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内心与渔樵文化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往黄州，经历了人生中的最黑暗时期。但是，也正是人生中的这一次遭遇，让苏轼更加接近真实的社会，更加接近真实的自己。这一时期的苏轼，仿佛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自己所伤怀的功业无成，其实是因为建功无门。此外，苏轼的黄州生活经历，除了与黄州一带名士山川之间深得心意的交游，甚至还曾躬耕于黄州东坡，可能确实过了一段“渔樵”生活。他那兼有自谑、自得意味的自号“东坡居士”据说也即由此而来。由此看来，被贬黄州时期的作品中时时出现的“主”“客”，既是文学体式的一种标志，其实也是苏轼自觉省视个人命运的心理反应。应该说，被贬黄州同时成就了苏轼的文学高度和哲学高度。                  

（取材于肖亦若《被贬黄州的苏东坡》，有删改）

如何理解苏轼内心的“渔樵”观？结合《漫话“渔樵”》以及链接文字，简要谈谈你的认识。

小狗包弟（节选）

巴金

    一个多月前，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和狗的事情。据说艺术家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他给人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

    我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

    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槐花盛开的季节

单士兵

    ①记忆里，只有在槐花盛开的时节，我才感觉到与春天真正挽手。那时，槐树蓊郁葱茏，枝叶婆娑，那垂挂于枝头的槐花，似串串珍珠，点缀于青枝翠叶间。风摆枝条，那静雅的花束，如串串铃铛，翩然摇曳，风情无限，颇具诗意。这是置身于都市的人无法寻求的古朴与自然。

    ②少年上学时，沿着扁担河走。河畔，是一排老枝横虬的槐树。春日，槐树枝叶浓密，枝桠四周张开，树冠如一绿色巨伞，遮掩着半边河水。上学时，头顶一树槐花，缕缕槐香送至鼻端，干净浓郁，浸润心田，眼前不时有落蕊飘扬，那追逐飞舞的蜂蝶萦绕身侧，极具诗意。如今我仍常感叹，槐树老丑多刺，却能绽放出如此俏丽静雅的花束，来点缀春光，从而使童年的春天变得那么生动美丽。

    ③那时黄昏，我常斜倚槐树粗壮的似龙鳞环盖着的树干，面对水声潺潺的扁担河，并背书诵文。那时，点点繁花轻柔舒缓地飘落于一湾清水中，款款漂向下游。蜂戏白花，蛙鼓清溪，鸟语互答，那种落花流水的意境，清新悦人，恬静淡雅，缥缈静谧，如同置身于童话之中一样。我常以为，那也是苏北乡村的最美的风情画。

    ④我于槐花，似乎更有着一份特殊感情，少时家贫，逢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之际，家中无以进食。母亲总带着我来到河畔槐林。母亲用钩子拽低槐树枝，我提着一个竹篮跟在后面，于繁枝茂叶间，摘下串串白花。有时，槐花刚经过雨水的浸洗，清新鲜润，嘴馋得忍不住，摘下一串，咂上一口，那甜丝丝的感觉，沁人心牌，久久仍觉清香萦口，回到家里，母亲会做上锅槐花饼，香喷喷的，十分可口。在艰难的岁月中，槐花给予了我们生活最好的馈赠。

    ⑤忆起我初为文时，曾读过汪曾祺的一篇题为“玉渊潭的槐花”的散文。文章只在开头说玉渊潭槐花开了，如下了一场大雪。接下来全文未提及一次槐花，只是将养蜂人的生活琐碎娓娓道来，最后，当养蜂人走了时，才发现玉渊潭的槐花落了。那份恬淡静雅意境，令人回味无穷。当时我不禁大叹，散文竟能这样写。也许是机缘巧合，后来喜欢的几个作家，他们竟都与槐有关，如将其书斋命名为古槐书屋的，被称为古槐老人的俞平伯；将其散文结集取名为《槐园梦忆》的梁实秋；将其诗集定名为《槐聚诗存》的钱钟书等，读他们的诗文，感觉情味隽永，雅致之极，仿佛置身于悠悠槐花香馥中，透着静趣，静则悠，悠则闲，令人忘忧弃烦，心境澄明，这一切，也让我有了一种难以言述的槐树情结，我也常想，我写出的文字，要是能有槐花飘香那样淡雅随意，那该多好。

    ⑥又到槐花盛开的季节了，我故园的扁担河两岸，那一溜槐树，又该缀满串串细碎的槐花了吧?它们一定又在轻柔的春风里，在碧绿的叶片间，温文尔雅地起舞了。只是，身处城市的我，一年一年，灵魂已落满红尘了，渐渐远离那平实朴素的乡村情韵了。此时，我突然想起了元好问的那首题为“伦镇道中见槐花”的诗，诗云：“名场奔走竞官荣，一纸除书误半生。笑向槐花问前事，为君忙了竟何成?”是的，自古及今，追名逐利，如此忙碌人生，令人倦怠不堪。若能除却红尘烦琐，抛弃功名利禄，回到曾经拥有的幽静恬淡日子，那该是何等的轻松惬意。但我辈毕竟俗人，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只能做骑在城墙上的边缘人，所以，愿我今夜有梦，梦里，于淡淡槐花香馥中，听那月色下槐花绽放的声音。

乐园里的不速之客

泰戈尔

    他从不踏踏实实地做事，却整日想入非非。他捏了几件小玩艺儿——有男人、女人、动物，那都是些上面点缀着花纹的泥制品。他也画画，虽然靠这些赚不了钱，但他仍乐此不疲。人们嘲笑他，有时他也发誓要抛弃那些奇想，可是每次都没有成功。

    就像一些小男孩很少用功却能顺利通过考试一样，他虽然一生都无所作为，而死后天国的大门却向他大大敞开着。

    正当天国里的判官挥毫之际，掌管人类命运的天国信使却阴差阳错地把那人发配进了劳动者的乐园。

    在这个乐园里，应有尽有，但独无闲暇。

    这儿的男人说：“天啊，我们没有片刻闲暇。”女人们也在说：“加把劲呀，时间正在飞逝。”他们见人必言：“时间珍贵无比”，“我们有干不完的活儿，我们得再加把劲！”如此这般，他们才感到骄傲和欢悦。

    可这个新来乍到者，属于在人世间没做一丁点儿有用的事儿就度完了一生的人，却适应不了这劳动乐园里的生活规律。他漫不经心地徘徊在大街小巷，不时撞在那些忙碌的人们身上，即使躺在绿茸茸的草坪上，或湍急的小溪旁，也总让人感到碍手碍脚，被指责几句也是常有的事。

    有个少女每天都要匆匆忙忙地去一个“无声”急流旁提水（在乐园里连急流也不会浪费它放声歌唱的精力）。她迈着急促的小步，好似娴熟的手指在吉他琴弦上自如地翻飞着；她的乌发也未曾梳理，那缕缕青丝总是好奇地从她前额上飘垂下来，瞅着她那双黑黝黝的大眼睛。

    那游手好闲之人站在小溪旁，目睹此情此景，心中陡然升起无限怜悯和同情，一腔热血在胸中膨胀。

    “啊——嘿！”少女关切地喊道，“您无活可干，是吗？”

    这人叹道：“干活？我从不干活！”

    少女糊涂了，又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想我可以给您一些活干。”

    “‘无声’小溪的少女呀，我一直在等着从您那儿分点儿活儿。”

    “那您喜欢什么样的活儿呢？”

    “就把您的水罐给我一个吧，那个空的。”

    “水罐？您想从小溪里提水吗？”

    “不，我只是想在它上面画画。”

    少女愕然：“画画，哼！我忙得很，而你却如此清闲！我走了！”她说着就离开了。

    可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人又怎能对付得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呢？他们每天都见面，每天他都对她说：“‘无声’小溪的少女呀，给我一个水罐吧，我要在上面画画。”

    最后，少女妥协了。她给了他一个水罐，他便画了起来，画了一条又一条的线，涂了一层又一层的颜色。画完后，少女举起水罐，细细地瞅着，她的眼光渐渐迷惑了，皱着眉头问：“这些线条和色彩是什么呀？要表达什么呢？”

    这人大笑起来：“什么也不是。一幅画本来就可以不意味什么，也不表达什么。”

    少女提起水罐走了。回到家里，她把水罐拿在灯下，用研审的目光，从各个角度翻来覆去地品味那些图案。深夜，她又起床点燃了灯，再静静地细看那水罐。她终于平生第一次发现了什么也不是、也不表达什么的东西。

    第二天，她又去小溪边提水，但已远非以前那样匆忙了。一种新的感觉从她心底萌发出来——一种什么也不是、也不为什么的感觉。

    她一眼瞥见了画家，心里一紧：“您要我干什么？”

    “只想给您干更多的事儿。”

    “那您喜欢干什么？”

    “给您的乌发扎条彩带。”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发带扎好，鲜艳而耀人。劳动乐园里忙碌的少女现在也开始每天花很多时间用彩带来扎头发了。时光在流逝，许多工作不了了之。

    乐园里的土地开始荒芜，勤快的人也学会了偷闲，他们把宝贵的时光耗在了诸如画画、雕塑之类的事上。长老们大为愕然，召开了一次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这种事态在乐园中是史无前例的。

    天国信使也匆匆而至，向长老们鞠着躬，道着歉：“我错带一人进了乐园，这都怪他。”

    那人被叫来了。他一进来，长老们立刻就注意到了他的奇装异服，及其精致的画笔、画板，也立刻明白了这不是乐园中所需要的那种人。

    酋长正言道：“这里不是你呆的地方，赶快离开！”

    这人宽慰地舒了口气，拾掇好他的画笔及画板。就在他即将离去之际，那少女飞奔而来：“等等我，我和您一块儿走！”

    长老们呆住了，在劳动乐园里，以前可是从未有过这等事呀——一件什么也不是、也不为什么的事。

奔丧

王魁还是在他娘升天的那一年回的老家。屈指算来，他已经整整五年没有回故乡黄泥湾了。爹虽然老了，但没有老到犯糊涂的份儿上。就这几个手指头，他掰得过来。

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给宝儿打电话，让他快回来。

“怎么跟他说呢？”

“就说我不行了，要见他最后一面。”

王魁的几个姐姐分别叫王凤、王琴、王芳，爹叫了她们半辈子王凤、王琴、王芳。王魁有大号，可爹偏不叫，他都三十多岁的人了，爹还宝儿宝儿地喊他。王魁出生的时候，爹已经四十七岁了，娘四十五。这么大年龄结出个老秋瓜，怎么不是个宝儿呢？

王魁跟头流星地从广州赶回来。一进院子，他就丢了行李，长嚎一声，“爹啊”，救火似的往爹的卧室冲。

按照女儿们事先的安排，王魁进来以后，爹只能缓缓地睁开眼睛，气若游丝地哼几声，然后在女儿们的搀扶下慢慢坐起来，和王魁拉呱儿……可是爹憋不住。爹双手一撑，竟然呼啦一下直起腰，一把抱住王魁，大声地说：“宝儿，宝儿，俺的宝儿……”

这个戏至此彻底演砸了！

王魁从爹的卧室走出来的时候，脸色比锅底还黑。王琴递给他一杯茶，他劈手接过来，掼了个粉碎；王芳递给他一块馍，他也摔在她脚边；

王凤也黑了脸，喝道：“王魁，你疯了吗？”

王魁吼道：“我疯了，我就是疯了。你们知道吗？我们厂现在正是生产旺季，忙得吃饭放屁的工夫都没有。老板死活不批假，我是赌气辞职回来的。”

王芳嘀咕：“不就是打个工吗？以后再找活儿，还能找不到？”

王魁一下子蹦到王芳面前，手指着她的鼻尖，说：“我在这个厂干了十三年，从小工到主管，我容易吗？小工拼死拼活干一个月，才三千元，主管一个月一万多，你知道吗？你去给我找个主管的活儿试试！”

王芳吓哭了，躲到了王凤身后。

王琴气恼地说，爹五年没见你，能不想你吗？

王魁说：“想我，看看照片行不行，打打电话行不行，把他送广州去一趟行不行，非得让我回来？我哪个月不给他汇钱？他缺吃缺喝缺穿了？”

王凤想再说些什么，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们鱼贯走进屋，走进爹的卧室，围坐在爹的床边。显然，院子里发生的一切，爹尽收耳底。爹浑浊的眼泪像雨天屋檐滴水似的纷纭落下来。王凤给爹擦眼泪，爹的眼泪没擦干，她自己的眼泪反倒流了出来。

吃晚饭的时候，王魁说：“我已经给老板打电话了，想收回辞职报告。老板同意了，让我尽快赶回去上班。”顿了顿，王魁又说，“明天一早，我就走。”

爹一口饭含在嘴里，不嚼了，呆呆地看王魁，嚼得半碎的饭粒一点一点从嘴角掉出来。

三个姐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了头，默默吃饭。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王魁就背着行李，要离家远行。王魁向爹辞行，院内院外，却没有爹的影子。姐姐们簇拥着他，把他送出村庄。

回到家，天大亮了。王芳清扫爹的卧室，王凤和王琴去厨房准备早餐。王芳发现，爹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打开的烟盒，背面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宝儿，爹对不起你，今后不再拖累你了。王芳还发现，爹的床上，堆着一摞红彤彤的百元钞票，钞票下面，也是几张打开的烟盒。她把烟盒抽出来，只见每张烟盒的背面，都写着一行行日期和几百、上千不等的金额。

王芳凄厉地喊：“大姐，二姐！”

王凤和王琴应声而入，接过烟盒一看，都慌了神儿。王凤哽咽着说：“快，快，给王魁打电话，让他快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