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火”了？

    “科幻小说火了。”但是，“火了”到底是真实的繁荣，还是某种虚假的幻象？要清晰地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同时在两个向度上进行比较。

    首先是横向比较，让我们看看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之所以选美国，是因为它的科幻产业最为发达）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差距。美国科幻有数量庞大的作家群体。最近40多年来，仅获得美国科幻协会颁发的星云奖的作家就有400多位，其中包括罗伯特·海因莱因、雷·布拉德伯里、艾萨克·阿西莫夫等数十位享誉世界的大家。同时，作为重要的创意产业之一，美国科幻的利润中心，也已经完成了从杂志向畅销书再向影视游戏的转移。而我们的科幻产业却仍处于从杂志向畅销书过渡的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作家数量有限，经常发表作品的科幻作者不足百人，且基本都是业余写作。大学里虽然有不少科幻作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会因工作与生活压力在毕业后放弃科幻写作。二是作家发表作品的平台主要集中在杂志上，长篇科幻单行本的年出版量不足百种，畅销书寥寥无几。影视、动漫、游戏、主题公园虽然都有所尝试，但作为产业链仍显得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及内部整合的动力。目前正在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也许能推动科幻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自主整合。

    从纵向来看，虽然中国科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晚清，但其历程却坎坷曲折，历史上也只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形成了短暂的高潮（仅持续了五六年的时间，很多人将那几年称为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然而，1983年以后科幻却突然跌入谷底，成为不受人爱的“灰姑娘”，这一局面直到1997年才借由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以及《科幻世界》这本杂志本身对科幻阵地的坚守而改变。那次大会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科幻“胡思乱想”、“伪科学”的负面社会形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幻有助于想象力的培养，而想象力是创造力的源泉；《科幻世界》多年对作者队伍的扶持与培养也在1997年之后显现成效。

    将今天的科幻小说与1980年代初科幻“黄金时代”的作品相比较，作品风貌上的变化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今天的科幻小说，文学性已有很大提升。刘慈欣、韩松等人的作品早已不复1980年代科幻小说的单纯，往往结构宏大，内容庞杂，包含多重意象和犀利的思想。也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才能从传统科幻的领地突入更广阔的空间。这种突破不仅提升了科幻自身的影响力，也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抹难得的现代性的亮色。在科幻小说的想象力和思想性方面，今天的作品也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奇崛面貌。最近出版的王晋康的“新人类”系列，即展现了“人”这一物种在未来科技作用下可能发生的种种异化，以及我们面对这些高科技催生出的“超人”所产生的困惑与彷徨。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更是将人类文明的进程推演到宇宙的末日，其间所产生的恍若神迹般的未来科技，让人目眩神迷。中国科幻开始拥有“超然视角”，而由此产生的带有浓郁东方哲学意味的未来问题的解决方案，则为中国科幻找到了现实与情感的根基。

漫话中国历史上的改革

    在讨论作为历史事件的改革之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改革”的含义。此词首见于《后汉书》之《梁统传》和《黄琼传》，皆指对已有成规的改动变易。自此以后，“改革”遂成习见之词，而且其词义越来越宽泛，凡对原有制度、惯例、习俗，甚至文体、文风的改易变革，均可称之为改革。不过，近代以前，改革是一个中性词，既可用于革故鼎新的正面场合，也可用于变好为坏的负面场合。近代以来，改革演化为一个纯褒义词，《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就体现了这种趋向：“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

    不过，今人所言历史上的改革，所用显然并非上述宽泛的词义，而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特指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比较重大的除旧布新。对于这种形式的历史事件，今天概以“改革”称之。具体到某次事件，则或称之为“变法”，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或称之为“新政”，如王莽新政、庆历新政等；或称之为“改革”，如孝文帝改革、张居正改革等。这些称谓，有的当时就有，更多的则是后人所加。如同改革本是中性词一样，说某人“变法”，也未必就是正面评价。古代典籍中甚至常将“变法”与“坏纪”连用，意为变乱成法、败坏纪纲。

    正因为“改革”含义宽泛，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其范围相差悬殊。有人将改革的范围划得很大，几乎是“江山代有改革家”；也有人将改革的范围划得很窄，认为真正称得上改革的事件没有几次。具体到某人某事，看法更加纷纭。比如，引发“国人暴动”的周厉王，在历史上向来形象不佳，但有人称他是中国史上见诸记载的最早的改革家。再如王莽新政，有人说是“托古改革”，有人说是“复古改制”。又如张居正，多数人认可他是改革家，但也有人说他的政策并无新意，算不上改革。即便当事人自己的说法，也不一定可以为据。如管仲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今人称之为“改革”或 “革新”，他自己却说是“修旧法”。事实上，要给改革下一个严谨、周延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更不可能提出一套量化指标。

    改革之事，古今中外皆有。从改革的原初推动力看，既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有自下而上的改革，但前者占绝大多数。在中国漫长的王朝史上，君主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没有君主的发动或支持，就不可能出现改革。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全部都是自上而下，即由统治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发起和推行的。平民大众没有推动改革的途径和机会，当他们忍无可忍时，只能揭竿而起，发动以改朝换代为目标的暴力革命。

    影响改革成败的因素很多，用人是否得当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战国时期各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积极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君大力招贤、大胆任用。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虽然认识到“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但却不善于识人用人，所倚任者多为反复无常的奸佞小人，给改革造成很大的伤害。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能像管仲那样一帆风顺，或像孝文帝那样基本成功者，并不多见。大多数改革都遭遇了挫折或失败，如商鞅变法是政存身败，张居正改革是人亡政息，王安石变法是半途而废，戊戌变法是昙花一现。若观察君主之外的改革者的命运，能够善始善终者可谓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身败名裂，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如吴起乱箭穿身，商鞅惨遭车裂，王安石忧愤而死，张居正死后抄家，戊戌六君子喋血刑场。改革之难，于此可见。篡用明太祖的一句话说：“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

（节选自《博览群书》）

怀念陆蠡

    陆蠡因为留下了《海星》《竹刀》《囚绿记》三本散文集，翻译了不少外国书籍，而被誉为“绝代散文家”。他更是一位崇高的爱国主义者。1938年，芦沟桥事变第二年，陆蠡来到已沦为“孤岛”的上海，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他坚持斗争，出版了大量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抗日书籍，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1942年4月13日，上海中央巡捕房和法租界巡捕房联合派人到出版社，拿着陆蠡的照片，指名要抓人。这时陆蠡恰好外出，巡捕们便入内翻箱倒柜大搜查，最后带走了两个人和部分书籍。陆蠡回来后，为了营救被抓走的两位同事，找巡捕房交涉，当即被拘捕，不久转到日本宪兵队。在日本人面前，陆蠡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据说，有一次日本人提审陆蠡：“你爱不爱国？”陆蠡坦然回答：“爱国。”又问：“你赞不赞成南京政府(指汪精卫伪政府)？”他毅然回答：“不赞成!”再问：“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把中国征服？”他断然答道：“绝对不能征服!”一字一句，气壮山河。

    后来，陆蠡没有了音讯。他的亲友四处寻找，多方营救，终属徒然，他就这样在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位杰出的天台人。但陆蠡在文学史上留下的业绩，不会因时间而消逝。我们应该重新认识陆蠡，重新认识他那带着浓郁乡土味的优美散文和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

    据说，陆蠡从小便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聪慧，有神童之称。7岁时，县知事到学堂视察，命陆蠡作文，他面无难色，略作思索，便提笔成文。知事阅后，大为赞赏，当即掏出随身携带的所有银元，奖励陆蠡，一时传为佳话。后来知事升至台州府任职，便向陆蠡父亲提出带陆蠡到台州府读书。陆蠡12岁时，又由耶稣堂一位姓邵的先生带到杭州教会学堂惠兰中学补习英语。第二年，跨越初中，直接考入之江大学附属高中部。从此，陆蠡从平桥小镇走向外面的世界。以后，陆蠡相继进入杭州之江大学、上海国立劳动大学读书，完成学业后先后在福建泉州平民中学、上海南翔立迭学园、临海回浦中学任教，后来再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

    在走南闯北的二十多年里，陆蠡写下了许多优美的散文，这些散文表达了他向往光明、追求快乐的美好理想。在三十年代的散文家中，陆蠡的散文最是奇丽明朗，清新可诵。他的散文有许多写到故乡的山水，是天台山的神秀山水给了他聪慧和灵气。故乡的山水、重年的回忆，一直是他创作的源泉。写到故乡，陆蠡的笔端总是满蘸着深情。

    陆蠡是一个地道的天台山人，他的血脉中涌动着天台山人特有的激情，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散文中，更体现在他的为人品格上。忠诚善良，讲义气，富有正义感，不趋时媚俗，有一副热心肠，为朋友可以赴汤蹈火。天台人所应有的优点，在陆蠡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平时，陆蠡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只知默默耕耘。但在关键时刻，总是挺身而出，即使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淫威面前。诗人柯灵说：“他不趋时，不阿俗，切切实实，闭门劳作，殷勤地献与世人。他是淳朴的，一个地道的山乡人。这点淳朴使他在品格上显得高，见得厚，也正是他能默默地为祖国献出生命的根基。”在他失踪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许多熟悉或者不熟悉他的人，一直不停地写纪念文章，最为敬仰、最为赞道的是他的崇高心灵和无私品格。巴金先生在怀念他的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我认识不少人，好的和坏的，强的和弱的，能干的和低能的，真诚的和虚伪的，我可以举出许多许多。然而像他这样有义气、无私心，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生命，重视他人的幸福甚于自己的人，我却见得不多。古圣贤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可以当之无愧。”这样的评价，可能在巴金先生的一生中再也没有献给过第二个人了。

    陆蠡虽然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伟人，但他是一个真正有骨气的天台人，他以自己34岁的生命在天地间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我们的时代需要陆蠡的精神，需要陆蠡那样的硬气和实干，需要那种知难而上、百折不挠的信念。陆蠡的精神和他留下的绝妙文章，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与陆蠡的成就和历史地位相比，我们对他了解得太少，宣传得太少，研究得太少。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应该由我们去继承和发扬。

（文章有删改）

    ①经济与道德并非风马牛不相及，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食品问题、医药问题、工程问题等都说明，发展经济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一旦道德出现问题，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形成灾难性的后果。

    ②古今中外的学者对经济的理解和把握可谓是观点纷呈，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理解经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同，经济不只是投入、产出、效益等纯物质和物质活动的现象和概念，人的主观因素客观上是不可忽视的经济要素。事实上，经济是人的经济，是人际关系之经济，经济活动一定内含着作为经济人的应该和人际利益交往活动的应该，离开了人、人际关系之间的认识和把握，就难以真正认识经济。

    ③马克思在撰写鸿篇巨制《资本论》的过程中，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内在特质和矛盾的分析，揭示出了商品内部的两个对立的经济主体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探索和揭示，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和资本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科学论断。这是经典的阶级分析法，也是阶级道德分析方法。这就是说，唯有弄清楚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阶级、阶级关系乃至阶级利益关系中的应该与不应该，才有可能更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这说明，经济现象均可以进行道德评价，有经济必有道德问题存在着，要真正认识和把握一定社会的经济和经济现象，道德视角不可或缺。

    ④经济发展速度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大凡有先进的生产力一定有快速发展的经济。然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取决于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与发展。

    ⑤马克思说过，机器是“死的生产力”，只有通过作为“主观生产力”的人去激活作为“死的生产力”的机器，社会生产力才得以形成。而道德是“主观生产力”的基础和核心内容。这是因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劳动者，而劳动者的道德觉悟直接影响他们的劳动价值观和劳动态度，最终直接决定劳动成果和生产力水平。至于生产力中的劳动工具要素和劳动对象要素，在其体现生产力水平的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道德。劳动工具的认识、改造、利用和发展，离不开人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和适时地对劳动工具的改造和更新，抱残守缺、不愿创新的劳动主体是无法主动更新劳动工具并不断提升劳动工具水平的。同样，就劳动对象来说，并不是劳动对象的资源越丰富就意味着生产力水平越高。是否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下对劳动对象进行生态性开发和利用，即是否在作用劳动对象时既考虑到当代人的利益又考虑到后代人的利益，不仅直接影响当下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影响生产力水平的未来持续提高问题。一味地考虑当前或当代人的利益，忽视甚至破坏了后代人的利益，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在破坏生产力水平、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道德也是生产力。

（摘编自光明网，2018年11月26日15版，有删改）

材料一：

按照人口发展规律，人口转变过程中，总有一段时期，劳动力人口数量比重增大，总抚养负担较轻，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机会即人口红利。如果一个国家（地区）的大部分人口都处于劳动年龄阶段，那么就可产生使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前提是经济社会决策能够充分利用这一人口优势，经济社会决策则包括健康、教育、储蓄等一系列政策。对1965～1990年东亚的经济奇迹实证分析的结论为：人口动态变化对东亚国家和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1.4～1.9个百分点之间，即东亚经济奇迹约有1/3是由人口红利贡献的。

    人口红利可分解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增长提供了劳动力供给充沛、社会抚养负担较低的阶段。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增长，成功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持续周期较长，但最终由于各种因素，第一次人口红利便逐渐消失。

    第二次人口红利产生于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之后所带来老年人口的潜力。相比于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暂时性，第二次人口红利将转化为更优质、更长久的资源，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经济增长不能自动实现，还需要一系列相关因素。

（摘编自《人口年鉴》）

材料二：

    对于中国人口红利到底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学者们说法不一：田雪原教授认为“人口盈利”期可持续到2030年前后；彭希哲教授认为人口机会视窗将在2025年前后关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会关闭的更早……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1990年我国总抚养比达到50%，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时期，预计到2030年我国总抚养比为44.7%，人口红利基本结束。我国的“人口红利”时期预计还有10来年，这就意味着目前到2030年前后，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生产期，也是挖掘替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战略期，如果在这个关键阶段没有把握住，经济增长可能失去持续性。与此同时，到204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3亿左右，占总人口的22%，中国人口红利的短期时效性与人口老龄化的长期性矛盾十分突出。

（摘编自《商业时代：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几点思考》）

材料三：

据美银美林的统计，从2010年到2020年，菲律宾劳动人口将增加31.3%，达到7500万，马来西亚将增长18.7%，至2200万，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东盟国家的劳动人口要到2042年才达到顶峰。

    而随着劳动力产出和收入的提高，人口红利也将有利于形成更大的消费市场。外资受东盟地区人口红利的吸引，未来十年进入东盟的速度和规模预计将不断加快和扩大。人口红利有利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发展进一步发展。

    东南亚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还处于早期，而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在2012年首次下降，劳动力成本却在提高，制造业基地向东南亚地区流动的趋势开始显现。

    据越南《财政时报》报道，全球外资的走向正在从中国逐渐转移至东南亚。目前，全球约8%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东南亚，仅次于流入中国的外资。东盟国家的经济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已经赶上中国，部分原因就是人口结构差异。

（摘编自《人民网-人口红利将托起东南亚经济》）

材料一：

作为一家代表首都文化、中华饮食历史的品牌企业，不得不说全聚德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不过，如果研究近十年来这家公司的成长数据，就能发现产品单一的全聚德公司自2012年达到19.43亿元的营业收入顶峰之后，此后的2013年—2015年，营业收入分别为19.02亿元、18.46亿元、18.53亿元，2016年—2018年仍在18亿元徘徊。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全聚德的销售额增长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家上市公司难有未来。

（摘编自《海底捞的成长与全聚德的困惑》，《凤凰网》2018年5月27日）

材料二：

    2018年12月15日晚，江苏广电总台曝光了北京同仁堂蜂蜜的生产商将大量过期、临期的蜂蜜回收的问题。先不管这个问题属不属实，后续如何发展，仅从中华老字号企业发展现状来看，我国大部分的老字号品牌企业确实存在市场危机。商务部数据显示，已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总计1128家，但其中仅10%蓬勃发展，不少企业的经营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产品创新动力不足、组织架构陈旧、人力资本匮乏成为阻碍老字号发展的前三大障碍。

（摘编自《百年老字号纷纷遭遇市场危机》，《前瞻网》2018年12月19日）

中华老字号企业经营模式分布

材料三：

    1月22日，由新华社瞭望智库和《财经国家周刊》联合举办的“振兴中华老字号路径探索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工信部、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的与会专家及企业代表围绕老字号品牌当前存在的问题与振兴策略、助推非遗的传承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会上，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执行总经理孙鹏说：“如果不传承，我们可能就没有了老字号的根和魂。如果不创新，就没有了竞争力和生命力。”正是基于此，2016年底，稻香村与网红中的“老干部”故宫淘宝团队开始尝试合作。2017年春节，双方推出了主打故宫元素的一款点心，取名叫“极好的·点心”，在品牌和文化的共同加持下，限量生产的5000盒上线48小时内便宣告售罄。此后“老老”联手的步伐便愈加稳健，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佳节相关产品陆续推出。

    这不是个例。大白兔和美加净的跨界联手也掀起了一阵风潮，“看上去很好吃”的大白兔糖造型润唇膏销售火爆。而更进一步的，是跨越国界的碰撞，比如五芳斋与迪士尼的合作，其联手推出的迪士尼经典动漫卡通系列礼盒粽子销售额轻松破了亿元大关。

    有意思的是，对“老”+“老”更为买账的，却是年轻人。根据淘宝刚刚发布的《非遗老字号成长报告》，2018年淘宝消费者人均购买非遗、老字号商品超过两件，其中80，90后消费者占比超过七成。

    而另一个关键词则是——“平台化”，这与年轻人当下最为主流的消费方式有关，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商平台正在为大有可为的传统文化消费提供舞台，却不仅仅止于此，平台不再满足于单一的纯“平台”功能，他们可以提供的和诉求的，是更多。以淘宝极有家为例，从老字号商家的挖掘到赋能培育孵化，原创匠人的商家同比增长在60%，一些源远流长的茶道和香道文化行业，同比成交增幅都达到了40%以上。

    这是一个老字号焕发新生机的时代，这是一个老字号充满多种可能性的时代。

（摘编自《电商平台加持老字号“基因改造”未来还有多少种可能性？》《中国金融信息网》2019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