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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高中语文苏教版必修三文明的对话认知与交融美美与共同步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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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符号”说与“语言艺术”说之差异

吴晓

    诗歌意象与普通日常语言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普通语言符号是人类集体的产物,语言一经产生,对于每个社会成员就有一种约束力,每个社会成员都得强制性地习得和接受这种语言,不如此就无法进行思想的交流与沟通。而意象符号则是诗人直接感受的产物,具有个性创造物的特点。它是感性的、直觉的、个别的和不可重复的,是诗人在情感驱动下要求作艺术表现的产物。科林伍德曾指出普通语言描述与艺术表现的不同:“描述一件事物,就等于把这件事物归到某某类中……而表现却恰恰相反,表现是将这件事物个性化。”这就是说,普通语言仅仅是一种现成的操作,而作为艺术表现的意象,却是诗人所独创的,具有诗人的情感生命。意象是“直接”的,因为它是诗人有感而发创造出来的;日常语言则是已经褪色、陈旧、僵死的东西,也是被诗淘汰的东西。总之,创造意象是诗人表现情感的基本手段,诗人将独创性的意象符号提供给读者,使读者产生理解与共鸣,进而被普遍接受与承认,这是普通语言所无法做到的。在一般语言中,词语所指称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外物,物的观念而非物本身,因此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普通语言,词义的指称性明确而单一,非如此则不能起到交流思想的功用;而意象具有丰富性与多义性,竭力避免单一与直接说出,它虽然以词的形式出现在诗中,但却没有词的明晰性、确定性。可以说,意象是超语义的,不可解释穷尽。意象比语言层次更高,更具独立性。在审美经验中,有许多难以用语言说出的东西,在那些已理解又未理解的无可名状的审美愉悦中,无论何种语言要描述,它都是显得力不胜任的。审美意象能引人想到许多东西,却又不可能由任何明确的思想或概念把它充分表达出来,因此也没有语言能完全适合它,把它变成可以理解的。所以意象的功能大大强于普通语词,其作用是一般语言所不可比拟的。艺术所建构的意象符号系统,既是传递情感的手段,又是目的,而在日常交际语言中,语言只是交际信号的工具,意义一经传达,信号系统就不起作用,因此它是一维性的。而在诗中,创造独特的意象符号,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美的形式,具有审美意义,这种意象关系是“同步”、“共时”的。所以对于普通语言来说,仅仅告诉我们是什么,其任务即告完成,而意象仅仅告诉我们是什么那就不够了。它还要考虑怎样表现的问题,还要考虑意象的角度、意味、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语言只需要呈现逻辑的有序性,而意象则需要打破语言逻辑及理性逻辑的规范,追踪“情感逻辑”与“想象力的逻辑”的发展而不断推进。在一个意象向另一个意象跳跃的时候,一般也是由潜意识驱使着进行的,内中的心理变化也是无法以语言言明的。

    无论从意象的产生过程看,还是从其作用与功能看,都是大大超越于语言的。在诗歌中,其直接现实是意象,而不是语言,或者说诗使用的是意象语言,而不是文字语言。意象是诗的特定词汇,意象是诗歌艺术的基本单位,诗人在进入创作构思时,并非是用语言进行的,而是利用意象进行的。而传统的看法,诗是语言的艺术,而不是意象的艺术,因此出现“语言的色彩美”、“语言的绘画美”等等说法,都无法说明诗的实际存在,也无法说明诗的本质。

(选自《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诗学新解》,有删节)

(1)、下列关于“意象符号”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意象符号来自诗人的直接感受,是感性的、直觉的、个别的和不可重复的艺术表现的产物,具有个性创造物的特点。 B、意象符号是诗人展示给读者用以表现情感的素材,它被诗人期望能够让读者产生理解和共鸣,进而被普遍接受与承认。 C、意象符号与日常交际所用的语言有差别,它的系统是由艺术构建的,可以用来传递情感,但不能用作日常交际信号的工具。 D、意象符号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美的形式,具有审美意义,所创意象在诗中与其它意象的关系是“同步”而且“共时”。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与诗人所创造的意象不同,日常语言是已经褪色的、陈旧的、僵死的东西,作为一种现成的操作,其结局是最终被诗人淘汰。 B、任何明确的思想或概念都不能充分表达出来的审美意象能引人联想到许多东西,也具有普通语词无法比拟的强大功能。 C、潜意识可以在一个意象跳跃到另一个意象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在此过程中的心理的变化虽不能言明,但遵循情感或想象的逻辑。 D、就诗歌的性质而言,诗是意象艺术,因此,语言的色彩美、绘画美的说法不能说明诗的本质,也无法说明诗的实际存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社会成员都必须掌握某种语言才能与他人进行思想的交流与沟通,这是因为语言是社会集体的产物,具有普遍约束力。 B、意象在诗中的存在形式是词语,它层次高,有独立性、丰富性,不易解释穷尽,不像普通语言词语那样有着明确而单一的意义。 C、意象比语言层次更高,在意象中,有许多已理解又未理解的无可名状的审美愉悦,无论何种语言要描述它都是显得力不胜任的。 D、诗使用的是意象语言而不是文字语言,文字语言不是诗人用来创作构思的工具,这与意象的功能与作用都超越于语言是一致的。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目。

非虚构:面对真实还是面对文学?

李德南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成为一种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有的批评家甚至认为非虚构写作“已经在打破传统文学思维乃至文学秩序的‘新的生机、力量和资源’的意义上,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可能性”。

    在我看来,提倡非虚构写作,对于纠正当代文学中出现的虚构之无根性、虚构文学与生活世界的隔膜越来越深等问题是有益的,却也不宜过分放大其作用与意义。相反,我们应该理性而审慎地对待非虚构,仔细辨析非虚构写作中所隐藏的理论与现实的问题。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非虚构在理论层面一直存在问题。到底什么是非虚构?着眼点通常在于,非虚构对“非”的强调,即所写的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存在的。由于非虚构的所指含糊,许多作品就只能笼统地归于名下。不少非虚构的实践者与提倡者又强调,非虚构中可以有变形,甚至可以在某些方面大胆虚构,是开放的,包容的。这就使得,非虚构和虚构的边界变得更为模糊。

    无法给出相对清晰的界定只是非虚构的困境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模糊感觉的指引下,非虚构写作内部出现了许多陷阱。比如说,非虚构写作强调真实性,强调直接经验的呈现,强调对现实的直面,这就使得真实、经验与现实压倒一切,从而构成对写作者和文学自身的束缚。

    受非虚构强调真实性的驱使,很多作家在讲述普通民众的命运时,往往采用实录的手法,以为只要把所见的一切记录下来就足矣。问题是,单是再现,而不能借助思想之光来穿透层层叠叠的表象,抵达问题的核心,不通过各种文学手法来调动读者的情感,在美的层面有所创造,那么文章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更不可能持久。很多非虚构作品就没有找到一条合适地讲述相关事件的方式,也没有抓住人物命运中能让读者的心灵发生共振的细节,更因为缺乏文学性而经不起反复阅读。本来是文学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许多作家却受制于真实的律令而止步,所写下的作品甚至比新闻作品还要单调。

    王鼎钧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久慕‘狭义的文学’,那就是透过‘意象’来表达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这是文学的本门和独门。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怎么样对哲学也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取代的特性。”他的这一番话,虽然不是针对非虚构而言,但是对于我们理解非虚构的局限,不失为好的提醒。

    对于非虚构的意义与局限,李敬泽其实在《论非虚构》《我们太知道什么是“好小说”了》等文章中有清晰的认知。他曾坦然指出:“我认为梁鸿和慕容雪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没能充分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学能做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记者、一个社会调查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当代精神的见证者,是一个文学家?我一直期待着类似于诺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刽子手之歌》那样的作品,依靠文学的叙述和洞察发现世界,在社会景象中、在哪怕最普通的一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人性的真实状态,看到史诗般的宏伟壮阔。”

    李敬泽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非虚构写作的瓶颈所在。在他看来,要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仅靠某‘一味药’来解决”。我所能想到的其中“一味药”,是不妨拆除非虚构和虚构的分野,形成一种更为整全的文学观。很多人在提倡非虚构写作时,已有意无意地把虚构排斥在外了,而虚构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无疑是有意义的。虚构的能力,或者说想象力,往往是诗性得以产生的根源,是与洞察力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从现实出发,从现实中发现各种不同的可能,那未必是对现实的悖离,而是发现了更为深层的真实。当卡夫卡让格雷戈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变成一只大甲虫,他并不是为了将现实引向怪诞,而是因为发现了骇人的现实:异化将会变得无所不在,无时不有。这是想象力的飞跃,也是洞察力的显现,一种黑色的、残酷的诗意由此产生。

    借用木心的话语方式,也可以说:非虚构与虚构,其实都是莫须有的,哪种文学与虚构无关?哪种文学又不跟非虚构有关?

    真实不能成为拯救文学的救命稻草,非虚构也不能把文学从当下的危机中真正拯救出来。这种拯救是暂时性的,就好比在右手受伤时,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左手来完成某些工作;然而,要想真正进入上手的、自如的状态,还是得靠左右手的互相协调。我们需要形成一种更为整全的文学观,即意识到好的文学作品是综合性的,就像傅雷所说的:“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巧,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

(节选自2015年1月23日《文学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小题。

    诗本身是最具经典性的艺术。它不但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还常常是社会变革的前驱,甚至是革命的“号角”。雪莱说:“诗人们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立法者”写出的作品当然应该称为“经典”。诗在富有“诗教”传统的古代中国更具有经典性。很多中国文人都将曹丕的名言牢记于心:“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文通常是中国文人实现“铁肩担道义”这一兼济天下理想的重要工具。然而社会功能的过多承载往往伤及新诗的审美意蕴,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新诗的经典意识。

    经典常常与传统相依相存。新诗是以反对甚至彻底打倒崇尚经典的古代汉诗的“造反者”角色登上历史舞台的,坚持的是反传统立场。这种“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诗是一种缺乏经典意识,甚至抵制经典化的特殊文体。清末的“诗界革命”和民初的“白话诗运动”都不仅仅是纯粹的文体革命,更是巨大的反传统运动,新诗革命的领袖们的理想是赋予普通人写诗的权利和能力。

    新诗产量较高,1988 年出版的《中国新诗大辞典》就收入了1917年以来70年间诗人、诗评家764人,诗集4244部,诗评论集306部。最近20年产量更高。新诗的诗体建设是最薄弱的,却也建立起了四种准定型诗体:现代格律诗、散文诗、小诗和长诗。

    优秀诗人和诗作更多,仅在新诗草创期就有:胡适的《朋友》、刘半农的《晓》、沈尹默的《三弦》、郭沫若的《天狗》、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但是总的说来,过去百年新诗严重缺乏经典意识甚至精品意识,有优秀诗人少诗歌大师,多庸品少精品,堪称经典的诗作更少。

    新诗史上的一些经典作品与某种诗体的出现与成熟休戚相关。如刘半农的《晓》标志着中国散文诗的问世,沈尹默的《三弦》则是这种诗体成熟的标志。再如冰心的《繁星》和《春水》,系新诗草创期“小诗运动”的代表作,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所以通常情况下,新诗史只能称其为“经典”了。由此可以把新诗史的“经典”结论为四种产生方式的结果:著名文体造就的经典,著名诗人造就的经典,著名诗派造就的经典和优秀作品自成经典,前三者,特别是第二和第三者占大多数,却是最不可靠的,产生了很多伪经典。另外,新诗缺乏经典也是新诗没有地位甚至缺乏文体“合法性”的重要原因。在解构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网络诗歌的繁荣带来了新诗新一轮的世俗化和反经典化。很多诗人急于在网上发表,不愿意使用剪刀与磨石,诗人更会缺乏精品意识和经典意识,导致大量“垃圾诗歌”问世。

    当前,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发展重要时期,新诗在积累了百年建设经验基础上,十分必要倡导创作的经典意识,通过诗歌教育、诗歌研究、诗体建设等手段使新诗迈向经典化道路。(选自《人民日报》,有删减)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后面题目。

简笔与繁笔

周先慎

    从来的文章都提倡简练,而繁冗拖沓为作文病忌。这诚然是不错的。然而,文章的繁简又不可单以文字的多寡论。言简意赅,是凝练、厚重;言简意少,却不过是平淡、单薄。“繁”呢,有时也自有它的好处:描摹物态,求其穷形尽相;刻画心理,能使细致入微。有时,真是非繁不足以达其妙处。这可称为以繁胜简。看文学大师们的创作,有时用简:惜墨如金,力求数字乃至一字传神。有时使繁:用墨如泼,汩汩滔滔,虽十、百、千字亦在所不惜。简笔与繁笔,各得其宜,各尽其妙。

    一部《水浒传》,洋洋洒洒近百万言,作者却并不因为是写长篇就滥用笔墨。有时用笔极为简省,譬如“武松打虎”那一段,作者写景阳冈上的山神庙,着“破落”二字,便点染出大虫出没、人迹罕到景象。待武松走上冈子时,又这样写道:“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难怪金圣叹读到这里,不由得写了这么一句:“我当此时,便没虎来也要大哭。”最出色的要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写那纷纷扬扬的漫天大雪,只一句:“那雪正下得紧。”一个“紧”字,境界全出,鲁迅先生赞扬它富有“神韵”,当之无愧。

    以上是说用简笔用得好。同一部《水浒传》有时却又不避其繁。看作者写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鼻上一拳,“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眼眶际眉梢又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来”;第三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从味觉写,从视觉写,从听觉写,做了一大串形容,若是单从字面上求简,这三拳只须说“打得鲜血迸流,乌珠迸出,两耳轰鸣”,便足够了。然而简则简矣,却走了“神韵”,失掉了原文强烈地感染读者的鲁智深伸张正义、惩罚恶人时那痛快淋漓劲儿。

    字面上的简不等于精练,艺术表现上的繁笔,也有别于通常所说的啰嗦。鲁迅是很讲究精练的,但他有时却有意采用繁笔,甚而至于借重“啰嗦”。《社戏》里写“我”早年看戏,感到索然寡味,却又焦躁不安地等待那名角小叫天出场,“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有谁像这样来说话、作文,那真是啰嗦到了极点。然而在这特定的环境、条件、气氛之下,鲁迅用它来表现一种复杂微妙、难以言传的心理状态,却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刘勰说得好:“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无论繁简,要是拿“无可削”“不得减”作标准,就都需要提炼。但是,这提炼的功夫,又并不全在下笔时的字斟句酌。像上列几个例子,我相信作者在写出的时候并没有大费什么苦思苦索的功夫。只要来自生活,发诸真情,做到繁简适当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顾炎武引刘器之的话说:“文章岂有繁简耶?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选自苏教版必修三《简笔与繁笔》,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现代诗派

翟长兴

    现代诗派,是对三十年代到抗战前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轻的都市诗人的统称。现代诗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其兴起的标志,即是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

    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领袖,重要的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蛰存、金克木、废名等,他们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现代派诗歌的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阶级对垒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派诗人们大多是游离于政党与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许多人来自乡土,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又成为乡土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而五四运动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摧毁了年青诗人的纯真信念,辽远的国土由此成为一代诗人的精神寄托。

    戴望舒的《雨巷》典型地表达了一代青年普遍的理想幻灭的忧郁情绪。作为理想象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像梦飘过一样,在面前一闪,转瞬即逝了。就这样用暗示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那种孤苦心情。这点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影响。

    在诗艺上,现代派诗人注重暗示的技巧,很少直接呈示主观感受,而是采用意象隐喻、通感、象征来间接传达情调和意绪,这使得现代派诗歌大多含蓄、朦胧,既避免了狂叫、直说,又纠正了初期象征派晦涩难懂的弊病,创造性地转化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诗艺。

    现代派诗人重视向内在的心灵世界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诗的题材,运用象征的意象与曲折隐藏的方法,表达其忧伤之思情,追求“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的统一。现代派诗歌的现代诗形体体现在表层形式上,它有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艺术特点;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呈现出朦胧而又明朗、单纯而又丰富的东方民族审美特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正是现代派诗人们这样孜孜不倦,兼收并蓄,不断地进行着“化古化欧的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使中国新诗既民族化又现代化,从而构建起真正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现代派诗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是东方民族现代诗构建发展的开始。其所追求的开掘内心和传达朦胧的美学原则,对于新诗艺术表现的含蓄与丰富,对诗的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与独特的贡献。

阅读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旧体诗的补课

肖复兴

    旧体诗的写作是一种游戏。这种游戏的快乐,首先便在于其严谨的格律。格律,让平仄和对仗有了音乐般的韵律,有了词与词、字和字之间细致入微、紧密非凡而奇特无比的关系。这种韵律和关系,则为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所独有,有旧体诗自成一体的语言系统、美学系统和价值系统。

    在这里,可以真切地触摸到、并可以学习到,对于世事沧桑与人生况味,古人是如何体味、追寻、处理和表达的。由此观照现今的社会和自己,那种流失的古典情怀以及它们的表达方式,常让我在这些旧体诗里面生发感喟,甚至羞愧。

    面对现今纷繁变化的世界,我们需要这样带有古典情怀的诗性的营养。同样,现今存在的一切,以及我们内心所思悟和情感所需要的一切,在旧体诗中都可以找到诗性的对应,非常的奇特,而且,非常的准确,又非常的含蓄蕴藉和浓缩。

    阅读和写作旧体诗,寻找这种韵律和关系,寻找这种古今心思与表达与抒发之间的奥妙与微妙,则大有曲径通幽之乐趣。而且,它特别适合独自一人的思索、品味和探寻,可以不必打扰任何人,将自己的心情和感情、一瞬即飞的回忆、擦肩而过的思绪,在中国独有的方块字,而且是有限的方块字之间,其实也是在无限的想象天地之间,逐渐显影。在这有限和无限之间,在节制和限制之中,有着众里寻他千百度、有着咫尺应须论万里的魅力和诱惑。我称之为我自己的智慧体操,是我常常操习的八段锦。

    正如布罗茨基所说:“除了少数例外,近代几乎所有有些名气的作家都交过诗歌的学费。”我没有多少名气,却一样也是在交诗歌的学费,在为自己补课。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李振宏

    ①以往,变革精神这个黄河文明的显著特色,一直未被人们重视,即人们总是给这种文明冠以保守性的特征,这种认识误区,应该得到扭转。

②过分强调大河流域文化、平原文化或农业文明的保守属性,主要是源自于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按照地理特征把世界区分为三种类型:高地居民的性格是好客和掠夺,平原上居民的特性是守旧、呆板和孤僻,海岸居民的性格是勇敢、沉着和机智。这便是将平原流域的农业文化或农业文明打上保守性特征的论证。

    ③《周易》“革卦”曰:“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意思是说,革卦象征变革,在“巳日”推行变革并取信于民众,前景就至为亨通。革卦的《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仅求变,而且倡导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性变革。

    ④社会的变革如此,对于人的基本素质的培育也是如此,要求个体的修养、成长也要日日求新。《大学》就反复教诲人们要去创造,去求新,《大学》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⑤这样一种强调求新求变的思想,既是历史本身的观念反映,也反过来催生历史的变事和发展。三代的历史沿革就具有明显的文明变迁意义,夏商周三代只有千余年的历史,这对于早期文明来说并不算长,但却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迁。

    ⑥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深深影响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及其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变革,就是这种文明内生性的历史巨变。中国历史的这场深刻变革,既是黄河文化区域内的政治变革,也在思想层面上受到“天地革而四时成”的变革精神的支撑。各诸侯国内的变法运动,大都继承这样清晰的变革思想。正是这样的变革思想,支撑了长达数百年的变法运动,终于把行之千余年的贵族制推进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⑦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不管是官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选官制度、文化思想等等各个方面,从秦到清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清晰可循。以往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说法,说中国古代社会长期迟滞或停滞不前,较之欧洲的封建时代要显得特别漫长。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认识误区,而且也是一种并不恰当的比较。这种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超级稳定、迟滞发展的说法,完全无法解释中国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毫无争议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事实。

    ⑧事实上,古代中国并没有传统所理解的农业社会那种无限依赖于土地所造成的孤僻、呆板和保守,而是在平原流域丰厚的土壤条件上,创造了中央集权制度,创造了科举制度,创造了官僚制度,更是创造了直接影响西方政治进程的四大发明。

    ⑨黄河文明作为一种农业文明,相对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来说,没有保守性的文化因素是不可能的,但一种显示了巨大创造力的文化,只注意到它的保守性的一面,显然是不客观不公允的。

(节选自《光明日报》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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