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耻则有所不为

    耻感文化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它萌芽于早期国家形成的尧舜禹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对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耻感文化，立足于人的个性修养，延展到整个社会的道德评价机制，具体表现为向内和向外两个层面。从向内的方向看，首先，它强调个人的修身，要求内省、慎独、反求诸己，通过正己而达到正人，这一点构成了耻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次它激发人的奋斗精神，“行己有耻”，它使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实践而积极进取，不屈不挠，利于形成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孔子有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在这天下三德中，知耻居于最深层次，它对好学、力行乃至其他种种行为发挥着重要影响。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倡导“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修养方法。由孔孟所倡导的人生理想和实践，为中国历代志士仁人所认同，成为他们立身行事的楷模，造成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刚正之气，形成一种刚直不阿、特立卓行、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再次它崇尚操守，褒扬气节。由于耻感文化能使人从内心控制自己的行为，因而形成中国古代崇尚操守、不媚时俗的道德品格，其具体内涵就是指廉洁正直、守志不辱的人生品行，最终则是在这种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气节观。

    从向外的方向看，耻感文化对人的一个基本行为要求就是改过迁善，见贤思齐。这是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内省机制的外化，“知耻则有所不为”，进一步做到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最终而达到“至善”的崇高境地。其次是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特定社会中的道德规范的外在依据，因而“以何为耻”是个具有鲜明时代性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凡是缺乏道德、丧失廉耻之人都会遭到全社会的谴责，无德、无耻之徒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耻感文化的生理基础在于人的物质个体对外界的反映和反应；它的心理基础在于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它的社会基础在于人们对社会行为规范所达成的共识。中国之所以特别强调礼、义、廉、耻，是由于古人早已认识到人的内省和自律对控制人的行为有着巨大的作用，因而才有“知耻而勇”“知耻则有所不为”的论断；也认识到无耻之徒为一已私利而不惜、不怕损害社会的利益，因而也违背了人们共同认可的社会公德和普遍的行为规范。所以，必须发掘人的羞耻之心，从根本上使人达到道德上的完善，这在今天尤其值得大力继承和弘扬。

莫把汉学当国学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仪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自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人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近期多档文化类节目受到热捧。冷静来看，这些节日正是在众多浮躁、模仿、抄袭、千篇一律的真人秀中的一次突围，是在反智、游戏、嘻哈氛围中的高标独立。节目的成功，反映了传播者在文化建设、价值坚守、节目创新上的自信、自觉与自新，为我们找到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钥匙，发现并开掘了观众的真正需求，引领了时代风潮。

    传播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与坚持，深知这片土地氤氲成长的文化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从《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到《见字如面》《朗读者》，这种别开生面的节目创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很多人效仿欧美模式、膜拜韩国风潮的时候，这些节目坚守自己最熟悉的题材而渐入佳境，抵达当下的热度。创作者们从成语、谜语、汉字、诗词、书信这些最习以为常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寻找承载节目风骨和精、气、神的支撑。“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找到了丰沛的历史资源和文化底蕴。诗词书信有乾坤，里面透露出的意境、情怀、神采等等都是我们中国人最富生命力和独特气质的元素。而这些精髓一旦释放，能量无限。

    自信意味着不拿腔拿调，不刻意掩饰。在这些节目中，节目设计、嘉宾选手的即兴评述和发挥，真实与真诚是关键。《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里，复旦附中的武亦姝、北大博士陈更、初一学生叶飞，即兴真实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嘉宾、主持人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现场激发与碰撞的真实信息，来自创作者以自信开放的心态，去发现捕捉这些精彩的细节，而不是刻意去摆设。

    一个有担当的媒体不应去跟风、迎合甚至媚俗，而应自觉引领观众。这种引领是在媒体专业操守与大众需求之间的反复考量、磨合与融合。尤其在当前自媒体纷纷扰扰的时代，专业性弥足珍贵。但专业性是正襟危坐？是精深难懂？是曲高和寡？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谓的专业性是用专业理念去引领、激发和满足大众需求。

    文化类节目已经到了讲故事诉情怀的时代。文化内涵的融入，让节目增添了意趣和底蕴，让观众在娱乐中还能细细品味。在同质化节目都在浅表的游戏打闹时，这类节目真正触到了观众的共鸣与痛点，引发了观众的共鸣。诗词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情感共鸣、流行歌词的灵感来源，更重要的是诗词里有天地、有历史、有社会、有故事、有人生、有情怀。而书信亦如是。它们让观众领略到了爱到深处的言之切切、情到浓处的低沉婉转、悲到痛处的肝肠寸断。节目的成功也让传播者看到，原来观众并非都追求低俗浅薄，寻求感官刺激。

    一个缺乏故事的节目是没有力量的。这里的故事不仅指参赛选手背后的故事，也指节目设计的叙事环节，更是对故事的核心——人与情感的重视。《中国诗词大会》经过巧妙设计，冲突、悬念、延宕形成很强的叙事张力。选手背后的故事足以引发观众的共鸣。在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关于选手和主持人的微信推送放大了口碑效应。

    文化节目火了，要警惕一哄而上，又可能形成新的抄袭模仿。任何题材和形态的产品同质化地推出，生命力都不会长久。希望它能不喧哗，润物无声，成风化人。而这需要创作者更高的智慧、更大的耐心、更开放的心态，从自己的文化中寻求滋养，用最好的故事手段，把自己最擅长最熟悉的东西做到极致，其他一切纷至沓来。

（选自《人民日报 》，有删改）

    中国传统慈善理念以“养济”为主，直接向各类弱势群体提供衣食救助。养济院、育婴堂、普济堂、粥厂、栖流所、留养局、全节堂等多是秉持这一思想。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开始关注西方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发现中国传统慈善思想在注重“养”的同时，忽略了“教”的内容，在这种背景下，“教养并重”、“教养兼施”开始成为晚清以来我国慈善理念转型及实践的主要内容。

    “教养并重”理念的最初实践多是个人或慈善组织的自发行为，道光年间，裕谦在武昌设立恤孤局，对孤儿因材施教，聪颖者读书识字，平庸者教之纺花、织布、结网、打蕈鞋等手艺。

    清末，清政府也开始逐渐将实践“教养并重”理念上升为国家政策，教授贫民习艺的教养院、工艺局和习艺所也纷纷设立，先在京师五城设教养局以“拘收初犯轻罪之民、给以衣食，教以粗浅工艺”。光绪三十三年，民政部奏请“责成地方官绅以育婴堂附设蒙养学堂，养济院、栖流所、清节堂附设工艺厂”。此后，各地教养局也纷纷建立，譬如天津东门内贡院旧址就设有教养局，设织布、染色、地毯三科，聘用三名日本技师教授简单文字、算术和技艺。

    与此同时，在“民生日蹙，失业日多”的背景下，针对社会普遍的流民问题，“教养并重”理念的实践往往与振兴工艺相结合，并力图使其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途径。此外，晚清江南地区还设有洗心局、迁善局等，在教以工艺的同时，对流民的思想教育也有所关注，北京工艺局亦然，他们考虑到游民“闲荡日多，骤难就范”，收养之初，先送入迁善所进行思想教育，再教授工艺。这些习艺所、工艺局均以流民、轻度罪犯为教养对象，部分监狱也开始附设习艺所，敦助对象远远超出传统的老弱病残废疾者，在当时强调工艺的背景下，这些机构的教养内容也开始发生变化，将传统手工艺与近代。机器工艺和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光绪三十一年，广仁堂扩充设立女工厂和女学堂，除规定时间教以习字外，大部分时间教授女工西式花辫、机器缝纫、刺绣、草帽辫、毛巾、织布、鳊绒等七科手艺。在倡导“教养并重”理念和相关政策激励下，原有的慈善组织也开始增加了工艺或近代教育的比重。光绪三十年，天津广仁堂筹办了女工厂和女学堂，天津育耍堂创办了女工厂，组织女童半日学习，半日劳动。保定府全节堂附设私塾改为两等小学，并设立直隶女学分校；第二年保定育要堂附设直隶女学堂，堂内所有成耍尽数入学。

    进入民国以后，“教养并重”的实践继续发展。1917年京直大水灾救济中，除办理传统的赈济、平粜、粥厂外，还特别强调设立因利局、籽种贷款所、贷纱所等，通过向灾民提供小额贷款的形式，将灾民救济与灾后经济恢复相结合。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地方救济院规则》，对原有传统慈善组织进行改组和整顿，设立官办救济院，下设养老、孤儿、残废、育婴、施医，贷款六所，贷款所就是“寓教于养”理念的主要体现，该机构向贫民借贷小额资金，不再以教授工艺为主，与清未已有很大的不同。

（摘鳊自郝红暖《慈善理念的近代转型》）

    ①近日，《自然》杂志以长篇研究论文形式发表了中国科学家蔡时青教授题为《肢质细胞-神经元信号的遗传多态性调节衰老速度》的研究报告。。

    ②衰老是有机体生理功能随时间逐渐退化的过程，是许多疾病如神经退行性疾病、癌症、糖尿病等的最大风险因素。长生不老是人类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美好目标，对长生不老药的寻求也从未停止过。二十世纪，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衰老研究进入了基因时代。目前已发现上百个基因可以延长动物的寿命。

③寿命的延长应以延缓老化，保持一定的生活质量为前提。然而，近年来研究表明，长寿相关基因不一定延缓动物行为退化。延长寿命而不能改善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将会增加社会负担。随着人类预期寿命延长，老龄化社会来临，如何延缓衰老相关的功能退化、预防和治疗老年性疾病已成为亟待解决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科学问题。衰老速度在个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大部分人行为和认知随衰老逐渐地退化，也有一些人在耄耋之年仍能保持较好的活力。这种现象提示我们，研究个体衰老速度差异的遗传基础将为抗衰老提供重要线索，但相关研究还未见报道。

    ④蔡时青研究组利用秀丽线虫这一模式生物探讨个体之间衰老速度差异的遗传机制。秀丽隐杆线虫是一种可以独立生活的微小动物（成虫体长仅1毫米），其遗传背景清楚、生活史短、行为清晰，是目前研究衰老的重要模式生物。许多重要的调控衰老的信号通路是在线虫中首先发现的，他们发现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野生线虫在雄性交配、进食和运动能力方面随衰老退化速度存在着显著差异。通过进一步研究，他们发现一个全新的神经肽（RGBA-1）及其受体（NPR-28）编码基因上存在单核苷酸多态性（SNP），这些遗传多态性导致了野生型线虫雄性交配等行为能力退化速度不同。

⑤深入研究发现，该神经肽由股质细胞释放，作用于5-羟色胺能和多巴胺能神经元上NPR-28受体，抑制了由蛋白去乙酰化酶SIR-2.1介导的线粒体应激反应，进而调控线虫衰老速度。野生型品系间存在的遗传多态性造成了SGBA-1神经肽分泌量或NPR-28受体活性不同，使得该信号通路的强度不同，最终导致线虫衰老速度差异。他们还对RGA-1和NPR-28编码基因所在的基因组区域进行了群体遗传学和进化分析，确定了RGBA-1和NPR-28的祖先型等位基因（allele）形式，并且证明这两个基因所在的遗传区域可能在进化过程中受到了正向选择。

    ⑥蔡时青研究员表示，这项工作首次揭示了个体之间衰老速度差异的遗传基础，发现一条新的信号通路调控动物衰老，阐明了神经肽介导的胶质细胞-神经元信号在衰老速度调控中的重要作用，是近年来衰老领域取得的重要突破。调控个体之之间衰老速度差异的基因已经历了长期的进化选择，对生长和繁殖一般没有不良影响，有望成为抗衰老的潜在靶点。该工作为抗衰老研究提供一个全新视角，进一步解析个体之间衰老差异将有助于我们系统地理解健康衰老的调控机制。

（选自科学网）

在“散步”中体验美

宗白华与朱光潜、蔡仪、李泽厚、高尔泰并称中国当代“五大美学家”，但宗白华是从研究哲学、文学艺术尤其是诗学而转到美学研究中来的。他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心的萌动在童年时期就已有之。宗白华自认为他后来写诗同年幼时的性情特点有一定的关系。少年时的宗白华耽于幻想，对于山水风景的酷爱为一般人所不及。1914年年初，宗白华在浙江上虞姨父家度寒假。浙东的山水秀丽清奇，如梦似烟，湖光山色的美让他心中的诗情犹如泉涌。但他开始诗歌创作是移居上海之后，当时他住在外祖父家中，外祖父是一位诗人，每天早晨在家中小花园里高声吟唱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唐人的绝句，宗白华深受感染，他说：“我爱写小诗、短诗，可以说是承受唐人绝句的影响。”

    宗白华的美学理论和思想集中在他的《美学散步》一书里，以这部经典著作为标志，宗白华成为我国美学界“散步美学”的代表人物。这是一种不做严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是一种从总体上把握艺术意象的方法。宗白华认为艺术意象是完整的，不可破坏这种从总体上把握的方法更符合艺术自身的规律，符合美感把握的内在规律。他徜徉于中国古典艺术优美的意境之中，显得是那样自由自在、游刃有余，如同他晚年在繁花似锦的未名湖畔悠然散步一样。他是从硏究中国绘画艺术品开始自己的“散步”的，20世纪30年代就写了《徐悲鸿与中国绘画》《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等美文。如果说这几篇文章属于宗白华美学研究的试笔之作，那么《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则是他在西方与东方两种大文化背景下圆融的比较之作，表明他已从研究中西绘画技艺的差异上升到研究中西文化哲学的差异，并开始辐射到中国书法、建筑、园林等艺术领域。到40年代，宗白华发表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标志着他的美学理论日趋成熟。这种“散步”方法决定了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大量具体的、感性的文学艺术品出发。因为，自然和艺术品本身是多样的、独特的，要以自然和艺术品为研究的中心，就需要认真地一一体验其真美所在。

宗白华“散步”式体验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美学研究中独树一帜。这种“散步式”研究方法与那些重逻辑统一的美学研究方法明显不同，使得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与各种各样以逻辑为基点建构美学体系的美学流派形成了对峙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美学研究形成了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统一派；后来又形成了以李泽厚、蒋孔阳为代表的实践派，以周来祥为代表的和谐美学派。这些成熟于当代的各种美学流派虽观点各异，但都是以逻辑统一去建构美学体系。他们与宗白华的以生命美学为内蕴的“散步派美学”相互争鸣。

    宗白华从感性的视角去观照中国艺术精神，与他深厚的精神底蕴有关。青年时代的宗白华醉心于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哲学的时空观、叔本华对现象世界本体的思考，构成了宗白华意境学说的理论和思维基础。同时，宗白华把老庄思想以及禅宗学说等结合起来，从具体的艺术品出发，运用精密的思辨，拓开了中国艺术中的时空境界，阐发了关于中国艺术意境的绝妙思想。

（摘编自邹士方《宗白华传略》、李剑清《被遗忘的宗白华》等）

    （相关链接）

    ①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作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不相容的。

    （宗白华《美学散步》）

②与西欧古代以来的美学相较而言，中国古代美学是零散的，不够体系化，也不够哲学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美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意味着凭借某种特殊方式的介入才能将其挖掘出来而不至于隔靴挠痒，这种特殊方式其实正是一种召唤：生命的灵光。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也许正是这种“生命对学术的感应”。

（邹其昌《散步者的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