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珠穆朗玛（节选）

                                                                                           学群

①在这个世界里活过一些时日，对于生命，对于时光便有了许多感受。想想这一生，想想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生活，于是就有了做点什么的需要，哪怕是短短的一下，从庸常中走出去。人不能仅仅靠面包活着。庸常的生活需要苍凉，需要辽阔，需要静寂，需要一点什么来引领你的目光。

②在一张地图上打量过，从南极到北极，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我的目光停在中国的西南部，一块棕红色凸起来的地方。在这里，或许可以把我的目光寄往8000米高处，完成一次自己对自己的超拔。

③沿着地图上那条弯来曲去的线，从成都到拉萨，从拉萨到日喀则，再到绒布寺。大地抖尽所有的繁华与喧闹，镇定自若地把它的本色摆在蓝天下，无论是黑是白，是红是灰，还是苍黄，都是那么从容，那么悠然自在地摆在那里，表现出一种宗教般的静穆。正是在这与天俱在的静穆里，一种大气的美油然而生。这般千年如斯的大美，比任何季节都要充盈厚实，都要来得震撼。一望之下，让人心怀虔诚。

④一路上。不时有朝拜的人。藏传佛教把它的经义写在大地，写在天空，人用他的身和心来诵读。没有汽车，没有帐篷，甚至没有食物和水，一步一个等身头。地在哪里黑下去，人就在哪里躺下去；天什么时候亮起来，人就在什么时候“走”起来。千里万里，就这样一路走下去。

⑤相比之下，在我们生活的那块地方，一个人的生命塞进了太多的东西。上帝死了，神没有了，人的精神也已经被撕裂。我们似乎不再相信什么，我们只相信物资，物资，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资！易逝的物资正在领受人们经久的膜拜。所有的物资都已经发疯。太多的东西生出太多的事情。在拥有更多的物资，享受占有的快感的同时，那些物资也在瓜分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那点短暂而可怜的时光被分散到众多事物上去。我们哪里还有一个完整的自己，何曾有那么一块空间和时间来静静地面对！人生在沦为没有精神、没有灵魂的物资，注重灵魂的生活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远去的神话。

⑥在这里，当这些膜拜的藏人匍匐在地面时，他们的灵魂离天空是这样接近！面对他们，面对这里的天空，面对这辽阔的宁静，我发现，我们缺少可以用来面对的东西。

⑦约翰·缪尔说：进入天空的畅途得经过旷野。向前走，一路上经历了头痛、胸闷、失眠和呕吐。向前走，没有草绿，没有虫鸣，只有云和雪，只有这亘古如斯的宁静。向前走，生命跟着大地一起升华。向前走，这是一次灵魂的朝圣——珠穆朗玛，我立体的向往，站立在大地上的经义，通向天空的宗教。

⑧一路都在向上。转过一个弯，山就在那里！

⑨早就想看看，我们这颗星球高高举起，举在所有人头顶，举向天空的空间是什么。现在，它就在面前：那些裸露的岩石。野草的脚步走不到这里，雄鹰的翅膀也飞不到这里，只有云朵才能在这里停留，只有冰雪才能在上面站立。阳光照在岩石上，那是这个高度上才有的赭红，和着冰雪一起闪耀——是阳光把山点燃，还是山把太阳擦亮！山的上面，天空张开巨大而深邃的蓝色，这是天堂才有的蓝。

⑩即使在这里，也有朝圣者的身影。

11阳光沿山体缓缓收归天上。大地，连同山坡的雪一起沉入夜色，整个世界都暗下去，只有峰顶还留在阳光里。大地把它最本质的美举在那里，阳光在上面作最后的停留。在白天，那是用来照耀整个世界的。现在整个世界的阳光都来到这里，如此艳美，如此灿烂——在这里过上一刻，就足够全世界活上一天，足够我们活上一生。

12这些年，我的灵魂一直蛰居在一具小小的肉体里，身体又裹在一件某个型号的服装里，衣服连着椅子桌子，连着好些东西。抖落了这一切之后，辽阔的青藏高原一下子把我拓展得很宽很宽，珠穆朗玛又把我举得这样高，这样高。

13 这是一座真正的山，一座要用一生一世来走的山，一座一生一世也走不完的山，一座一旦走过便决定你一生的山，一座你用生命走过，因此也就走你生命的山。

小狗包弟（节选）

巴金

    一个多月前，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和狗的事情。据说艺术家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他给人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

    我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

    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意象符号”说与“语言艺术”说之差异

吴晓

    诗歌意象与普通日常语言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普通语言符号是人类集体的产物，语言一经产生，对于每个社会成员就有一种约束力，每个社会成员都得强制性地习得和接受这种语言，不如此就无法进行思想的交流与沟通。而意象符号则是诗人直接感受的产物，具有个性创造物的特点。它是感性的、直觉的、个别的和不可重复的，是诗人在情感驱动下要求作艺术表现的产物。科林伍德曾指出普通语言描述与艺术表现的不同：“描述一件事物，就等于把这件事物归到某某类中……而表现却恰恰相反，表现是将这件事物个性化。”这就是说，普通语言仅仅是一种现成的操作，而作为艺术表现的意象，却是诗人所独创的，具有诗人的情感生命。意象是“直接”的，因为它是诗人有感而发创造出来的；日常语言则是已经褪色、陈旧、僵死的东西，也是被诗淘汰的东西。总之，创造意象是诗人表现情感的基本手段，诗人将独创性的意象符号提供给读者，使读者产生理解与共鸣，进而被普遍接受与承认，这是普通语言所无法做到的。在一般语言中，词语所指称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外物，物的观念而非物本身，因此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普通语言，词义的指称性明确而单一，非如此则不能起到交流思想的功用；而意象具有丰富性与多义性，竭力避免单一与直接说出，它虽然以词的形式出现在诗中，但却没有词的明晰性、确定性。可以说，意象是超语义的，不可解释穷尽。意象比语言层次更高，更具独立性。在审美经验中，有许多难以用语言说出的东西，在那些已理解又未理解的无可名状的审美愉悦中，无论何种语言要描述，它都是显得力不胜任的。审美意象能引人想到许多东西，却又不可能由任何明确的思想或概念把它充分表达出来，因此也没有语言能完全适合它，把它变成可以理解的。所以意象的功能大大强于普通语词，其作用是一般语言所不可比拟的。艺术所建构的意象符号系统，既是传递情感的手段，又是目的，而在日常交际语言中，语言只是交际信号的工具，意义一经传达，信号系统就不起作用，因此它是一维性的。而在诗中，创造独特的意象符号，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美的形式，具有审美意义，这种意象关系是“同步”、“共时”的。所以对于普通语言来说，仅仅告诉我们是什么，其任务即告完成，而意象仅仅告诉我们是什么那就不够了。它还要考虑怎样表现的问题，还要考虑意象的角度、意味、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语言只需要呈现逻辑的有序性，而意象则需要打破语言逻辑及理性逻辑的规范，追踪“情感逻辑”与“想象力的逻辑”的发展而不断推进。在一个意象向另一个意象跳跃的时候，一般也是由潜意识驱使着进行的，内中的心理变化也是无法以语言言明的。

    无论从意象的产生过程看，还是从其作用与功能看，都是大大超越于语言的。在诗歌中，其直接现实是意象，而不是语言，或者说诗使用的是意象语言，而不是文字语言。意象是诗的特定词汇，意象是诗歌艺术的基本单位，诗人在进入创作构思时，并非是用语言进行的，而是利用意象进行的。而传统的看法，诗是语言的艺术，而不是意象的艺术，因此出现“语言的色彩美”、“语言的绘画美”等等说法，都无法说明诗的实际存在，也无法说明诗的本质。

（选自《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诗学新解》，有删节）

身后的眼睛

曾平

    那是一头野猪。皎洁的月光洒在波澜起伏的包谷地上，也洒在对熟透的包谷棒子垂涎欲滴的野猪身上。

    孩子的眼睛睁得圆圆的。野猪的眼睛也睁得圆圆的。孩子和野猪对视着。孩子的身后是一个临时搭建的窝棚，那是前几天他的父亲忙碌了一个下午的结果。窝棚的四周，是茂密的包谷林，山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个不停。

    孩子把手中的木棒攥得水淋淋的，这是他目前唯一的武器和依靠。孩子的牙死死地咬紧，他怕自己一泄气，野猪趁势占了他的便宜。他是向父亲保证了的，他说他会比父亲看护得更好。父亲回家吃晚饭去了。孩子是吃了晚饭之后主动向妈妈提出来换父亲的。

    野猪的肚子已经多次轰隆隆地响个不停。野猪眼露凶光，龇开满嘴獠牙，向前一连迈出了三大步。

    孩子已经能嗅到扑面而来的野猪的臊气。

    孩子完全可以放开喉咙喊他的父亲母亲——家就在不远的山坡下，但孩子没有。孩子握着木棒，勇敢地向野猪冲去。尽管只有一小步，但已经让野猪吃惊不已。野猪没有料到孩子居然敢向它反击，嗷嗷嗷地叫个不停。野猪的头猛地一缩，它准备拼着全身的力气和重量冲向孩子。

    在窝棚的一个角落，一个汉子举起了猎枪。正在他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一双手拦住了汉子。

    汉子是孩子的父亲。拦住孩子父亲的是孩子的母亲。

    孩子的母亲一边拦住孩子的父亲，一边悄悄地对孩子的父亲说，我们只需要一双眼睛！汉子只好收回那只蓄势待发的手。

    孩子的父亲和母亲，眼睛全盯在孩子和野猪身上。月光洒在孩子父亲母亲紧张的脸上，他们的担心暴露无遗。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已经躲在窝棚的角落有些时候了。孩子没有退缩，也没有呼喊。他死死地咬紧牙，举起木棒严阵以待。

    野猪和孩子对视着。野猪恨不得吞了孩子。

    孩子恨不得将手中的木棒插进野猪龇满獠牙的嘴。

    野猪喘着呼噜呼噜的粗气。

    听得见孩子的心咚咚地跳动。月光照在孩子的脸上，青幽幽的。一粒粒的细汗，从孩子的额头缓缓地沁出。

    野猪的身子立了起来。

    孩子的木棒举过了头顶。他们都在积蓄力量。

    突然，野猪扭转头，一溜烟儿地，跑了。

    孩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一屁股瘫在了地上。

    孩子的父亲母亲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走了过来。父亲激动地说，儿子，你一个人打跑了一头野猪！父亲的脸上全是得意。

    孩子看见父亲母亲从窝棚里走出来，突然扑向母亲的怀抱，号啕大哭。孩子不依不饶，小拳头擂在母亲的胸上，说，你们为什么不帮我打野猪？一点儿也没有了先前的勇敢和顽强。

    孩子的母亲抱起孩子，重复着孩子父亲的话，说，儿子，你一个人打跑了一头野猪！母亲的脸上全是赞扬。

    孩子依然不依不饶，哭着说，你们为什么不帮我打野猪？母亲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帮了你啊！我和你父亲用眼睛在帮你！

    孩子似懂非懂？他仔细地看了又看父亲母亲的眼睛，父亲母亲的眼睛和平时一模一样，怎么帮自己的啊？

    那孩子就是我。那年我七岁。

“曲唱”是由中国戏曲传承者和戏曲爱妤者在舞台空间之外进行的一种戏曲唱段演唱形式。这种表演方式代代相传，逐渐成为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在千百年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演出传统。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特别标明“良家子弟有通于音律者，又生当太平之盛，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所扮者，隋谓之康衢戏，唐谓之梨园乐，宋谓之华林戏，元谓之升平乐”，由此可见，这种由普通人扮演的戏曲样式，与由戏曲艺人在勾栏做场演出的“娼戏”，有着判若渭泾的差别，分别代表了传统社会中的普通人和艺人群体对于戏曲艺术不同的接受方式和传承形态。

不论是哪个群体，他们传习的艺术核心内容实际都是以戏曲剧目为基础的曲牌、唱段和音乐等。也正是因为有曲唱群体的传承，戏曲艺术不但可以在戏场庙台进行整台大戏的表演，以供观众酣畅淋漓地观看听赏，也可以供戏迷票友在戏场庙台之外的生活空间中自唱自赏。可以说，前者是由戏曲艺人进行的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艺术实践行为，后者则主要是由普通群体进行的艺术体验行为。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一些戏曲剧种的曲唱群体颇具专业水准，有很多业余曲唱的传承者“下海”成为职业艺人，这充分说明“曲唱”是中国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一种极为传统有效的传承方式。

戏曲曲唱是以唱段演唱传习作为基本的艺术表现形式，其特点自然反映着戏曲声腔与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具体而言，一是曲唱唱段具有普及性，其传唱的内容基本都是适合大众欣赏、自我娱乐的唱腔唱段，不论是一段曲牌，还是一段板腔都集大成地展现了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文学成就。戏以曲传，一段流传甚广的曲唱就是一部作品最成功的段落，汇集了创腔者词作者的艺术智慧。二是曲唱唱段具有代表性，鲜明地展示着戏曲行当、流派乃至剧种的基本特色，脍炙人口的唱段几乎等同于对剧种及其代表人物的认同，一个时代的文化印象是通过杰出的戏曲艺术家及其代表作得以彰显的，而这些艺术成就正凝聚在曲唱唱段中。三是曲唱唱段具有可流播性，这主要在于其词文唱腔的契合度高，使得曲调流畅且朗朗上口，易于传唱，自然能够满足观听者的审美需求，特别是对普通歌唱者而言，在适合的音城范围内展示简便、流畅的唱腔，是艺术欣赏与接受的重要条件。正基于此，“曲唱”当然会成为评价戏曲创作取得成功与否的一个市场标准，也自然会成为戏曲创作是否走向契合民众需求的一个艺术标准。

当前戏曲创作需要重视曲唱对戏曲传承传播的作用。在当前的戏曲发展中，戏曲市场是街量剧种生命活力的重要标准，戏曲曲唱作为市场接受的重要方式，实际也为戏曲创作和传承提出更多的要求，能够传承创作适合观众曲唱的唱腔曲文是戏曲音乐创作的重要努力方向。

(摘编自李春沐《曲唱传统与戏曲传播》)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