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书法的文化艺术价值

马相武

    民间书法这个概念，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间书法，也没有绝对的官方书法，二者是相对而言。比如民间书法经常相对的是文人书法、官方书法和书法家书法。它们不光具有阶层色彩，还带有主流与非主流的区隔，比如官方书法常常相当于主流书法。有时候民间书法的概念使用带有贬义，暗指太随意、太土气、不入流、不雅观、缺少传统规范和法度。也有时候官方书法的概念使用带有贬义，暗指机械刻板模仿、缺乏艺术个性、随大流、大路货、太正统，或一味追求形式的典雅工丽，风格华靡萎弱。所以，这些概念的使用，关键是要看带入的语境，相比较的对象，价值判断的指向，这些才是最重要的。简单地说真正的书法在民间或者说在官方，其实都是错误的、偏颇的。民间书法和官方书法，虽有先后、源流之别，然往往于排斥对立中互补共存、相互依赖。

    民间书法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书法历史上，有些书法类型，有些书法家，是受到官方或朝廷提倡推广的。比如“二王”，欧、颜、柳体等，它们几乎都是先由书法家书法和文人书法演变而成官方书法。而大量的汉简、敦煌抄经和汉砖瓦当文字，以及大量至今尚未收藏发掘完结的碑帖等等，都属于民间书法范畴。当代的“毛体”曾经风靡全国，同时受到官方和民间的普遍欣赏和模仿研习，却随着政局的变化而逐渐消退。这既是典型案例，又是特异案例。

    民间书法，从表面上看，一般指书家书者属于民间，是普通市民或农民，是平民阶层。然而，我倒是觉得，其实不好以地位、身份和出身高低来划分民间书法和官方书法的。一个普通平民，写得一手直逼真迹的“毛体”，他是官方书法还是民间书法？他当然是官方书法。对于书者，你可以说他是民间书法家；对于书法，你可以说他是官方书法。官方书法和民间书法往往是一个悖论的存在，有一个相对的差异和关系，又往往有一个含混的边界，甚至交叉地存在，复合地覆盖。往往很难简单地划分论定。

    在古代，官方朝廷并不仅仅维护官方书法，它们对于民间书法所起的推动作用也往往是难以否认的。北魏时期，民间书法得到了无比繁盛的发展，民间书法精品受到朝廷极大的认可和欣赏，并且加以推行宣传，蔚为风潮，壮观不已。在山东的邹县、莱州等地发现的摩崖作品，许多是民间书法瑰宝和艺术奇葩，对传统的书法艺术起了极大的丰富作用和启发作用。许多著名书法家情不自禁地加以模仿借鉴，成为官方书法的审美借鉴和艺术风格的一个有机构成。反过来，又推动刺激了民间书法文化艺术的发展演变。

    中国书法起源于民间，篆隶楷行草的形成和演变，都是极好的证明。民间是书法的来源或源泉，汉简、敦煌抄经和汉砖瓦当文字以及大量碑帖资料，一直就是书法家研习的对象，它们是书法的文化宝库和丰富艺术资源所在。历代书法家成就大者和集大成者都从民间书法吸收艺术文化养料，都高度重视从民间书法矿藏得到技艺创新的借鉴。

    当今书法界，加上善书者和爱好者，人群庞大，光怪陆离，林林总总，这是信息化和大众文化时代加上商业大潮搅动之下必然的现象，不足为奇。然而，鼓励提倡大家放眼民间，辨清本末，正本清源，也不失为具有拓展创新书法文化艺术可能的提议和指向。

（选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题壁

王了一

    题壁不知始于何时，相传司马相如过升仙桥，题柱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此桥”，可见汉朝的人就有了弄脏公共场所的习惯，又唐朝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题名，后进慕效之，遂成故事。这故事就是后世所谓的“雁塔题名”。司马相如和韦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羡慕富贵：一个是未富贵二先夸口，一个是初富贵二便忘形。说得好听些，就是雅人深致；若从坏里说，这简直使无聊，令人作三日呕。

    题壁也许纯然为的是留一个纪念吧，“某年月日某人到此一游”，这简单的几个字未必就是想出风头。但是，为什么不写在你的日记册上呢？假如你有一个照相机，还可以把盛地拍一个照，然后记上你来游的年月日，何苦弄脏了公共场所？你这是为人呢，还是为己？若说是为人，人家根本不认识你这个无名小卒，非但不能流芳千古，而且不足以遗臭万年；若说是为己，你何时重游还在不可知之数，甚至老死永不重游，你留几个文字又有什么用处？关于这个，往浅里说，你是像小学生用粉笔乱画墙壁，显得你没有好好受过教育；往深里说，你是因为喜欢这个风景，恨不得据为己有，公家的地方是不出卖的，就是卖你也买不起，你怀着 阿Q的念头把公家的地方加上了你私人的记号。至于人家是否因此感觉“杀风景”，你可管不着，题壁完全象征了咱们中国人一种有我无人的心理。

    有些人不甘心于只题一个名，他们还要题诗。这自然更胜一筹。“寻觅诗章在，思量岁月惊”，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风趣啊！可惜的是他们的诗多数是颇欠推敲，或者说是只敲而不推，因为他们吟诗有如擂鼓，“不通”“不通”又“不通”！胜地何辜，受此污辱！他们太不自量了。他们没有因为“李白题诗在上头”而搁笔，倒反是人人自比李杜，人人都要题诗在上头！未辩四声，遑论八病！只合矜夸荆室，床上吟诗；何须唐突山灵，墙头放屁！那些不喜欢文学的人，熟视无睹，倒也罢了。最苦的是那些对文学有兴趣的人，看见了字闭不了眼睛，总不免一看，看了之后，把水色山光的满怀乐趣都糟蹋了！寄语现代的司马相如和韦肇们，做做好事吧，莫再 佛头着粪罢。当然，其间偶然也有达官名士，不爱惜他们的墨宝，来给山水增光，甚至于不惜重金，特雇巧匠，摩崖刻石，做得非常精雅。这似乎是无可批评的了。名山佳作，相得益彰，有时候，竟使我们不知道是人以山传呢，还是山以人传。这样，我们感谢大手笔之不暇，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我总觉得题壁是中国文人的恶习。名人题壁，后人看见了也许发生仰慕之忱，然而在他本人却是未免自诩多才，令人有搔首弄姿之感。“有麝自然香，何必当风立？”达官名士们在别的地方风头已经出够了，何必雁塔题名，才算是自鸣得意呢？再说，在立功之言之后，将来世家有纪，儒林有传，而全檀石室，又复永宝鸿文，自有人家捧场，更不必沾沾于炫露了。西施若不捧心，东施虽欲效颦亦苦无从效起。寄语达官名士们，你们如果不喜欢名山宝刹被尺二秀才乱涂乱画，你们就应该以身作则。

    此外我还有一个建议，凡属公共游览场所，一律严禁题壁。如有典型才子未能免俗，一定要出风头，必须将佳作先付审查，缴纳重税，然后规定式样，指定地点，特许摩刻。说不定还有名门闺秀，像旧小说中所说的，在壁上题诗唱和，因而恋爱结婚。这样，多捐两个钱给公家，也是值得的。

1944年8月

    中国人很早便与茶发生关系了。《诗经•谷风》中的“谁谓荼苦，其甘如怡”的“荼”许多人便认为是“茶”。西汉初马王堆墓葬中的随葬品中即有茶叶。不过两汉以前，茶不是作为一种饮料存在，而是一种“菜肴”。晋代郭璞为《尔雅》作的注中曾说道茶“叶可煮作羹饮”。作羹自然少不了油盐酱醋、姜桂葱椒等调料，还要用一些碾碎的米粉勾芡。现在，在某些地区还有其遗孑存在，如湘西的“擂茶”、陕西的“三炮台”、洛阳的“罐罐茶”等等，这些都是介于饮料与菜肴之间的。

    茶的“文人士大夫化”或说“雅化”是由唐代的“茶圣”陆羽完成的。这是世界茶的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茶的著作，是茶的“雅化”的标志，至今仍被全世界的茶人们奉为经典。唐代主要饮的是饼茶，它由茶叶蒸、捣、拍、焙等方法制成，在煮茶之前还要烘烤、碾碎，在釜中煮沸而饮。在烹煮和品饮过程中，所用器具也是饮茶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陆羽还研制了十分细致考究的二十四种茶具，大都小巧玲珑，可以贮存在一个美观的笼中，携带方便。使得“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与现在仍在日本流行的茶道类似，当然那是极富诗意的艺术品。从此饮茶就多了一重意义。在这种情态下，自然会刺激诗人的想象，于是，便产生了著名的卢全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人饮茶后的感觉竟是“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甚至要乘此清风遨游蓬莱仙境。

    唐代的饼茶还是比较大众化的，虽然一般平民百姓饮的还只是采下晾干即可饮用的散茶。宋代的饼茶则是特别贵族化的饮料了。尤其是官家监制的，制作时选料严格，其价格超过金玉，还往往被皇家垄断。朝中大老重臣，每逢年节，才有可能得到朝廷一、两饼的赏赐。平民饮的散茶，宋代称之为“草茶”。

    冲泡散茶，虽然自古就有，但正式风行于元末明初。当时战争消耗大量的生产力，那些过度奢侈、徒耗民力的龙团凤饼，显然为民众负担不起。明初洪武间，正式停止了让民间供奉饼茶，改为散茶，日久便成为风气。散茶的兴盛也与文人士大夫审美趣味有关系。他们人生的价值取向是“清”。《尚书•尧典》上就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教诲。其后清介、清心、清白、清名、清廉等等，许许多多带有“清”字的价值判断为他们所向往。那么日夜相伴的茶水怎么能是浑浊不堪的呢?从宋代开始，文人饮茶如无特殊的目的，便很少加其他佐料了。宋代的饼茶也努力向清澈无色靠拢，而散茶只要茶叶的品质好、采摘及时、加工得法，“清”是完全有保障的。

    到了明代，以“清”为特征的茶的风格已经形成。有人说它是“清虚之物”，把品饮茶的嗜好称之为“清尚”，人们把它看作纯洁的象征。它宜于和人世间摆脱了名缰利锁的“清高”者相匹配。因为茶是至洁之物，所以要求采摘者、烘焙者以及茶具和水质的清洁;在品饮过程中也强调环境氛围的清雅、清幽。明代罗察说:“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战，如听松涛，清芬满怀，云光浇激，此时幽气，故难于俗人言矣。”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有些文人雅士以“茶人”自称，在园林之内建立茶室。文震亨说:“构一斗室，相旁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这是在与少数几个知心朋友品饮时所需要的氛围，它充满了清趣。有人甚至提出具有清德之人才配品饮清茶。从这里本来可以进一步迈进“茶道”之门，但此论终是电光石火，稍纵即逝，没有人认真执行过。（节选自《茶的演变与风格》，作者王学泰，有删改。）

中国人的姓与名

余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姓氏。在关永礼先生所著的《中国姓氏文化》一书中讲到，许多欧美国家名前姓后的姓氏构成方式，迟至中世纪才产生并传承下来。亚洲越南、朝鲜等国的姓氏在14世纪左右才普及兴盛，而且多由中国传入。日本则更晚，1876年才颁布《平民必称姓氏、名字义务令》，普遍推行姓氏制度，改变了此前只有贵族、武士、神职官员才享有姓氏的历史。

    而细致考究下来，“姓”的来历要比“氏”更古老。“姓”字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远古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就代表了一个人母系血统，一个始祖母所生的后代即为同姓。中国的古姓中大多都有“女”字偏旁，如姬、姜、嬴、姒、妫、姚等，也正反映了“姓”和母系血统的密切关系。

    远古的人们把氏族繁衍的功劳归于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比如在周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姜嫄因踩了熊的脚印而生了后稷，因此周人以熊为图腾，并姓姬，甲骨文“姬”字的右半部，就是熊的脚印的象形。而在商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简狄因吞食了燕子蛋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鸟为图腾，并姓子，子就是卵或蛋的意思。

    如果说，“姓”是来自母系，那么“氏”就是来自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男性在生产和战争中的优势不断凸显，氏族群体中出现了强有力的男性首领，他们要对自己率领的群体用某种称号作出区分，这就是“氏”的来历。最初的氏，是这个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

    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随着士和平民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氏已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人们在交往中互相称名称氏，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氏只剩下了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性质上没有了贵贱之别。汉代以后，通称为姓，自此姓氏彻底合一。

    现在人们所说的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名，与古代所说的名字不同。古代的名与字分指，均为一个人的称号。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字则是他成年后步入社会时的称呼。

    中国的这种名、字双轨制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士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古代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就要命名。《礼记》中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这是因为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开始取字。女子十五岁结发加笄（束发的簪子），作为成年的标志，可以取字。一个人成年后，由长辈原先为其取的名已不便在社交场合中被人指名道姓地径直称呼，应另外换一个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否则被视为无礼。因此，以字相称，表示尊敬。

    字独立于名之外，又与名密切相关。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可以相互注释，字义相近。也有名与字互为补充，可以连义推想的，如岳飞字鹏举，“鹏举”取大鹏振翅高飞之意，与“飞”互为补充。还有以反义相对取字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与“晦”字义相反。

    除了名、字以外，有些古人还有号。虽然春秋时期已有称号的现象，但宋代才是号的大普及时代。明清时期，士人取号之风特盛。清未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被笔名、艺名所取代。

（选自《北京日报》）

    说到“排水”，古人首先是从屋顶下功夫。古代建筑的屋顶多采用高屋脊、大坡度的设计，靠近屋脊两侧的坡度超过60°，而在檐部的坡度不足30°，利用陡坡使水急下，再因惯性冲出檐外。各种屋顶式样中，最有利于排水的叫做悬山顶。所谓“悬山”，就是屋顶房檐伸出“山墙”外，显然更容易将雨水排出，悬山顶在屋顶的式样中等级不高，因此多用于百姓的建筑，皇室建筑用的不多。此外，随着品质的提升，屋顶瓦的吸水率降至3%，雨水不会渗入屋内或停留在屋顶。

    但从屋檐泄下的水该如何处理呢？作为明清两朝皇宫的故宫——紫禁城，600多年中未受积水之苦，这要归功于其强大的排水系统。故宫的地面上有很多形状像铜钱一样的孔洞，被形象地称为“钱眼”。这些“钱眼”，其实就是排水系统的进水口。雨水从“钱眼”进入各种明沟暗渠后，通过螭首排出，形成“千龙吐水”的壮观景象。随后，排水系统利用故宫中央高、四周低、北高南低的地势特点，迅速将雨水汇总排入内河，流出宫外。

    至于地下排水的典范，要数故宫西北的北海团城。团城的城墙上找不到一个出水口，地面上也没有任何沟渠，但是不管下多大的雨，地面都不会积水，原因就在于团城大部分地方铺设的青方砖是上大下小的倒梯形，青砖之间形成三角形的缝隙。这些青砖本身渗水透气性就不错，雨水透过青砖之间的接口进入到地下三角形的缝隙当中，渗入地下，通过地下水系统缓冲和渗排出去。

    传统文化如何进入现代生活、触动年轻人？从近年来涌现的《我在故宫修文物》《本草中国》等优秀作品看，文化题材纪录片是一个绝佳的载体。

    纵览改革开放40年来的壮阔历程，纪录片一直在发挥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从《话说长江》到《望长城》，传统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作品一直在为巨变中的中国凝聚社会与文化上的共识。作为当下中国的主流文化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录片创作领域愈加繁荣，一批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主动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积极响应新时代的挑战和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为什么文化题材纪录片收获点赞无数，被寄予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除了内容精良、画面优美等因素外，把传统素材引入生活场景，把传统价值对接时代需要，同样是重要原因。要看到，文化从来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的﹔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文化题材纪录片能否成功，最为关键的就是解决好如何创造性继承中华民族特有的美学价值、人生价值和历史资源的问题。

    例如，系列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采取了全新视角，从冰冷的文物中发掘历史文化内涵，并且营造出了“纪录片创作—博物馆推广—观众游客参与”的文化领域深入融合的态势。近年来产生广泛影响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关注传承传统技艺的故宫文物修复工匠，通过贴近生活式的拍摄手法，成功地呈现出他们身上蕴含的工匠精神和生活态度。

    可以说，纪录片是传统文化在传承和发展中所借用的主要媒介手段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制作机构都加强了对文化题材纪录片创作的投入，持续推出大量优秀纪录片作品。但也要看到，仍然有相当部分作品观念陈旧、形态落后，对于传统文化的介绍还处于“开中药铺”的简单罗列阶段，有些甚至为了获得项目资助和轰动效应，不惜编造和篡改，带来了传统文化的失真与失质等问题。

    对此，进一步加强纪录片的创作质量和创新能力，就必须在更好研究受众需求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路径、内容、形式、表现等问题。传统文化于我们并不遥远，但似乎又缺乏确切感。只有呼应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任务，采用融合创新的方式去挖掘和转化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更好增进传统文化的时代感、生活感、意义感，打造不负新时代的文艺精品。

    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方式。《本草中国》《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等纪录片，借助中医、茶文化等广受世界瞩目的优秀内容，成功地将其中蕴含的生活智慧、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传播到海外。我们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交流，深入发掘传统文化中具有跨文化潜质的元素，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创新转化、有效传播，增进全球观众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借文化题材纪录片讲好传统文化的故事，带领观众领略更多传统文化之美，一定能更好推动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

《人民日报：在纪录片中遇见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