台，也是诸文明获取资源和文化的共有路径。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在争夺丝绸之路的硝烟散去之后，是沿途文明接力传递、利益共享的常态。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丝绸之路就是人类文明最耀眼的舞台。它不仅塑造了人类的过去，更将主宰世界的未来。透过这部包罗万象的史诗巨著，“一带一路”的战略价值将变得一目了然。

（摘编自邹怡《丝绸之路串起的世界史》，有删改）

    当下文学理论在反思能力、创新能力和对话能力上存在缺失。蛄果，文学理论没有被创作界重视，创作界认为文学理论不但没有提升其写作水平和认知水平，反而误读了他们的作品，尤其是那种概念扎堆、生硬搬套西方批评理论的。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活动的一整套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文学的基本原理、范和判断标准等相关知识。这些知识总是在一种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建构起来的，因而文学理论说到底是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实践的产物。所以先有人们的文学创作实践，再有后来关于文学创作的批评和理论，正如先有《诗经》后有《诗品》，古今中外无不知此。所以文学作的实践活动是文学理论的活水源头，是原点。

    那么，现在文学理论为何敢抛弃源头，甚至患上理论自大症，完全摆脱文学作实践而自我扩张？其根本在于理论有一种自我生成的特性。一个概念可以派生出其他相关概念，一种范赙也可顺势推导出其他相似的范，比如从“意困”源生出“动机”，再顺势推出“移情”或者“童年记忆”等等。如此一来，理论的自我繁殖就容易使文学理论脱离文学创作实，在扩张中凌虚高路，最终导致文学理论与现实的文学倒作活动之间不发生直接的对话关系。这正是当下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悖离状态，也是文学理论难以创新的深度原因。

    无论哪种文学理论，它们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它们是永恒的真理，而在于它们能够解释某个历史文化时期的文学作品，引导某一时代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思考以及实琙。以为理论的建构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地城、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学作品，其实是理论的迷途。

    这种理论的自大状态必须政变。怎么改变？首先，回到文学钠作、文学作品和文学事件所建构的文学现场，也就是使文学理论再次回到源头，使理论重新历史化、事件化、语境化，在文学创作实中捕提的文学经验，获取新的知识，建构新的范和理论。文爭理论如果只在中西文论中左冲右突，是没有出路的。脱离文学的创作实，理论就失去了活水源头，就无法摆脱创断瓶颈和发最困境，就只能愈加贫乏而疆化。

    其次，传统文学理论不少已经落后于文学创作实践，特别是落后于与网介结盟的新文学。当今已然是一个全球开放多元实践的文学时代。这个文学时代有一个重要特征，如果只用一种文学理论，就无法有效完成对文学事件或文学现象的精准阐释。只有跨学科多知识的综合性理论才能有效阐释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现在的文学创作、文学事件和文学现象，往往是多元的、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的产物，只有动员和调集跨学科的理论资源才有可能与文学实践建构有效的对话关系，进而从事积极的文学阐释和比較研究。所以，当下的文学理论应当是一种大文学理论，是跨学科的、多元交叉的知识集合体，是文艺学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众学科多元互动的合性理论。这对我们的总体视野和知识背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向荣《在文艺现场提炼文艺理论》，有删改）

风格乃文学之大体

郭宏安

    《列子》中讲到，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马，伯乐推荐的九方皋，说马已找到，是一匹黄色的母马，而秦穆公看到的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伯乐则大喜，说，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事实证明，这匹马果然是匹千里马。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当我们对文学译本进行欣赏和评判时，难道不应该力争做一个九方皋那样的人吗？“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谓也。

    从事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人，能够从九方皋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判断译本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原作的精气神，而不只是看译本的语句词汇是否与原作一一对应，是否严格正确、准确或精确。所谓原作的精气神乃是其“原有的风味”（钱锺书语），即风格。风格者何？岂非“绝尘弭迹”者乎！译作传达原作的风格做到铢两悉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力传达，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则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准确地感觉、体会到原作的风格，并且能够用汉语加以正确表达，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全面落实“信、达、雅”的结果。风格是贯穿原作的一股气势，或刚或柔，或动或静，或显或隐，精气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的简枯，波德莱尔的阴冷，加缪的冷静……这股气势同样应该在译文中显现。至于细节上的瑕疵，在这种风格气势的统领下，是不难纠正的。

    许多名著往往有几处瑕疵，不害其为名著，这是因为有风格的存在。唐韦庄说：“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这是中国古人衡文评诗时的基本态度，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场。还是清沈宗骞说得明白：“每见古人所作，细按其尺寸交搭处不无小误，而一毫无损于大体，可知意思笔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体稿本，竟能无纤毫小病，而鉴赏家反不甚重，更知论画者首须大体。”

    沈宗骞所说的鉴赏家正是我所说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前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产品。如果让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评论傅雷译的《高老头》，他是着眼于风格，还是细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的《高老头》中，傅雷把“鸡”译成了“鸭”，只能说不留神犯了一个小错，无关宏旨。像这类小错可以纠正和避免，但并不影响《高老头》被看作是准确传达了原作风格的一部优秀译作，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傅雷译的《高老头》的风格，庶几近之。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译品的风格上，要独具只眼，看出作品整体的美。

    细节不可滥用。因为整体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细节的精确之上，有时候过于追逐细节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创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波德莱尔对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德拉克洛瓦“为整体而牺牲细节”，因为后者“唯恐因作业更清晰更好看而产生的疲劳减弱他的思想活力”。当然，细节的错误仍然是错误，当它危及整体的美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0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