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散文

梁实秋

    一切的散文都是一种翻译。把我们脑子里的思想情绪想象译成语言文字。古人说，言为心声，其实文也是心声。头脑笨的人，说出来是蠢，写成散文也是拙劣；富于感情的人，说话固然沉挚，写成散文必定情致缠绵；思路清晰的人，说话自然有条不紊，写成散文更能澄清澈底。由此可以类推。散文是没有一定的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处置的，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来便把作者的整个的性格纤毫毕现地表示出来。

    一个人便有一种散文，喀赖尔翻译莱辛的作品的时候说：“每人有他自己的文调，就如同他自己的鼻子一般。”布丰说：“文调就是那个人。”文调的美纯粹是作者的性格的流露，所以有一种不可形容的妙处：或如奔涛澎湃，能令人惊心动魄；或是委婉流利，有飘逸之致；或是简练雅洁，如斩钉截铁……总之，散文的妙处真可说是气象万千，变化无穷。

    散文的文调虽是作者内心的流露，其美妙虽是不可捉摸，而散文的艺术仍是所不可少的。散文的艺术便是作者的自觉的选择。福楼拜是散文的大家，他选择字句的时候是何其的用心！他认为只有一个名词能够代表他心中的一件事物，只有一个形容词能够描写他心中的一种特色，只有一个动词能够表示他心中的一个动作。在万千的辞字之中他要去寻求那一个——只有那一个——合适的字，绝无一字的敷衍将就。他的一篇文字是经过这样的苦痛的步骤写成的，所以才能有纯洁无疵的功效。平常人的语言文字只求其能达，艺术的散文要求其能真实——对于作者心中的意念的真实。福楼拜致力于字句的推敲，也不过是要求把自己的意念确切地表示出来罢了。

    散文的美妙多端，然而最高的理想也不过是“简单”二字而已。简单就是经过选择删芟以后的完美的状态。普通一般的散文，在艺术上的毛病，大概全是与这个简单的理想相反的现象。散文的艺术之中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割爱”。一句有趣的俏皮话，若与题旨无关，只得割爱；一段题外的枝节，与全文不生密切关系，也只得割爱；一个美丽的典故，一个漂亮的字眼，凡是与原意不甚洽合者，都要割爱。散文的美，不在乎你能写出多少旁征博引的故事穿插，亦不在多少典丽的辞句，而在能把心中的情思干干净净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散文的美，美在适当。不肯割爱的人，在文章的大体上是要失败的。

    散文的文调应该是活泼的，而不是堆砌的——应该是像一泓流水那样的活泼流动。要免除堆砌的毛病，相当的自然是必须保持的。用字用典要求其美，但是要忌其僻。文字若能保持相当的自然，同时也必须显示作者个人的心情，散文要写得亲切，即是要写得自然。

（有删改）

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发生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说话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哀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抗坠，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诵诗与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类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中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赵法生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出自《周易·文言传》，大意是经常行善的人家会有许多可以庆贺的事，经常做恶事的人家会有许多灾祸在等着它。初看起来，这句话是在讲报应，其中也的确含有报应的含义，但是作为儒家文献的《易传》，这话与佛道两家的报应观念又有所不同。

    儒家的主流观点不太强调报应，因为儒家道德修养的目标是成为君子，而君子的首要条件，就是明白义利之辨。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孟甚至要求他们的弟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认为，仁义既是天道，也是人道，为仁义而牺牲，死得其所，使生命获得永恒意义。

    钱穆先生曾经将儒家人生观与其他文明宗教相比较，说儒家的君子，他们居仁由义不是为了获得好处，不管它是来自今生还是来世。而且君子人格恰恰是要超越这种功利主义的考虑，他不把道义当作手段，而是当作目的本身。

    儒家要求君子超脱私利的羁绊，并不是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对此有独特的理解。杀身成仁是君子的担当和境界，实践仁义礼智信也经常意味着要放弃一些个人利益。但总的来看，长远来看，道德对于人生和社会都是有益的。

    讲仁爱奉献的儒家道德何以有利于人生？说到底，违反道德的行为可以得利于一时，却难以长久持续。比如一个“信”字，欺诈或许能够短期获利，但是长此以往必然臭名远扬。那些讲诚信的人虽然有时也吃亏，但能获得广泛的信誉和信任，事业便越做越大。

    道德与利益的问题，又被称为德福关系问题，也是西方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看到，有德者未必有福，享福者未必有德，这一矛盾如何解决？哲学家康德认为，经由上帝审判之后，德与福最终能够实现一致，作恶者将会下到地狱，而行善者将会升入天堂，于是公平正义最终得以实现。可是，儒家没有上帝观，有人经常行善却穷困潦倒，有人作恶多端却福寿俱全，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呢？儒家对此的回答是：家庭。一个人的积德行善未必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但一定会为他的后代积下“阴德”；一个人作恶多端，尽管能做高官，骑骏马，但他的债务将由子孙偿还。通过引入家庭和时间两个因素，儒家也成功解决了德福表面上的矛盾。

    那么，现实中是否真是如此？城市兴起的时间较短，不易觉察，但在乡村中则常常应验。常听有年纪见识多的村里老人说，凡是目前发展不错的家庭，现在有出息的人，祖先父辈多是厚道人。我们看历史上那些传承久远的世家大族，比如范仲淹、曾国藩等家族，人才辈出，福泽绵长，乃是因为他们将深厚的文化底蕴凝结为优良的家教传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子孙的优良品格。这也算是对“积善人家论”的经验证明。因此古人也说：“德者，得也。”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深入人心。

    所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并非迷信，而是儒家历史理性的结晶。它以儒家的成德之教为思想基础，强调德行修养和与人为善才是一个家庭长期繁荣兴盛的根本保障，不但在义理上可以说得通，在现实中也有经验的证实，反映了儒家古老透彻的人生智慧。

（摘自《光明日报》）

材料一：

    2017年5月10日，首个“中国品牌日”的到来引起广泛关注。国家层面设立“中国品牌日”，宣示着一个“质造”和“智造”时代的来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不只是仪式，更是一种使命。从外部环境看，我们正站在一个生死攸关的路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低成本取胜已难以为继，以质取胜是必由之路。

    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全球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其中自有品牌在世界100强品牌当中却只有一个。尽管近年来，阿里巴巴、华为等一大批中国品牌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经济新模式、新动能的生动注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依然存在巨大差距，国际知名品牌少，品牌影响力弱，品牌话语权小，品牌总体形象欠佳。

（摘编自冯蕾《担起建设品牌强国使命》）

材料二：2013上半年消费者购买国产智能电视的关注因素

材料三：

    一个小小的马桶盖，备受热议，与其说触及了“中国智造”的痛点，毋宁说触碰了中国品牌的“弱点”。那些卖断货的日本马桶盖，实际上不少产自中国，返销日本，又被中国游客买过来。媒体曾披露了一个案例，杭州一名居民在日本大阪购得一个马桶盖，发现产地竞为杭州下沙，感叹“兜了一大圈，买到的居然还是自家门前生产的东西”。

    很多时候，国货不是质量不行，而是知名度不够；不是价格高企，而是没有形成与品质相匹配的品牌效应。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会记得，中国品牌有过一段群星灿烂的历史。从熊猫彩电、燕舞录音机、雪花冰箱，到双星球鞋、海鸥照相机，再到英雄钢笔、乐凯胶卷、龙虎牌清凉油，国产品牌装点着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品牌曾经有过的辉煌，足以说明民族工业有基础也有实力，中国制造有市场也有潜力。

    也要看到，在今天的世界市场上，叫得响、立得住的中国品牌还不够多，从“连圆珠笔头上的笔芯钢珠，我们都生产不了”，到中国游客在海外被称为“会走路的钱包”……一幕幕场景逼迫人们思考：如何才能打造更多树得起的中国品牌？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给出答案：“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此次《行动计划》从实施层面加以推进。没有品质，就形成不了品牌；不增品种，就难以满足消费者所需。

（摘编自王石川《中国品牌当能纵横四海》）

材料四：

中国的消费市场升级，可能会孕育出一批高品质的本土品牌甚至是伟大品牌。只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想到，这个故事会发展得这么快。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从果汁、化妆品到牙刷，被国际大牌拿走的市场份额，正慢慢被本土品牌拿回来。中国城市快速消费品市场去年增长3%。但本土企业销售额增幅超过8%，相比之下，外国品牌只增加1.5%。

    有观察家分析，中国企业在新一轮市场竞争中的最大优势是“察言观色”：及时捕捉个性化消费时代变动不居的需求，准确把握国际流行后适当加入中国元素逆向设计，面对喜好的变化可以更快掉头。而一些跨国公司发展乏力，正是由于决策与市场的分离造成了信息传递的“竖井”。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削弱了国际大牌在大型百货店、超市、免税店的渠道优势，为国产品牌的崛起提供了另一个支点。更懂消费者的产品设计、更轻便的营销模式，让国产品牌在市场升级的过程中获得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事实上，随着中国消费市场逐渐进入品质时代，打造一批优秀甚至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不久前，老牌化妆品牌百雀羚成为有美妆研发“诺贝尔”平台之称的国际化妆品化学家联合会（IFSCC）首家中国金牌会员，几乎同时，它的一次互联网传播，也惊艳了年轻人和营销界。

（摘编自何鼎鼎《读懂品牌消长背后的观念之变》）

材料一：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要求。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强大后劲，都取决于包括科学素质在内的国民素质地不断提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方式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需要有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能工巧匠，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广大民众是基础和支撑。没有公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大军，难以将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实力。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加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基础在公民科学素质。创新型人才深深植根于综合素质高、科学素质好的国民群体之中，植根于激励有章、赏罚得法的良好体制机制环境之中，如果没有热爱科学、关注科技、具有较高科学素质水平的宏大公众群体，就不可能形成创新型人才辈出的大好局面。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科学知识需求，我国科学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加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有利于促进科普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广大群众充分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成果，有利于培育理解支持创新的优秀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摘编自《公民科学素质也是核心竞争力》）

材料二：

    本课题组针对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进行了调查，调查采用答题的方式，题目包含三个领域：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能力。调查结果如下：

各地区分领域答对率

（资料来自《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研究报告（2015-2016）》）

材料三：

    科学素质是决定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是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前提。在科技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今天，科技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高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在当前是一个紧迫任务。2011年，日本发生的9.0级强地震引发核泄漏事故，在我国公众中掀起了一场抢购食盐风波，这凸显了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紧迫性。而2007年广东和海南等地“吃了得香蕉黄叶病的香蕉会得癌症”的谣传传闻满天飞，致使香蕉价格不正常地大幅下跌，蕉农损失惨重。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公民科学素质不高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些人理所当然地相信了缺乏科学依据的谣传。

（摘编自《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是紧迫任务》）

材料四：

    新时期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问题和挑战依然严峻。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水平普遍较低，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东部发达省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远高于中部和西部省份；城镇居民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远高于农村居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妇女和少数民族是最薄弱的短板。科普公共服务能力不高，基础条件薄弱，发展不均衡，机制体制不健全，科普能力发展不平衡。科普产业弱小，科普公共服务与群众需求脱节。科普经费投入不足，各级财政投入偏低，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尚未形成。

（来源同材料一）

    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

    在西方读者看来，孔子只是一位智者，开口不是格言，便是警句，这种看法，自然不足以阐释孔子思想其影响之深且大。若缺乏思想上更为深奥的统一的信念或系统，纯靠一套格言警语，而支配一个国家，像孔子思想之支配中国一样，是办不到的。

    简捷地说，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底。由此看来，最为耐人深思的特点是取消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差异。其方法为一个伦理性的方法，与法家以严刑峻法为富国强兵之道截然不同。孔子的学说要求人对人类与社会负起当负的责任，所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此点与道家的适世玩世又大有不同。实际上，儒家思想所持的是人道主义者的态度，对全无实用虚无缥缈的玄学与神秘主义完全弃置不顾，而是只注重基本的人际关系，灵异世界神仙不朽又有何用？这种独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中最有力的教义，是“人的标准就是人”。就凭这条教义，一个常人只要顺着人性中的善去行动，就算初步奉行儒家的为人之道了，并不必在什么观念信仰上去寻求神圣理想中的完美。

    更精确点说，儒家思想志在重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因为当时周朝的封建社会正在趋于崩溃。儒家思想主张阶级分明。要了解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回溯到孔子当时封建制度崩溃以及此后数百年内的状况。当时中国领土内有数百大大小小公侯伯子男等级的诸侯国，各自独立，其强者则国土与国力日增，时常与他国兵连祸结。周朝天子名为华夏君王，统治全国，实则徒拥虚名，衰微已极。直至孔子及以后之孟子，虽周游列国，干谒诸侯，求其施仁政，拯百姓于水火，但亦不屑于一朝周帝。这颇与其所主张之建立理性社会，尊崇周王之学说相矛盾。因当时国内情势纷乱已极，周室衰微，天朝荏弱，纵然前往朝见，终无大用。各国间虽订有条约，转眼粉碎，结盟和好，终难持久。养兵日众，捐税日增，强凌弱，众暴寡。国与国间随时会商，真是舌敝唇焦，不见成功。学人智者开始定攻守之计，和战之策。当时国界之分渐渐混灭，学者智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亲疏无常。而古礼失，尊卑乱，贫富悬殊，政教乖误，此等混乱失常遂使思想锐敏之士，劳神苦思以求拨乱返治之道。在此种气氛中，更兼以思想之极端自由，智慧明敏之士，遂各抒己见，如百花齐放，竞妍争香，乃形成中国哲学之黄金时代。

    孔子，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国与国间某种程度的道德行为，相信人与人之间高度的道德标准，这都是孔子的信念。

（节选自林语堂《孔子思想的特性》，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