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与新闻

    盼望着，盼望着，中秋来了，“十一”的脚步近了。中国新闻网做了一篇让媒体同行哭笑不得的稿子——《打个赌，国庆期间你一定会看到这“十条新闻”》，作者“突然发现”每年国庆假期的新闻都高度相似，于是“大胆”预测。

    从“高速部分路段拥堵提前×小时，今日×时开堵”到“假期出游人挤人，有关部门提醒注意安全”，从“黄金周游客再现恶习，文明出游任重道远”到“节后综合症来了！教你满血复活”……盘点不可谓不全面，而且确实都是似曾相识的“新闻”。

    要说这是“打赌”，中新网定然稳操胜券，不信等着瞧。不过这个发现也不是秘密，但凡有过几年从业经历的媒体人，都知道这个秘密。新闻是有套路的，很多都有成熟的操作流程。如果有闲心，相当一部分的新闻都是可预测的。

    可预测的新闻还是新闻吗？只要符合真实性原则，当然还是。但这样的新闻总是怪怪的，因为它们是被刻意“发现”的，与人们对“新鲜事”的预期不相符。

    一个老人摔倒了，讹人了，很快各地媒体都会报道老人摔倒的事，讹不讹人都是新闻。讹人的话，开腔讨论“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没讹人的话，那是正能量。是摔倒的老人突然变多了吗？是老年人群体的道德水准突然变化了吗？都不是。只因为“扶不扶老人”成为热门话题，各媒体的记者、编辑便都来蹭流量。中国这么大，发现几个老人摔倒的故事还不容易？这和国内女星去戛纳蹭红毯没有境界高下之分。

    国庆节新闻的可预测性，道理同样如此。世上没有两片长得完全一样的叶子，又岂会有一成不变的国庆假期？不变的或许不是国庆假期，而是媒体发现新闻的眼睛。

    当然，也不能全怪媒体人的职业素养。首先，人人都放假的时候，媒体总要留人值班。他们还不像交警等特殊岗位可以得到人们的点赞，而只能默默奉献，有时连他们经常替其他群体呼吁的加班工资都拿不到。再者，每逢佳节新闻少，除了带着预设的视角去注定会发生新闻的地方守株待兔，真没有太多办法。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媒体可以偷懒，还是因为报道对象配合，毕竟媒体不能改变报道对象的客观属性。高速公路如果不堵了，媒体肯定不会虚构拥堵。游客如果都文明观光了，媒体自然无由开启批判模式。监督者和被监督对象本应是同步进化的。如果被监督对象重复犯一些低级错误，监督者却自己先进化到高级层次那也说不过去。这就好比，村民还食不果腹，大喇叭没办法去宣讲肥胖症的危害。

    因此，到底是媒体的眼光太死板，还是报道对象多年无变化？大家不妨在这个国庆假期多留个心眼。

（节选自《南方都市报》2015-9-29，有删改）

    ①我国的家训文化最早产生于周代，之后陆续出现了班昭的《女诫》、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光的《家范》等家训代表著作。家训文化在团结族人、凝聚家庭氛围、形成良好家族风气等方面作用十分突出。古人一方面强调自身道德品质的修养，向贤德之人学习；另一方面，也身体力行，将家风形成文字，使之能够代代相承。

    ②家训文化绵延至今，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家风曾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当下，发掘家训文化的时代内涵、传承优秀家训的文化精神，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③中国传统家训包含立德、修身、齐家、处世等方面的内容，兼及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传统家训文化的教育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④家风熏陶与个体自觉并举。传统家训一般流传于家族内部，是特定历史时期，某个家族的全体成员需要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家训代表着祖先对后人、族长对族人、长辈对幼辈在关于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方面的重要教诲和训示。全族成员都需要在学习和生活中自觉践行家训，维护良好家风。

    ⑤亲情感化与家规约束并用。“三纲五常”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思想，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古代家训强调礼法并重，既有劝导性教育，更要加之以强制性的惩罚，以训诫没有遵循家规之人，从而维护家训的尊严。

    ⑥榜样示范与言传身教并重。现代教育理念认为，家庭是子女的第一所学校。这与古人在教育方面讲求以身示范、身体力行来达到教育晚辈的目的是较为一致的。他们都是通过言传身教，营造正面而健康的家庭氛围，以期对晚辈的人格塑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⑦家风熏陶深深融入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影响颇为深远。家训文化展现了道德的力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诸多内在一致性，弘扬家风对于引导人民群众接受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优秀的家风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深刻的价值追求。良好家风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亦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和丰富滋养，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⑧传承优秀家训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认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进步则社会进步。要使精神文明建设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就要更注重家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从而形成施教导民、上下和合的良好局面。

（摘编自王西维《家训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与创新》）

①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近日发布报告说，在充分考虑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条件下，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体胚胎、精子或卵细胞细胞核中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伦理上可接受”。

②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是一家相当于民间智库的独立机构，它基于调查研究而得出基因编辑“造人”在“伦理上可接受”的结论是否能为社会广泛认同，可能并不确定。但是，这至少反映了一种社会趋势，一些人认为，可以为基因剪刀“造人”开绿灯。

国际社会对基因编辑婴儿从一开始就是坚定的红灯警示，现在却有人准备开绿灯，这个转折过程的时间之短令人吃惊。2015年，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因团队进行胚胎基因编辑遭到国际生物医学界的反对。当时有人预测，世界上首次诞生基因编辑活产婴儿可能还要50～100年。但是，从那时到现在才三年，就已经有人呼吁为基因编辑婴儿开绿灯了，这是否意味着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为时不远了呢?

③基因编辑“造人”技术具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实用性。目前已知有超过4000种遗传性单基因疾病，影响全球超过1％的新生儿。从理论上讲，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帮助预防这些疾病，让每个家庭都获得健康婴儿。这显然比胎儿出生前的基因检测更先进。

不过，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提出基因编辑婴儿“伦理上可接受”的同时，给予了严格的限定条件。其一。基因编辑婴儿必须确保并符合未来出生婴儿的福祉；其二，符合社会的正义和团结，不会增加歧视和分裂。这两个条件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和困难。

④仅仅从技术上看，基因编辑要符合婴儿的福祉就是一个难题。黄军等人对胚胎修改β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时，试验了86个废弃胚胎细胞，最终只有28个基因被成功编辑修改，成功率约为33％。显然，这个成功率并不足以获得安全性和成功率的保障，也让人们对此技术抱有疑虑。

⑤现在，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有“基因魔剪”之称的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并不精准，脱靶率较高。这也意味着，如果使用基因剪刀修改致病基因，如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也有可能把正常的基因剪掉；或者导致胚胎或生殖细胞上的基因发生重组，导致残障婴儿的出生，毁灭婴儿的福祉。因此，基因编辑婴儿技术如果没有100％的准确性，尚不可能用于临床“造人”。

⑥另一方面，即便技术有保障，基因编辑技术被批准用于“造人”之前，还需要专业界和社会对它的应用和各种潜在可能性进行广泛而充分地讨论；而且需要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来建立临床安全标准，制定相应的监控和审核措施；还要充分评估它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到最后才可能立法。

⑦以英国而言，目前允许人体胚胎研究，但英国法律不允许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后移植入子宫。因此，即便伦理和技术都为基因编辑“造人”开绿灯，但要让法律开绿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选自张田勘《基因编辑“造人”可以开绿灯了?》，《中国青年报》2018年7月20日)

    ①人为什么要学习音乐？人们的回答常常没有点明学习音乐的必要性，以及音乐教育的本质。学习音乐，其实不只为了增加智识和技能，更为了让人们学会“聆听”。

    ②欧美国家在实行两个多世纪的现代音乐教育基础上，将音乐普及活动深入到不同年龄段的广大受众。他们将音乐视为一种生活方式，鼓励人们在音乐聆听和社会参与中加强交流与沟通。

    ③人们常说，语言的尽头就是音乐。事实上，人们能够用语言直接表达的心理活动和情感意识比较有限，人类思维的复杂度往往使我们同时在多条思想路径上奔跑。人们用语言表达高度选择的情感，而把更多抽象、模糊的心理活动与精神状态留给音乐。正因如此，我们聆听音乐，就是一个深入了解和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过程。音乐的抽象性和非语义性也恰由抽象、复杂的精神意识所决定。

    ④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音乐呢？它和语言同样重要，需要从娃娃“学”起。幼童时代的音乐学习主要以聆听为主。丰富多彩的儿歌童谣、清新可人的经典名作都是儿童侧耳聆听的对象。待到四五岁时，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个性和喜好，让他们初步接触音乐识读和表演。对于大多数儿童，放声歌唱就是最好的音乐学习。听音乐如同读书，能够在内心积累起丰富的音乐语汇和多元情感。从小听音乐的孩子容易把音乐当成爱好，并将它作为心理调节、情感表达的有效手段。尽管音乐教育样式繁多，专业细密，可音乐教育的核心不是别的，就是聆听。

    ⑤聆听音乐，究竟能够给人带来什么？

    ⑥首先，它能令人变得情感细腻，思绪敏锐。音乐对于人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变化的影响较之语言更为直接。它虽不能明确表意，却能满足人们的情感期待和丰富联想。音乐力度、速度、节律、音高、音色的综合运动同人类细腻而丰富的情感紧密联系、高度吻合。聆听音乐就是在潜移默化地训练自我捕捉和印证内心的情感细节。

    ⑦其二，有助于学会判断。事实上，人们聆听音乐不是简单的音响接收行为。行走在喧闹街市，我们对扑面而来的各种音乐充耳不闻。可是，某种音响又会在不经意间引起我们注意。对于抽象事物的判断和选择向来是对人的考验，而音乐聆听却有助于不断提升这种能力。

    ⑧其三，有助于提升沟通能力。如果一个人经常听音乐，他对别人的言谈话语更易捕捉。善于聆听他人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才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恰恰是从聆听彼此开始的。如果我们能够以聆听音乐的细致程度去关注他人的言语细节和言外之意，就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对方，找到分歧与共识。

    ⑨其四，有助于反思自我。我们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环境中生活，很难找到纾解精神、凝思自我的闲暇。如果把聆听音乐当成每日习惯，就可为自身开辟一个专属的思考空间，借着音乐体会心意、捕捉灵感。

    ⑩音乐教育是一个学习“聆听”的过程。它同语言学习一样重要，对个体的心智培养、心理维护、交流沟通都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音乐，为我们的生命营造起有声的风景，乐思纷呈，光华永驻。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08月12日07版）

    比较文明是个新课题。之所以新，是因为我们刚开始习惯以世界为关心对象。

    比较文明的目的是理解文明。个体研究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无视整体的结果一定是盲人摸象。比较研究是整体下的个体与个体的比较，或个体与整体关系的钩沉。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世界以及从世界的维度理解中国，是出和入、间离和沉浸的关系，是辩证发展的关系，是螺旋上升的关系。有了“从周边看中国”，对中国的认识才会更完整，更接近真实。

    比较文明研究是有伦理的。有些比较无益甚或有害，伦理就是约束。比如“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比人生轨迹，没什么好比，但在创造文学形象的维度比较，不但有益而且必需。有些比较无意义，并非学术前提出了问题，而是回答不了“然后呢”这个问题。

    比较文明是有方法的。文明离不开人，物作为文明的见证，也很重要。物是实实在在的，罐就是罐，盆就是盆。当年瑞典人安特生在西北见到彩陶就一眼看出它和世界各地彩陶文化的联系，后来我们批判“中国文明西来说”，把世界维度下的中国彩陶变成了中国自己的彩陶。彩陶西来与否和中国的正当性其实毫无关系。

    文明比较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制度比较属于宏观的文明比较。因为有文献，制度很容易比较，但也有缺陷，一是文献资料有太多不可信的成分。二是制度大概未必属于文明的范畴，它更像是文明的副产品，其本质是制度的制定者对受制度约束的人实践优势的工具。如今的民主制度在柏拉图那里未必多么理想，同理，当年的“君臣父子”也未必全然“反动”。

    微观的文明比较主要在这两个范畴：从具体的物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从核心价值观念到具体的物。前者受时空约束，它是已然的，找出异同作出解释，能改变的很有限。后者则有超越时空的启发和引领意义：罗马人的沃伦杯与两千年后的中国电影《霸王别姬》同样在叙述欲望与爱的故事；静穆而伟大的希腊石头与北齐佛造像都是人类最伟大的气质与精神的外化，存在于所有不朽的艺术品之中；敦煌的鹿王本生与圣艾格尼斯杯主题都是牺牲……

    文明的比较，核心在于解释文明的演进，以达成文化认同与自信。有个就叫“文明”的游戏，选哪个来玩都可以，结果只和操作有关，真实的文明也是。现在讲多元，不是否认进步与落后，而是相信比之于可以弥合的差距而言，基因更重要，我们需要一个色调丰富的文明体系。

（郭青生《比较文明的目的、伦理和方法》，有删节）

追寻隶书演变之踪

孟鸿声

    “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起点，也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汉字形态逐渐由线条圆转、依类象形的篆书，转向点画顿挫、笔性丰富、渐趋平直的隶书，变得更容易辨识。“隶变”一词在唐代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中便有提及，后见于宋代郭忠恕的《佩觿》、宋代徐铉校注的《说文解字》等。一般认为，隶变始于秦国文字，是俗体流行所推动的结果。然而，隶变这一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从战国楚简中亦可追寻到部分“隶变”的踪迹以及书法艺术的自觉演变。

    学界曾有观点认为，在秦朝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后，楚文或毁于秦火，或葬于地下。楚文的消失似乎显得顺理成章，但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书同文”所统一的主要是公文用语和用字规范，六国多样化的书写习惯是难以同一的，因此楚文的融合、转化、演进具备一定可能性。

    从现有文献、文物来看，楚简的书体、字体和笔法形态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具备了毛笔书写、多面出锋、用墨自然、笔性灵动、点画多样、提按顿挫、平直折转等书法艺术元素。这些包含篆、草、隶、楷、行点画的楚简文字，极富人文笔性，其点画的多样性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书法艺术母体。楚国简帛文字的多样性亦造就了不同书风，各个篇目，自成系统。仅以部分郭店楚墓竹简为例，《唐虞之道》温润静穆、淳朴内敛；《尊德义》苍茫奔放、起伏跌宕；《老子·甲》整齐严谨、雅致精微。关于楚帛文字，郭沫若先生认为：“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也认为：“如果秦没有统一全中国，六国文字的俗体迟早也是会演变成类似隶书的新字体的。”可以推断，至少在楚国简帛文字中可能存在与隶变相似的形变现象，楚文字书法艺术的“今文”趋势，不仅彰显了其笔理墨妙，更蕴含着一种自觉的人文精神。

    对于隶变的探讨，离不开关于书法正体和俗体问题的研究。《说文解字·序》有“著于竹帛谓之书”。王国维指出：“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这些“掌文书者”均为诸侯国史官，而不像汉代简牍更多来自佣书和刀笔小吏，他们抄写大量经典所使用的应为官方通行文字。在古文向今文转化的探索和自然演化中，各诸侯国史官“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文字中凝结着各自的人文特质，使得多种新形体出现。这些形体均可视作汉字形体正常演化的产物。所以，“隶变”是在大量古书经典的创作、研究、传抄中发生的，所谓俗体的推动仅是促成汉字形体演变的动因之一。

    追寻隶变之踪，可以一窥中国书法逐步走向自觉的历程，体味汉字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更加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选自2019年05月19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