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琴派

    在宋代艺术领域内，有一个以地域命名的古琴流派——“江西琴派”。

    江西琴艺历史悠久。在江西贵溪仙水岩悬棺墓葬中，人们就发现了两件战国时期的十三弦古琴。东晋时期，江西籍诗人陶渊明弹无弦琴的故事，已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化典故。到了宋代，江西弹琴者众多，形成了与京师、两浙三足鼎立的江西琴派。宋代政和年间成玉涧在其《琴论》中说：“京师、两浙、江西能琴者极多，然指法各有不同。京师过于刚劲，江西失于轻浮，惟两浙质而不野，文而不史。”可见，在北宋政和以前，就已经形成的了具有不同演奏风格的江西、京师、两浙三个古琴流派。江西琴人在整理琴曲谱、创作新琴曲的过程中逐浙形成了“江西谱”。南宋时，江西谱盛极一时，与当时京师派的“阁谱”相抗衡。阁谱是宋代宫廷御用琴谱，风格过于刚劲而呈现程式化的拘谨，而江西谱是与民间音乐融合而成的，风格偏于纤丽，所以成玉涧说“失于轻浮”。当然，说江西谱“失于轻浮”，也未免有些偏颇。京师派的阁谱刚劲风格，是因为其植根于北土苍茫广阔的自然风光中而形成的。而江西谱是将江南的明媚山水输入了古琴心魄，这才造就了它优美华丽的艺术风格。

    据相关记载，江西琴派演奏技法特别丰富，在南宋时成为一个盛极一时的主导潮流的流派。这一流派在南宋灭亡后也随之衰败。当然，衰败并不等于灭亡。上述三大流派中，明清两代尤以两浙派为盛。其实，两浙派在宋代是继京师派和江西派之后兴起的新的古琴流派，两浙派的主要艺人如南宋末年的徐天民等都是在初学江西谱的基础上改学两浙派的。他们创作了大量新的琴谱，奠定了两浙派兴起的基础。江西琴派与两浙琴派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江西派以琴歌为主，琴歌与古琴演奏相互配合，因此，强调琴乐与唱词一字一音的配合；两浙派以纯乐器演奏为主，认为一字当一音为俗调，特别注重古琴的独奏旋律，并借鉴了京师派与江西派的优点，又将儒家的思维方式引入古琴，使琴声承载了儒学的文心，形成了“质而不野，文而不史”的特点。雅化了的两浙琴派，并逐渐代替了相对俚俗的江西琴派。这个代替，也意识着琴乐与歌乐的分离。

    宋代江西能琴文人极多，如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等。其中，欧阳修不仅是宋代江西文人琴之名家，也是宋代文人琴家中最杰出的代表。奠定欧阳修在中国琴史上的地位的，不仅是他的善于弹琴，更主要的是他对琴艺理论的阐述。与欧阳修的文论思想的主脉“文以载道”相应，他的琴论思想的主脉是“琴以载道”。欧阳修自小喜琴声，因为高雅的琴声是与古人进行畅达的精神交流的桥梁，能传递千古时空下圣人先哲的言和情。欧阳修称琴为“有道之器”，这正是对“琴以载道”的琴乐思想的最好诠释。

    然而，江西琴派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群体，固然与欧阳修个人文化地位的崇高和爱琴、擅琴、论琴有关，但主要原因是他创作了名享千古的散文《醉翁亭记》。欧阳修创作的《醉翁亭记》，很快就流传开来。当时有一位太常博士名叫沈遵，非常喜欢这篇散文，于是根据《醉翁亭记》的寓意，创作了《醉翁吟》琴曲，并弹给欧阳修听。欧阳修听了很高兴，为沈遵的《醉翁吟》填写了歌词。《醉翁吟》琴曲成为江西琴派江西谱的代表作。

（选自《文史知识》 有删改）

    儒家之心学是全部儒学思想最基本的“硬核”，其他方面都是心学的延伸和展开。王阳明说“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心学就是强调主体自我的儒学，突出自信、自强、自律、自为，追求自我实现。“心学”的本质就是追求“内圣外王”价值取向，并为其寻求理论根据和修养方法的哲学。

    心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和孟子。孔子率先发现了人的自我，创立了以“仁学”“礼学”为核心的原始儒学，提出了“心安”的心性问题。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学说，比孔子更为突出地把心性之体表露出来，最先注意到心的作用。孟子认为：孔子所谓“仁”归根结底是人之心，“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性”根源于“心”，“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告子上》）；只要尽心便能知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告子上》）。由此，孟子确立了儒家心性之学的基本理念。儒家心性论的最初建构者是思孟学派，传承谱系是：由孔子到曾参，由曾参到子思，由子恩到孟子。其学术传承：孔子有《论语》，曾参有《大学》，子思有《中庸》，孟子有《孟子》。

    心学到了宋代，由北宋程颐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大启其门径。清初的李二曲把陆九渊比作接续孟氏之后的第一人。“议论剀爽，令人当下心豁目明；简易直捷，孟氏之后仅见”。陆九渊不仅“发明”出“本心”，更重要的是他对此作了大致轮廓的描述：“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此理塞宇宙”。宋代理学各学派都细致入微地谈论心性问题，有“无事袖手谈心性”之说，心性之学成为理学的代名词。

明代中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二字，王阳明序《象山先生全集》曰：“圣人之学，心学也。”阳明心学的经典表述，即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李二曲说：“至先生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载不传之秘；一言之下，令人洞彻本面，愚夫愚妇，成可循之以入道，此万世功也。”良知是心之本体，没有私心物欲的心，是天理，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符合天理者善．不符合天理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发动良知是为了发现良心。确立本体；发现良心，是为了发挥良能；发挥良能，是为了重建世界。至此心学开始有了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心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的地方，在于其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由此可见，严格意义上的“心学”产生于明代中叶，是儒学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新发展。心学一直延续到后世，对中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选自彭彦华《儒家心学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有删改）

    中国哲学同外国哲学不同之处极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中国哲学喜欢谈论知行问题。我想按照知和行两个范畴，把中国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认识、理解、欣赏等等，这属于知的范畴；一部分是纲纪伦常、社会道德等等，这属于行的范畴。这两部分合起来，形成了中国文化。在这两部分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最为本质、最具有特征的深义的中华文化。

    陈寅恪先生论中国思想史时指出：“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事实正是这个样子。对中国思想史仔细分析，衡之以我上面所说的中国文化二分说，则不难发现，在行的方面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佛道二家。潜存于这二者背后那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深义文化是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

    专就佛教而言，它的学说与实践也有知行两个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如无常、无我以及十二因缘等等，都属于知的方面。八正道、四圣谛等，则介于知行之间，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与知密切联系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槃、跳出轮回，则完全没有伦理的色彩。传到中国以后，它那种无父无君的主张，与中国的三纲六纪等等，完全是对立的东西。在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击中，佛教如果不能适应现实情况，必然不能在中国立定脚跟，于是佛教只能做出某一些伪装，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别强调“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义以适应中国具有浓厚纲纪色彩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中国深义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御了。

    这一点，中国不少学者是感觉到了的。比如，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把文化的重点放在人伦关系上，解决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冯友兰先生说，“基督教文化注重的是天，讲的是‘天学’；……中国的文化讲的是‘人学’，注重的是人”。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

    国外一些眼光敏锐的思想家也早已看到这一点，比如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就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中国文化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既然同为文化，必然有其共性。我想强调的却是它的特性。中国文化的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就是它的伦理色彩，它所张扬的三纲六纪，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精神。

（季羡林《中国文化的内涵》）

    古代女子以黛画眉，故称黛眉。宋词中对于眉毛的描写非常多，《全宋词》中“眉”字出现的次数达到一千五百零九次。从审美学上来看，眉毛在人的面庞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在一首诗词作品中，对于眉黛的描写，能体现女子的美貌动人。“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柳永《少年游》）描写了一个漂亮的歌女，眉毛像远山一样，眼波流转，千娇百媚。“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晏几道《生查子》）也是通过描写远山眉、细柳腰，向读者展示出了女子的美貌。

    宋人认为，眉毛是很好的表现情感的工具。通过对眉黛的描写，还可以表现委婉细腻的情感。宋代词人陈三聘在《鹧鸪天》中写道“春愁何事点眉山”，把女子画眉和春愁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用眉黛来表示愁情的，还有如“金缕歌中眉黛皱。多少闲愁，借与伤春瘦”（石孝友《蝶恋花》）以及“眉黛只供愁，羞见双鸳鸯字”（贺铸《忆仙姿》）。可以看出，宋词中关于眉的描写，很多时候都和“愁绪”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眉黛代表女子，以眉而写愁绪，体现了古代女子的惆怅心理和孤苦命运。 欧阳修的《诉衷情·眉意》中有这样的词句：“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远山”指的是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眉形画法——“远山眉”，即眉毛细长而舒扬，颜色略淡。古人常以山水来表达离别之意，歌女画眉作“远山长”，表明了她内心的凄苦之情，因为她“自有离恨”，故而将眉毛化作远山之形。

    “花黄”也称“花子”“额黄”，是古代妇女面部的一种额饰。它用彩色光纸、绸罗、云母片、蝉翼、蜻蜓翅乃至鱼骨等为原料，染成金黄、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粘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木兰辞》中描写木兰得胜归家，换回女儿装的场景为“对镜贴花黄”，说明南北朝时期，在脸上贴装饰物，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上层妇女也继承前代遗风，在额上和两颊间贴金箔或彩纸剪成的“花子”。这种“花子”背面涂有产于辽水间的呵胶，用口呵嘘就能粘贴。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菩萨蛮》中描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说即指女子额前的装饰物有所脱落而造成的或明或暗的效果。这些装饰物，使得词人笔下的女子更添妩媚动人之态。

    “梅妆”也是宋代较为流行的一种贴面妆容，“梅妆”即“梅花妆”。这种妆扮相传始自南朝，宋武帝的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醉卧于含章殿下，一朵梅花落在她的额上粘住，三天后才落去，因而作“梅花妆”。陈允平的《绛都春》中有“梅妆欲试芳情懒，翠颦愁入眉弯”两句，这里词作者专门提到“梅妆欲试”，体现了这种妆扮在当时的流行性。妆容虽美，但是却“芳情懒”，欲画而未画，说明这位女子心事重重，自己提不起兴致也更因无人欣赏，故无须白白画这妆容，更能体现出女子内心的孤寂。

（摘自梁牧原《妆容与服饰在宋词中的作用》）

    唐诗之所以能达到高峰，也有文人们的自觉努力，其中有些因素仍然值得当代文艺工作者思考。

    唐代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在治乱两种不同的时世中，文学都取得了极高成就。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文人们在不同时代条件下都能将个人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具有为时代而创作的强烈责任感。例如初盛唐是社会走向兴盛的时期，文人们能站在观察宇宙历史变化规律的高度，对时代和人生进行自觉的思考，将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转化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健康乐观的情怀，创作出能充分体现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从而形成文学繁荣与社会繁荣相一致的盛况。

    齐梁陈隋时期诗风愈趋浮靡，唐朝为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从开国之初就将政治革新和文风革新联系在一起。从初唐到盛唐，诗歌经历过三次重要革新。其主要方向是提倡诗歌文质兼备，核心内涵是发扬比兴寄托的风雅传统，肃清浮华绮丽的文风。初唐四杰针对唐高宗龙朔年间“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诗风，明确提出要廓清诗赋的“积年绮碎”，强调刚健的气骨和宏博的气象。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和建安气骨，肯定革新诗歌的关键在于恢复建安文人追求人生远大理想的慷慨意气，批判齐梁诗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倡“骨气端翔、音情顿挫”的诗风。张说和张九龄更进一步提出作文要风骨和文采并重，典雅和滋味兼顾，鼓励多样化的内容和风格，并提出盛唐诗歌应当以“天然壮丽”为主的审美理想。经过这三次革新，建安气骨在开元中为诗人们广泛接受。政治气象的更新又促使诗人们把共同的时代感受反映到诗里，并意识到他们渴望及时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正是建安气骨和时代精神的契合点。

    唐代诗人善于提炼具有普遍性的人情，表现人生共同感受，使之达到接近生活哲理的高度，因而在百代之下犹能引起最广泛的共鸣。人类的社会生活、阶级属性、时代环境虽然千变万化，但是总有一些共通的至少是本民族共有的情感体验，例如乡情、亲情和节物之感等。中国古诗为大众接受度最高的多数是盛唐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盛唐诗人既能在日常生活中捕捉人所共有而未经前人道过的感受，又能以透彻明快的语言将其概括为人类生活中普遍的体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日落归山、黄河入海的壮伟景象，激起诗人再上一层、放眼千里的万丈豪情，又蕴含着登高才能望远的人生哲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战乱之中亲人的平安消息比什么都珍贵，这个道理高度提炼了人们在同类境遇中共同的体会，因而成为后世常用的诗句。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唐代文学高峰形成的原因还有很多，但以上这些至关重要。在登临巅峰的过程中，唐代文人追求完美和高远的精神风貌，可能在当下尤为欠缺，因而对今后的文艺建设最有启发性。

（摘编自葛晓音《唐代文学高峰的启示》）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中国现代化实践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当下，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意义十分深远。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现代化进程是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理论也是西方首先书写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似乎成了普遍法则。然而，实践不会迁就任何理论，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复制西方的发展模式不能实现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今天，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的理论地位应当与我们的国际地位相匹配，我们的发展优势应当转化为我们的话语优势。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独特且成功的现代化样本，我们有资格、有能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书写现代化的中国版本。

    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需要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对自我的客观认识与分析，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自觉矫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着力解决好“谁在说”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要求我们一方面不能陷入西方价值观陷阱，另一方面不能因为取得了一些成绩而沾沾自喜。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要客观看待我国发展过程中的成绩与挑战。

    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需要融通中外的表述。这就要求处理好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之间的关系问题，着力解决“怎么说”的问题。融通中外的表述要求我们既不能自说自话，也不能照本（西方的话语）宣科。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整个世界被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寻求一种拥有最可信说服力、获得最广大认可、得到最广泛支持的表述，就显得十分重要。这种表述要融通中外，既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又要体现时代性、世界性，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

    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关键是研究中国问题，着力解决“说什么”的问题。改革开效40年来，中国奇迹中所蕴含的奥秘和规律性的真理，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与研究。中国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生命体。对这个生命体的发展历程的描述，不仅是在揭示中国奇迹的奥秘，也是对世界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给予的一种新的思路和中国式回答，为解决世界面临的发展赤字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当然，中国版本的现代化理论绝不是简单地否定西方性，而是为了开辟更加丰富、多元、壮丽的现代性前景。

（摘编自崔丽华《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