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20世纪最初三十年中国小说转型中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所起的作用，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研究对象不只很少提供可资直接引用的论据，反而冒出许多反面的证词。也就是说，新小说家不大论及他们接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而强调其与传统中国小说的联系；反之，“五四”作家则大都否认他们的创作与传统小说有直接的联系，而突出域外小说的影响。关键不在于对吴趼人、林纾或者鲁迅、叶圣陶的说法加以辩证，而是必须说明，为何那么多真诚而且精明的作家，会同时产生这么一种显而易见的“错觉”。

      除了策略的考虑，作家们之所以不大谈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主要原因在于，这种“转化”，是在作家不自觉的状态下完成的。

      对于“五四”作家来说，幼年时代熟读经史、背诵诗词，以及明里暗里翻看《三国》《水浒》，只是一种必要的人文修养，或无功利的娱乐，并没想到从中学习什么写作技巧。而青年时代如痴如醉地啃读域外小说，却颇具学习借鉴之心。这就难怪他们创作小说时，理直气壮地以域外小说为榜样。偶尔也会师法“传统”，但有意无意间将其西洋化进而合理化。一方是无意中接受，一方却是有意去模仿。尽管后世的研究者可能对那无意中接受的观念如何歪曲模仿的对象、限制模仿的效果更感兴趣，“五四”作家则大多只意识到后者而忽略了前者。还不只是前者“得来全不费工夫”，故视而不见，后者“踏破铁鞋无觅处”，故弥足珍贵；更因为传统文学更多地作为一种修养、一种趣味、一种眼光，化在作家的整个文学活动中，而不是落实在某一具体表现手法的运用上。无疑，具体而可视的“手法”，比起抽象而隐晦的“趣味”，更容易为作家和读者所感知。

      新小说家的情况恰好相反。梁启超、吴趼人、刘鹗等人的实际创作，已经突破了旧的格局，可仍喜欢使用传统的批评术语。大家似乎都有“以中化西”的愿望，只不过不像林纾表达得那么直白而已。在借鉴域外小说技巧的同时，尽量在传统文学中寻找对应物；一旦证明古已有之，用起来自然更得心应手。接受外来文化，本来就有重新选择、解释传统的权利，“以中化西”也无可厚非，只要不过于离谱。可这么一来，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并没接受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出土文物”。殊不知“文物”之所以“出土”，也必须借助新的眼光。不理解这一点，单从言论及术语判断，新小说可能显得很旧。

       也许更重要的是，新小说家和“五四”作家接受的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小说，而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单从小说的承传，确实无法说清从《儒林外史》到《狂人日记》的嬗变。只有将其置于20世纪初整个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才能纠正上述并不轻微的“错觉”。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汇中演进的中国小说，既不可能完全固守传统，又不可能被西方小说所同化，而是在诸多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作用下蹒跚前进。

（选自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

    ①与一些新兴的视觉艺术形式如设计、摄影等相比，书法的审美评价有一个清晰、成熟的标准和参照系，那就是历朝历代经典的书法范本。众多传统范本本身存在多元化的风格趋向，并不是每一种风格都适合每一个现代人，只有选择最符合自身气质与审美的范本入手，才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理想的书法启蒙教育，应该是给学习者开列一个由三至五种不同审美类型的范本组成的“帖目”，由学习者根据自身喜好来判断、选择一种最契合的风格。与此同时，如果范本的内容本身也是文史经典，能够引起阅读和研习的兴趣，就更好了。

    ②还应该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范本都具有通向行书、草书或者其他字体的可能性。如果只是当作修养，传统所谓的欧、颜、柳、赵都是可取的范本，但如果考虑到学习者日后可能进行专业的书法学习与创作，则入手时所选择的范本就要细加斟酌。当然，即便日后从事专业的篆书和隶书创作，楷书和行书的训练也是必需的基础和必经的阶段。以唐楷而论，如果日后要进入行书及其他字体的学习，则应该考虑在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张旭等书家中选择，而不宜从欧阳询、柳公权、薛稷等入手。

    ③究其原因，是因为虞世南的书法尚在唐楷严谨的“法度”形成的早期，一些笔法与晋人楷书更加接近，因此他的楷书与晋人行书的接续更加自然。此外，虞世南尚有摹本《兰亭序》传世，学习一段时间其楷书后，过渡至虞摹本《兰亭序》或者虞世南之甥陆柬之的《文赋》来学习行书都是不错的选择。褚遂良亦然。他的楷书灵动飘逸，甚至略有行书的笔意，而褚遂良也有临本《兰亭序》传世，从其楷书转入此帖也顺理成章。颜真卿的楷书和行书俱佳，楷书从颜入手者，学习行书时自当选择其本人的《祭侄文稿》这“天下第二行书”或是《争座位帖》等其他刻本，也可不必经过“兰亭”一路秀美的风格了。

    ④欧体、柳体则不然。这两家虽然也有行书法帖传世，但他们的行书笔画迟滞、连带生硬，摆脱不掉楷书的笔法，水准较其楷书大为逊色。尽管从他们的楷书风格来看似乎与《兰亭序》相类，但我们却没有见到欧、柳诸家临摹的《兰亭序》，原因或许在于这两家楷书过多使用提按笔法，强化起笔和收笔处的装饰性，在章法上讲求横有行、竖成列，是唐人所尚“法度”的顶峰，而这恰恰与行书的品性不符。因此，如果初学者从这两家入手，很可能停留在唐楷装饰性的细枝末节上，从而影响日后对于行书特质的把握。

    ⑤如果说楷书学习是为了通向行书等其他字体，那么，是不是直接从元以后的一些行书大家，比如赵孟頫、文徵明等人的楷书入手更好？其实不然。书法学习学“流”更应重“源”。如果我们把中国书法史比作一条长河，从王羲之、王献之到褚遂良、颜真卿，这些经典书家及其作品大约相当于这条河流的源头。从“宋四家”开始，后世无论哪个朝代都要学习这些经典，赵孟頫、文徵明等也不例外，只是他们在传承的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书写习惯、所在时代的审美风尚等，这些附加在作品之上的因素对于初学者来说很难分辨。因此对于书法史这条长河来说，他们乃至何绍基等清人的作品只是“流”而不是“源”，学习“流”永远不会超过“流”，而欲想取法乎上，还必须回到“源”中去寻找智慧。

（摘编自祝帅《学书当溯源》）

材料一：

    进入十月，各高校的校园招聘陆续升温。与此同时却出现了一种被媒体称为“慢就业”的现象，即部分毕业生不急于求职和求学，而是让自己暂时处于待定状态。

    事实上，“慢就业”是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带来的客观趋势。面对日益激烈的求职竞争，部分大学生“错峰就业”，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用来积蓄力量，或者四处走走、多看看就业市场，这应当是一种多元选择的权利。有些主动“慢就业”的毕业生，在就业理念方面可能比想象中更成熟。比如，他们会更加着重专业是否对口、薪酬是否合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宁愿再等等看，毕竟“入错行”的代价可能会很大。还有一些毕业生选择继续考研、考公务员，或者准备各种资格考试，提升自己的就业台金量，等等。这些选择，都很正当，也大都值得支持。和“拣到篮子里都是菜”的就业心态相比，这其实是成熟、理性的表现。

    如果说“慢就业”已经成为就业现实的一部分，那么从教育主管部门到高校、家长和用人单位，应该给毕业生更多的选择。在保证大部分人顺利就业的同时，也应该允许部分毕业生更加从客、自主地设计自己的职业规划和人生道路，给高校和学生都“松绑”。

（摘编自《人民日报》《大学生就业，观念须“松绑”》）

材料二：

（摘自《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

材料三：

    面对复杂而困难的现实，不去努力想办法解决问题，却千方百计地生造一些看似浪漫新奇实则容易麻痹大众的新词。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甚至会激化一些矛盾。新近流行的新词“慢就业”和“待定族”，就是典型例子。这两个词其实是在经济就业遭遇双重压力的现实背景下，一些媒体重新包装出来的伪概念。

    大学生毕业后出去旅游、支教、当志愿者或在家陪伴父母，只要是自主选择，皆无可厚非。人们常说中国大学生社会交往能力、动手能力不足，用一段时同学习、充实、调整，作为个体选择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相关职能部门以此作为说服或者麻痹社会的依据，那就有些令人担忧了。

    尤其最近几年，大学毕业生不断遭遇“最难就业季”，就业形势并不乐观。不难看出，许多所谓的“慢就业”扣“待定族”实际上是被动无奈地处于无业状态，而非有底气、有雅意地主动选择。不管是叫“下岗”“待岗”还是“创业人员”，没有工作就是没有工作。不会因为称呼变了，家庭就凭空多出一份收入。同样，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也不会因为他们被贴上“待定族”的标签，就得到任何改变。

    没有多少家庭能够承受孩子不工作的现实，也没有哪个问题会因为造出了新奇的概念就得到解决。有关部门最该做的，是正视现实问题并努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摘编自新华社《“慢就业”“待定族”本质是掩耳盗铃》）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传统的节日仪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节日的文化内涵渐渐不被人重视。今天，在物质生活已经比较富足的情况下，人们更加注重在感情上相互倾诉、回应彼此的心理和精神需求，追求节日所带来的愉悦感。一些喜欢过西方节日的人，往往只是想在欢快、温馨的气氛中表达自己美好的情感。这就启示我们，要充分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中的“情感”元素，让人们在节日的氛围里心存敬畏、体验传统、享受亲情、告慰祖先，在感受舒心与祥和的同时，寄托对来年的美好希望与祝福。

    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思想、智慧存在于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中，传统节日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代表。因此，要重视对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的挖掘、整理，让传统节日逐渐融进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赋予传统节日更多的现代性，使之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否则，节日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空洞符号，不可能行之久远、世代相传。

    中国传统节日有着丰富的文化符号、载体及仪式。文化符号与载体是节日内涵的重要内容，让文化变得生动可感，尽可能给予人们视觉、听觉、触觉的多元享受。如春节流行的对联、年画、龙灯、窗花、舞龙等，端午节的包粽子、赛龙船，元宵节的逛灯会、猜灯谜，重阳节的爬山、赏菊、登高望远等，都是传统节日符号、载体的体现。这些节日符号与载体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不仅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展示过程也轻松活泼、贴近自然，使人们在其中体会亲情，感受欢娱，传递温暖。

    中国是礼仪之邦，仪式表达着中国人对事物重要性、价值性的认同，没有仪式感的节日难以让人们对节日产生心理上的认同和依从，而仪式本身又是让人参与进来的重要方式。在这样一套看似繁琐的仪式里，人们的情感得到表达和宣泄，节日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也得到彰显和传承。

（摘自范如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有删改）

    人们习惯称农历过年的那个一月为“正月”，这是为什么？一种说法认为“正岁之首月”，表示农历新年第一个月的意思。另一种说法认为“正”的本意蕴含着“正统”的意思。在古代，每年以哪一个月当第一个月，有时是随着朝代的更换而变化的。不同王朝更改了月份的次序，便把更改后的第一个月叫作“正月”。在帝王看来，既然他们占据了天下，居了正位，一年十二个月的次序，也得跟着他们“正”过来。还有一种说法是因秦始皇姓嬴名政，他嫌“正”字的读音同他的名字同音犯了忌讳，就下令把“正月”读作“正（征）月”，一直沿用至今。

    《淮南子·时则训》记载，“孟春之月，招摇（即北斗星柄）指寅”。古代以北斗星斗柄初昏时所指的方位作为确定季节的标准，称为斗建，亦称月建。这是说一年的第一个月开始的时候斗柄指在寅位上，此月即为建寅之月，即正月。正月名谓的出现甚早。

    《诗经·小雅》有《正月》的诗篇：“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史传夏商周至秦汉各朝，正月的月份次序，各有一定的更改。战国秦汉年间对此尚有所谓“三正论”：认为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是夏商周三代轮流更改正朔。司马迁《史记·历书》还有记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

    然而，诚如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所言“这并不可信”。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建亥即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沿秦制，汉武帝时改用“太初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以后约两千年间，除王莽、唐武后等一度改为殷正、周正外，大多沿用夏正。由此可见，历史上大多王朝似乎没想到将正月和改朔“正统”绑在一起。而自汉以降，历史上那么多朝代以夏正为一年的开始，这恐怕也就是正月通常被人们视为岁首的原因。

    清黄生《字诂·正》中认为：“世传秦始皇讳政，故民间呼正月之正作征音，此说非也……古者因斗柄所指之方，以其月为岁首，盖准此以为标的，故曰正，犹言斗柄所指之月耳。”由于斗建为确定月份的标准，故斗建也称为正。唐王冰注“正，斗建也”，即为此意。另外，黄生也认为，正月之正本来就有平声的读法，并非由于避秦始皇的讳而改读平声。正月写作“征月”，可知正月之正早在秦始皇之前就读平声。

    如何准确解读“正月”呢？“正”在这里是“以此为正”的准则、标志。如此，“正月”即为一年刚开始时，年内所确立的标志性月份的意思。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人们就要借“时新”而除旧布新，以新的标准、新的气象塑造人生，由此而形成一系列新年前夕和正月风俗。正月实施除旧立新的方式，见证于文献的是先秦时期的逐除。据《吕氏春秋·季冬纪》记载，古人在新年的前一天用击鼓的方法来驱逐“疫疬之鬼”，这就是“除夕”节令的由来。

（摘编自陈勤建《传统年节的文化密码》）

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研究各种分配正义的原则，确定并规范各种资源、机会和财富的分配。在当代，政治哲学家基于不同的立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分配正义观念，对这些具体的分配正义观念进行归纳，我们会发现存在三种基本的原则，即平等、需要（福利）和应得。相较于当代分配正义观念，儒家视域中的良序社会应秉持哪些分配正义原则呢？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一原则是“生存需求原则”，也称人道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每个人的人格在天赋中都具有道德尊严；每个人的生存需求与同类人一样都应受到一视同仁的人道对待。儒家认为，人应受到一视同仁的人道对待。当资源有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时，儒家生存需求原则提出了一种类似于“优先主义”的分配策略，主张优先满足那些生活更加困难的弱势群体，即“贫困者优先”。为此，儒家肯定了物质财富对于普通人民的重要性，“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膝文公上》），在儒家看来，物质利益不仅是人民生存的前提条件，更是实现人性向善的必要基础。因此，政府有责任保障老百姓的物质利益不受侵犯，而且应关注天下的穷苦百姓，尤其是须关注和救济鳏、寡、孤、独等无法自足的弱势群体。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二原则是以仁礼为基础的差等分配原则，又称贤能分配原则，其主要表现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根据这一原则要求，职位与俸禄应当按照人的贤能与贡献程度来进行分配，因此造成的职业分途、地位与收入的不平等并不是不正当的，故依儒家之见，仁德圣贤人物和士人君子与普通百姓相比，因为道德修养、功绩大小而占据不同的权位，享有不同的待遇所造成的差别又是应得的。在儒家的观念中，差等分配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常常通过社会分工加以论证。或者说，按社会分工所形成的等级差序来进行分配，显然是合乎正义的。相反，如果人人平等，事必躬行，反倒会乱了社会秩序，使人人疲于奔命，故孟子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三原则是“机会开放原则”，也称机会平等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国家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开放部分社会职位，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被教化、学习等方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知识水平和能力，从而担任一定的官职，带领民众走向仁爱之道。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一主张的确在客观上将“劳心”“劳力”与“治人”“治于人”等同起来，将社会分工与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等级混同在一起，造成了“治人”或政治统治异化成了少数人的特权，而广大劳力者只能被治于人。但我们也要看到，儒家在理论出发点上未必承认统治的一劳永逸，也并不否认包括平民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学习技艺和修身而获得参与政治的正当资格。

（摘编自敦鹏《论儒家分配正义思想及其现代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