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故乡

                                                                                                    邓琴

      故乡给了我一颗多愁善感的心，它常常在梦中打探故乡的消息。

      我的家乡在千里之外的赣南，它的每一寸肌肤都浸润在红色文化里，在淡淡茶香中，在田间地头悠悠的歌声里。它是贫穷的，但它又是富硕的。它没有飞驰的动车，没有轰鸣的机器，有的是叮咚的流水、黛色的群山。且不说章江水日夜川流不息、润泽万物；也不说成片的稻田如一张巨大的地毯静卧天地间，恩惠万家；就说梅岭那漫山遍野、傲立寒冬的梅花盛景，已是天下一绝。

离家多年，到过很多地方，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家乡的景象。在秋收的季节里，打谷机工作的声音，一声一声鼓动我的耳膜，提醒着我曾是故乡的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丝不安也被催生出来，那就是当年因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而离开了家乡。如今，我虽然站立在了外面的缤纷世界里，但我奋斗的每一个脚印，享受的每一份安逸，却都被打上了“外乡人”的烙印。我对故乡的情感，只能在诗人的诗歌里、乡土作家的文字里寻找慰藉，只能寄托在自己尚不成熟的文字中。那些遥远的记忆，飘过了我最不懂乡愁的年华，飘过了故乡的山头，飘进了书页里，却厚重得让我无法高言阔谈。

儿时最熟悉的影像，莫过于茶山。一到春天，漫山遍野的茶树抽出新叶，新叶从老叶中间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好奇地张望这个美丽的地方。只有我们那群孩子才知道，这个美丽的地方究竟有多么贫穷。一到周末，我们就跑茶场，学着大人的样子采茶叶，茶叶一毛钱一斤，动作快的一天能摘个四十斤。四块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在那贫穷的岁月里，茶山无疑给我们苍白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而农人与生俱来的勤俭生活态度，也开始渗透到我们的思想里了。

      故乡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放不下故乡的原因。我想，穷尽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些年在田地里干活的场景。小时候，一家子在稻田里收稻谷；长大了，一个人去拔秧苗，拔花生，拿着书在晒谷场上守谷子。在那不谙世事的年华里，那样的日子其实苦不堪言。现在，我深深地感激那些劳累而辛勤的岁月，感谢那片土地，是它们给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今天的我，有那么一丝不怕苦的精神，能够宽容待人，懂得珍惜，都要感谢那片红色的土地。

       这片土地也是受过苦难的。当年红军在这里打游击，留下数不清的战斗故事，家乡从此有了一个革命老区的身份。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从小就在红色文化中接受灵魂的洗礼，接受家乡文化思想的滋养，也因此对苦难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的整个童年时期，都在聆听里面的故事；我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在这书中的文字里徜徉、震撼。有时候，一触碰到这纸上的故乡，思念就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满足从别人的纸上去想象我的故乡，不再满足在扉页中思念故乡，而是自己在纸上书写心中的故乡。记忆在纸上慢慢鲜活，对故乡的依恋在纸上渐渐清晰。我这个家乡人眼中的知识分子，总算也为家乡留下了点东西。这也算是我对自己十年前离开家乡心存不安的一种补偿吧！

       我是栖息在远方的一只候鸟，常会飞回故乡去寻找属于我的温暖。

      （摘编自《散文选刊》2015年第4期）

    前辈作家大都在他们的青年时期，达到了自己的写作高峰。建国以后，前辈作家大都在盛年，或前点或后点都应是写作的丰收时期。他们的创作活动，若从经历的种种政治运动的精神看，可以说是从善如流。不过冷静下来想，觉得他它们后期的努力，极少超过前期的成就。

    老舍先生有个例外的壮举，那是话剧剧本《茶馆》。

    《茶馆》是他个人漫长创作生涯中的高峰，也是五六十年代剧作界的高峰，是前辈作家中少见的后期超过前期的高峰，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诸多艺术家通力合作，导演表演都上了高峰。这高峰那高峰，成了北京人艺的保留节目，老人艺的风格发挥极致的王牌剧目。因此，《茶馆》的出现，有一些个叫人思索的方面。

    比方说，这高峰那高峰的作品，却是全世界只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家演出。据说，也有别的剧院剧团想演来着，都没有演成。那么这是“阳春白雪”了？可是北京人艺屡演不衰，不见得曲高和寡。

    随着“文化大革命”到来，这个戏当然是毒草。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也不够了，是为封资修唱挽歌，向新社会反攻倒算。既是挽歌，结尾中撒纸钱又唱又跳的一场，就成了“要害”，蝎子尾巴，黄蜂尾上针。主演王掌柜的于是之心中不安，“交代”问题道：《茶馆》原来没有这场戏，有回老舍向演员们征求意见，是于是之他提出来结尾秃了点儿，演到这里没事儿不好演了。老舍这才想出撒纸钱来的，不能全赖在人家身上。

    不久，老舍走进太平湖水中。传说打捞的人说，在湖底立着。《茶馆》也没有了“票房价值”，也立在太平湖中了。

    其实，《茶馆》第一次上演，正赶上大跃进，报上几乎没有捧场的文章。

    据说当年，有一天，北京人艺的几位艺术家，在老舍那里看见一个本子。老舍把一些还没有完成的东西与艺术家们商量。记得其中有一场戏极好，希望老舍写成一本剧本。这就是后来《茶馆》的第一幕。可是当年就传出来一句话，确实有这么一句话，老舍听了意见，说：“那就配合不上了。”

    五十年代的剧作，老舍在配合，配合婚姻法，配合选举代表，他是要宣传从“莫谈国事”到“参政议政”的。若照艺术家们的说法写下去，配合什么呢？

    现在看来，他那不少“配合上”的戏，都不能上演了，上演也没有观众了。偏偏这个“配合不上”的，还在舞台上放光彩。“那就配合不上了”这句话提出的问题，是最有琢磨头的事。

韩山拾得

黄孝阳

    韩山拾得，我的高中同学。

    他爹叫韩山，一个老鳏夫，瘸了半条腿，还能跑得飞快，挤进汽车站前看热闹的人堆里，抓起竹篮没肯再撒手——竹篮里躺着一个不足百日的弃婴。

    韩山拾得讨厌他爹。他爹在取名时也忒不负责任。班上几个横蛮惯了的男生，不高兴了，把他打一顿；高兴了，也把他打一顿——说这叫打日本鬼子。瘦小的他偷了户口本，跑到派出所要求改名，警察瞪起眼珠子：“叫你爹来！”

    韩山拾得绝食三天。在县搬运站当厨师的韩山拗不过儿子，买了包阿诗玛烟，到派出所见人就低头哈腰。

    韩山拾得回到学校。老师上课点名，喊了几声“韩山拾得”，他不起身。老师大怒，喝令他出去。隔不多时，他回来了，身子发抖，脸白得吓人。

    众目睽睽下，他攥着根粉笔，抖抖嗦嗦，在黑板上写下“韩小山”三个字。接着，他把揣在裤兜里的左手慢慢拿出来，把左手紧握着的石头狠狠地砸在自己脑袋上。血咕噜一下冒出来了。他晕了。

    他忘掉说一句话：“以后谁再叫我韩山拾得，我就这样砸死他。”不过就算他说了也没用。大家都觉得他脑子是坏掉了，连最胆小的女生也敢在他经过时往地上吐唾沫。

    终于，他用锄头敲破同学的脑袋，他退学了。等到我参加高考那年，他已经成了县城赫赫有名的小山哥。这倒不是因为他心狠手辣，马仔众多。

    城北的金刚在影剧院看戏，把脚跷到前排，把甘蔗渣吐到韩小山衣领里。韩小山回头扔过句脏话。金刚把甘蔗在韩小山脑袋上敲成两段。两伙人打起来。韩小山这边寡不敌众，被金刚一伙拖到影剧院门口吊成沙包轮流踢打。

    韩山路过瞅见。这个老实了一辈子的厨师急眼了，挥舞着刚在游麻子那儿磨快的菜刀，要与人拼命。金刚脱掉外衣，往手臂上一缠，大吼一声迎上去。韩山的菜刀被打掉。父子俩被面对面吊起。

    但金刚只得意了不到半个小时。搬运站七十二条大汉拿着铁链、撬棍出动了。让县公安局头疼不已的金刚团伙从此匿迹。韩小山一战成名。

    从韩山拾得到山哥，是三年。

    从山哥到韩山拾得，是二十年。

    我是在街头偶遇韩山拾得的。他推着坐在轮椅里的老父亲，站在洒满金秋阳光的梧桐树下。我喊出他的名字，一眼认出那个断了左手巴掌的老人。1990年搬运站解散，韩小山的日子一落千丈。在一次赌牌时，他押上了左手。底牌揭开，韩小山操起刀，对自己下不了手。对方问他是否要帮忙。这时韩山又出现了，一刀下去，血泪横飞。

    “就在那一天，我才真正长大成人了。”

    他没有细说他这二十年。我早有耳闻。他先是靠贩卖辣椒、香菇等农产品攒了一笔钱，再承包县罐头厂做起出口外贸，生意做得很大，日本是主要销售市场。这可能是他把名字改回去的缘由，日本文化深受中国禅宗的影响，寒山与拾得两位唐代高僧广为人知。

    “世间谤我，贱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我想起寒山这句话，下意识地说了出来。

    “那你为什么又叫回韩山拾得？”我问。

    他没有回答我，顺手接过老人从兜里摸出的烟斗，点燃，深吸一口，再弯腰塞入父亲嘴里。老人的面容平静而又惬意。梧桐叶间漏下的阳光如同鸟羽，轻轻地覆盖在他的肩膀上。梧桐树下是一家老人用品专卖店。一位眉目温婉的女子走出来，向我点头致意。我认得她，黄梅英，韩山拾得的妻子，当年我们学校的校花。

    她接过轮椅，挥手与我告别。我进店打算给父母买一些冬天里的衣裤，看店的小妹喜气洋洋，打电话的声音跟唱山歌一样：“姨，黄姐今年又在我们这儿订了一大批货，你赶紧发货。羽绒棉被，还是波司登的，38床；鸭鸭的雪地棉鞋，男款76双，女款……”我纳闷了：“这些都是黄梅英订的？”

    “是呀，你认得她？黄姐的老公，哎，就是韩老板，去年在他开发的池头新寓旁边搞了家疗养院，跟星级宾馆一样。县搬运站的职工，哪怕只在那儿待过一个月，男的满五十五周岁，女的满五十周岁，又或者身有残疾的，都可以去，吃的住的用的，全部免费呀。这些人上辈子真是积德修福了！”

（选自《南方周末》，有删改）

管家

孟宪歧

    沈静波乡下有良田，城里有米店。

    说他是商人，行；说他是地主，也行。但他却不是个好商人。因为，他不会做生意，甚至连米的价钱都不晓得，他只知道读书下棋。可米店的生意不错。还有，虽说他是地主，可乡下的地，不知道哪块属于他，关于地租他也一无所知。

    为什么？

    他有一位好管家，姓韩，单名一个柳字。

    管家比他整整大了40岁。

    管家从小进沈家当学徒，后来给他的父亲当管家，现在又给他当管家。他对沈家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

    其实，他根本没有家，沈家就是他的家。

    从他讨饭进沈家那天起，就把沈家当成了家。

    有这么一位好管家，他便当了甩手掌柜。

    那年，城里来了许多饥民，蚂蚁般。好几家米店都店门紧闭，唯独沈家米店正常营业。不但生意正常，还开设了两个大粥棚，每天为饥民提供免费小米粥。

    见门口这么多人等粥，东家皱皱眉：“多烧几锅，让他们吃够！”

    管家小声说：“老爷，使不得。把咱米店的米全都熬粥，也救济不过来。”

    东家一愣：“那总不能让他们饿着吧？”

    管家点头：“我们尽力而为。”

    一天夜里，城里饥民闹事，几乎抢光了所有的米店。

    沈家米店却毫发无损。

    饥民说：“沈家米店每天都为我们熬粥，我们不能没良心。”

    实际是管家悄悄给饥民出主意，那几家奸商囤积粮仓，抢了他们法不责众。

    这个主意不错，不但保住了沈家米店，还让饥民有了粮食。

    饥民扛着粮食四散逃去。

    官府来抓人，哪里还有人影？

    有一回，东家与一位开米行的朋友吃饭。朋友问：“沈老板，你家米店的价格总比我们低，天长日久，不赔本？”

    东家嘿嘿笑：“我永远都不赔本。我的米哪里来？乡下。不花钱的。不花钱，哪来本？”

    东家回来后问管家：“韩叔，咱米店的价，比别人低吗？

    管家点头：“低一点。但薄利多销，我们的收入一点不比别人少。”

    来沈家米店买米的，都是老主顾，左邻右舍，他们都是吃着沈家米店的粮食长大的。

    那天，城里王记米行突发火灾，店主哭喊：“王记米行失火了！”

    店主喊哑了嗓子也没喊出人来。几十仓粮食毁于大火，却无一人前去救火。因店主是出了名的黑心店主，掺沙子，掺发霉粮食，大家都躲在家里，大火烧了一天一夜。店主急疯了，跑进粮仓，被活活烧死。

    说起这事，东家唏嘘不止。

    管家说：“自古以来就是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这件事过去没几天，沈家米店也着了火。

    管家在街上一边跑一边喊：“沈家米店起火啦，快救火啊！

    顷刻，男女老幼都提着水桶拿着脸盆出来了。大火很快被扑灭。

    东家垂泪给救火的作揖：“谢谢。谢谢。”

    有人说：“我们是吃沈家米店的粮食长大的，就像我们家里的一样，我们不救，谁来救？

    这年春，大旱，许多地方有人把树皮都吃光了。

    秋天，东家说：“韩叔，该收地租了，你去乡下看看，有啥好东西，给我买点。管家就急匆匆去了乡下。

    他看到的是，一群群背井离乡的逃荒人。

    管家在乡下呆了一天，哭了好几回。

    管家红着眼睛回到城里。

    沈东家一见管家，不对劲啊，怎么眼泡子有点发肿呢？

    管家低头说：“对不起，东家，我辜负了您的希望。”

    东家奇怪地问：“我不就是想让你买点啥吗？没有就拉倒。”

    管家就哭了：“东家，乡下惨啊。到处是逃荒要饭的，日子没法过了

    东家叹了一口气：“真是民不聊生啊！

    东家说完，问：“那你收地租的事如何？”

    管家说：“我正要跟东家说呢，我给您买了一样好东西。

    东家问：“啥好东西？”

    管家答：“您的名声和仁义。”

    东家不解。

    管家说：“老百姓都饿着肚皮呢，哪来的地租？我就说，沈老爷发话啦，今年的地租全免，等来年风调雨顺，一并上缴。”

    东家明白了：“说的对，给老百姓一条活路吧。”

    第二年果然风调雨顺。可小鬼子却来了。城里被鬼子的飞机轰炸得一片狼藉。

    管家保护着东家一家老少仓皇逃到乡下。

    乡下的佃农听说东家回来了，全都来到村头迎接沈静波。

    不几天，沈家大院里就堆满了粮食。

    佃农们还送来了花生、大枣、水果。

    东家拉着管家的手说：“韩叔，我们老沈家要好好谢谢你啊！

    管家答：“应该道谢的是我。东家给了我饭吃！

    管家死后，东家当做亲人发送，还给管家披麻戴孝。

（选自《小小说月刊》）

叶落桃园

刘庆邦

    大叔第一次从台湾往家里写信是1979年，从他1949年离开大陆，时间整整过去了三十年，如果他离开大陆时还是一个青年的话，三十年后他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

    后来大叔回忆说，为了写这第一封信，他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眼泪不知打湿了多少信纸。算起来，他的父亲母亲都七十多岁了，他不知父母还是不是在世。他担心这一辈子恐怕不一定能见到父母了。一想到这里，他就禁不住流下泪来。大叔把信寄给在香港九龙的朋友，由朋友转寄到大陆的河南省沈丘县刘庄店镇南面三里的刘楼村。在信封上，收信人大叔没写三爷的名字，写的是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刘本德，我们村还有一个叫刘本德的，他是刚刚摘帽的地主家的儿子。

    队长从大队里把信捎回后，就交给了村里的刘本德。村里的刘本德确有一个舅舅在香港居住，他以为是舅舅给他寄的信。他拆开信，找识字的人把信念来念去，信上的话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于是，他把信退还给了队长。既然信已经拆开了，队长就把信交给一个在村里教小学的老师，让老师在吃饭场里把信念一念，看看这封信跟村里人到底有没有关系。

    老师念信时，三爷也在饭场里吃饭。三爷对这封信并没有很注意听，他不会想到会有人给他写信。但是，当他无意中听到写信人自我介绍说：我的大名叫刘本德，我的小名叫天增，天增？三爷听到“天增”二字，如在晴天里听到天边传过来的一声雷，他一下子愣住了，同时他的手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手里的饭碗差点儿掉在地上。

    他对念信的老师说：你再念一遍，他是说他叫天增吗？老师把那段话又念了一遍，确认写信人的小名是叫天增，老师说，天是天地的天，增是增加的增。三爷的眼圈儿顿时有些发红，说话也有些喃喃，他说：天增是我的大儿子啊!又说：天增你这孩子，你真的还活着吗？

    快，快把信念给他娘听听！三爷让老师拿着信跟他一块儿回家去了。

    三奶奶生了病，正在床上躺着。听老师念了信，特别是听大叔在信里写遭：娘啊，儿不能在娘跟前尽孝，都是儿的不孝啊！三奶奶一下子哭了起来。她还像儿子小时候叫儿子的小名一样，说：增儿啊，增儿啊，你真是小增儿吗？

    老师是本字辈，他劝三奶奶说：三大娘，大哥有信儿了，这是天大的喜事，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三奶奶不哭了，挣扎着从床上坐了起来，她说：我早就知道，俺大儿不会死。他娘还没死呢，他怎么能死！他不回来，我就不死！

    村里年轻人说，以前没听三爷三奶奶说过他们还有一个大儿子呀，两个老人的嘴可真够严的。村里人估计，名字叫刘本德的大叔既然还活着，一定是在台湾做了官，发了财，混出了人样儿。当时生产队还没有解散，土地还没有分田到户，打工的潮流还没有兴起，人们还都在村里待着。听到大叔来信的消息后，人们纷纷到三爷三奶奶家里去了，好像大叔已经从台湾回来了一样，他们要看看大叔长什么样。来到三爷三奶奶家里，他们要求看信，要求把信的内容听一听。看到了大叔的信，他们像是看到了大叔一样，喜事让三奶奶的精神好了不少，她不在床上躺着了，要求吃饭，要求吃药，说一定要等到她的大儿子回来，跟她的大儿子见上一面。接着，三爷三奶奶就把已经分开家的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开始商量给大叔写回信的事。商量的结果，一是告诉大叔，他的爹娘都还活着，全家人都很好，二是希望大叔能赶快回来与家人团聚。三爷的二儿子也是读过初中的人，这封回信本应由他来写，但他不敢写，他说他现在是提笔忘字，写不成句儿。他又说，台湾使用的是繁体字，他不会写繁体字。家书抵万金，给大叔回信事关重大，没办法，三爷只好请那位念信的老师来写。

    等大叔踏上大陆的土地时，时间又过去了九年，到了1988年秋天，大叔在台湾住在桃园县，他从桃园机场坐飞机，绕道香港，飞到郑州。从郑州下飞机后，他打了一辆出租车，不惜长途奔跑几百里，不惜花费好几百元的打车费，直奔家乡而来。是年，大叔已六十多岁，两鬓已有了白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大叔一见到三爷三奶奶，就按传统的礼仪，双膝跪地，给二老磕头，他说：爹呀，娘呀，都是儿子不孝啊！大叔喜极而泣，磕第三个头时，眼泪已经流得一塌糊涂。

    三爷和三奶奶也哭了。三奶奶说：我的儿，赶快起来吧！你回来了，啥都有了！

    三爷也说：你不能回来，这不能怨你，不能怨你。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