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在文中有什么作用？

材料一：

沉郁，指深沉蕴藉、凝重悲抑的艺术风格。它既指表现在作品中的深刻、透辟的思致，也指创作过程中的深思熟虑。内向、深沉的个性气质易出沉郁之作，广博的学识能成沉郁之作，穷困波折的人生经历易生沉郁的情怀，发为沉郁的文字。

“沉郁”见于文学理论著作，始于钟嵘的《诗品·序》。他赞誉倡导诗歌的梁武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钟嵘倡导内容充实、富于深意的诗作，在品读具体作品时，诗意系于现实风云的深沉凝重是钟嵘的重要尺度。在汉末文人五言诗中，深沉悲切的思想情绪就已成为创作的重要依据。在建安诗中，这种思想情绪成为主要内容，并注入慷慨之气，艺术上也更为成熟。可以说，“汉魏风骨”的时代是“沉郁”成为一种重要诗歌风格的时代。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这种“沉郁”——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重情思在诗中的含蓄表露，成为中国文人诗的一个显要特点和传统，也成为诗歌评估的一个标准。

“沉郁”作为杜甫创作风格的突出特征，体现在以沉着蕴藉的艺术手法表达博大深厚的内心情志。杜诗“转益多师”，富于变化，但“沉郁”始终是主导风格。《杜诗镜铨》（卷三）指出杜诗的“沉郁顿挫”与充满时代、生命之慨的“汉魏风骨”有精神上的联系，又有艺术上的超越。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始标“沉郁”为杜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摘自王南《“沉郁顿挫”论》）

材料二：

对于“沉郁”的内涵所指，人们一般认为是杜诗的思想感情之深沉郁结，这种理解不无道理。杜甫是先秦儒学的虔诚信奉者，他在诗中所执着表现的先秦儒家的思想精神，诸如忧患精神、人本精神、乐道精神、笃行精神等等，必定会使他的诗歌具有深厚沉雄的性质；加上身经战乱，残破的山河、凋敝的民生与大唐盛世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而诗人又拒绝认可这种现实，坚信盛世的复兴，于是，爱国主义、民族意识以及民胞物与的伟大情怀，又构成了战乱诗篇的主旋律，这些，也必定会使他的诗歌具有忧郁郁勃的特征；同时，由杜甫家世的血族悲剧以及幼年丧母的不幸经历、青年时期的坎坷仕途等投在心灵上的阴影而形成的持重忧郁的性格，又不能不使他的诗歌具有沉着郁结的作风。

然而，从艺术形式的层面考察，我们看到，杜甫在描写壮大的景物和感叹个人身世时喜欢采用“时空并取”的手法，即在一个联语（一个押韵单元的两句诗）中，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下笔，使诗境具有超常的广度、厚度与深度，这也是形成“沉都”风格的因素。譬如《上兜率寺》中的“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一联，前句以“巴蜀”写寺的周围江山之壮美，是从空间角度下笔；后句以“齐梁”写寺庙中栋宇之悠久，则是从时间角度下笔。杜诗的雄厚之处，正在于既写了景物的空间状态，又写了景物的时间状态，以“时空并取”的笔墨展示出景物的雄伟现状和悠久历史。所以，这景物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有雄伟的身姿，又有丰厚的阅历。它们的身上既缠绕着天地的烟云，又披戴着历史的风尘。它们从远古走来，气势磅礴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足以让人们肃然起敬。

不仅如此，杜甫还常用“时空并驭”的手法表达漂泊岁月中的时局感受或身世感受，每每在一个联语中，兼出时、空两种意念。他经常使用“百年”“万里”“日月”“乾坤”等词汇，极力扩展时空的程度，造成悲壮深沉的诗境，塑造出白发老人面对天下烽烟的艺术形象。例如，“天下干戈满，江边岁月长”（《送韦郎司直归成都》），前句以“干戈满”写战火遍地的现实，是从空间角度写战乱的广延；后句以“岁月长”写客居日久，是从时间角度写战乱的持久：两句塑造出诗人关注天下烽烟、叹息漂泊于事无补的形象。

杜甫善于在一个联语中，把自身形象放在广大的空间与漫长的时间之坐标点上，通过时空的交构，精确地概括自己终生漂泊的生涯以及对国家时局的感受。这使得他的诗作既具有广博的视野，又具有深邃的思维，既具有现实的高度，又具有历史的厚度，因而蕴涵着深沉的宇宙意识。他诗中频频出现的“百年”之叹，虽然也含有对个体生命自怜自惜的因素，但是由于他关注的是国家的危亡、普天之下民生的苦难，就大大削弱了一己之私的内涵，而具有了“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的忧国忧民的高层涵义。比较羊祜、王義之、李白等人的叹息，这显然是一种悲壮的浩叹。从诗歌的表现手法来看，这样的“时空并驭”出色地塑造出诗人的目接乾坤、心怅百年的巨大形象，这个抒情形象强烈地感动着炎黄子孙的心灵。

（摘自韩成武《新论“沉郁顿挫”的内涵》）

材料一：

屏风作为一种特殊的家具样式，其出现很早。东汉文史学家李尤在《屏风铭》中对屏风的特点进行了描写：“舍则潜避，用则设张，立必端直，处必廉方。雍阏风邪，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屏风可以作为摆设，使用时应陈设张立，亦便于收纳。屏风可以阻挡凉风邪气，抵御雾气露水，屏风已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家具，而是承载着儒家道德伦理的具体象征。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多首诗中写到屏风：“____”白居易提示出屏风的另一功能，即将屏视作绘画的载体——画屏。

挂轴于唐末五代被发明之前，中国绘画艺术最重要的两种媒材是手卷和屏风。巫鸿在其主编的《物绘同源：中国古代的屏与画》一书中写到二者之间有两大区别：一是它们不同的“媒介特性”。手卷是时间性的，需要观者以手操纵，逐渐展开；屏风却是空间性的，特别是那些正反两面都绘有图像或题有文字的屏风，更是必须在分隔的建筑空间中观看欣赏。古代画家和工匠利用画屏的这个特点，常在其正反两面描绘和书写彼此呼应的图像和文字，以传达特殊的象征意义或美学趣味。另一区别在于二者不同的使用场合和服务对象。手卷画的创作是为了观者的独自阅览，而画屏则是建筑空间的一部分，既可出现在

现实生活中，又用于陪葬或装饰墓室。例如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屏风便体现了以上诸多特点。

1965年，山西大同石家寨发现了建于北魏延兴四年（474）的琅琊王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司马金龙墓的彩绘漆屏屏风正面的画面题材多为列女，有《周室三母》《鲁之母师》《班女婕妤》《启母涂山》等。这些典故大都出自汉代刘向所著《列女传》，《周室三母》出自《列女母仪传》，画中的三位妇女，容貌矜庄，衣带当风，有着雍容华贵的气度，自汉代宫廷起就有了以列女图为装饰的屏风。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文化，上承先秦两汉遗绪，下启隋唐。李清泉在文中将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绘屏风还原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活中解读。在日常生活中，坐姿的改变导致了屏风尺寸、结构的变化。当时的床、榻家具并不普及，随着人们起居习惯的转变，原本的席地而坐慢慢转向以床榻为坐具的盘腿坐和垂腿坐。进而出现了以屏风和榻结合而成的新型家具——屏坐榻，并在之后广为流传。从目前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屏风实物资料，可以感受到当时人们赋予这类屏风载体的不同文化趣味。对于画屏中图像的研究，以及画中所绘的屏风物像的研究也为思考艺术史和艺术创作中“物”和“绘”的关系提供了一批重要例证。巫鸿提出，至少从汉代开始，中国古人已经把屏风作为更大的画面和图像程序中的有机因素，或使用屏风图像分割和规划空间，或用以突出画中的主体人物。唐代开始对屏上画面有了更详细的表现，使之成为整体图像程序中的“画中画”。这意味着屏上的画面和屏外的图像之间发生了种种互动，其结果是大大增强了绘画的内容丰富性和艺术表现力。

（摘编自吴雪莲《有关屏风的文化趣味》有删改）

材料二：

所谓“陈设的地点”，是《物绘同源》这本书的缘起与背景。2019年巫鸿本人在苏州博物馆主持策划了“画屏：传统与未来”展览，这成为本书的起源。

在我看来，此书存在双重面向。第一层，是巫鸿面向外部世界的对话。作为配合展览而出现的学术研究文集，这本书是巫鸿作为一个学者型策展人，将短期专题展览与长期学术研究进行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展览本身具有极强的视觉观赏性，而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展线设计和文字说明，予以展示和分享；另一方面，研究仍需付诸纸面，依托完整的文本论述予以梳理和讨论。可以说，“画屏”展览很好地实践了学术研究与展览的相栖共生。此外，

配合展览、但比《物绘同源》一书早半年推出的，是一本画屏立体书——《奇妙的屏风世界——画屏：传统与未来》，这本书围绕巫鸿对于屏风的解读展开，选取六幅“屏风入画”的文物，在书页中添置三维的屏风卡纸，使得阅读体验更为立体和可爱，可以视作不错的科普故事读物。

第二层面向，或可认为是巫鸿与自己的一次对话。巫鸿早先已出版过《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一书，着重探讨屏风在其绘画语境中的功能和意义。彼时，巫鸿已提出屏风在传统中国艺术中具有一种 “三位一体”的身份：作为三维空间中的物体，屏风可用来区分建筑空间；作为二维平面，屏风可用来绘制图画；作为画中所绘的图像，屏风可用来构造画面空间、提供视觉隐喻。这种将屏风视作“建筑形式”、“绘画媒材”与“图像符号”三位一体的观念，指涉了屏风作为图像载体和图像本身的双重身份，更进一步，这种“重屏”反思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内涵：传统中国绘画的自我知识必须是双重的，同时是对媒材和再现的指涉。

（摘编自戴若伟《中国古代的屏与画： 面向外部的对话，面向自我的梳理》有删改）

材料一：

饭圈，粉丝圈子的简称。“粉丝”一词的英文单词为“fans”，其中的fan音译为“饭”，粉丝群体组成的圈子就叫“饭圈”。

“饭圈”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粉丝之间的情感团结环节。情感团结指的是具有相似品味偏好的行动者基于情感而彼此连接在一起的状态。其中的参与者将由此体验到积极的情感能量、集体性的身份认同、联系个人与集体的符号以及维护集体符号的道德正义感等。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不仅带来了更多的信息供给，也重塑了人们彼此交换信息、产生互动的方式。在数字平台中，人们往往倾向于接纳与自身观念更为相近的信息或与自身品味相似的成员；部分智能算法也倾向于为用户推荐同质化的信息资源，从而加剧了其互动连接过程的选择性。由于数字技术在传播过程中的这种选择性，粉丝彼此之间的情感距离同样前所未有地缩短了，更具选择性的粉丝聚集效应也因此产生。钟爱相同偶像的粉丝们不仅可以线下相会，也可以在线上时刻联络，完成共同的任务，并分享共同的快乐。这样的连接过程既使得其中的个体找到了心灵归属，也为共同体的组建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在粉丝聚集并形成集体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其共同体还将探索出各种规范性策略，包括特定的身份标签与组织结构等，以实现共同认可的追星目标。同样地，由于数字技术的选择性，特定的策略一旦为粉丝情感所接纳，就能得到精准的传播，从而加强粉丝彼此之间的情感团结。

具体而言，在身份标签方面，粉丝群体所建构的标签主要用于自我呈现、分享信息和组织行动。例如，不同偶像的粉丝有着各自专属的身份名称，如易烊千玺的粉丝自称“千纸鹤”、迪丽热巴的粉丝自称“爱丽丝”等。另外，不同的追星行动也可能被赋予只有圈内人才能理解的名称，如给自己的偶像手绘图画被称作“绘饭”，为自己的偶像设立集资数额叫“插旗”，而达到了特定的目标金额则叫“拔旗”等。不难发现，粉丝们通过在数字平台中传播这些具有加密属性的标签，既实现了对潜在圈内伙伴的精准识别，又增加了其共同体的独特性与凝聚力。

而在组织结构方面，粉丝们还能够借助“理性化”的层级组织来协调集体性的追星实践。一旦认定了对某位偶像予以支持的情感目标，如何更有效地聚集资源则成为一个技术问题。“饭圈”的事实表明，虽然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粉丝群体有能力利用数字技术以建立目标明确、分工清晰的严密集体组织。如已有研究发现，“饭圈”存在着同心圆式的权力结构：位于中心位置的“大粉”掌握着更多话语权力和资源动员能力，次核心位置集聚着各种功能性粉丝，而普通粉丝只能处于“饭圈”的边缘性位置。也有部分研究进一步探讨了“饭圈”中的制度性分工，发现其中的“后援会”组织可以根据现实需要而灵活细分成美工组、文案组、数据组、财务组等。

——摘编自许弘智、靳天宇《数字时代的情感共同体：“粉丝”是如何集结成为“饭圈”？》

材料二：

饭圈文化中的情感是偶像产业和媒介技术以及饭圈组织合力下催生的新情感类型，具有很强的工具属性。粉丝对偶像的喜爱不乏个人的情感需要和自我投射，但是这种情感更多地是被产业环境尤其是资本唤起、组织和生产出来的，在个体和资本的结构性关系中，粉丝无疑是相对弱势的。美国学者梅斯特罗维奇提出了“后情感社会”理论，他打破了情感和理智的二元对立，认为在消费社会中情感成为一种被理性设计的类情感，一种背离了人类本真性、具有虚假性和被操控性的情感替代品，情感成为了一种新的权力和作用形式。可以说，在偶像产业中，情感不可避免地成为被资本理性操控、包装和算计的虚假情感和增值工具，其结果必然导致人类真实情感的异化。同时，饭圈场域内形成的这种新型情感也难免会作为一种惯习迁移到其他领域，形成饭圈思维和行为的泛化。

美国媒介学者霍顿和沃尔在研究电视观众时提出“准社会关系”一词，他们发现，观众对其喜爱的媒介人物产生了情感依赖，进而形成类似现实中朋友或恋人间的亲密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又是单向的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所以称之为准社会关系。与电视上的媒介人物不同，数字时代的偶像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互联网比电视在关系建立上更具有优势，因此粉丝对偶像的情感依赖往往也更为强烈，关系也更为稳定持久。一方面粉丝通过互联网可以全方位地了解偶像，可以近距离、随时随地欣赏偶像，无疑这种私人性、高频率、近距离的媒介使用行为有利于增进其对偶像的情感。另一方面，粉丝支持偶像的高卷入度的持续参与性行为也更容易培养情感粘性和强度。但是，粉丝对偶像的情感本身又是单向、虚拟和想象性的，双方缺乏现实生活中真实情感所需要的交流互动和回报。因此，粉丝对偶像的情感依赖和投入越大，就越容易要求回报和付诸现实，因此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情感异化和行为失范。

20世纪70年代以来情感对个体和社会的深刻作用被日益重视。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在其《情感社会学》中所言，“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情感具有疏导个人情绪、凝聚集体力量和营造社会和谐的正向功能，因此我们对饭圈文化的情感不能一味否定。但是如前所述，粉丝的情感实践较为复杂，在资本、媒介技术以及粉丝组织的裹挟下，情感泛滥、越界和商品化等异化现象也难以避免。粉丝情感是伴随偶像产业出现而野蛮生长的新情感，需要经过一个逐渐规范化、制度化的情感治理过程，使其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

——摘编自刘胜枝《饭圈文化中失范行为的表征与治理》

风筝仙女
铁凝

①家居市区的边缘，楼房前边是一大片农民的菜地。凭窗而立，眼前地阔天高，又有粪味儿、水味儿和土腥味儿相伴，才知道你每天吃下去的确是真的粮食，喝下去的也确是活的水。

②我们不必担心再会有房子遮挡抛向远处的视线了。有消息说市政建设部门在规划把这片菜地变成一座公园。这使我们在侥幸的同时，又觉出一点儿失落，公园对于一座城市算不上什么奇迹，而一座城市能拥有一片菜地才是格外地不易。公园与生俱来地有一种刻意招引市民的气质；菜地可没打算招谁，菜们自管自安稳地在泥土里成长。

③通常，四周的居民会在清晨和傍晚沿着田间土路散步，或者小心翼翼地踩着垄沟背儿在菜畦里穿行。只在正月里，当粪肥在地边刚刚备足、菜地仍显空旷、而头顶的风已经变暖了的时候，才有人在开阔的地里撒欢儿似的奔跑，人们在这里放风筝。

④我的风筝实属普通，价格也低廉，才两块五毛钱。这是一个面带村气的“仙女”，鼻梁不高，嘴有点鼓；一身的粉裙子黄飘带，胸前还有一行小字，“河北邯郸沙口村高玉修的风筝，批发优惠”什么的。如此说这“仙女”的扎制者，便是这位名叫高玉修的邯郸农民了。虽说这位高玉修描画“仙女”的笔法粗陋幼稚，选用的颜料也极尽单调，但我相中了它。使我相中这风筝的，恰是“仙女”胸前的这行小字。它那表面的商业味道终究没能遮住农民高玉修骨子里的那点儿拙朴。他这种口语一般直来直去的句式让我决定，我就要这个“仙女”。

⑤傍晚之前该是放风筝的好时光，太阳明亮而不刺眼，风也柔韧并且充满并不野蛮的力。举着我的“仙女”，小跑着将她送上天空，近处有放风筝的邻人鼓励似地督促着我“放线呀快放线呀，多好的风啊……”

⑥【甲】放线呀放线呀快放线呀，多好的风啊！

⑦这热情有力的鼓动在我耳边呼啸，在早春的空气里洋溢，丝线从手中的线拐子上扑簌簌地滑落着，我回过头去仰望长天的“仙女”，快速而小心地松着手中的线，一时间只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这“风筝仙女”更像“仙女”的东西了。她那一脸的村气忽然被高远的蓝天幻化成了不可企及的神秘；她那简陋的衣裙忽然被风舞得格外绚丽、飘逸；她的态势忽然就呈现出一种怡然的韵致。放眼四望，天空正飞翔着黑的燕子褐的苍鹰，花的蝴蝶银的巨龙……为什么这些纸扎的玩艺儿一旦逃离了人手，便会比真的还要逼真？就好比天上的风给了它们人间所不解的自在的灵魂，又仿佛只有在天上，它们才会找到独属自己的活生生的呼吸。

⑧【乙】放线呀放线呀快放线呀，多好的风啊！

⑨有些时候，在我们这寻常的风筝队伍里，也会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人。一辆“奥迪”开过来了，车上下来两三个衣着时髦的男女，簇拥着一位手戴钻戒的青年。青年本是风筝的主人，却乐于两手空空——自有人跟在身后专为他捧着风筝。那风筝是条巨大而华贵的“蜈蚣”，听说由山东潍坊特意订制而来，那线拐是一种结构复杂的器械。滑轮和丝线都闪着高贵的银光。

⑩“蜈蚣”缓缓地迎风而起了，确是不同凡响地好看。四周爆发出一片叫好声，善意的人们以这真诚的叫好原谅了“钻戒”不可一世的气焰。我却有点为“钻戒”感到遗憾，因为他不曾碰那“蜈蚣”，也不曾碰一碰风筝线，只在随员替他将“蜈蚣”放上蓝天之后，他才从他们手中接过线盒拎住。他那神情不像一个舵手，更像一个被大人娇纵的孩童。

⑪我想起一个爱放风筝的同事。他曾告诉我，小时候在乡下时，糊风筝买不起线，就用家里没有用的碎棉线一段段接起来，代替风筝线。线的接头太多，也不结实。有一次他的风筝正在天上飞着，线断了，风筝随风飘去，他就跑着追。为了那个风筝，他一口气跑了七八里地。

⑫我知道我开始走神儿，我的风筝线就在这时断掉了。风把“仙女”兜起又甩下，“仙女”摇摆着身子朝远处飘去。天色已暗，我开始追赶我的“仙女”，越过脚下的粪肥，越过无数条垄沟和畦背，越过土路上交错的车辙，也越过“钻戒”们不以为然的神色。我坚持着我的追赶，只因为这纯粹是“仙女”和我之间的事，与别人无关。当暮色苍茫、人声渐稀时，我终于爬上一座猪圈，在圈顶找到了歪躺在上边的“仙女”。我觉得这“仙女”本是我失散已久的一个朋友，这朋友有名有姓，她理应姓高，与邯郸沙口村那个叫做高玉修的农民是一家人。

⑬大而圆的月亮突然就沉甸甸地悬在了天空，在一轮满月的照耀下，我在想究竟什么叫做放风筝。我不知道。但是，有了风筝的断线，有了“仙女”的失踪，有了我追逐那“仙女”的奔跑，有了我的失而复得，我方才明白，欢乐本是靠我自己的双脚，靠我自己货真价实的奔跑到达我心中的；联接地上人类和天上“仙女”之间那和平心境的，其实也不是市场上出售的风筝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