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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天津市部分区2021届高三语文一模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如何从文本细读出发,打通文本“内外”,构建合理有效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方法,一直是当代中国文学亟待完成的目标。

针对当前的文学史教学现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说过,学生们往往能对文学史理论框架、文学概念和流行的学术话题侃侃而谈,而一提到具体的文学作品却瞠目结舌,几乎不具备解读作品的能力。

在今天数字化的快速阅读时代,文本细读的所指和内涵又有一些新的变化。当我们面对浩瀚信息,获取知识包括文学作品固然比任何时代来得容易,却也身陷“信息爆炸”的困境。面对如此多的资讯和文本,如果没有文本细读的训练和习惯,最终只会停滞在“奇观化”阅读的粗浅层面。日本学者斋藤孝在《深阅读》一书中指出,“如果书读得不够,只依赖互联网的话,就只能在海量的信息表面漂流,完全无法深入其中”

承续文本细读的精神资源,由浅阅读,泛阅读走向深阅读,也就成为当下文学阅读的重要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文本细读既包含了文本内部的专业文学阅读,也指向新媒体语境中“流水化”阅读的深阅读内涵。如何汲取和传承当代中国文学文本细读的资源,应对当下阅读形态和方式的变化,重建文本细读的方法和路径,是当代中国文学阅读和研究应该直面的问题。

((如果没有文本细读的训练和习惯,只会停滞在阅读的粗浅层面》)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理论被引入中国,因其异质文化和特有的局限性,很快被冠之“形式主义”的帽子被其他新潮理论所取代,但新批评却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和遗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本细读。

以往人们对文本细读的质疑,多源自新批评理论对文本内部研究的过分强调,割断了文本与社会、作家、读者的联系。实质上,在当代新的文化语境下,文本细读既可以使读者聚焦作品,把握文本的细节要素,更能够帮助读者深入作品内部,展开广义的语境阅读,打通文本的内外空间。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具有丰满和深刻的文学细节,透露出作品的氛围、结构和气韵。一个真正喜欢文学和阅读的人,总会在文本细节感受到情感和思想的共鸣。

老舍善于表现和反思民族文化,其作品深刻的文化内涵多是通过细节获得艺术表达和升华的。《断魂枪》中的沙子龙作为“断魂枪”的最后一位传人,小说对其形象并未进行正面的描述和分析,面对孙老者的挑战,他避不应战,只在文末凄凉地叹气“不传!不传!”那么该如何理解沙子龙的情感,他对“时代转型”是何种感受?读者只有在细节的阅读中方能深入沙子龙的内心一一“沙子龙正在床上看着本《封神榜》”。沙子龙对《封神榜》故事的荒诞感慨,也正是挣扎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市民阶层的真实感受。只有在聚焦作品、把握文本细节要素的细读过程中,才能理解作品人物的心理内涵,也才能把握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复杂的心绪和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蕴。

(《深入作品内部,展开广义的语境阅读,打通内外空间》)

材料三:

中国本土意义上的文本细读,并不纯然指向西方兴起的新批评理论。中国传统文论中所强调的评点和鉴赏,正是建立在以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细读”并非舶来品,而是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阅读理论。在新媒体时代,需要我们以现代的眼光和方法再次擦亮“文本细读”,重建其特有的价值和方法。

这就需要在当代性的视野中重建文本细读的价值。文学阅读和文学研究针对的是当下的生活,我们所展开的一系列思想文化活动都将参与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实践。文本细读并非停留在学科知识内部的“循环”生产,而是具有文化的主观能动性,“要参与、回应、影响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建构”,参与和回应当代社会生活的文化情感实践。

同时需要在总体性的视野中重建文本细读的理念和方法。“总体性”之于思想和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于,只有“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文本细读已经是融化生活的细读,能够打开和连接文本的内外空间,实则构成对当下生活总体的一种观察、理解和思考。

(《以现代的眼光和方法再次擦亮“文本细读”》)

(1)、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目前,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批评,需要进一步强化文本细读的训练和习惯。 B、在互联网数字化阅读时代,海量的信息文本导致了阅读现状停留在粗浅层面。 C、国外的新批评理论过分强调文本内部的阅读,因此被定义为形式主义方法论, D、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评点和鉴赏,在新媒体时代仍然具有其积极地价值和意义。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只关注文学史的理论框架、文学概念和流行的学术话题,而不进行文本细读的训练,就不会真正提高阅读能力。 B、尽管文本细读割断了文本与社会、作家和读者的联系,但其引导读者对文本内部要素进行研究的思想极具价值。 C、建构新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需要运用现代的眼光去借鉴国外新的文学理论,还要把中国传统的文论与当代文化实践结合起来。 D、组织网络读书共同体和举办社区共读,是在新媒体时代围绕一本书进行文本细读和交流阅读感受的形式之一。
(3)、下列表述不符合“文本细读”理论的一项是(   )
A、怎样引导浅阅读、泛阅读走向文本细读,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教育亟待解决的由知识转化为能力的主要问题。 B、领悟沙子龙阅读《封神榜》并产生感慨的细节,能够使读者体会到在社会转型时期市民阶层典型的心理状态。 C、科幻作品《三体》开始并不被人看好,但将其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中细读,才能使读者读懂作品情节。 D、文本细读要求读者从文本细节要素展开广义的语境阅读,打通文本内外空间,去体会作品深刻的内涵与意蕴。
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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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消费热的冷思考

       据报道,虽然春节长假是不少中国人与家人团聚的好机会,但也有不少人趁这个假期出国旅行。春节长假期间,中国游客“席卷”日本、新加坡、西班牙、美国洛杉矶等地,不仅带来“购物潮”,使一些商场销售额创下纪录,也使得不少宾馆和机场达到饱和状态。

       刚刚过去的羊年春节消费火爆,特别是关于我国内地居民到国外疯狂“扫货”的新闻屡见报端。其实不仅是今年,近年来国人对境外消费的热衷就持续升温,出手也越来越大方。市场经济条件下,境外消费纯属自由的个人消费行为,国人愿意选择到国外购物消费也无可厚非。但对境外消费的热度高,势必会影响到在境内的消费,这对于新常态下我们要激发人民群众的巨大消费潜力无疑是一个严峻考验。

       应该肯定的是,境外消费热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所出现的,境外购物渠道的畅通便捷以及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都为境外消费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我国居民境外消费逐年迅速增长,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世界旅游产业发展也有不小的推动作用。因此,不仅境外商家纷纷抓住这一商机,千方百计为中国消费者提供舒适的购物环境,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相关部门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但在分析境外消费热的客观因素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自身的问题,剔除个别人出于“炫富”等畸形消费心理,绝大多数人热衷于境外消费则是出于价格和质量等综合考虑,即商品的性价比。不容置疑的是,在境外更容易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如何不让我国消费者再舍近求远,以良好的消费环境把部分消费者的境外消费吸引到国内消费,这是我们目前面对境外消费热必须尽快破解的一道难题。

       改善市场环境,整顿市场秩序,深化税制改革,优化国内消费软硬环境,这是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的当务之急。同样的商品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价格差异很大;国内市场假冒伪劣商品充斥而国外市场货真价实……如果这样的局面不改变,特别是国内消费服务水品得不到根本性提升,我国居民的境外消费就不会降温,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目标就无法达到。

      境外消费热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间接反映出了境内消费供求关系的扭曲,需要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冷静思考,加快改进。

(摘编自中国文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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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更应注重用词准确

    近日,《山西日报》等媒体根据网络热度排名,总结了2016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广西小伙的“蓝瘦(难受)、香菇(想哭)”,奥运选手傅园慧的“洪荒之力”,以及王健林说的先定一个“小目标”,成为最热的三个词语。

    有人说,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其实就是无规律。词语的传播更是如此——我们不仅难以摸准热词的特征,更难以预测它何时、以何种形式击中网民的痛点。那么,在众声喧哗、信息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在用词上该持以怎样的态度呢?

    兹认为,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和沟通效率,可以在适当场合使用热词,但必须基于准确、恰当、合适的前提。

    热词有超强的表情达意效果,往往是区区几个字,胜过千万言。2015年的热词“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道出了大众对脱离现实生活、外出旅游散心的期许,同时既精准传达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情怀,又听起来不那么文绉绉,颇得网民喜欢。而且,热词往往能僭越年龄、辈分、等级,将沟通双方置于平等状态。比如,很多父母在用微信与子女沟通时,自称“宝宝”卖萌,相信这样的用词,会部分消除横亘在双方之间的沟通障碍,起到促进沟通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又格外强调,使用热词的前提是,用词准确、得体、合适。因为热词特别受追捧,一个明显乱用或错用的热词在网上刷屏,只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效果,形成错误的示范效应。

    热词要用得准确。该用动词的时候,绝对不能擅用名词敷衍。准确使用热词,会带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近几年各大高校毕业典礼,校长们都爱用点网络热词来带动气氛,反响热烈。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根叔”,巧用“打酱油”“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等词语,令毕业生更添对母校的留恋。

    热词要用得得体。要掌握用词分寸,不能为了套用热词,而扭曲词语本来的意思。比如,很多地方都把人才培养项目的具体工作描述成“人才培养工程”,这其实是对“工程”这个词语的滥用,只有形成系统的培养项目,才能称得上是工程,平时的具体工作如提高待遇、落实住房等,只能称得上是人才工作。

    热词要用得合适。热词虽好,但也是该使用时才使用,不要刻意追求表达效果,“为了热词而热词”。要学会合适使用热词,可以参考习近平总书记对一些词语的运用,比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些用法,广大群众不仅容易理解,还很容易产生共鸣,取得了尤为突出的传播效果。

    词语不一定花里胡哨,最重要的还是适得其用,与特定的语境、背景相契合。如今通信发达、信息芜杂、词语泛滥,我们应学会使用热词,但更应注重用词的准确、得体、合适,以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0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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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

早在夏商周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

中国古代的“礼”和“乐”起源于远古的原始崇拜。《礼记》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其贡献礼品、击土鼓而作乐,便是最早的礼乐仪式。到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虽然帝王的领袖地位和递相禅让产生了“礼”的意识,但是礼的制度还未产生。到了夏朝,由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于是“礼义以为纪”,礼仪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但夏礼因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缺乏,已难知其详。商礼由于殷墟考古的大量发现,以及《史记》有较多的记载,则已彰彰可考。到了周代,礼制集前代之大成,逐渐完备和成熟起来,因为这时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乐”在周之前也已有不少歌舞产生。到了周代,“乐”的内容不断丰富,形成了相应制度,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规范和管理乐舞。

在礼乐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周公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制礼作乐,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礼乐加以改造和发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而且注入“德”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孔子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并且,他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礼”是人性的基础。《礼记》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 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通过让他们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

“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礼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们要听雅乐,远淫音。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主旨。“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是说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然而,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在远古传统中,礼即人文,是涵盖一切,包括乐在内的。到了周代,礼、乐虽各有制度,但是乐毕竟仍是礼制的一个方面,乐的“和”也是为实现礼而辅助、服从于礼的。乐之“和”能够弥合礼之“分”所造成的心理差距。孔子等儒家常将“礼”、“乐”相提并论,就是因二者之结合,能起到平衡与调和的作用。

先秦礼乐文明经历代沿革,具体内容有变而主旨不变。摒弃旧礼中的贵贱之分,汲取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具有现实意义。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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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辞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

    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得到重视,朝廷往往向民间征招“笔杆子”,优秀的还给官当。贾谊、司马相如、杨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这些汉代词赋名家,当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更无广告分成一说,玩自媒体靠什么获取报酬?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便因打赏而来。

    首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四川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据《汉书·王褒传》,王褒文章文采飞扬,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俩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唐代时,现代很流行的稿费制已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的渠道。

    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朝,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稿费。尤其是韩愈,他最擅长写墓志、碑文,高的话一篇碑文就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墓金”。看来,为了拿到润笔,韩愈在志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词。其实,“谀墓受金”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词最早使用在东汉末文人蔡邕的身上,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即已存在。

    “写软文”被一些现代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到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古代最早最出名的一篇“软文”,是出自汉代才子司马相如之手的《长门赋》。司马相如本人也没有回避此事,他在序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创收的花样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稿费,还可以直接“卖文”、代人“捉刀”、“卖版权”等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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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数据得永生

    数据主义认为,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或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读者可能觉得这实在是胡言乱语,但事实上,大部分的科学机构都已经改信了数据主义。数据主义是由两大科学潮流爆炸性汇流而成。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50年后,生命科学已经认为生物体都是生化算法。此外,在图灵想出“图灵机”(Turing Machine)这个概念的80年后,信息科学家也已经学会写出越来越复杂的电子算法。数据主义指出,同样的数学定律同时适用于生化算法及电子算法,于是让两者合而为一,打破了动物和机器之间的隔阂,并期待电子算法终有一天能够解开甚至超越生化算法。

    对于政府、企业或一般消费者来说,数据主义提供了突破性的技术和强大的全新力量。对于学者和知识分子来说,它也能提供几个世纪以来渴求的科学圣杯:从文学、音乐学、经济学到生物学,所有科学学科都能统一在单一理论之下。根据数据主义,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股市泡沫和流感病毒不过是数据流的三种不同模式,能够使用同样的基本概念和工具来分析。这个想法十分吸引人,可以让所有科学家讲一种共通的“语言”,在学术的鸿沟上搭起桥梁,并轻松让某种见解跨越不同学科。

    终于,音乐学家、经济学家和细胞生物学家也能互相理解和沟通了。

    在此过程中,数据主义将传统的学习金字塔彻底翻转。在这之前,大家认为数据只是智力活动这个漫长过程的第一步,我们要把数据转化为信息,信息转化为知识,最后把知识转化为智能。但数据主义者认为,数据的流动量已经大到非人所能处理,人类无法再将数据转化为信息,更不用说转化成知识或智能。于是,处理数据的工作应该交给能力远超人类大脑的电子算法。实际上,这也就代表着数据主义对人类知识和智能有所怀疑,因而倾向于信任大数据和计算机算法。

    最坚信数据主义的正是它的两个母学科: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学。两者之中,又以生物学更为重要。生物学拥抱了数据主义,才让计算机科学的小小突破撼动了整个世界,可能彻底改变生命的本质。要说所有生物都是算法,不管是长颈鹿、番茄或人类都只是不同的数据处理方式,你可能并不以为然。但这里必须强调,现在的科学教条就是如此,而且科学对整个世界的改变难以想象。

(节选自《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第十一章,[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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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杜甫同时代作家作品为收录范围的三种诗选中,《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诗坛风气和主潮,《箧中集》也代表着一种新的思想动向,这些是当时比较重要的诗歌选本,杜诗亦在这三部诗选入选范围之内,却都先后意外落选。原因何在?

殷璠《河岳英灵集》是被认为最能代表盛唐诗歌理想的诗选,盛唐诗坛重要人物基本入选其中:其序称其收诗起于开元二年,止于天宝十二载,而这个时间正与杜甫创作前期重合。杜甫当时诗歌创作数量也不少,却没有引起诗坛和殷皤的注意。除了进入长安较迟、年资不深这一客观因素之外,主要原因应是杜诗本身问题,即其内容、艺术风格和当时主流风尚并不一致。如深受令人赞美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其“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借写景而喻时事乃至“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的高自标置,在当时认为反而不如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人的即景写实、淡定优雅,杜诗“沉郁顿挫”风格不太符合殷璠气象高华、“风骨”与“声律”兼备的要求。

元结《箧中集》序主张“雅正”,肯定入选作者“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元结文学思想明显是盛唐“别调”,并非主流,正好和杜甫比较接近,然细审之,杜甫其人其诗并不完全吻合其选人、选诗之标准。杜甫曾为左拾遗,并非“正直无禄位”“忠信而久贫贱”者,且杜诗主题与单纯歌咏个人苦难也不一致,他们关注个人疾苦,而杜甫则忧国忧民,杜诗虽歌咏个人苦难,但往往推己及人,这种精神正是杜甫超越《箧中集》诸子之处。因此,杜诗和《箧中集》诗人同中有异,反映出杜甫与《箧中集》诸子人格境界的深刻差异。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时间与体例明显上继《河岳英灵集》,进入《河岳英灵集》的盛唐诗人如孟浩然、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等皆不再入选、,高氏自序选诗标准为“体壮风雅,理致清新”“朝野通取,格律兼收”。杜甫其时和《中兴间气集》所收诗创作时间交叉,杜诗却没能入选《中兴间气集》,这显示出“沉郁顿挫”的杜诗受当时崇拜盛唐气象的诗人一致冷落,当然主要还是因为诗歌理念、诗歌内容与风格的巨大差异——卧病江湖感叹“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吟咏“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的杜甫哪能看到“中兴”气象?此外,人际交往的限制也不可忽视。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漂泊蜀中,远离政治、文化中心长安,也与活跃的诗人群体存在巨大时空阻隔和社会身份的高低落差。杜甫暮年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的无限慨叹,显然是回顾了平生被主流诗坛忽视甚至轻视的基本事实。

虽然同时代主流诗坛和重要诗选忽视杜诗从而迟滞杜诗传播与影响的扩大,但在杜甫身后不到三十年,他的诗作很快就迎来真正的知音,得到深刻的理解和高度的推崇。

(摘编自吴怀东《杜甫的诗为什么会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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