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轶事    

（俄）布宁

（一）

他的自尊感和独立性都很强。但他没有特别地表现它，因为它就像镭一样从他身上放射出来。他虽然尊敬很多人，却不畏惧他们，而仅仅畏惧托尔斯泰一个人，就像人们害怕他们所热爱的，或者所崇拜的人一样。

有一次，他为了去见托尔斯泰，花了几乎一个钟头的时间来决定穿什么样的裤子。他从卧室里进进出出，一会儿穿这条裤子，一会儿又穿另一条。

“不，这条裤子窄得不像话！”他说，“他会以为我是个下流作家。”

于是他进去换了一条，又走出来，笑着说：

“这一条又宽得跟黑海一样！他会想我是个无赖……”

（二）

我在雅尔达住了很久，几乎是全部时间都在他家度过。我常常在他那儿坐到深夜才离开，他还说：

“明天您早一点儿来。”我有时会拒绝他的邀请。这时，他会摘下眼镜，把手按在胸前，一字一句地重说一遍，苍白的唇上露出隐约可见的微笑：

“布吉尚（契诃夫对布宁的戏称）先生，我恳切地请求您来！您要是觉得和我这个‘被遗忘的、老朽的作家’在一起太无聊的话，那您可以跟我妹妹玛莎，跟我的妈妈（她非常喜欢您）或跟我的妻子――匈牙利女人克尼普西茨坐坐。我们可以一起谈谈文学……”

我很喜欢他。这种固执使人感到亲切。我常常去找他，而且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在他的书房里看报，默默地坐整个上午。偶尔也能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有关我的话，而且经常是写得很蠢。这时他马上会安慰我，使我很感动。他说：

“他们写我时就更蠢，骂我也更凶。要不然就是一整年一个字也不提起我……”

有这样的事，人们发现我有“契诃夫情调”。他活跃起来，甚至激动了：

“咳，这有多么蠢啊！别人也一直说我有‘屠格涅夫情调’。我和您，就跟一般的狗和机灵的猎狗一样。我从您那儿一个字也偷不过来。您比我更敏锐。看，您能写‘海发出西瓜的香味……’写得真妙，我就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您是贵族，是‘俄罗斯一百个文学家中’最后一个。而我呢，却是平民，并‘以此为豪’。”他引用自己讲过的话，笑着说，“至于谈到描写女大学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什么女大学生？”

“您记得我和您一块编过的那个故事吧：天气炎热，哈尔科夫附近的草原，一列很长的邮车正在奔驰着……您补充说，一个腰束皮带的女大学生站在三等车厢的窗边，吹着一杯热茶。茶水顺风飘到从另一个窗子探出头来的一个胖绅士的脸上……”

就是这种对艺术细节的构思把我们紧连在一起了。

（三）

他喜欢反复强调，一个人如果不写作，不经常处于那种能打开艺术家眼界的艺术气氛里，那么，即使他有所罗门王的聪明，也会感到自己是空虚和无能的。

有时候，他从抽屉里拿出札记本，扬起头，夹鼻眼镜闪着光，把本子在空中摇着说：

“整整一百个题材！真的，先生！我不像你们年轻人！我是工作者！您想要吗？卖给您两个题材？”

有一个作家诉苦说：他开始写作是那么软弱、差劲，他惭愧得简直要流泪。

“唉，您说什么，您说什么啊！”契诃夫叫道，“开始时差劲，这才好！您要知道，如果一个初起的作家马上就写出好作品，那他就没有前途了，写作就完了。”

他热烈地证明道：成熟得又早又快的人只有那些天才，再不就是有能力的人，也就是说，是那些没有独创性、实际上又无才华的人。因为能力本身多半就是善于适应，它容易生存。而才华却像一切活的东西一样，它生长着，逐步寻找表现它的途径，也常常迷路……

“唉呀，上帝啊，我胡扯了些什么呀！”他说。

【注】：本文节选自《契诃夫轶事》，有删节。布宁（1870－1953），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巴黎，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柯瓦连科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连同他的雨鞋一齐乒乒乓乓地滚下楼去。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了摸鼻子，看了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华连卡回来了，带着两位女士。她们站在楼下，怔住了。这在别里科夫却比任何事情都可怕。我相信他情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说不定又会有一张漫画，到头来弄得他奉命退休吧。……

    等到他站起来，华连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相，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雨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纵声大笑，笑声在整个房子里响着：

    “哈哈哈！”

    这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就此结束了一切事情：结束了预想中的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他没听见华连卡说什么话，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一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从桌子上撤去华连卡的照片；然后他上了床，从此再也没起过床。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都去送葬。

    我们要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园回去的时候，露出忧郁和谦虚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完全自由的时候，才经历过。

    我们高高兴兴地从墓园回家。可是一个礼拜还没有过完，生活又恢复旧样子，跟先前一样郁闷、无聊、乱糟糟了。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癖

叶志平

    住在紫来桥边上的陶先生，出门总是干净的长衫，黑色礼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架在鼻梁上的一副金丝眼镜。

    起初，小城人对陶先生这身装扮很好奇。后来才知道，陶先生留过洋，在东门街开了这家西医诊所，名号曰“济仁堂”。

    陶先生医术如何高明，知道的人并不多。但陶先生有洁癖，却是人人皆知。

    他家的碗筷，隔几天就得用开水煮一遍；被褥呢，也得隔三差五就在烈日下暴晒；给人看病，嘴上也总是蒙块白布片儿。

    有年冬天，大家都聚在街上的“龙眠茶馆”喝茶聊天。却听见有人一声连着一声咳嗽，一路捂着心头，往“济仁堂”走去。却见那陶先生早已立在堂外，嘴上蒙着块白布片儿，手上还举着一个，一言不发向那人走去，就要把白布片儿往那人嘴上蒙。那人骇了一跳，更加猛烈地咳嗽起来，边摆手边往后退：“陶，陶，陶医生，咳咳，你想，咳，干啥？”陶先生从白布片儿里传来低沉的声音：“这是口罩，快戴上！”那人一看身后，喝茶的全出来看稀奇了，觉得当众受了奚落，急了：“陶医生，你这，咳咳，啥意思？我不就是，咳咳，咳嗽吗？我，我，咳咳，不看了！”人们又看到陶先生的怪模样，不由一片哄笑。

    从此，小城里的人都觉得陶先生行为怪异，不好接近。紫来桥边上的中医刘先生那里，却是人来人往，谈笑风生。

    这几天，东门街上来了个老头，头发蓬乱，衣衫全破成了布条条，老远就闻到了臭味。老头倒也安静，就靠在街边的一堵破墙边，面前放一破碗。偶尔有人经过，就“咣啷”一声丢下个铜子儿。 ……这天，老头突然“轰”地一声，倒在街面上，张着大嘴，双目无神，呼吸不得！周围有不少人，却都是干着急没办法！

    恰好，陶先生穿着长衫，戴着新礼帽，匆匆路过。一抬眼，陶先生快步上前，分开人群，蹲下身子，伸出白净净的手，用拇指指甲在老头人中穴上用力掐下去。接着又张开左手，按住老人心口，右手握拳，敲打左手背，如此敲了几十下，老人仍无好转。

    人们都屏息紧张地看着，陶先生白净的脸上也冒起了热汗。突然，陶先生左手捏住老人的鼻子，右手掰开老人的嘴，接着一弯腰，嘴对着老人露出黄牙的嘴，送了一口气。看见这一幕，大家都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看病都让人戴布片儿的陶先生，怎么会这样？他不是有洁癖么？

    如此几下送气吸气，老人渐渐呼吸顺畅，两眼也回了神。陶先生往人群里瞄了一眼，对“龙眠茶馆”的吴掌柜道：“吴老板，麻烦送碗茶来！”吴掌柜一拍脑袋，“哎！”待吴掌柜亲自端来一碗“桐城小花”，喂老人喝下时，陶先生已走远了，只留下一堆人议论纷纷。

    这天晚上，吴掌柜提了一纸包上等的“桐城小花”茶叶，敲响了陶先生的门。陶先生打开门，淡淡一笑：“吴掌柜，稀客啊！”吴掌柜一摸脑袋，不好意思道：“陶先生好，大家平时都忙，也很少走动。”

    陶先生顺手接过茶叶：“吴掌柜请坐，有话请讲。”吴掌柜又一笑：“我这人好奇心重，有点事弄不明白，我觉都睡不好。”“今天的事？”“对，对……”

    陶先生打开雕花木窗，看着天边的那轮明月：“我知道，大家都认为我有洁癖。其实，有些疾病具有传染性，像上次的肺结核病人，我观色听声，知他病得不轻。如果不戴口罩，极有可能传染他人。”

    “那，今天，您就不怕那老人有病会传染于您？”

    “哈哈，你只知医者有洁癖，却不知医者更有救人癖啊！”

（选自《小小说月刊》有删改）

朗读与呐喊

莫言

    今年二月，在故乡的大街上，我与推着车子卖豆腐的小学同学方快相遇。方快提着我的乳名骂我闯富了忘了老同学。我说我都六十多岁了，你就别叫乳名了吧！他说，你想让我叫你什么？叫你莫言？呸！方快是很聪明的，他六十多岁了还在卖豆腐只能说他没碰上展露才华的机会。他喊我的乳名就说明他对我的不服气。我获奖后，面对采访的记者他提着我的乳名说：“他呀，根本不行！朗诵课文，他不是我的对手。”于是我回想起方快与朗读有关的事来。

    那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学校唯一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在我们那里，谁要是出去上几天学或当几年兵，回来就说普通话，肯定成为嘲讽的对象。在强大的习惯势力压迫下，还坚持用普通话讲课，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齐声朗读时，老师提着教鞭在教室里转悠，辨别谁的声音里有着对课文的故意歪曲。方快是挨教鞭最多的——其实也不是真打，略有痛感而已。

    有天中午，方快带着我们去田野里捉了几十只青蛙，用瓦罐提到教室里，放在脚下。那天新课是《青蛙》，老师带领我们朗读：

    “每到黄昏，池塘边有一只老青蛙先发出单音的独唱，接着满塘的蛙跟着唱起来。呱！呱！呱！……”

    我们从来没有像那次朗读那样卖力，那样愉快，那样充满期待。我们一边朗读一边偷眼看方快。他的脸膛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喜气。他从来都是朗读的捣乱者，但这次却成了领读者。他的嗓音洪亮，富有韵味，而且，他使用的竟是普通话！连老师也用讶异的目光看着他。这时候，我看到他用脚推倒了瓦罐，几十只青蛙争先恐后地跳出来。伴随着女生们的尖叫和男生们的怪笑，我们看到老师变色的脸——教室里只有方快一个人还在朗读：

    “……青蛙，真是一种可爱的动物……”

    我们原以为老师会跟方快决一死战，没想到在方快响亮的朗读声中，老师蜡黄的脸渐渐红润起来。我们老师是一个有酒涡的男人，他的脸上出现酒涡我们便知道他笑了。方快停止朗读，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老师傻笑。老师响亮地拍着巴掌，连声说：“好好好！太好了！”

    此后不久，方快便当了学习委员，之后又当了班长，成了好学生，成了老师的骄傲，成了后进变先进的典型，还参加全县朗读比赛获得第三名。如果不是因为历史原因，他很可能成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一个杰出人物。当然，现在也不能说他不杰出，他家的豆腐，质量很好，供不应求。

    方快引发了朗读的热潮。我们朗读，我们背诵，我们把语文课本一字不漏地从头背到尾。我是其中一个追随者。

    后来当了兵，我能慷慨激昂地念报纸的才能被指导员发现，让我在团部欢迎新兵大会上发言。调到军校后，领导错以为我文化水平很高，便让我当政治教员给新学员讲课。讲哲学，政治经济学，我哪里懂这些！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硬着头皮也要冲上去。

    那年寒假，我背了一大堆书回家探亲。我在邻居家滴水成冰的空房子里备课，讲稿写好了，就一遍遍地读。当时我以为我讲的是标准普通话，后来才知道我讲的是“高普”（高密普通话）。我先是小声读，读着读着就起了高声，最后是手舞足蹈地呐喊。全不顾墙外有耳，全不顾村里人的说三道四，全不顾家里人的难堪。那时我们家东厢房里还养着一头牛，每当我呐喊时，母亲就会进来劝我：别吆呼了，你把牛都吓得不吃草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在开学后的课堂上，作用明显，反响强烈。我也颇为得意。三十多年后的一次聚会，一位性格豪爽的女学员说：我们当年给您起了一个外号叫“野狼嗥”——我心中一怔，才知道他们受了我多少折磨。

    去年秋天，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叶嘉莹先生，听她吟诵唐诗宋词。叶先生说从来没有人教过她吟唱，从小她就这样唱读，因为她感觉就应该这样读，这样唱。听了叶先生的话，我想，是的，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腔调，想怎么唱就怎么唱；用标准普通话读出的诗词，确实很好听，但其实都不是古典诗词应该发出的声音。告别叶先生后，我曾把门窗堵严了吟唱过几首唐诗宋词，感觉无比畅快。但我知道，叶先生的自由吟唱会赢得满堂彩，而如果我敢登台放腔，迎接我的——当然不会是猎枪。

卖白菜

莫言

    我12岁那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母亲苦着脸，心事重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着我的乳名，说：“社斗，去找个篓子来吧……”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但她没有哭，她有些恼怒地说：“这么大的汉子了，动不动就抹眼泪，像什么样子？”

    “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三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的，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说。

    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我把脸伏在母亲的胸前，委屈地抽噎着。我感到母亲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我嗅到了她衣襟上那股揉烂了的白菜叶子的气味。透过朦胧的泪眼，我看到母亲把那棵最大的白菜从墙上钉着的木橛子上摘了下来。母亲又把那棵第二大的摘下来。最后，那棵最小的、形状圆圆像个和尚头的也脱离了木橛子，挤进了篓子里。我熟悉这棵白菜，就像熟悉自己的一根手指。因为它生长在最靠近路边那一行的拐角的位置上，它一直长得不旺，我们在浇水施肥时就对它格外照顾。我曾经背着母亲将一大把化肥撒在它的周围。后来，它尽管还是小，但卷得十分饱满，收获时母亲拍打着它感慨地对我说：“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间，母亲的脸上洋溢着珍贵的欣喜表情，仿佛拍打着一个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

    集市在邻村，距离我们家有三里远。寒风凛冽，有太阳，很弱，仿佛随时都要熄灭的样子。不时有赶集的人从我们身边超过去。我的手很快就冻麻了，以至于当篓子跌落在地时我竟然不知道。母亲就蹲下身，将背篓的木棍搭上肩头，我在后边帮扶着，让她站直了身体。

    终于挨到了集上。在我们旁边卖青萝卜的是一个高个子老头，母亲让我叫他七姥爷。听母亲说，是我姥姥村里人，同族同姓。一个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白菜的价钱。母亲回答了她。她摇摇头，看样子是嫌贵。但是她没有走，而是蹲下，揭开那张破羊皮，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了下来。然后她又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用弯曲的、枯柴一样的手指。她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母亲用忧伤的声音说：“大婶子啊，这样的白菜您还嫌卷得不紧，那您就到市上去看看吧，看看哪里还能找到卷得更紧的吧。”

    我对这个老太太充满了恶感，你拽断了我们的白菜根也就罢了，可你不该昧着良心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话：“再紧就成了石头蛋子了！”老太太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问母亲：“这是谁？是你的儿子吗？”“是老小，”母亲回答了老太太的问话，转回头批评我，“小小孩儿，说话没大没小的！”老太太将她胳膊上挎着的柳条箢篼放在地上，腾出手，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层已经干枯的菜帮子。我十分恼火，便刺她：“别撕了，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

    “你这个小孩子，说话怎么就像吃了枪药一样呢？”老太太嘟哝着，但撕扯菜帮子的手却并不停止。

    “大婶子，别撕了，放到这时候的白菜，老帮子脱了五六层，成了核了。”母亲劝说着她。她终于还是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鲜嫩的、洁白的菜帮。母亲用秤钩子挂住白菜根，将白菜提起来。老太太把她的脸几乎贴到秤杆上，仔细地打量着上面的秤星。终于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说：“俺可是不会算账。”

    母亲因为偏头痛，算了一会儿也没算清，对我说：“社斗，你算。”

    我找了一根草棒，用我刚刚学过的乘法，在地上划算着。

    我报出了一个数字，母亲重复了我报出的数字。

    “没算错吧？”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说。

    “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说。

    “这孩子，说话真是暴躁。”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层层地揭开，露出一沓纸票，然后将手指伸进嘴里，沾了唾沫，一张张地数着。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的手里。我看到七姥爷的尖锐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戳了一下，然后就移开了。

    等我放了学回家后，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那个蜡条篓子摆在她的身边，三棵白菜都在篓子里，那棵最小的因为被老太太剥去了干帮子，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过了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

    “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

    “娘，”我哭着说，“我……”

    “你今天让娘丢了脸……”母亲说着，两行眼泪就挂在了腮上。

    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选自《中国最好的散文》，有删改）

端午节

鲁迅

    方玄绰近来爱说“差不多”，这一句话几乎成了“口头禅”；而且不但说，的确也盘踞在他脑里了。他自从发现了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后，虽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同时却也得到许多新安慰。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地，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

    他将这“差不多说”最初公表的时候是在北京首善学校的讲堂上。散坐在讲堂里的二十多个听讲者，有的怅然了；有的勃然了，大约是以为侮辱了神圣的青年；有几个却对他微笑了，大约以为这是他替自己的辩解：因为方玄绰就是兼做官僚的。

    而这其实不过是他的一种新不平。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十分安分守己的人。教员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只要别有官俸支持，他也决不开一开口。不但不开口，当教员联合索薪的时候，他还暗地里以为欠斟酌，太嚷嚷；后来一转念，这或者因为自己正缺钱。而别的官并不兼做教员的缘故罢，于是也就释然了。

    待到凄风冷雨这一天，居然倒也发了一点薪水，方玄绰不费举手之劳领了钱，酌还些旧债，却还缺一大笔款。

    但是“差不多”的事实又发生了，政府后来竟不理无关痛痒的官吏，终于逼得先前鄙薄教员要钱的好官化为索薪骁将了。他也赞成同僚的索俸，然而他照例的并不一同去讨债。

    阴历五月初四午前，他一回来，方太太便将一叠账单塞在他的鼻子跟前。

    “一总得一百八十块钱才够开销……发了么？”方太太说。

    “钱的支票是领来的了，可是又说要到他们跟前去亲领……”

    “我想，还不如去亲领罢，这算什么呢。”方太太看着他的脸说，“孩子们说那学费，学校里催过好几次了，说是倘若再不缴……”

    “胡说！做老子的办事教书都不给钱，儿子去念几句书倒要钱？”他想了一会，又懊恼地出照旧例，每逢节根或年关的前一天，他一定须在夜里的十二点钟才回家，递给方太太一叠簇新的中交票，脸上很有些得意的形色。谁知道初四这一天他不到七点钟便回家来。

    “怎么了？……这样早？……”方太太看了他说。

    “发不及了，大约到初八就准有钱……我午后去寻金永生，待到知道我想要向他通融五十元。即刻将我支使出来了。”

    “这样紧急的节根，谁还肯借出钱去呢。”方太太说。

    方玄绰低下头来了，接着就记起去年年关的事来，那时有一个同乡来借十块钱，他其时收到了衙门的领款凭单的了。因为怕这人将来未必会还钱，便说衙门里既然领不到俸钱，学校里又不发薪水。

    然而不多久，他恍然大悟似的发命令了；叫小厮即刻上街去赊一瓶莲花白。莲花白竟赊来了，吃完饭，又颇有些高兴了，他点上一支大号哈德门香烟，从桌上抓起一本《尝试集》来，躺在床上就要看。

    “那么，明天怎么对付店家呢？”方太太追上去，站在床面前，看着他的脸说。

    他又要看《尝试集》了。方太太怕失了机会。连忙吞吞吐吐地说：

    “我想，过了节，到了初八，我们……倒不如去买一张彩票……”

    “胡说！会说出这样无教育的…”

    这时候，他忽而又记起被金永生支使出来以后的事了。那时他惘惘地看见店门口竖着许多斗大的字的广告道“头彩几万元”，仿佛记得心里也一动，或者也许放慢了脚步的罢，但似乎因为舍不得皮夹里仅存的六角钱，所以竟也走远了。

一九二二年六月

（有删节）

【注释】《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开新文学运动之风气，是胡适先生里程碑式的著作。问世以来引起文学界，理论界的广泛争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