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师傅游湖

宗　璞

      董师傅在一所大学里做木匠已经二十几年了，做起活儿来得心应手，若让那些教师们来 说，已经超乎技而近乎道了。他在校园里各处修理门窗，无论是教学楼、办公楼、教师住宅或学生宿舍。都有他的业绩。在一座新造的仿古建筑上，还有他做的几扇雕花窗户，雕刻十分精致，那是他的杰作。

董师傅精通木匠活儿，也对校园里的山水草木很是熟悉。若是有人了解他的知识，可能聘他为业余园林鉴赏家，其实他自己也 不了解。一年年花开花落，人去人来；教师住宅里老的一个个走了，学生宿舍里小的一拨拨来了。董师傅见得多了，也没有什么特别感慨的。家里妻儿都很平安，挣的钱足够用了，日子过得很平静。

      校园里有一个不大的湖，绿柳垂岸，柳丝牵引着湖水，湖水清澈，游鱼可见。董师傅每晚收拾好木工工具，便来湖边大石上闲坐，点上一支烟，心静如水，十分自在。

      不知为什么，学校里的人越来越多，校园渐向公园靠拢。每逢节日，湖上亭榭挂满彩灯，游人如织。一个“五一”节，董师傅有一天假。他傍晚便来到湖边，看远处楼后夕阳西下，天渐渐暗下来，周围建筑物上的彩灯突然一下子都亮起来，照得湖水通明。他最喜欢那座塔，一层层灯光勾勒出塔身的线条； 他常看月亮从塔边树丛间升起。这时月亮却看不见。也许日子不对，也许灯太亮了。他并不多想，也不期望。他无所谓。

      有人轻声叫他，是前日做活儿那家的女工，是他的小同乡，名唤小翠。她怯怯地说：“奶奶说我可以出来走走，现在我走不回去了。”董师傅忙灭了烟，站起身说：“我送你回去。”想一想，又说：“你看过了吗？”小翠仍怯怯地说：“什么也没看见，只顾看路了。”董师傅一笑，领看小翠在熙攘的人群中沿着湖边走，走到一座小桥上，指点说：“从这里看塔的倒影最好。”通体发光的塔，在水里也发着光。小翠惊呼道：“还有一条大鱼呢！”那是一条石鱼，随着水波荡漾，似乎在光辉中跳动。又走过一座亭子，那是一座亭桥，从亭中可以环顾四周美景。远岸丁香、连翘在灯光下更加似雪如金，近岸海棠正在盛期，粉嘟嘟的花朵挤满枝头，好不热闹。亭中有几幅楹联，他们并不研究。董师傅又介绍了几个景点，转过山坡，走到那座仿古建筑前，特别介绍了自己的创作——雕花窗户。小翠一路赞叹不已，对雕花窗户没有评论。董师傅也不在意，只说：“不用多久，你就惯了，就是这地方的熟人了。大家都是这样的。”他顿了一顿，又说：“可惜的是，有些人整天对着这湖、这树，倒不觉得好看了。”

      ​俩人走到校门口，董师傅在一个小摊上买了两根冰棍。俩人举着冰棍，慢慢走。一个卖花的女孩跑过来，向他们看了看，转身去找别人了。不多时，小翠说她认得路了。董师傅叮嘱小翠，冰棍的木棒不要随地扔，自己转身慢慢向住处走去。他很快乐。

                                                                              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噪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脩，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 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 ：“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悲伤的耳朵

夏榆

    1990年，当时的东德人满怀幸福地拆除柏林墙，他们拿着铁锤、钢钎，拿着铁锹和绳索，成群结队的人站在那面巨墙下，有的人骑在墙头上，他们用各种工具对付这面矗立在他们生活中长达半个世纪的隔离墙。在这些人里边有中年人，也有孩子。有人在拆除的过程中流下了热泪。那些激动的人都感觉到随着这面巨大的隔离墙的倒塌他们获得了新生。有很多世界著名的歌星在柏林波茨坦广场举办了场面浩大的摇滚音乐会，在那个时刻，只有摇滚才能表达他们获得自由以后的狂欢和幸福。一面巨大的模拟柏林墙在燃烧起来的摇滚的激情中崩塌，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时刻，看到了这个场景。

    我没有看到。我没有办法获得世界的这个讯息。那时候我被隔离在世界之外，隔离我的不是具体的墙，而是一种生活。

    我告诉母亲我想当一个作家，母亲很高兴，但是不相信。母亲不能把写作的行为跟我联系起来，在她看来两者之间距离遥远。虽然她并不明白我写出的那些文字所代表的确切意义，但是她能明白那些文字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她很骄傲我有当作家的梦想，但她又很担心我有这个梦想。母亲说只怕你是有那个心没那个命。

    我并没有顾虑母亲的担忧。我想我可以不当作家，但我还是要写作。写作就像我在黑暗中穿行时候头顶的一盏灯，它照亮了我的道路。我那时还热爱萨特。萨特说：词语高于一切。当人看见一棵梧桐树的时候，其实是在等待着关于这棵梧桐树的形容词。只有这个形容词，有关对于梧桐树的表达才使得这种凝视具有了意义。他说，人的一切生活经历都凝聚在对“说出的存在”即对一切的审查之中。萨特的这个想法帮助了我，他使我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我试图为自己的生活命名，试图说出我的生活的存在。那是我写作行为的开始。

    我在一个精神近于荒漠的地方开始自己对写作的梦想，由我的幻想而赋予的写作行为的神圣感和崇高感那时候被我深深地迷恋。我把那种书写的姿态看成是我每天的仪式，在工作完毕走出矿井洗过澡之后回家，我必要先把我脑子里涌动的想法用词语呈现出来。

    我经常跟母亲交谈，告诉她我的理想。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能获得母亲的理解和支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抵抗父亲对我的生活的控制和操纵。父亲想让我找女人，想让我结婚，延嗣后代。在父亲看来那是真实的生活。他想象不出我还应该有什么别样的生活。他觉得男人就不能婆婆妈妈，不能怯懦不能软骨头。男人骨头软就没法儿在世上活。

    父亲认为我每天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纸上纯粹是瞎扯淡。他看到我彻夜亮着灯在纸上写着那些始终没有名堂的字就愤怒。他觉得我是中了邪。父亲在北山上开垦了两亩地，他在那里种植了玉米、粟子、莜麦和马铃薯。父亲出了窑以后就上山照看他的田地。父亲不满意我的时候就会让我往山上的庄稼地送粪。那是我绝望的时刻。我挑着装满粪肥的箩筐穿过巷口往后山走，很快我就感到肩头被挑着箩筐的扁担磨压的疼痛，我的双腿发软，脚步踉跄，虚汗直流，但我除了咬紧牙关挺着往前走没有别的办法。那时那条山路和箩筐里的粪肥一样令我厌恶和仇恨。父亲并不怜悯我，他要看着我把那些箩筐里的粪肥挑到山上，倒在他的面前为止。

    柏林墙倒塌了。L摘下耳机对我说。

    他把插在半导体上的耳机插头拔下来，把半导体的音频旋钮调大，我听到一阵急骤的音乐，然后有一个男人说出了东德人拆除柏林墙的消息。同时还有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获释，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还有捷克荒诞派剧作家哈维尔当选捷克总统的消息。

    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为什么L知道很多事情而我不知道；为什么L可以知道世界的很多讯息，而我无从获悉。我看着他的那个普通的袖珍型半导体。只要把调频调到某一个波段的时候就能获悉那些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声音。那些声音完全不同于我们以往听到的声音。

    我在历史课本中看到过柏林墙。历史教科书里说：柏林墙是一堵伟大的墙，它的修建使一个国家抵御着另一个国家的影响和侵蚀。

    那时候我感觉到真实的悲伤。那些声音让我看到我和一个真实的世界有多远。

    我认为我的耳朵是为真实的声音准备的，就像我的眼睛是为世间的真相准备的。我的耳朵跟真实的声音相遇的时候，我既悲伤又幸福。

    我用积攒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从这个机子里传来各种不同的声音，我的耳朵第一次享受到声音的盛宴。我贪婪地吸纳那些声音。我甚至觉得我的耳朵是为那些讯息准备的。我很快乐。我感觉到隐秘的快乐和幸福。

    父亲不满意我的生活，也不满意我的行为。他很愤怒。父亲跟母亲说：这小子成天胡思乱想，得给他找个女人，找个女人结婚生上个娃儿他就老实了。父亲想用一个女人拴住我。母亲也想让我找一个女人，但母亲希望我能被一个女人照顾和爱。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但我全部反对。我不领他们任何人的情面。说好的媒人带女孩子到我家相亲的时间，我带着我的半导体收音机在外边游荡，直到他们离开了我才回家。父亲很愤怒。父亲在家门前截住我。他看着我戴着耳机摇头晃脑的样子，劈脸就给我一个耳光。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把我的收音机夺去。父亲愤怒已极，他把我的半导体扔倒脚下，父亲眼里冒着火，用脚来回踩。我的收音机，我亲爱的收音机就那样成了父亲愤怒的牺牲品。

生命的滋味

    ①几年前的一个夜里，我走在马路上，路边停满了车，走着走着，一只，两只，几只小猫从车底跑出来，似乎想跟我玩。我朝它们走去，才看见猫妈妈紧张地看着这几只小猫，更紧张地看着我。这一家人在城市里流浪，它们会幸福吗？

    ②更早几年，还在学校，夜里我们骑着车，经过学校里的小河，一只猫妈妈带着自己的几只小猫正在行进的途中，它们大概是搬家了，顺着铁栅栏往校墙外走。见到我们，猫妈妈加快了步伐，一溜烟消失了，小猫也紧紧跟随，但还是有一个落下了，嗷嗷地叫唤。同学想把小猫抱走，我说，一会它妈妈会来找它的，我只是这么说。它们最后团聚了么？

    ③前几天，我们去一处废弃的厂房考察，天气已经变凉，我们穿着厚厚的衣服小心翼翼地穿过铁丝网，来到一片荒废的建筑里。厂房里的机器早已搬空，玻璃都被敲碎，剪断的铁丝电线从高高的房梁上垂下。地面上堆放着杂物，墙上留下了涂鸦，有个地方写着：“阿凡提到此一游”。同事拽着我，感觉很害怕，说如果天再暗一点，真的像电影里的绑架现场。这是被城市遗忘的地方，曾经机器轰鸣，而在我们的眼里，未来它将熙熙攘攘。而今它仍然具有生命力，厂房的东侧空地长满了树木和没膝的杂草，周边的水泥地上长出了许多的野草。只是这生命不被承认，迟早有一天它们要接受割除和改造，成为与一片欣欣向荣的商业所匹配的景观。

    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我受好奇心驱使，来到一间小屋，想看墙上还未揭掉的字纸，却在地上，一处辨不清是毛毯还是沙发皮套的堆放物里，发现四只团在一起的小黑狗，它们的身体半截盖在被子之下，虽然简陋，却能给它们足够的温暖。离开之后，我们沿着马路继续考察，一只母柴狗甩着奶子穿过花坛，遥遥地看了我们一眼。厂房已经荒废多年，沿着马路的一边为了美观故意刷上了明亮的漆色，我曾预想会在那里遇到流浪汉，却发现那里有狗的一家。它们会不会饿肚子，小狗长大之后，会继续流浪吗？

    ⑤不得不承认，这些疑问其实包含了作为人的我的自我关怀。生而为人，我们为生命赋予了重重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会为自己庆生，为亲友厚葬，我们设计并遵守种种制度和规则，并且一生都在理性和非理性、守序和失序之间挣扎。然而在人群之外，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生命简单而野蛮。一只小猫从无到有，从一团肉泥成长为捕食能手。一只从未受过宠爱的流浪狗照例每天觅食、哺育，却从未听说有哪只狗因为生活压力而自杀。生命脆弱，死亡的威胁从未消失过，然而这些生命却从未因为顾虑明天而自断。

    ⑥人生之中有许许多多无可奈何的事情，痛苦与烦恼常存，有时出自强烈的打击，有时出自难以更改的性情。幸福圆满常常难以企及，想要得不到，得到不想要，骚动的欲望更加重了不幸的感觉，记忆里的伤痕和幻想里的末日让人更容易离开现实，变得像亡命之徒，与自己作着旷日持久的追逃噩梦。然而在计算收入和个人颜面的房间之外，世界以无比宽容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生灵，让它生，让它快活，让它以本能延续自己，而非用道德和律法、成文和不成文的规矩裁定它的本质，羁押它的未来。

    ⑦当有一天，我们迎来了死亡。人生中曾有的痛苦喜乐也随我们一同死亡。生命中的各种滋味与我们同生同死，并且，因为苦，我们识别出了甜，因为甜，我们识别出了苦——残缺与完美，虚浮与实在，与我们同生同死，并因为我们身处其中一端，我们也同时拥有了另一端。

珠子灯

汪曾祺

    这里的风俗，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灯。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元宵节前几天，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送灯的队伍。一堂灯一般是六盏。四盏较小，大都是染成红色或白色而画了红花的羊角琉璃泡子。一盏是麒麟送子：一个染色的琉璃角片扎成的娃娃骑在一匹麒麟上。还有一盏是珠子灯：绿色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的宫灯。这盏灯分量相当的重，送来的时候，得两个人用一根小扁担抬着。这是一盏主灯，挂在房间的正中。旁边是麒麟送子，玻璃泡子挂在四角。

    到了“灯节”的晚上，这些灯里就插了红蜡烛。点亮了，从十三“上灯”到十八“落灯”，接连点几个晚上。平常这些灯是不点的。屋里点了灯，气氛就很不一样了。尤其是那盏珠子灯，洒下一片淡绿的光，绿光中珠幡的影子轻轻地摇曳，如梦如水，显得异常安静。元宵的灯光扩散着吉祥、幸福和朦胧暧昧的希望。

    孙家的大小姐孙淑芸嫁给了王家的二少爷王常生。她屋里就挂了这样六盏灯。不过这六盏灯只点过一次。

    王常生在南京读书，秘密地加入了革命党，思想很新。订婚以后，他请媒人捎话过去：请孙小姐把脚放了。孙小姐的脚当真放了，放得很好，看起来就不像裹过的。

    孙小姐是个才女。孙家对女儿的教育很特别，教女儿读诗词。除了《长恨歌》《琵琶行》，孙小姐能背全本《西厢记》。嫁过来以后，她也看王常生带回来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林译小说《迦茵小传》《茶花女遗事》……两口子琴瑟和谐，感情很好。

    不料王常生在南京得了重病，抬回来不到半个月，就死了。

    王常生临死对夫人留下遗言：“不要守节”。

    但是说了也无用。孙王二家都是书香门第，从无再婚之女。改嫁，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从此，孙小姐就一个人过日子。这六盏灯也再没有点过了。

    她变得有点古怪了，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王常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永远是什么样子，不许挪动一点。王常生用过的手表、座钟、文具，还有他养的一盆雨花石，都放在原来的位置。孙小姐原是个爱洁成癖的人，屋里的桌子椅子、茶壶茶杯，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自从王常生死后，除了过年之前，她亲自监督着一个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女佣人大洗一天之外，平常不许擦拭。

    她病了，说不清是什么病。除了逢年过节起来几天，其余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整天地躺着。除了那个女佣人，没有人上她屋里去。

    她就这么躺着，也不看书，也很少说话。她躺着，听着天上的风筝响，斑鸠在远远的树上叫着双声，“鹁鸪鸪——咕，鹁鸪鸪——咕”，听着麻雀在檐前打闹，听着一个大蜻蜓振动着透明的翅膀，听着老鼠咬啮着木器，还不时听到一串滴滴答答的声音，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珠子落在地上了。

    女佣人在扫地时，常常扫到一二十颗散碎的珠子。她这样躺了十年。

    她死了。

    她的房门锁了起来。

    从锁着的房间里，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选自《汪曾祺文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