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李白诗歌中的夸张

林庚

    李白有一首《长相思》诗中说：“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这是一首闺人思念征夫的诗，相思之苦，以至于到了“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的程度。美妙的眼睛竟成了一口泉眼，这当然是有些夸张；却还不能说就怎么不合理，还可以算在合理的夸张之列；但也有其不合理处，这不合理处在于她还要证明原来是秋波横生的眼睛，真的变成了一口泉眼；并要求那面镜子到时候为她作证。因为如果真到那征夫回来的时候，她即使还很憔悴，即使是当时快乐得又哭了起来——那神情毕竟会大不相同——要证明她真正肠断的情形，只有那面镜子才最清楚。可是除非那面镜子是面魔镜，又怎能重现她那已经成为过去的容颜呢？也许今天有了录像可以做到这一点，可是如果真有一位妻子录好了像专等她丈夫回来时证明这一切，恐怕她的丈夫反而更不相信；何况古代并无录像这种先进技术呢？假定真能录像，也许看来是合理的，却反而近于荒唐；假定镜子可以证明过去，看来好像是不合理的，却反而更近于真实。艺术的魔力竟然真能把一面普通的镜子变成了魔镜吗？反正我们读这首诗，读到这里时早已忘记了那不合理性，而只感到分外亲切，分外动人。从日常的尺度来说乃是不合理的，从艺术的尺度来说却是更为合理的；那么所谓合理的夸张到底该怎样来理解呢？

    “白发三千丈”，这是人们谈到李白诗中夸张时最爱引的名句，在这首《秋浦歌》中乃是轮到李白自己面对着一面镜子了。所以说：“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从日常的尺度来说，这个“三千丈”简直是违背常识；从夸张的尺度来说，也未免无边无际；如果这样的夸张起来也算合理，那么究竟夸张到什么程度才算不合理呢？李白有一首经常为人们所称道的《望庐山瀑布》，诗中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瀑布仿佛是一道银河自天而降，也不过才夸张到三千尺，而白发从头上算起，却竟能达到三千丈；艺术的魔力似乎正是通过战胜那日常尺度认为的不合理而变得更为合理，这能不令人为之惊异叹服吗！

    有些人认为夸张似乎是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这可能有些道理，可也并不尽然。夸张几乎可以在各种类型的作品中出现；而且夸张在许多场合中，往往最容易产生使人发笑的效果；这与浪漫主义作品之多少带些悲剧性格或英雄性格的特征是毫不相干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里除了“千里”这个习见的词汇外，有什么可以算得上是夸张呢？而这首诗却无疑的乃是浪漫主义的杰作名篇。然则夸张既不是浪漫主义中所必有的，也不是浪漫主义中所特有的；只不过是一种通用的表现手法而已。如果说夸张与浪漫主义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特殊缘分的话，那只能说夸张的手法到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中，似乎可以尽情发挥到完全不合理的程度。这并不是由于夸张手法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由于本质上浪漫主义乃是一种近于“宏观”的创作方法，正如现实主义乃是一种近于“微观”的创作方法，并由此自成不同的局面。《傀儡家庭》中娜拉的出走，从日常的尺度来说，她是完全可以不必出走的，但娜拉却决然出走了。《秋浦歌》中的白发，从日常尺度看来，那白发只不过是映在咫尺明镜之中，而它却能直达三千丈。用日常的尺度去衡量微观或宏观世界中的一切，有时常会出人意外。例如在近于光的高速运动中，人竟能青春不改；这不简直如神话之不可思议吗？日常范畴的尺度，与艺术的无限魅力；在这里两相对照，也正如面临着一面魔镜，不禁令人为之深思神往！

（选自《唐诗综论》，略有删节）

    扇子作为实用器物产生，却被逐渐赋予了深层次的象征含义。从统治者在重重“障扇”下出行，到读书人借“便面”遮面；从汉宫始人托执扇抒弃妇之情，到魏晋名士持麈尾扇谈经书之义……自古文人笔墨着重记叙的扇子，其实都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缺少联系。然而在宋代商业活动繁荣、市民文化兴起等种种历史大趋势的影响下，扇子第—次作为日用品受到了关注。

    在南宋移民的笔下，林林总总可发现专卖扇牌的、专卖扇柄的、专卖折叠扇或团扇的各色商铺——这些悄然花样翻新的商品也许昭示着在温暖的江南，扇子受到了更大的欢迎。

    那么这些商店中的扇子是怎样一番模样、又反映了普通百姓的何等观念？展开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持扇的人物形象屡屡出现，他们手中拿的大抵是竹扇纸扇一类。这样的材质称不上奢靡，似乎与时人连饮酒都要全套银器的性子不符，但贵在轻便、又有其他材质无可比拟的天然意趣。妇人的扇子则往往施加装饰，在绢面扇子上以逸笔勾画花草虫鸟，成为所谓“画扇”。然而，市井中的宋人并不喜新厌旧。比起奢靡的王孙贵族，百姓们总是务实的。当扇子坏了，还有那些走街串巷、以修扇子为业的匠人，用如今的我们已不能得知的技艺，将破损变为缺陷之美。

    不论装饰如何、工艺如何，宋人所使用的各式扇子在形制上大抵还是团扇，这也是自汉代班婕妤《团扇诗》起就萌发的传统。然而两宋的街头，一股源自异邦的新风已悄然暗度，带来时人眼中尚且陌生的折扇。根据《宋史》记载，早至端拱年间，二十余把折扇就作为礼物，被日本使臣进奉给宋太宗。之后，在北宋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相国寺里，也出现了进口自日本的高级折扇。扇面上一改本土“画扇”上的花鸟图案，绘以清远萧瑟的山水，意境独绝。

    作为舶来品的折扇并未能在北宋民间流行开来。不过，在南宋这种情况可能有所改观。在《梦粱录》中，吴自牧记载了都城中的铺席，其中就有“周家折叠扇铺”一项。也许当时的匠人吸收了折扇的形式，仿制出了汉地的版本，并且成品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以至于有独立的铺席专门经营。同时，南宋人周密在其《癸辛杂识》中也提到了自己对“倭人之扇”的看法。不同于北宋前辈们的赞叹之情，他批评日本折扇“或作不肖之画于其上”。从“中国之善画者，或不能也”到“作不肖之画于其上”，这样的转变，是不是又暗示了中国匠人贩卖的仿制品，精致程度已出于发源地之上呢？

    小市民的扇面一挥一摇，不止驱散江南酷暑的清风，更让礼仪伦理赋予的繁缛深意褪去。持一把图案灵动的画扇，或带着异国风情的折扇能为寻常的路途增添几分清凉与情趣。扇子花样翻新，始终不变的是对美的追求。更难得的，是有生长于斯的文人将这些风貌，用始于宋的视角与风情，一一记叙下来。

（摘编自李怡淙《掌中暗度故城风——宋人生活中的扇子》）

    审美活动的动力机制有情感、想象、超越三种。与之相应，审美活动所产生的美有三种存在的形态：情象、意象、境界。

    审美活动最基本的动力是情感。从本质上来说，美是情感的对象化。这里说的情感是审美主体的情感，而不是审美对象的情感。这里说的对象，有两种形态：一是原生形态。即原本有一个对象，但不是审美对象，是审美主体将其情感赋予给它，使对象成为主体情感的载体，从而成为审美对象。二是自创形态。即原本无对象，因为有情，需要外化，于是就创造一个形象，让其成为情感的载体。这种情况在艺术创作中居多。以上两种情况都可以说是情感造形。情感造形的产物就是情象。情象是美的基础形态。凡审美都有情感造形存在，只是审美中的情感造形，除艺术创作外，都是不自觉的，而是直觉的。刘勰说诗人创作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种情况不只是艺术创作时有，只要是进入审美形态的人都有。

情象是审美主体的创造，只是这创造主要表现在情感的赋予上，而当想象参与后，则就有很大的不同。想象的最重要的功能是创造新事物，这新事物是现实中不存在的。想象的创造，不只有情感在起作用，还有人的意识、文化修养在起作用。于是，这新创造的形象就具有丰富的意蕴，这具有丰富意蕴的形象我们叫它“意象”。意象虽然通常用在艺术创作中，其实，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也有，而且只有首先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产生了意象才有可能将其表现为作品中的意象。陆游咏梅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这梅就不是自然物象，也不只是情象，而是意象了，因为这中间寄寓着陆游对自身经历的独特思考。

    美的最高存在形态是境界。境界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它较多地出现在佛教典籍中，成为佛教的最高层次。宋明理学家将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清代王国维将其作为古典词美的最高层次，将其转化为美学范畴。王国维同时还使用意境这个概念。境界比之意境更适合作为美的最高形态。首先，意境只用在艺术创作中，而境界不只用在艺术创作中，还能用在人生修养中。因为审美不只体现在艺术活动中，它渗透在人的全部生活中。其次，意境，从字面上看，见出意与境的两分，而境界，以其浑然整合无垠而更能见出审美的本质——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当我们进入境界时，我们从情象中超越出来，从意象中超越出来，进入只可体会难以言传的极其美妙的境地。

（摘编自陈望衡《谈审美》）

    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是因为礼乐在社会组织和道德教化中发挥了基础作用。据文献记载，周公在西周立国之初就开启了礼乐文明的建构过程。直到西周中叶，经百余年努力，殷商的祭祀礼仪改造为周代的礼乐制度才正式完成。

    西周所形成的礼乐文明，正是催生儒家学说的母体和温床。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促使孔子反思礼乐制度崩解的原因，从理论上总结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没有周公，则礼乐文明体系难以建立；没有孔子，则礼乐文明的精神就难以大白于天下，而这正是唐代以前周孔并称的原因所在。所以，若要认识周代礼乐文明的精神特质，就要学习孔子思想；但从产生的次序看，则是先有礼乐文明，后有儒家学说。周制是孔子心仪的文明形态，儒学则是孔子对于周礼的思想提炼。因此，礼乐制度才是儒学的社会存在之“体”。

    孔子的儒学思想有两个核心概念，即仁和礼。孔子关于仁有许多说法，最基本的是“仁者爱人”，将仁看作是人与人相亲相爱的真诚情感。孔子以仁为礼的基础，没有仁，礼就会蜕变为虚文而走向形式主义，进而丧失其化民成俗的功用，这正是春秋时期的文化困境。他同时强调以礼为仁的前提，主张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纳入到礼的规范之中。如此说来，孔子摄礼归仁，以仁为礼之内在基础；同时又摄仁归礼，以礼作为仁的实践途径。因此，在孔子那里，仁与礼是互摄的。同时，他又认为，仁是礼的精神前提，礼乐规范应当归本于仁；仁的达成又以礼为前提，礼是仁道的实践途径。所以，仁与礼是互为前提的，仁礼互摄和相互成就，正是儒学作为实践之学的特征所在。

    礼乐文明不仅是儒学产生的母体，而且是接纳和融汇各种外来文化的母体。礼乐文明的信仰结构本身，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内存空间，使得它足以涵融各种外来文化，这正是中华天下体系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一旦礼乐文明体系本身被解构，涵融各种外来文化的母体被打破，它们便失去了和平共处和交流会通的思想文化平台，“诸神的和谐”也就被“诸神的战争”所代替，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变迁所特别应该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儒家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主要阐释者和代表学派，近代以来发生了两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儒家推行社会教化的礼乐制度，经过长期激进的反传统而被摧毁，丧失了社会存在的根基；另一方面，儒家本身的思想形态也经历了重要的义理转向，以重建道德形而上学作为主要目标，努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思辨性，使得传统儒学转变为哲学，在大大提升儒学思辨能力的同时，也使得它离礼乐教化的社会基础越来越远。

    新时代，儒学能否重返乡村与社区，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伦规范，进而重建儒学与生活的联系，将成为礼乐文明能否重建复兴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赵法生《重建礼乐文明需要什么样的儒学》，有删改）

材料一：

    输血是现代医学治病救人的重要手段。1998年中国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从而确立起无偿献血制度。中国无偿献血人次和采血量实现了连续20年持续增长。

    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1998年全国无偿献血人次的30万，2018年则有近1500万。1998年全国采血总量不足500万单位，2018年则有2500余万单位，增长超过4倍。我国建成了以血液中心、中心血站为主体，边远县级中心血库为补充，覆盖域乡、运行高效的血站服务体系。世界卫生组织评价称，中国在无偿献血、血液质量安全和临床用血等方面位居金球前列。

    尽管无偿献血人次数保持连续增长，但从参与无偿献血的人群结构来看，也出现了明显分布不均。2016 年，公务员、高校学生、军人和医务人员每千人口献血率(每千人口中拥有献血人数)分别为69. 2、78、55.8和52.5，远高于全国水平。2017 年度北京市团体无偿献血前100名中，高校超过一半，前10名中，高校占据9席。

    而不少民众仍然对献血有诸多误解。很多人表示，不去献血，是担心献血对身体产生副作用。“献血伤元气”“献血上瘾”“献血发胖”“献血传染疾病……各类说法五花入门，“献血损害健康”的观念仍根植在不少人心中，这也使得很多人没有勇气参与到无偿献血者的队伍中。

    (摘编自《中国无偿献血人次20年连增  为何仍有人存献血误区？》)

材料二：

    2019年6月12日上午，北京市血液中心举行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到4月，北京市无偿献血人次数、采血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0.1%和20.8%，千人口献血率17.3，位居全国第一。

    目前，北京市无偿献血70%以上来自于全市各个街头献血点，为进一步提升对首都临床用血的保障能力，全市增加和优化献血网点布局，调整了原有的重在商业中心、电子文化市场和中心城区选址建点的传统模式，加强了在交通枢纽、旅游景点、新兴城区增设固定采血点，在季节性的春节公园庙会、大型活动等地点设置临时采血点，同时，不断改善提升采血点设施环境。目前，本市的无偿献血点已有70余个，献血志愿服务站点增加至34个，血液中心接近50个。

    北京市血液中心还与百度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首都献血”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百度互联网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通过无偿献血小程序、科普短视频、地图导航等多种形式，在线宣传无偿献血公益事业。

    (摘编自蒋若静《千人口献血率北京全国第一》

材料三：

    2019年6月14日是第16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活动倡导的口号是“人人享有安全血液”。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副处长张立峰指出，目前，广东省采供血量居全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之首，千人口献血率为12.5，高于全国10.7的平均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去年，广州市基本保障了全市医疗临床用血的需要，实现了年度医疗临床用血100%来自无偿献血的目标，采供血量居全国城市第二位。

    广州血液中心党委书记付涌水指出，“献血者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也推动着全市医疗事业的发展，我们应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和肯定”。他表示，今后几年，广州市将加强尊重和关爱献血者服务工作，加强智能化服务、人性化服务，简化流程；推动无偿献血便民惠民措施，优化血费报销流程，落实《广州市无偿献血免费用血办法》，实行医院直接减免报销。他还建议，应出台更多对献血者的优息政策，把最实惠的社会资源给予为社会奉献的献血者享有，建立激励机制，不断推进无偿献血队伍的发展。

(摘编自符畅《推动无偿献血便民惠民措施》)

铁木前传（节选）

孙犁

在谁家院里，叮叮当当的斧凿声音，吸引了他们。木匠的手艺，多么可爱啊！还有升在墙角的那一堆木柴火，是用来熬鳔胶和烤直木材的，那噼剥噼剥的声音，也实在使人难以割舍。在童年的时候，常常就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家什么时候也能叫一个木匠来做活呢？当孩子们吃晚饭的时候把这个愿望向父亲提出来，父亲生气了：“要不，我把你送到黎老东那里当学徒，你就可以整天和斧子凿子打交道了。”

黎老东是这个村庄里的唯一的木匠，他高个子，黄胡须，脸上有些麻子。看来，很少有给黎老东当徒弟的可能。因为孩子们知道，黎老东并不招收徒弟。他自己就有六个儿子，六个儿子都不是木匠。

欢乐的机会，也总是很多的。如果是在春末和夏初的日子，村里的街上，就又会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和一炉熊熊的火了。这是傅老刚的铁匠炉来村里了。

傅老刚被人们叫做掌作的，他有五十岁了。他的瘦干的脸就像他那左手握着的火钳，右手抡着的铁锤，还有那安放在大木墩子上的铁砧的颜色一样。傅老刚有两个徒弟，大徒弟抡大锤，沾水磨刃，小徒弟拉大风箱和做饭。小徒弟的脸上，左一道右一道都是污黑的汗水，然而他高仰着头，一只脚稳重地向前伸展，一下一下地拉送那忽忽响动的大风箱。孩子们围在旁边，对他这种傲岸的劳动的姿态，由衷地表示了仰慕之情。

当师父从炉灶里撤出烧炼得通红的铁器，孩子们一哄就散开了，随着叮当的锤打声，那四溅的铁花，在他们的身后飞舞着。

铁匠们每年要在这个村庄里忙一个多月。早晨，人们还躺在被窝里的时候，就听到街上的大小铁锤的声音了；夜晚，他们睡在炉灶的边旁，没有席棚，也没有帐幕。只有连绵阴雨的天气，他们才收拾起小车炉灶，到一个人家去。他们经常的去处是木匠黎老东家。黎老东是好交朋友的，他和傅老刚的交情深厚，他不称呼傅老刚掌作的，总称呼亲家。

亲家是叫得很熟了。“亲家，亲家，你们到底是干亲家，还是湿亲家？”人们有时候这样探问着。

“干的吧？”黎老东是个好说好笑的人，“我有六个儿子，亲家，你要哪一个叫你干爹都行。”

“湿的也行哩！”轻易不说笑的傅老刚也笑起来，“我家里是有个妞儿的。”

但是，每当他说到妞儿的时候，他那脸色就像刚刚烧红的铁，在冷水桶里猛丁一站，立刻就变得阴沉了。他的老婆死了，留下年幼的女儿一人在家。

“明年把孩子带来吧。”晚上，黎老东和傅老刚在碾棚里对坐着抽烟，傅老刚一直不说话，黎老东找了这样一个话题。他知道，在这个时候，只有这样一把钥匙，才能捅开老朋友的紧紧封闭着的嘴，使他那深藏在内心的痛苦流泄出来。

“那就又多一个人吃饭，”傅老刚低着头说，“女孩子家，又累手累脚。”

“你看我。”黎老东忍住眼里的泪说，“六个。”

这种谈话很是知心，可是很难继续。因为，虽然谁都有为朋友解决困难的热心，但是谁也知道，实际上真是无能为力。就连互相安慰，都也感到是徒然的了。

这时候，黎老东最小的儿子，名字叫六儿的，来叫父亲睡觉。傅老刚抬起头来，望着他说：“我看，你这几个孩子，就算六儿长得最精神，心眼儿也最灵。”

“我希望你将来收他做个徒弟哩。”黎老东把六儿拉到怀里说。

“我那女儿，也有他这么大？六儿今年几岁了？”傅老刚问。

“九岁。”六儿自己回答。

“我那女儿也是九岁。”傅老刚说，“她比你要矮一头哩，她要向你叫哥哥哩。”

……

傅老刚的女儿到了村里，先投奔了黎老东家。黎老东很是高兴，招呼左邻右舍的女孩子们来和小客人玩。

“你叫什么名儿呀？”那些女孩子们问她。

“我叫九儿。”小客人回答。

和女孩子们玩了几天，和六儿也就熟了。六儿背着红荆条大筐，提着小镐儿，扬长走在前头，九儿背一个较小的筐子，紧跟在后面，走到很远很远的野地里去。

六儿不喜欢在村边村沿拾柴，他总是愿意到人们不常到的地方去。他忽然轰起一个窠卵儿鸟，有时候他又追赶一只半大不小的野兔儿……

“我们赶紧拾柴吧。”九儿劝告地说。

“忙什么？”六儿说，“天黑拾满一筐回去就行。”

这天，他们高兴地捉住了一只短尾巴的小田鼠，晚上带回家里来，装在一只小木匣里。第二天，六儿拿出小田鼠来，对九儿说：“它在匣里住了一夜，一定很闷，我们叫它在地下跑跑吧。”六儿把小田鼠放在地下。起初小田鼠伏在他的脚下，一动也不动。六儿嘘它，跺脚轰它，它跑开了，绕着房根儿转，突然钻进了一个洞。

六儿急了，他问九儿：“你看瓮里有水没有？”

“瓮里干着。”

六儿抓起瓢来，跑到咸菜缸那里，掏来一瓢盐水，灌进了鼠洞。但是不顶事。

六儿失去了小田鼠，心里很难过。

九儿心痛那一瓢盐水……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