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教育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托马斯・贝里称之为“生态纪”。在这个时期，人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控制着生态系统，随之而来的是我们沉甸甸的责任，以及需要重新定位的价值观。一些人怀疑环境教育会有什么成效，认为只有经济压力和市场力量才会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还有一些人说只有灾难才会让人类改变习惯。这样说只会把我们等同于动物，依靠饥饿、干渴等本能来生存，而我们是有理智和责任感的生灵，就像乔纳森・斯威夫特说的那样，我们至少拥有“理性的能力”。

    可以说，我们所经历的自然灾难，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对环境的无知和忽视。导致灾难的因素是潜在的：它们在缓慢增长，悄无声息，同时也不可逆转。在某种意义上，这就为悲剧搭建好了平台，而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再做任何防范就已经太晚。更糟糕的是，当更加吸引眼球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比如经济不景气、国内外的恐怖活动或医疗问题等，我们的注意力就立刻会被转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每天对待自然界的方式会缓慢地改变我们未来的经济、恐怖主义、战争、社会保障、移民及就业这些构建可持续发展社会不可或缺的事物。

    从本质上来说，这不是一个科学或公共政策问题，而是一份道德职责。精神、风俗、习惯、文化等元素均带有道德色彩，都是人性和文学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如何践行对环境的关爱和职责，不仅关乎公共政策，也关乎个人动因。它涉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受益于我们对科学知识和技术创新中获取的技术方式和物质资源。

    在环境问题上，要做出成效，需要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同时具有跨学科的关联意识，后者更为关键。不需要政治中的党派区分——“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可以在环境问题上找到共识。两党制最糟糕的缺点在于把行为选择确定为非此即彼。一些政客说，要应对气候变化，或者通过市场激励体制，或者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比孩子还幼稚的非此即彼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必须要多管齐下，通过法律、市场、税收、自由资本和激励体制等综合因素发挥作用。

    环境教育涉及到每一个领域，它必须是跨学科的探讨：我们需要了解自然、人类社会、人口统计、经济学、公共政策、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价值等元素，以便明了我们该如何应对、该制定什么政策以及获得什么样的目标。在环境教育和实践中，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必须通力合作。科学帮助我们了解自然和物质世界，明确它的发展、细节和趋势。但正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史蒂文・威恩伯格所言，科学不会也无法告诉我们什么是值得珍惜的。这个问题只有人文领域的知识，如道德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才能帮助我们去做决定。此外，只有社会科学才会帮助我们在群体的层面中以经济的、制度化的方式来落实这些价值观。

    环境教育可能是最具跨学科性质的主题教育，它将艺术与科学重新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自由教育形式。比如，达尔文希望他可以多读一些诗歌和文学作品，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华尔华兹的诗歌中找到了治愈抑郁症的良方。同样，人文学者也需要更熟悉科学领域的知识。

（节选自《新华文摘》2015年第4期）

    “抢救第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长期需要坚持的方针。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不少国人眼中，非遗抢救没有必要，他们主张“淘汰论”，任其自生自灭；也有人认为民间传统艺术必须改造，主张要与强势文化接轨，要融进西洋文化。如此改造性破坏，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伤害早已有之且令人触目惊心。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倘若失去了独有的特性与特色，就会丧失自身的文化传统，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将无独立的地位。

    作为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传承中生存与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抢救与保护是通过抢救扶持稀有的人间国宝﹣﹣代表性传承人，使濒危项目能以鲜活的形态生存于民间。所以，抢救性保护的本质要义，在于维护濒危项目内在生命，增强其活态传承发展的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依靠人为载体，口传心授、言传身教，世代相承，延续发展。我们实施的抢救性保护是要使其生命力延续下去，而不是使其成为标本珍藏在博物馆。有专家呼吁，每一分钟都有一个民间艺人去世，每一分钟都有一个民间艺术品种在消亡。事实也是如此，目前一些非遗项目依然面临着后继乏人，甚至后继无人的问题，在地方戏曲及说唱艺术中尤为突出。愿意投身戏曲、曲艺事业的年轻人太少，民间文艺团体难以靠演出维持运转，大批剧团面临生存的危机。传统艺术若缺乏创新意识，不能融进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内容，缺少具有经典品格和现代意识的传统优秀剧目，是很难赢得现代观众尤其是青年人喜爱的，应该说这也是传统戏曲、曲艺发展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的表现。

    濒危语言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亟待优先抢救与保护的。因为在语言丢失的同时，原来以这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也必然随之丧失，语言的生死存亡关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文化的传续和发展。今天，一些民族的语言已经或正在消失，一旦一种民族语言消失，这种民族文化特别是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会消亡，最后势必严重损害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倘若语言的传承断档，离开了口头语言的诵唱，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江格尔》《玛纳斯》等就会失传、消亡。濒危语言的非物质文化特性，要求我们除了要及时对其语音、词汇、语法结构、语用等方面进行抢救性记录、整理、保存外，不但特别要关注濒危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非物质文化所蕴涵的意义、功能系统﹣﹣这些系统是外在社会结构、权力争斗、阶层属性不断扭结、互动的结果；还要弄清族群固有的历史渊源、信仰凝结以及思维模式等深层次的内核。更为重要的是，应切实加强在现实生活与教育实践中对濒危语言的传承，提高各民族大众对本民族母语价值的认识，增强对母语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应从青少年抓起，学习和掌握本民族语言，使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得以群体性的传承。语言之本茁壮，文化之花方能灿烂。

（选自李荣启《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有删改。）

经学漫谈

    汉代的《诗经》学，有今文派古文派之分。齐人辕固生、鲁人申培公及燕人韩婴三家所传诗是今文派，鲁人毛亨作《诗故训传》，是古文派。西汉时，齐鲁韩三家都是诗学界的权威；毛诗初先只在民间传授，东汉著名学者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大力提倡毛诗，郑玄写了《毛诗传笺》，毛诗开始流行。陆德明《经典释文》说“自郑笺既行，而齐鲁韩三家遂废”，这是事实。但郑笺与毛传常有出入，亦互有得失。郑玄笺诗除文字训诂外，偶亦借题发挥，感伤时事，和毛传仅仅局限于文字训诂有所不同。

    魏晋以来的学者，对毛传郑笺的优劣意见不一，争辩历数百年无定论。实际上，毛传郑笺所不同者主要还是文字训诂方面的问题，至于宗奉小序、主张美刺则是相同的。唐孔颖达著《毛诗正义》，汇集了魏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的成绩，很有参考价值；但孔颖达恪守“疏不破注”的原则，对毛郑说诗的分歧只作弥缝，不加判断。应该说，《诗经》学从汉到唐，大都没有越出毛传郑笺的范围。到了宋代，方才获得革新。欧阳修、郑樵、王质等对毛郑的说诗开始怀疑，欧阳修作《诗本义》，郑樵作《诗辩妄》，王质作《诗总闻》，攻击诗序，驳难毛郑，有披荆斩棘的功绩；至朱熹《诗集传》出，为宋代《诗经》学的革新开创了局面。

   《诗集传》的特点是废小序。小序不知何人所作，或以为出于孔子，或以为出于孔子弟子子夏，或以为是子夏、毛亨合作，皆不可信。在毛亨以前，小序和诗是分开的，把小序冠于每诗之首，是毛亨所为。小序说诗，好像都有历史事实，其实大都出于臆测，不可凭信，很多学者被这些小序贻误。近人梁启超曾慨叹说：“欲治诗经者，非先得毛序拉杂摧烧之，其蔀障不知所极也。”此虽是过激之谈，但小序对诗的确是害多益少，朱熹废小序，正表现他的识见和魄力，也是对诗学的一大贡献。

    诗序六义有赋、比、兴之说，朱传也采用赋、比、兴说诗而更变本加厉，每章之下都要标明“赋也”“比也”“兴也”之类，把诗说死了，因为赋可兼有比、兴，比、兴可兼有赋的成分，这也说明朱传依然摆脱不了序说的拘囿。朱熹的《诗集传》一出，夺去了毛传千余年独占诗学界的地位，这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然朱熹废除小序在当时也曾引起许多学者的批驳和论议，正如《四库总目》所说“最与当时相辨难”。元明之际，《诗集传》大为流行，很多学者都为朱传做了笺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他认为，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其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他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判，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曰：“为乐非也。”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的主张。这样，不但是儒与道，而且又加上了墨与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实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节选自《华夏文明》，有删节）

时代的盘子里一定有珍珠

杨延文

    ①几十年来，我一直奉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坚信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坚守艺术的价值乃创造。

    ②生活是美好的。画家要重视从生活中寻找艺术感觉。现在许多画家图省事，以拍照代替写生，但人的眼睛的视域和观看方式，是相机所无法替代的；画家在现场对艺术感受的捕捉，更是后期根据图片等资料进行整理所无法弥补的，须知无论摄影技术多发达，拍照片都无法代替写生。现在人们对“个性”特别看重，都想表现自我、张扬个性，为了这些，有些画家甚至连生活都不要了，这是不对的。画家必须到生活中发现素材，然后才能有所创造。也只有融入生活，具有时代的精神、时代的语言，符合时代要求，艺术作品才能具有感染力，给人以启迪。

    ③画画的人还要重视理性思考。我个性要强，在艺术上更不屑拾人牙慧。我一向认为，艺术本来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除不需要的，立别人干不来的，那中间就有你了。尊师吴冠中先生熟谙西方绘画精神，又深会中国绘画意境，他一生致力于“中西融合”的创造精神深深影响了我。我又从董寿平、李可染、亚明、许麟庐等中国画大家那里受到启发，努力在中国画创作中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不断精进，与已有艺术风格保持距离，尝试突破前人的格局。

    ④书画家还要珍视自己的艺术才能。因为只有具有艺术才能并能够珍视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历史证明，一个翰墨家，不磅礴睥睨，没有凌厉百代的雄心，岂能在艺坛立足？就像著名书画家林散之所说，书画家必须“争千秋”！

    ⑤珍视艺术才能，就是珍视艺术标准和艺术创造力。画家对社会的贡献可谓“嘴一份，手一份”。“嘴一份”是要能说出有足够影响力的话语；“手一份”是手头必须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只给后人留下作品还不够，还要留下思想。历史上的艺术经典，其主要特征便是能够给人以启示，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创造力和前瞻性。所以我认为，所有的传统，在当时都是创新。因此，我也一直在不断突破自我，反对重复别人、重复自己，时时尝试创新。因为任何一种传统的技巧或表现方法，都无法承载今天这么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对艺术更新、更高的要求。我们只有按照时代精神出新，艺术才能完成应有的使命。

    ⑥如今，人民对文化精神生活有着越来越高的需求，但相当一部分从业者却在误导群众：一些画家有“山寨王”思想，自己擅长什么就说什么好；一些画家成了“礼品加工厂”，市场需要什么创作什么；一些展览一味求大；一些作品一味求大；再加上批评家失语，以及艺术品市场炒作等问题，艺术的普及工作，常常非但不能提高群众的审美，反而影响人的艺术判断力，令艺术标准似乎更加模糊……因此，真正的艺术家，需要保持一份艺术的初心，更需要一种定力。时间是判断艺术的最好标尺。

    ⑦要有所创造，艺术家还需要一些质疑精神。上世纪80年代，我曾对传统山水的“三远法”提出质疑，认为这在绘画的空间再造方面，对现代人而言是一种桎梏。随着地球村越来越小，中国人的视觉审美经验也越来越丰富，画家应该有意识地从已有的经验中跳出来，进一步拓展中国画的发展空间。我崇尚活学活用。借助古人留给我们的思路非常重要，但不能被其束缚，要有所创造，必须从中挣脱出来。在这方面，我总结出一句话：延续是必须的，创造是根本的。要善于吸收，更要善于进取，即便是个人艺术面貌已经形成，也要不断探索艺术创造的深化。

    ⑧新时代呼唤全新的艺术作品。当下，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大潮中，我们应该呼唤，艺术创作回归艺术的本源，艺术家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以发展创新为己任，增强时代使命感，返璞归真。艺术与整个时代大道同行。我相信，这个时代的盘子里一定有珍珠。这个珍珠，是新的作品，也即明天的经典。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需要我们创造更多艺术精品。

《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