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果树的歌

叶辛

    1992年，黄果树兴致勃勃地要像其他全国著名的景点一样，准备“申遗”了，而且还把考察组请了来，结果事与愿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对黄果树考察之后，留下了一段评语：黄果树是亚洲最有影响的大瀑布，但同时人工痕迹太重，生态环境太差，建议暂缓申报“世界遗产”。

    人家说的是大实话，黄果树得反省了。

    半边街是最大的软肋。黄果树大瀑布飞溅弥漫的水珠、水沫和雾露，使得它的一侧山坡，终日笼罩在朦朦胧胧的湿重雾气之中，以至这半边山坡上的植物一年四季绿茵茵、鲜亮亮的，看上去十分诱人，亦成了黄果树的一景。相反，面对着大瀑布的这半边山坡，既不会受到弥散而来的水雾水气的影响，更是眺望黄果树瀑布的最佳位置之一。老乡们就来这里摆摊设点，出售米粉、面条、包子、李子和各式的乡间小吃，特别是1982年，黄果树正式设立景区，修建了旅游观赏小道、公共厕所、宾馆设施，收取两角钱一张的门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越来越多，老乡们干脆就在这一最佳观瀑点修建起一个个饭馆、面铺、旅舍、茶馆、摄影点，逐渐形成了一条街。由于所有的建筑都修在这半边，人们自然而然把这条喧嚣、热闹、零乱、嘈杂、卫生条件也差的街，称作半边街。

    冷静下来想想，人家也是在为黄果树大瀑布着想，因为按规定，每处景点只能中报一次，若被“世界自然遗产联盟”的21个常务理事国否定，便永远不能再中报了。

    今年盛夏时节，我再次陪友人游览黄果树。那天阳光灿烂，黄果树的绿荫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片片叶子都泛着亮光，我们顺着游览黄果树的最佳线路，从陡坡塘瀑布这里往下行。

    这条线路，当年是五尺宽的古驿道。那年春天，徐霞客就是沿着这条古驿道，循声看见了陡坡塘瀑布景观的。他的原话是“瀑声震天，十里相闻”。这样的古驿道不常见了，景区把它们保护了起来，另外为游人们修了木质的栈道。

    没有人想得到，这里曾是小摊林立的“半边街”。

    沿着栈道漫步而行，白水河坦荡宽阔的流水逐渐收窄，水势悄然地形成一股丰盈膨胀的急流，湍急起来，迅捷起来，往前奔腾而泻。

    凝神观赏，游客不难发现，黄果树大瀑布的壮观气势，就是从这里逐渐蓄积起来的。

    几十年里，我游览过几十次黄果树，阴雨天到过黄果树，大冬天到过黄果树，白天来过黄果树，夜间看过黄果树，春秋天游过黄果树，大雨天赏过黄果树如洪如涛的暴怒模样，黄昏时分走近过大瀑布，清晨散步时远眺过黄果树。我时常对远道而来的朋友说，观赏大瀑布，有多个角度，可以自上而下俯视，也可以自下而上仰望，更可以左看、右看、前看、后看。这样，才能真正领略大瀑布的风貌和神采。今天修筑的这一条游客栈道，就是顺着古时驿道的走势，为所有客人提供多滩观赏、感悟大瀑布的移动场所。

    在挨近观赏黄果树大瀑布之前，有一座哥特式的石砌尖顶小教堂，建成于1898年，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不可不看。前面我多次提及的半边街，是抗日战争中著名的史迪威公路的必经之路，抗战中美军的运输兵到达黄果树之后，必须在这里休整。一是观赏黄果树大瀑布放松心情；二是进小教堂做心灵的洗礼；三是再往前走就要过“二十四道拐”的险峻地势了，那可是日军飞机重点轰炸的地方，得确认安全、道路畅通才能前行。栈道旁建有美军抗战浮雕，就是为了纪念这一段历史。

    让我惊喜不绝的是，来到黄果树大瀑布跟前，自上而下俯视，我看到了七色彩虹，在犀牛潭山涧之间迎着雪浪般的瀑布飞涛而横跨，一道一道又一道，竟然是整整三条！

    游客们雀跃欢呼，纷纷拿起手机、相机、摄影机拍摄留念，要留下这一珍贵的瞬间

    我也笑了。

    是啊，几十次来过黄果树，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三条彩虹为大瀑布系上锦带。

    回到上海以后，细细回味，仍然意犹未尽，遂欣然写下了这一篇《黄果树的歌》。

文心清如许，译笔生豪情

    ①朱生豪幼年失怙，家境中落。然而，他痴迷读书，从无懈怠，从秀州中学到之江大学，教会学校的背景培育了他中英文俱佳的文学功底，诗文清秀，才华颖脱。

    ②20世纪30年代，朱生豪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此时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进行文化围剿。他在当时上海的世界书局任职，耳闻目睹令人窒息的文化封锁，思想上愤懑彷徨。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了解到朱生豪的中英文功底，向他作出了重要建议——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这个建议让这位温和腼腆、“渊默如处子”的青年文人，胸中翻涌起了豪迈的激情。朱生豪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某国人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朱生豪说的“某国”就是当时觊觎中华、到处挑衅的日本。

    ③朱生豪决定用散文体来翻译莎剧。尽管如此，朱生豪在处理剧本中的歌词及念白时，仍尽量采取诗体形式，在韵律、节奏和意境的把握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图存留莎翁原本的风貌。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戏剧场景，分别采用了自由体诗或诗经体、骚体、古体诗等中国传统诗歌体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中角色所处的环境与情绪，竭力避免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

    ④翻译莎剧需要的不仅是激情，也不仅是才华。梁实秋先生译莎剧，最后宣告要与莎士比亚“断绝来往”。虽为危言，并非耸听，梁公花费30余载始得译完莎翁全集。林语堂先生也曾面对翻译莎剧的邀约，但婉拒之，言到老年再作打算。然而，译莎并非年长者的专利。莎士比亚发表了第一部剧作是在26岁，青年的热血激情只有同为青年的译者才会感受深切。朱生豪翻译莎剧，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

    ⑤他在1935年23岁之时开始筹备译莎大事，而手头的工具只有旧版《牛津词典》和《英文四部词典》。从1936年开始的九年间，大部分译作陆续完成。由于日军侵华，译莎手稿两次毁于战乱。直至1944年病逝，他坚持重译被毁的部分，并继续握管不辍，一共完成31部半莎剧的翻译工作。

    ⑥自1954年以来，朱生豪散文体译本在大陆以单行本、戏剧集、校订补译本全集、英汉对照（注释）版等多种方式出版，出版延续时间之长、出版频率之高、印刷数量之大可谓空前，超过任何其他莎剧中译本。

    ⑦朱译本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广泛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莎翁名句，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哈姆雷特》）、“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威尼斯商人》）等均出自朱生豪的翻译。

（选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01月16日）

相关链接：

    朱生豪翻译语言生动、华丽，初读便有起身想动起来的冲动。诚然，翻译是文字的功夫，更是文字之外的打磨。译文对戏剧舞台的亲和力实在是身体力行得来的，并无半分的臆断想象啊。

（戏剧导演陈薪伊语）

寻找民工老海

    过了春节，何家庄的男人就踏上了淘金之路。出了火车站，一帮人背着铺盖卷，浩浩荡荡走了两条街，忽然发现队里的老海不见了。一行人急忙掉转头往回找，可哪儿找得见老海的人影？

    大伙都急了，这老海五十多岁的大老粗，大字不识一个，头一次出远门不说，身上也没带什么钱，如今让他一个人落了单，这还不要了他的老命哇！大伙儿回到火车站，以为老海会撞回到这里来的，谁知等了一天一夜，还是没见人。

    第三天，来了一个招工的胖子，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建筑工地。大伙儿惦记着老海，安顿好以后，就接着出去找老海。可要想在这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找一个人，况且这个人还是个文盲，这简直比海底捞针还要难。

    人没找着，大伙心里不好受，老板一看不乐意了，说：“我叫你们来就是为了赶工程的，你们倒好，天天跑到外面玩，明天再不开工，我只好去叫别人了。”队中年纪最长的老山头急忙赔着笑解释：“老板，我们走丢了一个同伴，不找到他，心里不踏实呀！”老板一听笑了：“我还以为丢了个小姑娘呢，不就是个大男人吗？你们还怕他被骗去当小姐呀！要干就开工，不想干趁早走人……”大伙儿一听老板的话没有商量余地，就想，还是先保住这份活，再慢慢找吧。

    于是，以后大伙就利用收工后的空闲时间出去找老海。他们一共七个人，就分成几组，往几个方向找去，像在家里围猎野猪一样，一定要把老海围出来。可这种方法一到大城市显然就行不通，一个月下来，他们的足迹几乎走遍了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根本不见老海的人影儿。大伙一商量，就想出了个新招：在走过的地方贴上他们的名字和地址，这样老海看到就知道他们在哪了。转念一想，这老海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就算看到了，还不是睁着眼走过去？

    时间一天天过去，仍然没有老海任何消息。大伙又着急又担心，老海身上那点钱肯定早用光了，他普通话不会说，字不会认，肯定也没法子找到活干。这样一来，老海不知道已经饿了多久肚子了，说不定就加入丐帮了呢！大伙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后来，大伙出去时，眼睛总是盯着街上那些乞丐，一看到跟老海身子有点像的，就走上去仔细认一认。一看不是，就比划着向他打听，然而，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劲，老海好像已经在这座城市蒸发了。

    一天，队里一个年轻后生忽然想出了个主意，兴奋地说：“老海虽然不认字，可他不是瞎子啊！我们只要在去过的地方留下一个他认得的东西，这样就容易多了！”大伙一听，觉得这主意不错。可有什么东西能让老海知道是他们留下的呢？想来想去，家里这时候不是家家都在搞编织吗？对，就留一个家里特有的那种小篾箪，老海看到了，再怎么笨的人也该知道是家里人留的吧，然后他就会在那地方等，这样，他们碰面的机会就大多了。

    说干就干，第二天大伙收了工，就在工地上捡了一些不用的竹子，开成篾片，编成一个个小篾箪，街上的电线杆上、路边的大树上、公园大门口，都挂了一些上去。在一些小篾箪里，他们还放进了水和一块大面包，这样老海看到的时候，马上可以拿来充饥。他们又考虑到，如果老海发现了小篾箪，跟着来找他们怎么办？于是，他们在通往工地的小路口挂了十多个小篾箪，用油漆涂成红色，显得十分醒目。

    这样一来，他们找人的方法从游击战变成了“守箪待人”。每过两天，他们就像在家里查野猪夹一样，到挂有小篾箪的地点去巡查一遍，看看里面装的东西还在不在。如果东西没动，担心变质，就拿回去大家吃，再换上新鲜的水和面包。

    一晃又是一个月过去了，老海既没找到工地来，大伙儿也没在挂小篾箪的地方守到他。大伙都挺失望：这老海，咋就不能多走动走动，多抬头瞧瞧呢！可是，这办法还得坚持下去，他们轮流着隔两天三天就去查看，更换水和面包。

    不知不觉，一年就要过去了，工地在春节前半个多月就停工放假。一天，老板回到工地查看，发现工棚里还住着人，进去一瞧，原来是他们这一伙，老板奇怪了，别人巴不得赶早回去，这伙人看样子还没有走的打算，就问：“咋的？我又没少你们一分工钱，不想回家过年啊？”老山头忙说：“哪能不想回家啊，一年没见着家里人，心早回去了。可我们还少一个人。”

    老板这才想起他们说过走丢了一个同伴这回事：“哦，还没找到呀！我看，你们别等了，这年头无名死者多了，没人认领，往火化炉一扔完事！”大伙一听，脸顿时变了色，面面相觑。这个他们倒从没想过，难道老海真的……老山头紧紧闭着嘴唇，脸上的肌肉颤抖了几下，缓缓开了口：“我们乡下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十个人进山，决不能九个人回来，不管是人还是尸。我们八个人来，不能七个人回去。”

    老板想了想，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不过得花钱。在报上登个寻人启事，说明有报酬，就是一只蚂蚁也能给你找出来。”大伙忙问要多少钱，老板笑了：“这就说不准了，有钱人找条狗找只猫出个三万五万不算多，没钱的找儿找女三百五百不算少，这要看他在你们心中是什么分量！”大伙儿转头看着老山头，等着他发话。老山头叭叭地抽了一回烟，说：“这样吧，我们七个人，一人凑五百出来。”说着，率先掏了五百元。大伙纷纷拿出钱，很快凑了三千五百块。老板有点惊讶地打量着他们，他知道他们这一年到头也就挣了四五千块而已，这五百块可就是他们一个月的血汗钱呢！老板二话没说，就带着他们找到报社，第二天，寻找老海的启事就登出来了。报社还根据他们的描绘，用电脑拼了一张老海的图。见报后，他们满怀希望地在工地等候着。

    时间过去了好几天，他们还是没有等来好消息。眼看离春节只有几天了，老山头心情沉重地对大伙说：“这个年，大家都别回去了，在这过吧！”大伙儿默默地点头，决定留下来后，他们就一起到挂小篾箪的地点去查一遍。走了几个地方，没发现什么异样，大伙累了，蹲在一棵树下歇脚。忽然，一个后生指着树干喊了起来：“你们看，这儿写着老海！”大伙凑近一瞧，果然没错，树根上被人用刀歪歪斜斜地刻着两个字：老海。大伙顿时兴奋起来，这么说，一定是老海曾来过这儿，还在这儿给他们留下了记号。他们来了劲，继续往前搜寻，走了两条街，又发现了一棵留有老海名字的树。看来，老海一定在这一带出现过。

    可是，老海根本就不认识字啊！大伙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放过这一线希望，就坐在树下等，一直坐到天黑，也没见到老海的影子，他们决定明天再来。回到工地，他们发现工棚里亮起了灯光，疑惑地走进去一看，乐了，屋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老板，另一个不是老海是谁？

    “老海！”大伙冲上去和老海抱在一块，又跳又喊。好半天，大伙才问老海到底躲在什么地方，害他们找了一年。老海嘿嘿地笑了：“我命好，被一个煤气店老板看中，叫我去拉煤气，一天给十五块钱。我一想，这活也挺好，可以天天在街上，说不定就能碰见你们呢！后来我又想，你们不是都认得字吗？我求人教会了自己的名字，把它刻在树上，这样你们一看到我老海的名字，就知道我在这里出现了。”大伙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都怪自己光注意高处的小篾箪，哪里想到老海会有这一手哟！大伙又问老海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老板拿出一张报纸笑了：“你们看看吧！”大伙接过一瞧，原来是老海登的一个寻人启事：寻找七个民工……老海挠着脑袋说：“快过年了，老板问我为啥还不回家，我说不行啊，我们八个人来的，找不到那七个，我不能回去呀。他就给我出了个主意，在报上登这个东西，谁给我找着你们，给他一千块！”说着，老海就从身上掏钱，大伙一看明白了，是老板看了报纸带老海来工地的。可老板却把老海的钱推了回去，并且从包里拿出几张车票来，一边塞到老山头手里，一边说：“这是我托人买到的车票，过完节，我在工地等你们来。记住，是八个人，一个都不能少！”

    (有删改)

寒冷也是一种温暖

迟子建

    年是新的，也是旧的。因为不管多么生气勃勃的日子，你过着的时候，它就在不经意间成了老日子了。

    在北方，一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寒冷时刻，让人觉得新年是打着响亮的喷嚏登场的，又是带着受了风寒的咳嗽声离去的，但在这喷嚏和咳嗽声之间，还是夹杂着春风温柔的吟唱，夹杂着夏雨滋润万物的淅沥之音和秋日田野上农人们收获的笑声。沾染了这样气韵的北方人的日子，定然是有阴霾也有阳光，有辛酸也有快乐。

    故乡是我每年必须要住一段时日的地方。在那里，生活显得格外有韵致。八月，我回到那里。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打开窗，看青山，呼吸着从山野间吹拂来的清新空气。吃过早饭，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作，或者看书。累了的时候，随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个盹，养养神。大约是心里松弛的缘故吧，我在故乡很少失眠。每日黄昏，我会准时去妈妈那里吃晚饭。我怕狗，而小城街上游荡着的威猛的狗很多，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手中往往要攥块石头。妈妈知道我怕狗，常常在这个时刻来接我回家。家中的菜园到了这时节就是一个蔬菜超市，生有妖娆花纹的油豆角、水晶一样透明的鸡心柿子、紫莹莹的茄子、泛着蜡一样光泽的尖椒，全都到了成熟期，不过这些绿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主角呢，是农人们自己宰杀的猪，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野生鱼类。这样的晚餐，又怎能不让人对生活顿生感念之情呢？吃过晚饭，天快黑了，我也许会在花圃上剪上几枝花：粉色的地瓜花、金黄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扫帚梅，带回我的居室，把它们插入瓶中，摆在书桌上。夜深了，我进入了梦乡，可来自家园的鲜花却亮堂地怒放着，仿佛想把黑夜照亮。

    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份要赴港，我一定要在故乡住到飞雪来临时。我去香港两次，唯有这次时间最长，整整一个月。浸会大学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八位作家进行文学交流，主题是“大自然和写作”。为此浸会大学组织了一些亲近大自然的活动，如去西湾爬山，去大屿山的小岛看渔民的生活。香港的十月仍然炽热，阳光把我的皮肤晒得黝黑。运动是惹人上瘾的，逢到没有活动的日子，我便穿着一身运动装出门了。去海边，去钻石山的禅院。有一天下午，走出地铁站后，觉得困倦难当，就到对面的公园睡觉去了。别看街上车水马龙的，公园里游人极少。我躺在回廊的长椅上，枕着旅行包，听着鸟鸣，闻着花香，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向西了，我听见有人在喊“迟——迟——”，原来是爱尔兰女诗人希斯金，她正坐在与我相邻的椅子上看书呢。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在国外，蜷在公园长椅上睡觉的，基本都是乞丐。

    在香港，我每天晚上跟妈妈通个电话。她一跟我说故乡下雪的时候，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杜鹃开得多么鲜艳，树多么绿。但时间久了，尤其进入十一月份之后，我忽然对香港的绿感到疲乏了，那不凋的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陈旧！我想念雪花，想念寒冷了。当参加座谈被问起对香港的印象时，我说我可怜这里的“绿”，我喜欢故乡四季分明的气候，想念寒冷。他们一定在想：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而他们又怎能知道，寒冷也是一种温暖啊！

    十一月上旬，我返回哈尔滨。当我终于迎来了对我而言的第一场雪时，兴奋极了。我下楼，在飞雪中走了一个小时。能够回到冬天，回到寒冷中，真好。

    年底，我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是艾芜先生的儿子儿媳为我签名寄来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南行记》和《艾芜选集》，他们知道我喜欢先生的书，特意在书的扉页盖了一枚艾芜先生未出名时的木头印章。这枚小小的印章，像一扇落满晚霞的窗，看上去是那么灿烂。新近出版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他们都没有要稿费，只是委托新华书店发行，这让我感慨万千。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垃圾一样的作品，通过炒作等手段，可以获得极大的发行量，而艾芜先生这样具有深厚文学品质的大家作品，却遭到冷落。这真是个让人心凉的时代！不过，只要艾芜先生的作品存在，哪怕它处于“寒冷”一隅，也让人觉得亲切。这样的“寒冷”，又怎能不是一种温暖呢！

永不掉队

谢志强

1947年冬，秦山第一次听见方歌唱歌。

团长命令：我们的两条腿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秦山穿草鞋，把脚磨破了。渐渐地落在急行军的队伍后边。于是，他听见了那支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方歌站在路边的一个小土坡上，齐耳短发，她旁边还站着两个女兵，是师文工团的团员。

秦山踏着歌声，赶上了队伍。部队准时到达了指定的地点，堵住了敌人的退路，激战三天。秦山身负重伤，被送到野战医院。

方歌所在的文工团来医院慰问伤病员。秦山在昏迷之中，仿佛又掉了队。他听见方歌的歌声，苏醒过来。歌声飞进了他的心里，他像在舔嘴唇，默默地跟着哼。医生对方歌说：你把这个英雄唱醒了。

秦山家境穷困，爹娘却供他上学，念到初中，日本鬼子来扫荡，他就参了军。他受过五次伤，这一次伤得最重。他说：一颗炮弹把我炸飞了。方歌说：我见过你，看不出，你还是个英雄！

1948年，秦山调进了王震所在的部队，当了独立旅某连的连长。挺进西北，开赴新疆—新疆和平解放。

翻过祁连山，秦山第三次听见了方歌唱歌。

方歌所在的文工团跟秦山的连队在一起宿营。女兵很惹眼。秦山看见了方歌，风撩着她的齐耳短发，像水边的垂柳。秦山的心里奏起旋律。茫茫戈壁荒漠，一眼望不到尽头。

方歌突然唱起了歌：向前向前向前……

秦山站起来，走过去，说：你咋知道我在唱……我一点也没唱出声音呀。

方歌说：我似乎听见了一个旋律，有谁起了个头。

部队来到了南疆重镇阿克苏——驻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开始垦荒。

秦山第四次遇见方歌，是在团部。他乐了，说：是要来慰问一下我们了，戈壁荒滩听了你们的歌声都会开花呢。

方歌说：这一回，是调到你们这儿了。

1952年春，秦山独自骑马，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进入了沙漠。他打算建立一个新的连队，开垦一个新的荒原。按他的说法是，大口啃一块沙漠。起了大沙暴。沙漠似乎要作弄一下英雄。两天里，风沙铺天盖地，仿佛真的要叫他进去出不来。风一停，沙一落，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沙漠异常美丽，移动过的沙丘，那纹路，如同水的波纹。沙漠总是将进入它上边的物体含而不露地收藏起来。幸亏有一棵枯死的胡杨树。找到秦山的时候，他搂着树干，沙子已埋到他的腰。胡杨树仿佛缩短了一截。秦山的嘴里灌满了沙粒，几乎没了脉搏。

打电话给团部。方歌带了团部的两个女兵赶来，其中一位是女医生。秦山像胡杨树一样，一动不动。方歌和女兵含泪唱歌，唱沂蒙山小调。

秦山是山东籍。但他对家乡的歌也没反应。女医生听不见秦山的心脏跳动了，就用一块白布裹住秦山。教导员拿来了军旗，盖到秦山的身上。

方歌扑过来，揭掉军旗，打开白布，向秦山喊：我们早就讲好了，来，让我给你唱歌。

地窝子里一片宁静。

歌声响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渐渐地，所有的人都跟着方歌唱了起来。阳光从地窝子上边的天窗照进来，沙尘像音符，在阳光中飞舞。

秦山的嘴唇居然动了。

多年后，我了解到了各种版本的秦山和方歌的爱情故事。其中一个讲述者是秦平沙，他是秦山和方歌的儿子，我们都是军垦第二代。

（节选自《小小说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