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墙

李永生

    很老的一片围墙。墙体已有坍塌，墙面斑驳陆离，几根乌黑的木梁横七竖八地残留在上面。冬天，常有猫或狗趴在上面晒太阳，被人惊醒了，躬躬腰，倏地窜下去，墙上的土坷垃便呼啦掉下来。

    墙是九爷家的，这里曾经是他们家的三间瓦房，后来房老了，九爷家就在另一块地方盖起了新房，老宅院渐渐荒废，就剩下了这几堵破墙。

    儿子想铲掉老院的这些残垣断壁，在上面起幢二层小楼。九爷就是不同意，因为那堵墙上写着一行字。字已褪色和破损，但仍能让人读懂，那是八个黑色的大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九爷自小脾气就刚烈，现在不让拆，儿子也不敢反驳。

    九爷记得，那时候他刚六七岁，那个比他高半头的在他家养伤的八路小哥哥，在房墙上写这些字的情景。

    九爷还记得，鬼子包围他们村后，要老百姓交出八路伤员，那个八路小哥哥怕连累老百姓挺身而出被鬼子用刺刀活活挑死的情景。九爷说，那是八路的宣传墙。那些字里有小八路的魂哩！

    儿子脑瓜活络，不几天就又想了个鲜招儿——把那堵写着标语的墙盖在房里面。

    不出几个月，楼房盖了起来，那堵“八路墙”果真被盖在了房里，还被巧妙地做成了“电视墙”。儿子还买来望远镜、水壶等仿军品挂在墙上，就有了战争效果。不过有一天来了一个客人，指着那墙说：“做的真好，跟真的一样。”九爷忙说：“就是真的，不是做出来的。”客人笑了，拿起那个仿制的望远镜说：“大爷真逗，这个也是军队用的真家伙么？”

    那夜，九爷没睡好，大早起来对儿子说：“怎么会这样？真的成了假的，咱的墙不能受那假玩意连累！咱得找些真货。”

    儿子说：“爹，干嘛那么认真！”

    九爷说：“得认真，不然咱对不起牺牲的小八路。”

    其实，儿子当时出此鲜招，只是缓兵之计，单等哪天老爹归天，再把墙拆掉。不过现在见老爹一脸认真，只得点头。

    九爷开始打听战争遗物，九爷他们村是革命老区，战争遗留物不少，当天便在本村找到了半截八路军的武装带。九爷很高兴，回家便挂在了墙上。九爷继续满村寻，很快就又搜罗到一些东西，比如有日本饭盒、指挥刀、地图、弹药箱、八路军的鸡毛信、报废的小甜瓜手榴弹、《支那事变画报》。九爷认真地把他们布置好，每件东西放在哪里都细细斟酌……那面墙也就越发琳琅满目起来。

    望着那么多好东西还有老爹兴奋的目光，儿子脑子一拐弯，忽然改变了原来那个想法，忽发奇想，说爹不如咱们就办个抗日战争纪念馆吧，咱也让人参观，给您找个乐子。九爷更高兴了，每天精神抖擞，斜挎水壶，背上口袋，打上绑腿，活脱一个老八路，继续开始了他热火朝天的寻宝之旅……

    那天，九爷听人说三十里地外的杨村有户人家挖出了一把日本指挥刀，大喜过望，踹上一千块钱就奔杨村去了。

    可是有买家比他先到了。来的是两个日本中年男子。当九爷得知买主是日本人时，急了，把主人扯到一边说：“这刀我买。”主人向他张开了手。这时，两个日本人似乎已看出九爷的来意，胖子迅速从书包里掏出厚厚的一叠钞票。九爷也立马把怀里的一千块钱掏了出来。主人望望九爷那薄薄的一叠钞票，又望望日本人手中那厚厚的一叠，表情显得很复杂。九爷歇斯底里地喊道：“给我留着。钱先欠着。”主人摊开手，说：“我就要不动窝的钱。”那两个日本人一听，连声“哟西”，放下钱，就要拿刀。这时，九爷眼里似要喷出火来，他一把抓住主人的衣领，指指两个日本人，恶恶地说：“他们为什么……？这东西都没了，谁还会承认糟践过咱中国？”旋即扑通一声，九爷竟给年轻的主人跪下了。

    九爷平日在村里德高望重，虽然脾气急，但跟乡亲们从没红过脸，现在这个样子，让人很吃惊。刀的主人怔然片刻，望着九爷一头白发，忽然喊一声“折杀我了”，一把扯过刀，也扑通朝着九爷跪下了，双手捧着那刀递给九爷。两个日本人望着眼前的一切，呆了……

    很快，九爷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开馆了，“电视墙”和那把指挥刀是游客必看的重点。

大先生

赵威

    先生姓凌，有绝活儿，能把戏里的场景搬到木头上，一块巴掌大的破木板，只需半炷香的工夫，就能让人瞧明白刻的是“桃园三结义”还是“三英战吕布”。所以凌先生起初是凌木匠。

    凌木匠不是本地人，早年间逃荒来的。可老话不是说了吗，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凌木匠说，那是没尝尝小清河一带盐碱地的威力，十年九荒，一到冬天，家家都得出去讨饭。那年，又是个只种不收的年景，日子还没挨到冬天，就过不下去了，凌木匠兄弟俩从小清河以北的广饶县，一路讨到胶东。弟弟半路得了伤寒，死了，只剩下孤苦伶仃的凌木匠。

    凌木匠来到村里的日子，是那年冬天日头最短的时候。薄暮下，先是一根打狗棍进了三叔家的院门，继而是一个身影，像用那根棍子挑进来的，破衣旧絮，褡裢挂在肩头，趿拉着一双单布鞋的脚，有一只似乎受了伤，缠着破布条。正在院里喂鸡的三婶，委实被吓着了，以为大白天撞到鬼。刚要喊人，“鬼”却先开口，怯生生地道：“大娘啊，要饭的来了，给口吃的吧。”三婶仔细一瞧，是个讨饭的。只见他端着搪瓷缸子的手捂在胸口，哀求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给完吃的，三叔三婶看他可怜，天又冷，就留他在磨坊里过夜。凌木匠望着三叔三婶的眼睛，变得浑浊了。天亮后，他见磨坊里堆着打磨了一半的木料，知道这家要盖房。就对三叔说，他会做木工，可以帮忙，给口吃的就行。三叔寻思，正好雇的木匠有事，就让他试试吧。没想到，凌木匠的手艺精得很，不但会做门窗，还会木雕，窗棂花饰、门簪颂语，好看极了。聊着聊着，又知他不光有好手艺，还装着一肚子墨水。嘿，正好村小缺个先生。

    就这样，凌木匠留在了我们村，成了凌先生。“手艺人”在村人口中格外尊贵，而凌先生的尊贵，一部分来自他的手艺，一部分来自肚子里的墨水。因此，“手艺人”和“先生”似乎都配不上凌先生了，村人便称他为“大先生”。

    大先生活儿细，字儿好，可闷头做活儿可以，写信作文也行，只是嘴太笨，肚子里的学问也便像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而大先生却总认为自己的理儿多，不光要讲个“知其然”，还要讲个“知其所以然”，于是越讲越糊涂，化简单为复杂了。渐渐地，就不受娃们待见，老是捉弄他。一开始，大先生气得直跺脚，骂道：“朽木不可雕也！孺子不可教也！”后来，习惯了，也便没了火气，只顾讲他的，哪管下面乱成一锅粥？大先生是文人，文人最瞧不上文人，他总是跟我们讲，历代风流才子中只佩服李白，还是半个。他说李白一半是诗，一半是酒，他最讨厌喝酒，也便只佩服半个李白了。大先生认为我们是朽木，而我是个例外，说我虽然嘴拙，但悟性高。我上学的第一天，跟着邻家二姐去祠堂（兼作村小）报名，二姐路上问我：“会算数吗？”我摇摇头。“会数手指头吗？”我继续摇头。二姐一脸愁容地道：“见到大先生，第一件事就是数手指头，不会数就报不上名啦。”于是，一路上，二姐不但教会了我数手指头，还教我若不够用就借脚指头。到了大先生那里，顺利过关，给我一个结论：“这娃悟性高。”

    大先生喜欢讲唐诗，尤其是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大先生说李白的床不是床，而是井栏。说这话时，身为木匠的大先生显得颇有把握。我们却哄堂大笑，床就是床，怎么可能是井栏呢？每次我们一笑，他就一窘，嗓门提高了，像是要争辩，说：“你们想想，床在屋里，窗户是木头的，还贴着纸，哪会看得见月光？在院子里，就着月光，看到井栏，才会思乡，背井离乡嘛！”

    讲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扭头望着窗外，我们也停止了议论，只有窗外不知谁家的羊在不知趣地叫着。大先生陷入沉思，眼睛变得浑浊。然后，他又扭过头来，说：“这是思归之辞也！”教室里又是一片笑声，“死鬼之词”，大先生骂李白是个死鬼哩……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灵感，我站起来说了一句：“就是想家了嘛！”大先生用浑浊的目光向我投来赞许之意，似乎还念叨了一句：“孺子可教也。”

    农村撤点并校后，大先生也退了。教了几十年的书，一下子闲下来，不知所措，于是，大先生又拾起了木匠活儿。第一件作品，就是把祠堂里的旧课桌搬回家，拆掉，打磨，又合到一起，变成一口棺材，严丝合缝。漆了好多遍，晾干，放到厢房里，是留给自己的。不教书了，自己也老了，大先生认为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只等着哪天躺进去了，身为木匠，那是一生最大的幸福。可是，他想不明白的是，自己却越活越精神。

    想不明白的事不只这一件。国家针对民办教师的新政策出台后，给大先生补上了退休待遇。头次领到工资，他就跑到支书家里，不干了，说：“我教书时，每月不到300块，现在不教了，怎么还拿3000块呢？不能白拿这钱。”支书跟他掰扯了半天，也没讲明白，命令道：“国家的政策，不拿也得拿！”大先生的眼睛又浑浊起来。

    后来，大先生用每月领到的钱买了好多木料，做了结实的课桌椅，给镇上的学校送去。再后来，还设了助学金，村里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他就赞助一笔。直到有一天，他心满意足地躺进自己打制的棺材。

    大先生死的那天，我特地查了《辞海》，其中一条写：“床，井上围栏。”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2月22日）

生命的滋味

    ①几年前的一个夜里，我走在马路上，路边停满了车，走着走着，一只，两只，几只小猫从车底跑出来，似乎想跟我玩。我朝它们走去，才看见猫妈妈紧张地看着这几只小猫，更紧张地看着我。这一家人在城市里流浪，它们会幸福吗？

    ②更早几年，还在学校，夜里我们骑着车，经过学校里的小河，一只猫妈妈带着自己的几只小猫正在行进的途中，它们大概是搬家了，顺着铁栅栏往校墙外走。见到我们，猫妈妈加快了步伐，一溜烟消失了，小猫也紧紧跟随，但还是有一个落下了，嗷嗷地叫唤。同学想把小猫抱走，我说，一会它妈妈会来找它的，我只是这么说。它们最后团聚了么？

    ③前几天，我们去一处废弃的厂房考察，天气已经变凉，我们穿着厚厚的衣服小心翼翼地穿过铁丝网，来到一片荒废的建筑里。厂房里的机器早已搬空，玻璃都被敲碎，剪断的铁丝电线从高高的房梁上垂下。地面上堆放着杂物，墙上留下了涂鸦，有个地方写着：“阿凡提到此一游”。同事拽着我，感觉很害怕，说如果天再暗一点，真的像电影里的绑架现场。这是被城市遗忘的地方，曾经机器轰鸣，而在我们的眼里，未来它将熙熙攘攘。而今它仍然具有生命力，厂房的东侧空地长满了树木和没膝的杂草，周边的水泥地上长出了许多的野草。只是这生命不被承认，迟早有一天它们要接受割除和改造，成为与一片欣欣向荣的商业所匹配的景观。

    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我受好奇心驱使，来到一间小屋，想看墙上还未揭掉的字纸，却在地上，一处辨不清是毛毯还是沙发皮套的堆放物里，发现四只团在一起的小黑狗，它们的身体半截盖在被子之下，虽然简陋，却能给它们足够的温暖。离开之后，我们沿着马路继续考察，一只母柴狗甩着奶子穿过花坛，遥遥地看了我们一眼。厂房已经荒废多年，沿着马路的一边为了美观故意刷上了明亮的漆色，我曾预想会在那里遇到流浪汉，却发现那里有狗的一家。它们会不会饿肚子，小狗长大之后，会继续流浪吗？

    ⑤不得不承认，这些疑问其实包含了作为人的我的自我关怀。生而为人，我们为生命赋予了重重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会为自己庆生，为亲友厚葬，我们设计并遵守种种制度和规则，并且一生都在理性和非理性、守序和失序之间挣扎。然而在人群之外，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生命简单而野蛮。一只小猫从无到有，从一团肉泥成长为捕食能手。一只从未受过宠爱的流浪狗照例每天觅食、哺育，却从未听说有哪只狗因为生活压力而自杀。生命脆弱，死亡的威胁从未消失过，然而这些生命却从未因为顾虑明天而自断。

    ⑥人生之中有许许多多无可奈何的事情，痛苦与烦恼常存，有时出自强烈的打击，有时出自难以更改的性情。幸福圆满常常难以企及，想要得不到，得到不想要，骚动的欲望更加重了不幸的感觉，记忆里的伤痕和幻想里的末日让人更容易离开现实，变得像亡命之徒，与自己作着旷日持久的追逃噩梦。然而在计算收入和个人颜面的房间之外，世界以无比宽容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生灵，让它生，让它快活，让它以本能延续自己，而非用道德和律法、成文和不成文的规矩裁定它的本质，羁押它的未来。

    ⑦当有一天，我们迎来了死亡。人生中曾有的痛苦喜乐也随我们一同死亡。生命中的各种滋味与我们同生同死，并且，因为苦，我们识别出了甜，因为甜，我们识别出了苦——残缺与完美，虚浮与实在，与我们同生同死，并因为我们身处其中一端，我们也同时拥有了另一端。

命根子

邢根民

    宏伟下班后回到家，发现老爸不见了。他到每个房间喊了几声，仍不见老爸的身影，心里一慌，老爸又跑丢了！

    这些天让他头疼的事就是老爸一个劲跑丢。

    第一次跑丢是在一个星期五的早上。老爸早早起床，坐在床沿上发呆。因为刚从乡下来到城里，在他家装修一新的单元楼里还不习惯，可能是怕宏伟和媳妇瞪白眼，他不敢吸烟。要是往常在家，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要美美地吸上一锅子旱烟，几十年的习惯突然一改，让他很不适应，感觉自己就像关进笼子里的鸟，能不憋屈吗？所以，那天早上老爸没打招呼，悄悄乘着电梯，从十七层高楼落到了地面上，他心里才踏实了。

    而宏伟上班前发现老爸的房间没人，以为老爸下楼去公园锻炼了，就没在意。中午吃饭时还没见老爸，问媳妇，也不知道。这下他急了，顾不得吃午饭，和媳妇分头去公园、广场、商店来回找，几经周折，还是在火车站广场找到的。宏伟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跑到老爸跟前说，爸，你走了也不说声，让我们都快急死了。老爸脸色阴沉，情绪很平静，我要回家，城里不适应。你帮我买张回家的车票吧！

    第二次，老爸是跑丢在长途公共汽车站，拿着车票上长途汽车了，让宏伟看见了。这次宏伟生气了，爸，人家都往城里跑，你却偏要回乡下，乡下有啥好的，你干嘛非要回去？老爸坐在车上不下来，也不理儿子，任宏伟和媳妇一番好劝，就是不听。

    那次，老爸在乡下还没待几天，就被宏伟再次请到城里。他实在不放心把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头孤零零丢在家里。这一次，宏伟满足了老爸一个条件：不干涉老爸任何行为。

    老爸能再次进城，还有一大诱惑，那就是宏伟把儿子贝贝上幼儿园的差事交给了老爸，这下可把老爸高兴死了。每天接送小孙子时，一路上都能听小孙子用稚嫩的童音给他说幼儿园里的新鲜事。今天老师表扬他听话，昨天老师让小捣蛋鬼罚站了，每天都有听不完的新鲜事，老爷子听得两眼一眯，胡子直往上翘。

    按说，有了小孙子的诱惑，老爸应该不会再想着回乡下了，可这次还是……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宏伟一大早开车，带着儿子回一百多公里外的乡下。

    宏伟的老家在黄土沟壑里，以前村边那条细细的河流如今早已干涸，吃水都要去几里外的小河里拉水。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或者进城做生意了，留下的都是些老人小孩和不识字的妇女。车子开到村头，宏伟看到往日绿油油的坡地如今只剩下裸露的黄土，就连挣扎在半坡上的几棵树木也孤零零地干枯了。正是春夏之交的播种时节，却难以发现往日家乡男女老少忙着播种的情景。

    管他呢，反正自己开着小厂子，和媳妇一年收入也不少，比种庄稼不知要好多少倍。宏伟暗自庆幸自己当年走南闯北做生意，如今虽快三十，但要房有房，要车有车，什么都不愁了。两个姐姐也都迁到了城里，老妈去年走了之后，他就直接把老爸接到了城里享清福，也算尽一点孝道。谁知，老爸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放着舒坦的城里日子不过，非要三番五次往乡下跑，他想不通，这荒山野岭的土塬上有啥好迷恋的。

    到家了。宏伟抱着儿子走下车，眼前的景象让他惊住了：老爸穿着十多年前下地干活的那件土里土气的粗布衣裳，头戴一顶已经褪色的破旧草帽，裤腿和袖子挽得老高，在院子里的一片平整好的土地上播种花生，身后还堆着半袋子土豆种。

    听到脚步声，老爸抬起头，汗珠子从长长的眉毛上滚落下来。他脸上绽放着孩子般的笑容，

    对小孙子说，贝贝，爷爷给你种花生和土豆，再种点黄瓜、茄子、西红柿，保管比城里买的好吃，爷爷给你送去。

    爸，你这是干啥呀？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种地？宏伟不解老爸咋就这么会折腾。儿子，你给我听着，咱是庄稼人，庄稼就是咱的命根子，啥时候都不能丢。老爸低下头，在脚下的土壤里撒下一粒种子。

大雪纷飞

梅寒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差一点就是那场铺天盖地的大雪。

    那场雪，不早不晚，就赶在他走出单位大门，骑上摩托车往朋友家赶的时候下起来。起先是那种小雪粒，落到他的头上肩上，簌簌有声，有一些调皮，从他的头发上跳下来，顺着他的领口就往里钻，凉冰冰的，挠得他的心头一阵阵痒。他没像一般路人那样缩脖子驮背急吼吼前行，他行得像个绅士，一任漫天的雪花飘白他的头发，他的肩头，他的臂膀……

    他喜欢雪天。这个小城，已经有好几个冬天没落过一场像样儿的雪了。

    雪越下越大，雪粒儿变成小雪片又变成漫天飞舞的飞絮，从暗沉沉的云端飘下来。路上的车子行人都急了，喇叭声响成一片。他的手机就是在那个时候拼命地动起来的。手机放在棉衣内口袋里，他能清晰的感受到它的震动。他没去接。那么大的雪，那么喧闹的大马路，接也是白接。他继续骑着车慢慢往朋友家去。

    是一位与他住同村的朋友，他的发小。朋友的妻刚刚做完乳癌手术，他和妻相约在那天中午下班后一起去看。东西是他买的，妻先带着东西开车走了。他单位上有事，又回去处理了一下才骑上车往朋友家赶。

    手机在他的口袋里固执地震动着，震得他心发慌也发焦。他以为又是哪个同事打来的，让他回去继续去处理那一堆永远处理不完的数据。他赌气似的不去接。

    雪越下越大了，路面上已经白茫茫一片。看来，那场雪的来势不小。

    他是顶着满身的雪花抵达朋友家的。在朋友家的院子里，他竟然看到妻同他一样浑身披满雪花——她还在握着手机一遍遍固执地拨打，他口袋里的手机还在固执地震动。

    朋友很尴尬的站在妻子旁边，在安慰她。

    “你死人啊，还是聋了，电话也不接！”妻一见他就朝他开了机关枪，丝毫不顾忌有朋友在场。

    “路上没听见……你有事？”他已经习惯了她的暴躁无常，他以一贯的冷静来回复她。

    “没事我撑的啊给你打电话，我问你，你买的这些东西总共花多少钱……”他怎么也没想到妻子劈头问出的是这一句，他不知道，是她被气糊涂了还是摆明了要在朋友面前出他的丑。那一句，似一记猛鞭，一下子把他抽懵了。他的脸“腾”一下红了：“昂……那个……”他想去补救，已无可补救。因为他看到朋友几秒钟前还笑着的脸一下子冻住了，而他的妻，已经旋风般地刮到院外，打开车门，“砰——”又关上。她把车子发动了。

    他的世界一下子只剩下那一地茫茫大雪……

    那天，他刻意与朋友回忆小时候的种种趣事，试图弥补那个巨大的裂痕。无用。他最终和朋友尴尬地不欢而散。

    从朋友家出门时，外面的雪已经下了厚厚的一层了。朋友执意要开车送他回家。他拒绝了，他说他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大的雪了，正好沿途看看雪景。

    他没骑车，推着走。与来时不一样，路上已经少有车辆行人了。天色欲发地暗下来，漫天的雪裹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了。原来，雪大了也会压得人透不过气的。他一步一步走在那长长的雪地上，“咯吱——咯吱……”是他的脚与雪亲吻的声音，又像是胸腔里某种碎裂的声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一次，一定回去跟她说……”

    那一句话，已经在他心里埋了十几年了。它曾无数次地冲到他的嘴边儿上，可他却始终没把它说出来。没有说出来的理由有很多，先是因为孩子太小，孩子后来长大了，上中学，怕影响他学习。再后来，孩子去读大学，又怕他担心……就一直没说。它最终被一些无关紧要的谩骂代替了。那些谩骂，是他从她嘴里原封不动地复制过来的，又当武器抛给她。骂够了，日子又如常地走下去。可他知道，那一段婚姻早已是名存实亡。

    口袋里的手机再次响了，这一次，他接得飞快。竟然莫名地期盼，期盼是她打来的。尽管他知道盼也是白盼，她从来不会主动向他表示一下关爱，她只保留自己对他蛮横发脾气的权力。

    那电话当然不是她打来的，是儿子打来的。儿子已经二十八岁，是那个小城一家医院很出色的外科医生了。

    “爸，你在哪？”儿子的声音如此轻快飞扬，与往日明显不一样。

    “路上。”

    “我……我认识了一女孩儿，印象还不错，这周末想带她回家里看看……”

    “哦，好哇好哇……”儿子的婚事，一直是他心上的事。他盼这一天，盼了太久了。他的眼睛竟然莫名地湿了。

    儿子要带女友来家了，得回去好好收拾一下家里，还要去商场采买，第一次来，不能让人家出去吃饭。要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气氛……他游走的思绪被儿子的电话给扯回来了。也顾不得在大雪地里寻愁觅恨，他摘下眼镜，将上面一层雾气轻轻擦拭而去，然后，急急跨上车，发动车子就冲进了雪幕里。

    雪，纷纷扬扬的雪，下得更大了，那道歪歪扭扭的车辙很快就被大雪埋掉了……

他回来了

柯岗

这是一九四七年九月中旬的一个夜晚。①山里实在黑，走在白马后边的人，往往当自己的胸脯碰上了马屁股的时候，才知自己并没有掉队。

二十一团在这一夜的行军序列中，是全军的后卫。队伍不断地跑跑停停，这是因为天黑，路滑，常常有人不自觉地拉长了距离的缘故。虽然前面不断地传来“跟上！”“跟上！”的口令，然而这种现象始终很难消灭。

后面有人压着嗓子吵起来：

“快走！快走！你怎么不跟上呢？”“掉进田里啦！你急啥？”

“可不敢掉队呵！后面有敌人，你没看队伍走多快？”

“谁掉队啦？”管理主任一面往后走，一面问。

“供给处的挑夫王德胜。”不知是谁这样顺口回答着。管理主任仍旧向后走。

“王德胜！爬起来了没有？担动担不动？”管理主任拉长嗓音问。

“起来了，担动了！你放心走吧！”王德胜回答着，开始用尽吃奶的力气，拼命追赶队伍，小担子在肩膀上咯吱咯吱地响着，好像有人在他的耳朵边低声说：“王德胜：你是好战士，你是翻身农民，大家相信你，叫你挑着公家的财物。”于是他越发着急了，他觉得他肩上的担子几乎完全失掉了重量，只是路太小，太滑，天太黑，差不多走不到五十米，就要有一只脚掉进田埂下面的淤泥里。就这样，他一气跑了十几里路以后，实在累了，打算坐下来休息两三分钟再走。但当他把担子放下之后，忽然静得可怕，一点也听不见“跟上，跟上！”的命令了，连马蹄踩进泥坑里的声音也没有了，他发现自己掉队走错了路。

细雨迷蒙着漆黑的山道，雨丝在桐子叶上聚成了水珠，“滴嗒，滴嗒”地滑落下来。

往哪里去找队伍呢？他确实有些着急了。他担心两包钱会淋湿，心里也明白要想马上找到一个村子是不可能的。他很想找到一座小庙，哪怕是小得连人也进不去，只要能把两包钱放进去就行，要不然，这样淋到天明，都会湿透的。但，小庙又到哪里去找呢？

他无可奈何地把担子上那用油布包得方方正正的两包钱取下来，并排放在路边，然后又用自己的袖子把油布上面的水擦了一下，便一屁股坐在钱包上，两手紧紧握着扁担的中间，笔直地竖在脸前，接着就把脑袋往手上一靠，“反正我现在是不能走了，索性等天明，但是千万不能把钱湿透！”

这一夜，王德胜觉得比一年还长。

黎明的时候，雨停了，阴云渐渐炸开缝来，东方泛起鱼肚白。他现在知道他昨夜把方向走错了，本来是向南的，可是他向了东。他挑起了担子，离开了道路，向左穿过没腰的荒草，攀登着生满小树的高山。在一座浓密的杉树林里，他找到一个相当隐蔽的石缝。他把扁担和钱包都放在石缝的顶里边，迅速用石块盖起来，然后自己坐在口上。他决定等到下午再下山，免得碰到敌人和土匪，晚上顺公路走。

他感到困得很，想睡觉，但又怕有土顽来，怎么办呢？他用双手扶着额角想了半天，然后把两颗炸弹的火索统统拉出来，挂在衬衣钮子上，把炸弹挂在胸膛上，用外衣包着，再用皮带在外面拴起来，而后侧身睡了。他想：如果土顽在他没有醒来的时候到了跟前，只要他们一拉他的衣裳，炸弹就会响的，叫他们也不能活。

就在这种情况下，王德胜甜蜜蜜地睡熟了。太阳从杉树的叶子上滑过去，在他那湿透了的军衣和帽子上，在他那圆脸、宽肩和露在袖口外的棒棰似的粗胳膊上，划着一条条的花纹。

确实，这一天，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王德胜带着这么一担子公款，在这里得到了平安的睡眠。他做了一个梦：他已经回到了团里，管理主任把他挑的钱拿出来，买了好几口肥猪，大家在会餐，许多人和平时一样，把一些实在太腻人的肥肉块子，都往他的碗里送，他张着大嘴不停地嚼着。但忽然一不小心，自己咬住了自己的舌头。他醒来了，太阳已经偏西。

王德胜弄好担子，束紧皮带，顺着公路往南赶。突然啪的一声，一颗子弹从头顶飞过，两个着便衣持步枪的土顽从树林里窜了出来，冲到王德胜身边。

“不准动！”他们之中的一个，用枪威胁着王德胜，就动手解他的外衣，待另一个家伙正要解皮带的时候，那个解衣服的人突然连声喊着：“炸弹！炸弹！”回头就跑。解皮带的家伙并不知道炸弹在哪里，也跑了。王德胜趁势抽出一颗炸弹，朝他们的屁股投去，然后迅速冲向树林深处，在一条十分曲折的羊肠小道上继续向南行进。

②转眼工夫天就黑了，他加快了行进速度，一气走了八十里。

拂晓，他饿得有些不能支撑，坐下去几乎起不来。刚咬牙站起，前边忽然打起机关枪来，声音很近，子弹嗦嗦地穿着树枝。他已经发现，前边山根下就是公路，路东是自己的队伍，路西是白军。从这里下去，过了公路，跳进田里，就能回到自己的队伍。王德胜丢掉竹扁担，把两包钱捆在一起，像背包一样紧紧地绑在背上。弄好了鞋带子，拴紧了皮带，右手提着炸弹，火索已经挂在指头上，弯着身子走到小路转弯处，顺着没有路的山坡冲下去。

天大亮的时候，王德胜像泥人一样，被这里的警戒部队护送到自己的团部里来。他站在管理主任的门口，用他那高亢的鲁西口音喊着：“报告！”刚把右脚跨进门槛，他就大声说道：

“担子丢了，可是三百七十万零三十二元五角六分全在这里！”

管理主任马上拉住了他那沾着很多汗泥的双手。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