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古代丝绸之路架起了一座交流物产、连通人心的桥梁，对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大体有草原道、绿洲道、茶马道以及海上道四条。除了汉族，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开拓者，他们的马队和骆驼队踏出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丝路。他们的迁徙浪潮、相互交往以及游牧经济特点，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

    继月氏、匈奴之后，鲜卑、吐谷浑、吐蕃、回纥、党项等民族，都曾和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有的甚至一度控制了草原道和绿洲道，成为经营东西方贸易的主角。公元439年，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我国北方，使丝绸之路自汉代以来再度繁荣起来。北魏、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吐谷浑控制的“青海道”和吐蕃控制的“青唐道”成为中原和南方通往西域的通道。因此，“青海道”又称“吐谷浑道”，“青唐道”又称“吐蕃道”。再看回纥，其与唐朝贸易换回的绸绢，除了供贵族享用，还通过“草原道”大量转输到西方。“安史之乱”后，吐蕃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及陇右地区，传统的丝绸之路东段受到阻遏，唐朝和西域各国的交往一度绕道回纥居住地。因此，这一时期的草原丝路有“回纥道”之称。

    在肯定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为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更要充分认识中原王朝的主体作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唐、元、明各朝代为了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在丝绸之路沿途设置馆舍以提供食宿，建立都护府、都督府等以加强治理。这些措施对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具有决定性作用。

    丝绸之路密切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也密切了东西方关系。中原、江南以及巴蜀的名茶不仅输入西域、青藏高原与漠北，也输入西方。在西夏与宋朝的贸易中，“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同时，西域和中亚、欧洲的物产和文化也传入内地，今天内地随处可见的石榴、葡萄、大蒜、菠菜等，都是汉朝时从西域传入内地的。到了唐朝，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长安、洛阳成为西城文化的荟萃之地，上至宫廷、下至百姓无不受西域文化的影响，穿胡服、食胡饼、听胡音成为时尚。到了宋朝，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被大量贩运到西方，西方的玛瑙、琥珀、琉璃等被大量转售到中国。元朝时，中国的雕版与活字印刷术、火药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欧洲和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医药、建筑等科学技术也传入中国。

    中华民族是诸多民族相互接触、融合形成的多元统一体，在其形成过程中，丝绸之路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与交流舞台。丝绸之路像一条纽带，联结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联结着内地汉族人民与边疆少数民族人民。当前，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续写古代丝绸之路的传奇，它不仅会继续描绘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五彩斑斓的画卷，还会进一步架起东西方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

（摘编自杜建录《丝绸之路是民族交流融合的舞台》）

材料一：

《中国诗词大会》赢得高关注   诗和远方唤你去读书

文／莫斯其格

    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巅峰对决”，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比拼，近来圈粉无数的16岁高中生武亦妹经过个人追逐赛、飞花令攻擂资格争夺以及攻擂战三轮比拼，最终战胜擂主彭敏获得年度总冠军。

    网友表示通过节目受益良多。“感谢诗词大会使我体会到了现代语言难以描绘的情感。‘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草木本有心，何求美人折’。”“快餐时代，网络段子流行多了，优秀诗句传播少了；以功利心阅读的人多了，以诗词提升素养的人少了；生硬刻板的诗词教育多了，教学生懂得欣赏诗词的少了。”“唤醒传统文化基因需不懈努力，即便走得再快，也请勿忘‘诗和远方’！”

    “繁华落幕，速去读书！”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落幕后，不少观众感慨，通过节目感觉自己知识储备还是欠缺很多，激发了读书的兴趣。“看过比赛，马上捧起诗集背诗去？”“诗词大会终究是节目，看完节目，是洗洗睡了，还是秉烛夜读？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你的问题是读书太少，而想得太多。’杨绛先生的这句话，送给大家，也用来自勉。”

    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则认为：“尽管时空相隔，但古诗文中蕴含的情感是贴近当下的。不管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对美好的事物有向往之情，当人们遇到挫折和烦恼时，心灵也同样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

    观众对中华古诗词的日渐关注和喜爱，让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大会》学术总负责人李定广欣慰，但他表示，目前大部分人学习古诗词还是基于实用主义，尽管中小学教材中古诗词比重较以往有所增加，但教学仍以应试为主。李定广认为，需要加强古诗词的审美教育，引导学生自然地、自发地体会诗词中的温暖和情意。

    对于武亦妹的获胜，上海市语文特级教王白云则认为，“在诗词大会上，比的并不是对诗词美的感受和品味，而是九宫格、干扰项，在熟稔中高考套路的语文教师眼里，简直是一场标准化考试。古诗词或传统文化复兴的端倪，在这样的诗词大会上，能看到几何？实事求是地说，不多。”

    有的网友则认为：“作为一个中学生，武亦妹的才华和形象都令人喜爱和佩服。但我始终不赞成以这种方式来接触和理解古诗词，诗词这玩意儿说白了还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审美体现，是心灵与自然借助传统文化的对话，它没有那么功利，那么直接，那么紧张，那么剑拔弩张。”“一部手机在手，哪首唐诗查不到？干嘛还要背？”

（摘编自《广州日报》）

材料二：

    昨天，一位专家表示，《中国诗词大会》之所以饱受关注和喜爱，正在于它带着深埋于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基因，这些国人耳熟能详、打动人心的诗词激发了大家心中的情怀。

    此外，古意盎然的诗词，也将观众不知不觉地带入到古风意韵之中，让人体会到流落在当下骄躁忙碌的生存环境缝隙中的一丝优雅和浪漫。这使得很多人开始怀念旧时的诗意生活，选手陈更曾说，“诗歌与其他学问不同的一点是，它与技能无关，所以接近它，被它吸引，被感动，让人觉得心不死。一字一词里见乾坤，滴水映月般表现大千世界。”由此可见，诗词——这属于中华文明的语言文字，反映的正是我们东方人内心的丰富情思，正是这种文化造就了独特的东方诗意，也使得《中国诗词大会》一播即热。   

（摘自《扬子晚报》报道《诗词大会为何能引发如潮思考》）

材料三

    是我们这个民族缺乏文化素养和文化基因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诗词大会》圈粉无数，恰恰说明了在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愿意亲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诗和远方”。在《中国诗词大会》上，选手们对古诗词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叹，学者嘉宾对诗词内涵、创作背景等内容的解读，更是一场文化大餐，让人如痴如醉。

    然而不可回避的话题是：既然每个人身上都有中华优秀文化的基因，但这样的基因为何常常被压抑，而不是被唤醒呢？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快餐时代，浮躁的气息似乎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即便明白开卷有益的道理，许多人依然缺乏耐心与沉静，不愿去品味诗词歌赋带来的美好意境。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上，我们走了弯路。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教育曾经被挤到了边缘，近些年才再获重视。课堂中的诗词教育，往往抛却诗词的绝妙词句和美好意境，专注于反复咀嚼诗词的中心思想，专注于由此衍生的各种试题。这样的传授方式，往往让学生瞬间对诗词失去兴趣。另一方面，在许多家长的内心中，过度专注于对孩子“一技之长”的培养，让诗词歌赋等浸润心灵的知识不知不觉间受到冷落。

    在这样一个节奏明快、资讯发达的时代，坐下来聊聊诗歌、品味人生无疑是奢侈的。然而，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除了奋斗的力量，还需要“诗和远方”。中国的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左右，内心的精彩将会成为更多人的追求。希望《中国诗词大会》引起的这股风潮，能够一路走下去，让古老的诗词歌赋再度焕发青春，也让“腹有诗书气自华”成为更多人的追求。

（摘自央广评论《生活中不能没有“诗和远方”》）

即使是娱乐，“粉”什么也很重要

    时下，粉丝文化是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所谓粉丝，又叫追星族，就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对另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也有可能是物），产生了非比寻常的认同之感与钦慕之情。这种对优秀人物或事物的钦慕与追随，说起来也是一种人之常情，古已有之，只是叫法不同而已。据载唐朝有一个荆州人叫葛青，仰慕白居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竟至于在自己身上刺满了白居易的诗歌，共刺了30多首，想一想都怪吓人。

    诸如此类的粉丝行为，历史上真是绵绵不绝，但是到了今天，已不再是“不绝”那么简单了，而是发展成了一股潮流，人多势众。

    数量上的扩充只在其次，更重要的变化在于角色转换。粉丝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仰慕者与追随者了，而开始变成明星的制造者与推动者，粉丝们的行动越来越有组织性与策略性。大家一定还记得那个一夜之间爆红的邮筒，只因某位明星偶然间与它合了一张影，随后大批的粉丝蜂拥而来，夜以继日地自觉排队，只为了也跟那无辜的邮筒合一张影。这是无聊吗？是空虚吗？恐怕都不是。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粉丝们正是要以这种吸引社会关注的方式告诉更多的人：这位明星是非常优秀的，值得我们仿效。在追星或造星过程中，粉丝们享受的是自己的审美趣味能够成为流行的那种满足感。

    粉丝文化让年轻一代的蓬勃生机与巨大诉求呈现在了社会面前，同时也暴露了他们的芜杂与浅显的特点，像现在荧屏上流行的小鲜肉、中性美，就常常引来社会的质疑与诟病。但是年轻粉丝们积极的参与意识、表达审美风格的强烈诉求，以及强大的行动力与高度的组织性，却让人无法等闲视之。粉丝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无不对时代的时刻变化产生的影响，也让人难以对之骤下判断。毕竟，任何的文化形态都会经历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由芜杂到精致的发展过程，任何的文化形态又都要能够包容或者说直面年轻人标新立异的冲动与诉求。文化是最不怕交融的东西，交融反而会让文化变得更加茂盛与强健，这是粉丝文化值得我们重视的一大原因。

    但是，时下的粉丝文化背后，又往往闪动着资本的影子。资本力量的介入，常使粉丝行为不再那么简单与纯粹，有时候表面上的自发自为，实际上可能是一种营销，这就让人觉得粉丝文化变了味。而且，表达审美诉求虽是无害的，但若像一些铁杆粉丝天天追着明星跑那样沉溺其中，贻误正业，就是得不偿失了。尽管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尽管职业上没有尊卑之分，但是在精神文化的领域，又确实有高下之别。既然粉丝的主体是年轻人，那么在选择文化偶像的时候，选谁不选谁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这种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今后人生的文化品位与取向。所以，在这个所谓的“误乐时代”里，真心希望粉丝们多“粉”一些娱乐之外的更有底蕴的人与物。

    ①中西方在饮食、服饰与住房等方面的消费习惯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但从现实来看，每一种消费习惯都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沉淀与积累，因而不存在着“孰优孰劣”的问题。

    ②具体来说，在服饰消费习惯方面，中国侧重于外在的气质，西方则侧重于内在的舒适；在饮食环境方面，中国侧重于热闹的气氛，西方则侧重于宁静与优雅；在住房方面，中国侧重于稳定，西方则侧重于自由。因此，每一种消费习惯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各自的合理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西方也通过改变消费习惯的方式，来体验彼此的历史文化，甚至在某些场合，一种消费习惯也会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商业服务。

    ③与消费习惯不同的是，中西方消费观念的融合并不是表现在相互对等地位的借鉴上，而是表现为西方精神消费与享乐主义的消费理念以强大的渗透力影响中国消费者，这也是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方面，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传播媒体，从根本上变革了国家贸易信息传播模式，并产生了诸如世界经贸信息咨询平台、经贸期刊、网络互动平台等新型媒介，进而使得世界各国的消费者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在精神层面获取了丰富的消费文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通过目不暇接的信息化文化传媒方式，把享乐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消费观念迅速渗入各个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物质与精神消费的“普世价值”。从现实来看，这种享乐主义消费理念对我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使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观念产生动摇。

    ④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首先表现在消费方式趋同化的趋势。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的持续深入，国际贸易市场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各固定地区的闭塞模式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市场。在这种形势下，区域性的商品消费需求也随之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需求。例如说，在当今社会，我们已经完全不能通过一个人是否身穿李宁的运动装，是否吃麦当劳快餐来判断这个人的国籍。总之，随着当前世界贸易的全方位发展，各类商品的无国界流通，中西方人民的消费方式日益趋同。

    ⑤此外，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还表现在对待各类具体消费方式的理性判断上，这一点在货币消费和信贷消费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总之，在中西方消费理念的彼此碰撞中，消费者对各类消费方式具有了理性的认识，而不再一味地迷信某一类消费方式。

    ⑥从现实来看，西方消费文化是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范畴，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深化，而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消费文化在其先进理念上也必然会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此，我们应当消除意识形态的偏见，汲取西方消费文化的先进理念，从而为重构我国本土消费文化积累经验材料。

（摘编自姜鹏飞《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消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材料一：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是当务之急。受疫情影响，湖北很多优质农副产品面临销售困境，这将直接影响湖北社会经济秩序的恢复和人民群众的就业生计。自4月1日起，央视新闻新媒体联合各大电商平台、生活服务平台和社交平台，联手淘宝、京东等数十个知名品牌，启动了“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大型公益活动，倡议广大网友通过购买湖北生鲜、农副产品，为湖北经济复苏贡献温暖力量。4月6日晚，由央视新闻主播朱广权和带货达人李佳琦组成的“小朱配琦”组合同框搭档火了一把。他们主持的“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公益直播，引起广大网友为湖北“拼单”的极大热情——这场公益直播共吸引1091万人观看，累计观看次数达1.22 亿人次，直播间点赞数达1.6亿人次，两个小时直播累计销售总价值4014万元的湖北商品！

网络视频直播带货，是一种新兴高效的网络经济形式。只要网络主播和网络平台规范有序，能够为消费者减少销售环节，节约时间成本，确保商品质量，降低购买成本，提高购物效率，提供完善服务，就应该大力支持。而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带货方式开展公益活动，更是使直播带货拥有了一颗关爱社会、随手公益的公益心，更应该大力支持。

（摘编自《让直播带货带来更多温暖的力量》，央广网2020年4月8日）

材料二：

4月15日，湖北省30个县的县长在直播间“为湖北拼个单”；山东烟台海阳市副市长发起“博士市长助力农产品”，视频播放量突破200万；同时，一些公众人物“直播带货"的交易额不断刷新纪录。“直播带货”作为一种线上新型消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背景下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

除了营销技巧之外，“直播带货”的流行也有着深层次原因。直播经济蓄力已久，已有成熟的商业模式；再加上受疫情影响，消费者足不出户推动“宅经济”发展，线下客源稀少促进企业商家转向电子商务谋生存。从直播助农到直播售楼，从直播卖车到直播卖飞机，直播销售的边界不断扩大。直播经济的火热，可谓顺势而成。

“直播带货”在方便购物的同时，也存在虚假宣传、货不对板、假冒伪劣、售后维权难等问题。这启示直播电商，不讲诚信可能一时走得快，但绝对走不远。解决诚信问题、涵养行业生态才是制胜之道。此外，中国消费者协会前不久发布报告显示，37.3%的受访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消费问题，但仅有13.6%的消费者进行投诉。网络直播并非法律盲区，市场监管者需尽早完善制度，畅通维权渠道，更好地呵护直播经济的良好生态。

摘编自（《“直播带货”创新消费方式》，《人民日报》2020年04月22日）

材料三：

直播带货让网络平台找到了新赛道，为各类企业提供了新舞台。互动性强、亲和力强和消费黏性强的直播带货，甚至成为一些行业启动复工的钥匙，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衣食住行娱乐等各行业看到了新机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网络零售规模和去年基本持平，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加5.9%，这说明网络零售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提升。直播带货正在吸引更多优质平台、企业、产品及公众人物参与，线上直播销售正步入常态化并形成新趋势。直播带货顺应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正在激活消费一池春水，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成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新突破。

摘编自（《让直播带货成为经济转型新突破》，《北京青年报》2020年04月26日）

（图片来源：前瞻与研究院）

材料一：

在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所到之处，无不构造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某种新的关系。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一种新技术出现，有可能对结构造成影响。然而，当技术作为一种工具为人们所用时，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人的行动无时不受到“结构”的制约，所谓结构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具有制约性的外部环境，例如应试教育可能形成一种制约人行动的“结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结构与行动相互建构，结构对行动具有制约性和使动性。这种制约性和使动性表现为结构为行动提供操作空间以及边界，并通过价值观念对行动进行引导。

人们试图应用技术变革结构，但结构也可能对行动进行制约和使动，驯服技术并把技术作为结构自身的强化。例如，在应试教育结构下，信息技术的应用未能冲破应试的束缚，反而在某种程度与应试共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新性新技术，在给教育结构带来冲击的同时，也面临着被结构驯服与同化的可能，成为更精致、更高效的应试技术。在这种前提下，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发达，不过是为教育提供了一种更有效、更无孔不入的规训技术。而一旦人工智能沦为应试的精致工具或规训技术，人工智能变革教育的初衷就要落空。这也是人们寄希望于新技术变革教育的愿景一再落空的一个重要原因：新技术未能有效地抵制旧结构的诱惑，反而强化了旧结构。

（摘编自蒙石荣《人工智能+教育：技术变革教育的可能与限度》）

材料二：

说“互联网+”甚至能够直接摧毁传统守旧的教育生态，并非耸人听闻，“互联网+”对教育的各方面影响是深至骨髓的。“互联网+”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

“互联网+”打破了权威对知识的垄断，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人人能够创造知识，人人能够共享知识，人人也都能够获取和使用知识。在开放的大背景下，全球性的知识库正在加速形成，优质教育资源正得到极大程度的充实和丰富，这些资源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使得人们随时、随事、随地都可以获取他们想要的学习资源。知识获取的效率大幅提高，获取成本大幅降低，这也为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传统的教育生态中，教师、教材是知识的权威来源，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教师因其拥有知识量的优势而获得课堂控制权。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师和学生的界限也不再泾渭分明。比如某中学已经能够做到“班班通、人人通”，学生获取知识已变得非常快捷，显然师生间知识量的天平并不必然偏向教师。此时，教师必须调整自身定位，让自己成为学生学习的伙伴和引导者。

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育组织和非教育组织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甚至有可能彻底消失。社会教育机构的灵活性正对学校发起强有力的冲击。育人单位和用人单位也不再分工明确，而是逐渐组成教育共同体，共同促进教育协同进步。

从实质上看，“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上。一方面，互联网极大地放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作用和价值，从传统的一个优秀老师只能服务几十个学生扩大到能服务几千个甚至数万个学生。另一方面，互联网联通一切的特性让跨区域、跨行业、跨时间的合作研究成为可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低水平的重复，加速了研究水平的提升。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传统的因地域、时间和师资力量导致的教育鸿沟将逐步被缩小甚至被填平。

“互联网+”加速教育的自我进化能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系统的自我进化能力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传统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式落后、教学效率低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这种自我进化能力低下的原因在于教育系统自身的封闭性。“互联网+”敲开了教育原本封闭的大门，也就加速了教育的自我进化。人人都是教育的生产者，人又都是教育的消费者，这种新型的教育生态必然会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

（摘编自赵国庆《“互联网+教育”：机遇、挑战与应对》）

材料三：

传统教学中教师扮演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生学习的督促者和引导者。“互联网+教育”直接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没有了以往的约束和限制，各要素无须同时出现在同一空间内，教育俨然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可以通过传授习得，而隐性知识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如学习过程中需要塑造和培养学生的意志、品格，包括诚信、责任心、与人合作交流的能力等。“互联网+教育”形态中一些隐性知识也有所体现，但其真实性仍有待考量。传统教育中，教师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在潜移默化中均会影响学生的一言一行，教师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榜样。但在“互联网+教育”中，进行情感教育和人文教育则比较困难。在线学习往往给学生营造出一种完全自学的极端情境，对学生的主动性要求很高，学习过程完全由学生把控。这种情境下教师丧失了基本的指引功能，只是单纯地成为一个解疑的输出者，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数字设备的一分子，这不仅扭曲了教师教书育人的本质，更是与国家的教育目的背道而驰。由此可见，网络世界始终有别于现实生活，学生要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仍需要多方面合力共同完成。

（摘编自张惠惠《未来已来：人工智能对教育育人的挑战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