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变”与中国独特价值观

李德顺

    中华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视野集中于世事人生、伦理政治，有一条人本主义的主线；西方文化则偏重于探求知识、科学及其应用，有一条科学主义的主线。理解中华文化特有的精神气质，可以从考察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入手，其中“通变”就是一个着眼点。

    《周易》是凸显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气质的经典文献之一，其中心思想很明确，就是“易”。“易”即“通变”。《周易》所言，就是如何依靠“通变”来追求善治和人生平安幸福的经验与道理。《周易》认为，人世间的事，有变才有通，国家和人民才能生存发展，因此要“通变”。当然，变中有所不变，变是为了保持主体的地位及其根本目标的不变。为此，《周易》提出了两条价值原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条结合起来，就是主张依天地之道，始终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根本目标，处理好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数千年来，中华文化也确实保持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通变”精神。

    拿语言文字形式来说，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历来多种多样、丰富多彩。作为其统一公共形式的汉语，从甲骨文的字体和发音开始，经历了从象形到形意兼备、从篆隶体到行楷体、从繁体字到简体字等一系列演化，才形成现代汉语，且变化仍未结束。再拿汉语的文学形式来讲，从远古神话传说、《诗经》中的民谣，到接替兴起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直到现代白话文学，总是在推出一种又一种创新形式，引领一代又一代风骚，并没有一个终结。而所有这些变化的动力，都来自人们的生活，与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追求相适应。

    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如此，建筑、服饰、饮食、医药等生活领域以及生产、科技、军事、政治等社会领域，也无不如此。举凡为民族生存发展所必需的事务，中国人都能以“为仁由己”“和而不同”的姿态，做出与时俱进的改变。在这些自我改变的过程中，中华文化固然遭遇了诸多曲折和磨难，甚至充满凶险和动荡，但最终总能浴火重生、不断更新，赢得更广大的生长空间与更旺盛的生机活力。而这一切所显示出的，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气质。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密码，而且是中华民族得以发展壮大的文化基因。它让中华民族具有宽广、从容、务实、机敏的胸襟气度，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在变中求不变的经验、技巧和具体成果，包括各种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诸子百家学说、治政经验、礼仪风俗，到各种具体的文化形式和器物，以及中华先人传下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遗产，内容博大精深。但必须看到，它们毕竟多属时政、规范和技术层面的成果，都是变化演进过程中的具体收获，因此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和局限性，并非终极不变的样式。唯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本身，才是中华民族特有且不可替代的文化“真身”。

    自古以来，我国的有识之士就不怕改变自己，而是处变不惊，对内对外均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通过兼容并蓄成就自己。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文化才呈现出“马、中、西”汇通的新面貌。无论其中有多少得失曲折、有哪些未尽通达之处，“马、中、西”汇通都是近代以来中国从被动变为主动，面向世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正常状态，也是新形势下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内在需要。

（选自《人民日报》2015-6-18）

    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贵国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

（节选自钱钟书《谈中国诗》）

    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遏制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涉及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地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曹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美”的真实含义是什么？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回答是：“羊，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王筠则曰：“羊大则肥美。”段玉裁进一步说：“甘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皆曰甘。羊大则肥美。”。许慎、王筠、段玉裁都试图从人们对羊的味觉感受上谈美的宇源意义。宋代的徐铉在整理《说文解字》时对许慎关于“美”的解释有个补充，他说：“羊大则美，故从大。”。他试图从人们对羊的视觉感受上谈了美字意义的起源。这一解释不应视为对许慎说的一种否定，应当是对许慎说法的一种补充．从段玉裁的解释中看，他似乎既赞同许镇的味觉说．也赞同徐铉的视觉说。

    美的价值取向还来自对羊内在特质的认识。即人们对羊的精神感受。在传统文献里。羊常常被描述为具有各种美德的义畜。《毛诗注疏·小雅·无羊》里说：“尔羊来思，其角濈濈。”郑玄笺注言：“此者美畜产得其所。”。这里，羊被郑玄视为美畜。《惠氏易说》云：“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羊在这里，又是坚强和顺从的形象，在西汉大儒董仲舒的眼里，羊有角不触人，杀之而不悲啼，跪享母乳，知仁、知义、知礼，集美德于一身．所以是仁人君子学习的榜样。总之，羊的美德反映了人们对羊的精神感受和人们对羊秉性的人格化概括，而正是在这种感受和意象概括中，“羊”与“美”产生了联系，并最终导致“羊大为美”观念的生成。“羊”成为“美“的化身，于是它的美德就具有了人格的意义，而“美”的惫义也随之得到了扩展和引申，有了素质优良、价格贵重、完美淳良、巨大功业、志趣高尚、称赞褒奖等意思。

    “羊”与“善”的关系，同样来自人们对羊的味觉感受、视觉感受和精神感受。字关系密切。羊被视为“善”的化身，不仅在于它是人类优秀的生物伙伴和食物来源，更在于它的品格被人类认同．并融入人的价值观中。羊性情温顺、宽厚仁义、知礼有仪，其美德让人景仰，因此，受到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普遍推崇。羊作为人们祭天祭祖的牺牲，而且具有如此众多的优良品德，很自然地，这些品性也就成了人格化的道德准则。据文献反映．人们很早已经把“羊”的“道德”视为人的道德准则和榜样。《诗经·召南·羔羊》序曰：“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为什么说人“德如羔羊”？孔颖达的疏道：“羔取其群，而不失其类，羔取其群而不党，羔取其贽之不鸣．杀之不号，乳必跪而受之，死义生礼者，此羔羊之德也。”序成于汉代，疏制于唐代，从中看出．羊的品德至迟在汉代已经衍化为人格的道德标准。《后汉书·王涣传》也有类似的说法，其文云：“故洛阳令王涣，秉清修之节，蹈羔羊之义．寻心奉公，务在惠民，功业未遂，不幸早世。所谓“羔羊之义”，说的也是人格化了的羊的优秀的道德品质。

（节选自王保国《羊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诠释》）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肤廓之论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有所不同。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治学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之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但历史也不是单纯事件的条块铺陈，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政治史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难以开展的。

    历史想象应是“构造性”的。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钟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拜遇黄石公等就颜具艺术想象的意味。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政党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也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作“想象的共同体比如，研究民族，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或者和他们相遇，而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当然，历史想象也不可“天马行空”。这是它与艺术想象的不同点柯林武德说：历史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因此，治学者一定要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以防止将事实纳入假想的框架。《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总之，治学者需有历史想象力，但不可以做“索隐派”，更不要去“影射史学”。

（摘编自周良书《治学需有历史想象力》）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乡土社会呢？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那么“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传统。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人口流动很小，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像这一类的传统，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礼”字本来是从示从豊。示是指一种仪式，豊是一种祭器。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治在表面看去好象是人们的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不确，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师徒用“克”字、用“事”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应付生活中的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

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之八：礼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