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商：幸福者的必备

   智商IQ和情商EQ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近年来又流行一个新概念AQ，它是Adversity Quotient的缩写，指人们面对逆境的反应能力，即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通常译为“挫折商”或“逆（境）商”。IQ、EQ和AQ并称3Q，成为人们获取成功必备的不二法宝。有专家甚至断言，100%的成功等于20%的IQ加80%的EQ和AQ，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种说法毫不夸张。

   逆商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情商的一部分，但由于它在人生事业成功中的特殊地位，美国职业培训师保罗·斯托茨提出了“逆商”这一概念。他认为逆商包括四部分：控制感、起因和责任归属、影响范围及持续时间。控制感指人们对周围环境的主观控制能力。面对逆境，控制感强的人会尽力改变环境，控制感弱的人则只会逆来顺受，信天由命。起因和责任归属指造成我们陷入困境的原因。高逆商者往往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使自己陷入逆境的原因，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积极采取有效行动，痛定思痛，在跌倒处尽快爬起来。影响范围指困境的负面影响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面有多大。高逆商者通常能够将某方面逆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降至最小程度，他们不会因为工作中的逆境而影响家庭生活。持续时间指我们主观上认为逆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所持续的时间。逆商高者往往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逆商低者则会认为逆境将长时间持续，他们甚至会因此丧失努力改变的希望。

   例如，被领导批评恐怕每个职场人都会遇到，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种挫折。但是，同样的打击，逆商高的人产生的挫折感低，逆商低的人就会产生强烈的挫折感；逆商高的人会吸取教训在以后的工作中努力改进，逆商低的人则会怨天尤人，哀叹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

   智商、情商和逆商这3Q在整个人生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只是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各种情况下，三者的重要性不同。有人认为，20岁前，智商显得最重要，情商和逆商作用一般；20—30岁，智商作用一般，情商很重要；30—40岁，智商作用一般，情商最重要，逆商很重要；40岁以上，智商作用一般，情商很重要，逆商最重要。可见，除了在校学习期间，在我们大部分人生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情商和逆商。情商让我们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智商和情商共同帮助我们一步步迈向自己的目标；逆商让我们在摔倒时用最快的速度爬起来继续前进。这三者，少了谁恐怕都很难幸福。

   有言道：成功没有尽头，生活没有尽头，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对我们的考验没有尽头，在艰苦奋斗后我们所得到的收获和喜悦也没有尽头。当你完全懂得了“成功永远没有尽头”这句话的含义时，幸福的生活也就向你绽开了她迷人的笑容。

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 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 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予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

    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以字幕的形式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应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惑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的内容。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为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将作品的社会意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由于中国北方的整片土地无法割裂，中国的发展，是从边陲整合于核心，并不呈现欧洲区域内的地区性差别。

    商代文化的高度发展，包括文字系统、组织力量和工艺水平，都足够使商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对各地地方性的文化发挥出相当程度的同化力量。周代的封建制度， 基本上是以贵族间的婚姻和合作，借着祖先崇拜和“天命”的观念，编织出的一个统治 阶层的庞大网络。这个过程继续进行了数百年，终于形成了周代中国上层文化同构性。 所谓“天下”，并不是真正的“普天之下”，只是不同封国城邑的居民，却还是认同于同 一个文化大系统。

    相对而言，虽然希腊霸权已经不在了，欧洲的泛希腊文化，也凌驾于各地的城市， 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同构性。不过，泛希腊文化的天下，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崩溃而瓦解， 并没有机会继续加强一个大地区的政治统一。而中国虽然有过春秋战国的列国形态，但 由于中国文化同构性，中国自然而然会走向秦汉大一统的帝国。

    西周的封建网络，经过春秋战国，逐渐转变成列国体制。到了战国时代，那一个个 国家本身的组织形态，已经非常接近欧洲近代史上的主权国家。中国在这个阶段的发展和欧洲类似形态的出现，有将近两千年的落差。中国列国体制，最后终于发展为秦汉帝 国。我们必须注意，到战国时代，虽然列国纷争，却隐隐中有一个“天下定于一”的观 念，标志着中国地区会走向大一统的天下国家的发展方向。

    相对而言，欧洲也有过罗马时代的统一。不过，罗马帝国容许各地区的个别文化特色，它只是用武力凌驾各地的霸主。欧洲真正的文化统一，还有待于基督教成立的公教 秩序出现。这一个公教秩序，使教权代替了帝国的皇权，也因此保存了欧洲族群林立的封建制度。因此，在宗教改革以后，公教秩序崩溃，那些封君才得以发展出他们的主权国家。

    欧洲内部长期的族群林立，却保留了欧洲文化的多样性。不至于像中国一样，形成 一个过度同构的单一文化。中国的模式，可能相对减轻了内部的冲突，老百姓一般会有比较长期的和平日子。但是，同构性过高的社会，缺少许多可能的选择，面临变局时， 缺乏弹性的调节。欧洲内部的多姿多彩，使得欧洲的历史发展出“隔舱”的保护功能。在有内外挑战的时候，各种异质性的特色，使他们可以从许多选项中找出恰当的适应方

（选自许悼云《中西文明的对照》，个别字词有改动）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人们在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杂居，以及“拟态环境”对文化空间的重构，导致了知识在获取、存储、交流、再生产等诸多环节发生深刻变化。如何面对由此带来的挑战成为摆在广大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大数据时代首先带来了传播话语权的迁移。在印刷时代，知识分子常常是报纸书籍等纸媒话语权的拥有者。比如，民国时期的《新青年》、《新潮》、《语丝》、《晨报·副镌》等报刊，其编者常常具有大学教师、编辑、作家等多重身份，这为他们重构文化空间、进行文化启蒙打下了重要基础。而在大数据时代，由于媒介身份和教育身份的分离，当今学者难以形成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文化话语权逐步从传统学者移至媒介巨头，尤其是以电视、网络等现代传播手段为代表的传媒机构。无论如何，大数据重构了文化传播的空间形态，也打破了原有的话语体系平衡，缔造出新的话语权分布，进而带来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作为掌握媒介话语权的传媒机构如何重塑文化价值空间？从目前看，媒介文化产业正迅速崛起、快速发展，但由于从业人员的芜杂，资本力量渐渐成为传媒文化的主宰。特别是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文化的价值向度被严重剥落。不仅如此，媒介偏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印刷文明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而大数据不仅用视像渐渐取代传统文字，还使信息变得海量且混杂无章，这导致公众话语变得散乱无序。正如尼尔·波兹曼的喟叹：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广大学者必须积极应对文化空间和教育背景的深刻变化，特别要处理好“为学”及人文教育等问题。

    就为学而言，在印刷媒介时代，藏书、购书与纸媒阅读常常是文人学者为学的主要方式。民国时期，学者家中的藏书一般都要超过上万册。而在大数据时代，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查到各地的藏书状况及学习资源，国内外开放的网络数据资源使知识获取更为便捷迅速。数字化出版的崛起更是重新塑造了人们的交流方式、交流对象和文化传递模式。在知识的存储上，电子图书具有纸媒所不具备的携带方便、易于查询等长处，实现了从古昔的汗牛充栋到当今的大容量可移动介质的重大转变。在知识的交流上，网络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机会，E-mail、博客、微博、论坛、微信等网络平台已经成为日常交流的重要方式，而知识的分享、交流和传递也更为迅速和便捷。在知识的再生产上，海量网络资源为人们的书写记录提供了重要平台。由此可见，大数据时代的“为学”方式较纸媒时代已经发生很大改变。随着“数字鸿沟”的不断拉大，广大学者除了要秉承传统的为学精神，还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获取及交流方法，使自身的学术研究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选自《大数据时代：重构文化空间的人文向度》，有删改）

    驿传制度是我国古代以“传命”为主旨，融通信、交通、馆舍三位于一体的命令上传下达机制。驿传制度伴随着国家政治及交通的发展而产生并逐渐发展。到了唐代，驿传制度更为严密和完善。树立起新的制度典范。对唐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全唐诗》中有大量与驿传相关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探析唐代驿传制度的相关内容与特点。

    唐王朝“东西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宽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旧唐书》卷三八）。统治者为了对辽阔的疆域实现有效统治。在中央统一管辖之下建立了各级地方政权及各级交通组织，与此相适应，形成了较完整的文书驿传网。较之于前代。唐代驿馆的数量有了较大的扩充。韩愈在《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驿途中见寄》中写道“四海日富庶，道途隘蹄轮，府西三百里，候馆同鱼鳞。”用“鱼鳞”来形容唐代驿站的数目繁多，可谓确切而形象。此外，从王周《路次覆盆驿》“曾上青泥蜀道难，架空成路入云寒，如何却向巴东去，三十六盘云外盘”中可以知道，唐代在最为偏远的地区也设置有驿道和驿站，就诗中所提到的驿站驿馆名称而言，我们很容易发现唐代关于水驿、陆驿、水陆兼办驿的驿传设置。例如，韩琮的《题商山店》商山驿是为陆驿；王建的《汴路水驿》提到的是为水驿；而武元衡《题嘉陵驿》写道：“悠悠风施绕山川，山驿空濛雨似烟，路半嘉陵头已白，蜀门西上更青天。”可以看出，嘉陵驿属于水陆兼办驿。

    不少唐代诗人初仕阶段都曾担任县级职官，主持驿传，并留诗以纪。“云别青山马踏尘，负才难觅作闲人，莫言馆驿无公事，诗酒能消一半春。”（赵嘏《赠馆驿刘巡官》）诗中看来，驿中生活十分清闲，甚至可谓百无聊赖，。但这只是对于驿长而言，下层驿使的工作与生活却是另一番景象。驿使的职责主要有三：一是迎接使客；二是管理驿厅，安顿食宿；三是传送文书，其中最为艰辛的必是舟车劳苦传送文书。蒋吉的《大庚驿有怀》中，“一囊书重百馀斤，邮吏宁知去计贫”，几字道尽驿使工作之艰辛。

    “驿骑来千里，天书下九衢。因教罢飞檄，便许到皇都。”（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传递文书是驿传最重要的任务。有时，驿使也会传递往来信件。“客思愁阴晚。边书驿骑归”（《边愁》）是崔湜客居他乡凭书传讯的无奈；“乡关若有东流信，遣送扬州近驿桥”（《逢归信偶寄》）是李益对亲人的牵挂和对家乡的思念。除此之外，驿使还会递送一些物品，作为边塞战士与家人沟通的桥梁。

    唐代驿传随国势变化而兴衰。中晚唐邮驿普遍衰落，许多曾经盛极一时的大驿站都已荒芜。刘禹锡的《杂曲歌辞，宜城歌》“野水绕空城，行尘起孤驿”，直观地反映出中晚唐驿馆衰败的荒凉景象。

    驿站为文人迁客等提供食宿，驿传大大便利了文化的传播，发展和繁荣，驿传制度的存在丰富了唐诗的发展，也成为唐朝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载体。

（摘编自王云庆，郭熠程《从（全唐诗）看唐代驿传制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