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画

郑武文

    忙完公务，已是黄昏，县令执一柄轻罗小扇，布衣软鞋在潍河边漫步。

    路过泥坯小房，没有院墙，一位清瘦的老者正在煮鱼。看到县令进来，呵呵一笑，并不多言，如同邻居串门，只是拿了一个小凳请县令坐下。老者三缕长须，面皮白净，并不像农人，倒似读书之人。相比之下，倒是县令黑瘦面皮，几根乱蓬蓬的胡子，更像风雨中谋生的样子。

    老者拿出粗瓷大碗从锅里舀上一碗鱼肉。再倒上半碗自酿的老酒。两人一碰，哈哈大笑。县令得知老者确是读书之人，姓王，是一个落魄秀才，卖点字画为生，暇时到面前的潍河里打点鱼虾，自己食用。

    县令怕老者惶恐。只道自己是江南之人，来此做点生意。看天色愈晚，方才起身告辞。隔几日再来，县令自备酒肉，两人把酒言欢，谈古论今，相见恨晚。

    县令有次来访，发现王秀才正在作画。县令在旁边观望。微微摇头。过几天再去，问老者：“王兄的画卖得可好?”王秀才苦笑一声，指指身后的画轴：“生意颇苦，难抵米炊。”县令说：“不怕得罪老兄。老兄的画，匠气颇重而力道不足，还需改进。”随即拿起案子上的笔，轻轻一描，顿显虬枝劲骨，力道遂出。王秀才不禁惊呼一声：“先生神笔也，可否收小生为徒?”县令扶起跪拜的王秀才，呵呵一笑：“收徒不必了，咱互相切磋，我倒可勉强指点一二。”于是指点了王秀才几处地方，告知要循序渐进，就告辞了。

    过了几日又来，看王秀才所画，并没长进，不禁叹了一口气说：“看来王兄作画，还需要时间。在下不才，卖弄一下，给你画一幅图画，你只需每日临摹，过一段时间再说。”王秀才很高兴，拿来一张大宣纸，说：“老叟眼有点花了，还请先生画大一点，看得清楚。”县令画的是一幅《墨竹图》：在月光下竹子被清风刮得努力折向一边，却有一股宁折不弯的不屈之势。画完题词：一肩明月，两袖清风。

    王秀才在旁边看呆了，待到最后，扑通一声跪到地上：“父母官大人请盖印章!”县令哈哈大笑：“缘何知道是我?”王秀才说：“当今天下，能有此气魄、画工之人，除了潍县县令郑大人再无他人。”县令哈哈大笑：“既然知道是我，也不枉我们相交一场，就依了老兄。”随即拿出印章盖上。

    过了几日，郑板桥在县衙处理公文，下人来报钱府请赴宴，特别交代有宝贝要让大人看。这钱德贵是有京城背景的潍县大户，多方求郑大人字画不得。县令生性好奇，听说有宝贝，忍不住想去看看。

    到了钱府，只见县里士绅豪族都已到齐。大家把县令迎进去，让到上座。钱德贵说：“此有当朝名家一幅《墨竹图》，堪称力作，应为难得宝贝。只是在下尚不敢确定真伪。”

    随即展开。郑板桥一看，脑袋一下子就大了：正是几日前给王秀才画的《墨竹图》。周围人一边恭维，一边大声赞叹……

    钱德贵更是得意忘形，来到郑板桥面前：“郑大人，老夫所得字画，是您的画，还请鉴别一下真伪啊!”

    郑板桥哈哈大笑：“拿来我看。”几个人小心翼翼捧过来，郑板桥拿在手里端详了，随即迅速扯为碎片，扔进旁边的鱼池里，怒道：“赝品!纯为辱我清名!”旁边的人来不及反应，刹那间目瞪口呆。好久，才有人说：“可我们鉴定，确是大人真迹啊。”郑板桥脸一绷：“荒唐!我自己的作品，难道真伪还要别人来说吗?各位请继续，老夫这就去查一下此事，辱我清名事小，欺骗钱老爷罪不可恕!”

    遂扬长而去。

（选自2014年第ll期《佛山文艺》，有删改）

江南雨巷

董滇宁

    ①有人说，江南的小巷是历史留给现实的入口。是啊！雨后的江南小巷是心灵的圣地 ， 心在红尘中沾满尘埃，不能辨识来去，不妨就让这江南雨巷的烟雨旧梦浸润你已疲惫的心灵！

    ②轻轻地走入小巷。暮春的细雨在两旁的瓦楞上跳跃，忽而又顽皮地跳到青石板的路上，和他们在青石板上的伙伴们嬉闹着、喧哗着。踩在青石板的路上，这一刻，随着细雨，滑入历史的最深处……

    ③撑着油纸伞，血管里冲涌着莫名的悲与喜，呼吸着空气里的清新，和岁月积淀下来的味道；江南的盛世在烟雨中落下了帷幕，惟有这雨后的江南小巷，褪尽铅华，延展着世人的想象。

    ④空气中浸透着静谧。幽远的小巷中，我的移动和杂着雨儿们的跳动，成全了小巷的生动。小巷的两边是安然矗立着的老屋子。一幢幢灰瓦白墙的老屋子，饱受了风雨的侵袭，彰显着一种沧桑积淀后的黯然。灰白色的墙面在斑驳间隐现时光的痕迹，青黑的瓦片耐不住寂寞，邀了几根闲草做伴。

    ⑤几间铺子半敞着门面。铺内，几人横靠着帐台边的木柱，正在打盹；忙碌着的小二，手脚极为麻利地端茶递水之间，仿佛都不会激起哪怕一丝尘屑的飞扬。大多数的屋子已是人去楼空，一把铁锁，锁住了一屋子的寂寞春秋。透过门扉间的夹缝，瞅见一口八角的古井，井沿上残留着几片风吹落的树叶；眨眼间，似乎看见一个梳着两条小辫儿的蓝衣少女蹲在井边，手中拿着极粗的衣槌，露出一口极白的牙齿，对着这边轻轻地微笑；一阵风吹过，扫落了井沿的树叶，也带走了姑娘的影像……依然是个空落落的院落，一把生了锈的铁锁！

    ⑥雨停了。收起纸伞，听着檐下滴答的水声，由心底升腾起一种恍如隔世的落寞。风儿抚过脸颊，把雨的湿气驻留在我的眼窝。眼前的小巷变的迷蒙，心在此刻却显得犹为的澄净。

    ⑦一些墨绿的青苔粘在墙角，吮吸着雨露，淡漠了这多情的江南，绵绵的愁绪。抬眼望去，一只燕子飞掠而去。是否是从王谢堂下飞出的那只？可还能在这物是人非之外，辨识出你的故居吗？

    ⑧巷的尽头，是一座小石桥。扶栏上的雨滴落入水中，荡起一层层的涟漪。在繁华与颓废之间，吹箫女子的面庞有了几多的改变？碧波还聚而来的，不是那提着油纸伞的栗色长发，却是那伤心桥下的惊鸿艳影。

    ⑨沉浸在江南的幽幽梦幻里，抬头，眼前已是那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街市。回望小巷，雨后的它显得更为平静与安宁。寥落的水泡，在小巷的那头冉冉升空；街市这头袭来一阵强流，一瞬的光景，五彩的霓虹映亮整个天宇，嘈杂与躁动在这个世界中无限延伸！小巷深处隐隐透出的阑珊灯火，闪动着清亮的光芒，也足以照亮夜归人的路！一座小桥，两方天地，是两势对立下的无奈疏离，也是历史白描地书写下的自然并存！是也罢，不是也罢，小巷犹在，而雨——今年下，明年下，一千年以后，还会下。

    ⑩走过雨巷，别无其他，清香盈鼻……

擅于到来的人和擅于离别的人

李娟

    我妈是擅于到来的人。她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总是伴随着坏天气和无数行李。

    她冒雪而来，背后背一个大包，左右肩膀各挎一个大包，双手还各拎一只大包。像是一个被各种包劫持的人。

    一见面，顾不上别的，她先从所有包的绑架中拼命脱身。气儿还没喘匀，就催着我和她去拿剩下的东西。我跟着她走到楼下，看到单元门外还有两倍之多的行车。

    我妈为我带来的东西五花八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根长棍。准确地说，应该是两棵小松树的树干。笔直细长，粗的一端比网球略粗，细的一端比乒乓球略细，大约三米多长。

    难以想象她是怎么把这两根树干带上班车的。要知道，在当时，所有的班车都不允许在车顶上装货了。放进下面的行李仓？也不可能。放到坐椅中的过道里？更不可能。况且她还倒了三趟车。总之这是千古之谜。

    她把这两根树干挂在我的阳台上方，然后……让我晾衣脚……

    她骄傲地说:“看！细吧？看！长吧？又长又细又直！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么好的木头！真是很少能见到这么好的，又长又细又直！……”——于是就给我带到阿勒泰了。

    是的，她扛着这两根三米长的树干及一大堆行李，倒了三趟车。没有候车室，没有火炉。她在省道线或国道线的路口等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守着她的行李站在茫茫风雪之中，不知车什么时候来，也不知车会不会来。

    头一天她也在同一个路口等了半天，又冷又饿，最后却被路过的老乡告之班车坏了,要停运一天……但第二天她仍站在老地方等待,心怀一线希望。后来车来了。司机在白茫茫天地间顶着无边无际的风雪前行，突然看到前方路口的冰雪间有一大团黑乎乎的事物。据他的经验，应该有三到五个人在那里等车。可是走到近前，却发现只有一个人和三到五个人的行李。

    总之，她不辞辛苦给我带来了两根树干。

    ——它们又长又直又匀称，最难得的是，居然还那么细。她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完全能配得上城里人。却没想到城里人随便牵根铁丝就能晾衣服。

    后来我搬家了。那两根树干实在没法带走，便留给了房东。不知为什么，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又过去了好几年，搬了好几次家，最后打算辞职。我妈说:“你要是离开阿勒泰的话，一定记得把我的木头带回来。”到那时，才突然间感到愧疚。我告诉她早就没了。她伤心地说:“那么好的木头！那么直，那么长，关键是还那么细！你怎么舍得扔了！”却丝毫不提当年把它们带到阿勒泰的艰辛。

    那是2003年左右，我在阿勒泰上班，同时照料不能自理的外婆。工资六百块，两百块钱交房租费,两百块钱存到冬天交暖气费，剩下两百块钱是生活费。也就是说，日子过得相当紧巴。

    我妈第一次来阿勒泰时，一进到我的出租屋，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房间的30瓦灯泡拧下来，统统换成她带来的15瓦的。

    第二件事是帮我灭蟑螂。那时我不敢杀生，后果便是整幢楼的邻居都跟着遭殃。我妈烧了满满一壶开水，往暖气片后面猛浇。黑压压的蟑螂爆炸般四面逃窜,更多的被沸水冲得满地都是。

    接下来的行程内容是逛街。

    乡下人难得进一次城，她列了长长的清单，然而什么都嫌贵，最后只买了些蔬菜。菜哪儿没卖的？但是阿勒泰的菜比富蕴县的便宜。还买了几株带根的花苗。天寒地冻的，她担心中途倒车的时候花苗被冻坏，便将它们小心地塞进一个暖瓶里,轻轻旋上盖子。

    她每次来阿勒泰顶多呆一天。一天之内，她能干完十天的事情。每次她走后，好像家里搬走了一支部队。

    走之前，她把她买的宝贝花慷慨地分了我一支。我家没有花盆，她抬回一只塑料油桶，剪开桶口，洗得干干净净。又不知从哪儿挖了点土，把花种进去，放在我的窗台上。因为油壶是透明的，她担心阳光直晒下，土太烫了，对根不好，特意用我的一本书挡着。她走后，只有这盆花和花背后的那本书见证了她曾到来。

    而我，我最擅长离别。迄令为止，我圆满完成过各种各样的离别。

    我送我妈离开，在客运站帮她买票，又帮她把行李放进班车的行李厢，并上车帮她找到座位。最后的时间里，我俩一时无话可说，一同等待发车时间的到来。

    那时，我想起来很久很久以前的另一场离别。旧时的伤心与无奈突然深刻涌上心头。我好想开口提起那件事，我强烈渴望得知她当时的感受。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一句话来。此时此刻，彼此间突然无比陌生。甚至微微尴尬。我又想，人是被时间磨损的吗?不是的，人是被各种各样的离别磨损的。

    这时，车发动了。我赶紧下车，又绕到车窗下冲她挥手。

    就这样，又一场离别圆满结束了。最后的仪式是我目送这辆平凡的大巴车带走她。然而，车刚驶出客运站就停了下来，高峰期堵车。最后的仪式迟迟不能结束。我一直看着这辆车。

    我看着它停了好久好久。有好几次强烈渴望走上前去，走到我妈窗下，踮起脚敲打车窗，让她看到我，然后和她再重新离别一次。

    但终于没有。

    (本文节选自《遥远的向日葵地》)

种子达人

2000年，钟扬辞去武汉植物所的工作来到复旦大学，经佐琴成为他的行政秘书、后勤主管。

那年5月钟扬报到时，学校还没有过渡房。经佐琴临时给他找了一个系里别的老师提供的毛坯房，当经佐琴愧疚地和钟扬沟通此事时，没想到他毫无怨言接受了这个连煤气、热水器都没有的房子，洗着冷水澡住了半年。

十几年过去了，钟扬和家人的住房仍没有太大改善，只是从毛坯房搬进了一套仅有几十平方米的小屋。

这和光鲜亮丽的上海形成了强烈对比，和他后来担任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的职位也产生了巨大反差。

为了供孩子上学，钟扬夫妻把唯一的房产卖了，如今的住所是岳父岳母的房子。这个小屋紧挨着一片工地，却住着钟扬一家四口和他的岳父岳母。

尽管钟扬对生活品质不讲究，但对于“种子”却一点也不将就。为了自己的“种子事业”，他的足迹延伸到了植物学家的“无人区”——西藏。

从他到复旦大学的第二年，钟扬就开始主动到西藏采集种子。2009年，钟扬正式成为中组部援藏干部。据统计，在这十几年间，他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占到了西藏特有植物的1/5。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钟扬要收集种子？

“一个基因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能够造福万千苍生。青藏高原这个占我国领土面积1/7的地区，植物种类占到了1/3。有些地方甚至100年来无人涉足，植物资源被严重低估。”钟扬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这样介绍。

他深扎在此，努力为人类建一个来自世界屋脊的“种子方舟”。

对钟扬来说，采种子是一件乐事。“作为一个植物学家，我最喜欢的植物是蒲公英，如果发现它开花并且结了种子，我会用手抓一把，一摊开里面一般有200颗。我最讨厌的植物是什么呢？椰子。那么大一颗，8000颗的样本数量，我们需要两卡车把它们拉回来。”钟扬调侃道。

然而，在西藏采集种子更多的是随时出现的高原反应和长时间的体力透支。而钟扬却背着他经典的黑色双肩包，穿着磨白了的“29块钱的牛仔裤”，戴着一顶晒变色的宽檐帽，迈着长期痛风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连藏族同事都称他为“钟大胆”。

对于钟扬的博士生、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来说：“每次和钟老师采种子都是惊险和惊喜并存。”

“那次，我和扎西次仁（钟扬在西藏的首位植物学博士——记者注）跟着钟老师去采集高山雪莲。我们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向更高的山地挺进时，钟老师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呼吸急促、全身无力，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拉琼回忆。

大家都建议钟扬待在帐篷里，而他却说：“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你们能爬，我也能爬。”最终，钟扬带着学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是世界上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麴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如今，这些种子静静地沉睡在一个又一个玻璃罐头里，等待着有一天，改变人类的命运。按钟扬的话说，也许那个时候，胖胖的钟教授已经不在了，但是他期待着它们可以派上用场。

……

生命延续

2017年5月的一场讲座中，钟扬曾介绍自己实验室里研究过一种“长寿基因”。他们使用生命期5～7天的线虫作为实验对象，当某种基因被敲除后，线虫寿命可增加5～7倍。

有人问，只要敲除一个基因，人是否可以更长寿。钟扬回答：“这个基因主管生殖，要想长寿必须在一出生就去除掉，意味着你将终身无法生育”。对于钟扬这样的植物学家来说，生命的长短成为了藏在基因里的密码。

但对于他个人来讲，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或许在与千千万万种生命打交道的过程中，钟扬已经有了答案。

“在一个适宜生物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中，不乏各种各样的成功者，它们造就了生命的辉煌。然而，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换言之，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在2012年7月6日复旦大学的校刊上，钟扬发表的《生命的高度》一文这样写道。

在探寻生命的边界时，他甘愿成为一个先锋者。

钟扬的身体条件是不适合长期在高原工作的。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对常人来说，这应是一次生命的警告，钟扬却把它理解成工作倒计时的闹钟。

“他有一种想把时间抢回来的劲头。”拉琼回忆道，病好以后，大家都以为原本忙碌的钟老师可以调整一下超负荷的生活节奏，“收敛一点”。没想到的是，他变得更加拼命了。

拉琼展示了钟扬2017年6月24日的行程安排：上午到拉萨贡嘎机场，下午3点半参加西藏大学博士生答辩会，5点跟藏大同事和研究生处理各种学科建设和研究生论文等事情，晚11点回到宿舍网上评阅国家基金委各申请书，凌晨1点开始处理邮件，凌晨两点上床睡觉，清晨4点起床，4点半赶往墨脱进行野外科学考察。

钟扬未完成的愿望很多，他希望继续收集青藏高原的种子资料，希望帮助西藏大学学科建设不断提高，希望培养出更多扎根高原的植物学人才……

脑溢血之后，医生、亲友、同事都劝钟扬不要再去西藏，说他简直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而他第三次向组织递交了继续担任援藏干部的申请书，成为第八批援藏干部。

“再次进藏时，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身体大不如前，连上车和下车都特别吃力。但他总说‘没事，我很好’。他对我说，自己的时间太短了，必须这样。”拉琼说。

2017年9月25日，钟扬忙碌的行程在“出差赴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作报告‘干部创新能力与思维的培养’”之后戛然而止。

而在他双肩背包的很多张小纸条中，他的工作依然很满——

9月26日，他将回到复旦大学上党课，带大家学习科学家黄大年的先进事迹；

9月28日，他将来到拉萨，参加29日的西藏大学生态学一流学科建设推进会；

之后，他将完成和拉琼参与创办的西藏植物学期刊的创刊文章；和杨亚军一起完成关于“生物样本库的伦理问题和管理政策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招标；继续英文科普书籍《不凡的物种》的翻译工作……

未来，他还希望在成都或上海建立青藏高原研究院，让上海的红树林实现自由生长，让更多的中小学生通过科学课程提高科学思维，让更多的学生致力于青藏高原的种子事业……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对于生命的意义，钟扬这样说。

百年孤独(节选)

    加西亚·马尔克斯

当时，马孔多是个有二十户人家的村庄，一座座土房都盖在河岸上，河水清澈，沿着遍布石头的河床流去，河里的石头光滑、洁白，像史前的巨蛋。

每年三月，衣衫褴褛的吉卜赛人都要在村边搭起帐篷，在笛鼓的喧嚣声中，向马孔多的居民介绍科学家的最新发明。一个身材高大的吉卜赛人——梅尔基亚德斯，满脸络腮胡子，手指瘦得像鸟的爪子，拿着两大块磁铁，从一座农舍走到另一座农舍，大家都惊异地看见，铁锅、铁盆、铁钳、铁炉都从原地倒下，木板上的钉子和螺丝嘎吱嘎吱地拼命想挣脱出来，乱七八糟地跟在魔铁后面。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狂热的想象力经常超过大自然的创造力，他认为这种暂时无用的科学发明可以用来开采地下的金子。他用自己的一匹骡子和两只山羊换下了两块磁铁。这些家畜是他的妻子打算用来振兴破败的家业的，她试图阻止他，但是枉费工夫。在好几个月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带着两块磁铁，勘察了周围整个地区的一寸寸土地，甚至河床。他掘出的唯一的东西，是十五世纪的一件铠甲。

三月间，吉卜赛人又带来一架望远镜和一只放大镜。磁铁的试验失败之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不甘心，马上又产生了将放大镜作为作战武器的念头。他用两块磁铁和三枚殖民地时期的金币交换放大镜。乌尔苏拉伤心地流了泪。那盒金币由她父亲一生节衣缩食积攒下来。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无心抚慰妻子，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头扎进了作战试验。他将阳光的焦点射到自己身上，因此受到灼伤，伤处溃烂，很久都没痊愈。他甚至编写了一份使用这种武器的《指南》，连同许多试验说明和几幅图解，请一个信使送给政府。他等待答复等了几年，最后等得厌烦了，他就为这新的失败埋怨梅尔基亚德斯，于是吉卜赛人归还了金币，换回了放大镜，并且给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几幅葡萄牙航海图和各种航海仪器。梅尔基亚德斯亲手记下了修道士赫尔曼作的简要说明，把记录留给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让他知道如何使用观象仪、罗盘和六分仪。在雨季的漫长月份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把自己关在宅子深处的小房间里，不让别人打扰他的试验。他完全抛弃了家务，整夜整夜待在院子里观察星星的运行……最后，他得意地向孩子们宣布自己的发现：“地球是圆的，像橙子。”

吉卜赛人回来的时候，乌尔苏拉唆使全村的人反对他们，可是好奇战胜了恐惧，因为吉卜赛人说是要展出纳希安兹人最奇特的发明。大家都到吉卜赛人的帐篷去，花一分钱，就可看到返老还童的梅尔基亚德斯——身体康健，没有皱纹，满口漂亮的新牙……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觉得这一切既简单又奇妙，第二天他不再按时进餐，从早到晚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世界上正在发生不可思议的事，”他向乌尔苏拉唠叨，“咱们旁边，就在河流对岸，已有许多各式各样神奇的机器，可咱们仍在这儿像蠢驴一样过日子。”

他让那些跟他一起建立马孔多村的人带上铁锹、锄头和狩猎武器，并把自己的定向仪器和地图放进背囊，就去从事鲁莽的冒险了。……

探险回来以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绘了一幅地图。由于这张主观想出的地图，人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马孔多是在一个半岛上面。他是恼怒地画出这张地图的，故意夸大跟外界往来的困难，仿佛想惩罚自己轻率地选择了这个建村的地点。“咱们再也去不了任何地方啦，”他向乌尔苏拉叫苦，“咱们会在这儿活活地烂掉，享受不到科学的好处了。”他决定把马孔多迁到更合适的地方去。

村里的男人已经开始准备搬家，乌尔苏拉却像蚂蚁一样悄悄地活动，唆使村中的妇女反对男人的轻举妄动。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说不清楚，不知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对立的力量，他的计划遭到一大堆借口和托词的阻挠，终于变成没有结果的幻想。有一天早晨他难过地对乌尔苏拉说：“既然谁也不想走，咱们就单独走吧。”

“不，咱们不走，”她说，“因为咱们在这儿生了个儿子。”

“可是，咱们还没有一个人死在这儿，”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反驳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亲属埋在这儿，他就不是这个地方的人。”

乌尔苏拉温和而坚决地说：“为了咱们留在这儿，如果要我死，我就死。”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试图用自己的幻想迷住她，答应带她去看一个美妙的世界：那儿，只要在地里喷上神奇的药水，植物就会按照人的愿望长出果实；那儿，可以贱价买到各种治病的药物。

“不要成天想入非非，最好关心关心孩子吧。”她回答，“他们像小狗儿似的被扔在一边，没有人管。”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望了望窗外，看见两个赤足的孩子正在烈日炎炎的菜园里。他觉得，他们仅在这一瞬间才开始存在。他全神贯注地望着两个孩子，终于望得两眼湿润，他无可奈何地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

“好啦，”他说，“叫他们来帮我搬出箱子里的东西吧。”

(有删改)

材料一：

达尔文雀隶属于雀形目燕雀科，一共14种，其中13种分布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另一种分布在距加拉帕戈斯群岛600km的可可岛上。达尔文雀羽毛颜色均为暗色，体形相似，体长7—12cm不等，种间最明显的区别是喙部的形状和大小。据考证，这14种达尔文雀是在过去的100万年至300万年间由同一祖先进化而来。

1835年9月，达尔文乘“贝格尔”号航行到加拉帕戈斯群岛时，在岛上发现一些羽毛颜色暗淡的雀形目鸟类，并采集了标本带回英国。后来，英国鸟类分类学家古尔德在研究达尔文收集的鸟类标本时发现这些雀形目鸟类是一些以前没有描述过的新种。达尔文也因此受到了启发，在《物种起源》中论述到：“这些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生活的雀形目小鸟实在令人感兴趣，它们由一个种分化出来而适应了不同的生活环境。”这些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雀形目小鸟促使达尔文产生了生物进化的思想，后人为了纪念达尔文就把这些雀形目小鸟称为“达尔文雀”。

（摘编自邓文洪、郑光美《达尔文雀与生物进化》）

材料二：

1938年12月，28岁的英国帅小伙大卫·拉克和他的研究团队登上了圣克里斯托巴尔岛，研究不同种“达尔文雀”的繁殖和觅食行为。每天上午他外出观察这些小鸟，下午则捕捉个体尝试进行圈养，看不同种之间是否会发生杂交。正如达尔文曾指出的那样，“达尔文雀”非常温顺，不怕人而易于接近。这些“很傻很天真”的鸟，是拉克在野外非常难得的理想观察对象。

1939年4月，拉克一行和4种共计40只地雀一起来到美国旧金山的加州科学院。从4月底至9月初，拉克在加州科学院、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等地的馆藏做研究，还专程去大英博物馆检视了达尔文当年采集的标本，最后他竟总共测量了近6400号“达尔文雀”标本！根据掌握的翔实资料，拉克很快撰写出了题为《加拉帕戈斯地雀亚科形态变异研究》的专著。而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面对同样的原始资料，194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了拉克的新作《达尔文雀》，书中竟得出了几乎完全不同的结论！

拉克在第一本书中依据野外观察和标本测量数据对“达尔文雀”的分类进行了修订，并把主要篇幅放在了阐述种间以及种内变异上。比如喙的大小和形状在不同种之间和同一种但分布于不同岛上的种群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异。受到当时主流观点认为亚种之间形态差异不具备自然选择上的适应性的影响，拉克在“达尔文雀”身上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认为上述差异主要是在不同种间生殖隔离当中发挥作用，即同种的雌鸟主要通过喙型来识别同种的雄鸟。而生活在大达夫尼岛的中地雀和克罗斯曼岛的小地雀由于具有介于两种之间的喙型，而被认为可能是杂交的产物。

在回到达丁顿会堂学校又教了一年中学生物之后，拉克开始为军方工作，主要是与其他科学家一道为刚刚投入实战不久的雷达提供智力支持。在这期间，生态学上一项名叫高斯原理的理论引起了拉克的注意，并最终改变了他关于“达尔文雀”的研究结论。他明确地指出竞争导致了“达尔文雀”在食物资源利用上的分化，产生了已知的14个种和它们形态各异的喙。以地雀为例，在同时有大、中、小地雀的岛上，3种鸟喙的大小都不重叠，对应着取食大小不同的种子。而大达夫尼岛的中地雀和克罗斯曼岛的小地雀喙的大小却介于两种的正常值之间，这两个小岛上各只有一种食种子的地雀，因此表现出了竞争释放，即在缺乏竞争者时物种会拓展实际的生态位。就是说这两个岛的中地雀和小地雀可以选择利用的种子大小更为多样化。拉克的新书用形态学、生态学和行为学方面高质量的第一手资料予以佐证，并揭示了地理隔离和生态位分化在物种形成上的重要作用。

稍显遗憾的是，拉克的新书更多提供的还是一种描述性的结论，定量性统计分析有限。比如，尽管他指出了对食物资源的竞争是主要的演化驱动力，却没有提供大、中、小地雀在取食种子大小上是如何分化的例证。又如，他指出了对于同域分布的种群而言，生殖隔离是最后形成物种的关键一步，却没能说清楚究竟是何种机制导致了生殖隔离的实现。这些遗憾被开始于34年之后并延续至今的一项长期研究弥补。1973年，英国鸟类学家格兰特夫妇开始在大达夫尼岛展开持续40多年的研究，这段经历，将他们的名字与“达尔文雀”紧紧联系在一起。

对“达尔文雀”的研究，研究者们手中的工具从达尔文时代的猎枪，到拉克的望远镜，再到格兰特夫妇的雾网和录音机，发展到了今天的基因组高通量测序仪。对于“达尔文雀”的认知，既有最初达尔文的慧眼未识珠，也有拉克两本著作之间观点的骤然转变，更有格兰特团队42年的荒岛坚守。“达尔文雀”的传奇，生动地展现了追求真知的人们在旅程中可能会遭遇的起伏波折和不经意间的曲径通幽。在生态学和演化生物学的研究中应当去追求长期的开放式的持续工作，因为从逻辑上来讲，演化及生态过程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尽头。

（摘编自Robbi《迈入基因组时代的“达尔文雀”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