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流寓”一词最早的文本记载大概是《后汉书·廉范传》：“范父丧遭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在这一语境中，“流寓”可解释为流离寓居。《辞源》将“流寓”解释为“寄居他乡”。《汉语大辞典》则解释为：“‘流寓’亦作‘流庽’：流落他乡居住。”

    “流寓”一词释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流”字。如果理解为“流动”，那么这个概念的范围就非常宽泛，所有的迁徙流动到异乡都可视为“流寓”。如果理解为“流落”、“流放”的话，“流寓”一词的含义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流落”一词有“漂泊外地，穷困失意”含义，“流放”则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流寓”是指“不得已”离开本土客居他乡。比如进京考取进士，一举得中在京城或其他地方为官，这就不属于“流寓”；而在京屡考不中，旅居多年如杜甫就叫“流寓”，或遭贬谪或受排挤自请外放到非故乡的地方为官，如苏轼到海南上任就叫“流寓”。

    古人为何要流寓他乡？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个体原因。其中社会原因又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因素等多个方面。从流寓文人的角度看，大多数文人因政治斗争遭排挤打击，流落他乡，如唐顺宗年间因“二王八司马事件”，两大文豪刘禹锡与柳宗元分别被贬到郎州、永州，而苏轼更是因为政治上的打击，一路从江南贬到海南岛。古今中外，为改变命运、博取功名，负书担橐，远离家乡外出游学、游宦之士，如苏秦、张仪等，其流寓主要为个体原因。

    此外，不同时代、不同原因的流寓者之流寓地是不同的。社会历史的变迁，文明程度的发展，决定了流寓地的不同。因战乱灾荒而发生的流寓，流寓者往往迁徙到较为安宁、富庶的地方，如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因犯罪而被流放和被统治者贬谪，其流寓地往往是远离京城与繁华的僻远荒凉地方，如先秦巴蜀，汉唐湖广，宋明清之岭南、东北和西北等。

（取材于李永杰《“流寓”概念探源》）

材料二

    作为荒服之地的岭南地区，其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恶劣的生存环境——令人闻之畏惧的“瘴气”和湿热多雨的气候，一直为中原地区民众所鄙弃。但是，终究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许多文士不得已寓居岭南。

    古代流寓文士的生存状态极为艰难，诸如流寓之路艰辛无比、语言文化多有隔绝、物质生活极为匮乏、气候环境极为不适等。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状态下，多数岭南流寓文士并没有长时间地消极度日。迥异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情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也拓宽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视野。他们借吟诗作文排遣胸中抑郁之情，顺带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

    韩愈贬谪连州阳山令时，在诗文中呈现的连州是一个远极遐荒之穷地，交通极为不便，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险恶，这是连州给作者的最初印象。同为寓居连州，然而在刘禹锡的眼中，连州却是“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墟也”。他在《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中写道：“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刘禹锡不仅对连州秀丽的山水极为推崇，而且深入民间了解连州的民俗风情、少数民族生活。在谪居连州的岁月里，他以平和的心态、从容的诗笔，还原了岭南的青山秀水，描绘了民情民俗画卷，并讴歌了少数民族的勤劳勇敢。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一贬再贬至“荒服”的极致——海南岛，这在宋代是仅次于杀头的重罪。初到海南的苏轼也曾悲观地说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与王敏仲书》）然而，天性乐观旷达的他并没有彻底沉沦于流寓之苦，而是用自己的诗文去描绘海南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纵情于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写下了很多优美的“和陶诗”。诗文不仅明显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更体现了他虽身处天涯海角，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旷达境界。

    流寓生活往往充满着艰辛，但是达观的处世精神总是让诗人于艰险中发现天地之美，描述天地之美，即便是“九死一生”的蛮荒岭南，他们依然“诗意地栖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材料三

    流寓文士来到岭南之后，一方面用诗文排遣心中之情，另一方面则深入民间为民谋利，在蛮荒岭南积极实践自己未尽的政治抱负，给岭南大地带来深远的影响。

    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镐撰《旧志序》，认为连州风气之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两公始”。刘禹锡在连州至少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编医书，惠及百姓。刘禹锡对医学颇有研究，他结合自己40多年积累的验方，编成了《传信方》医书，让连州人受益。二是重教兴学。在刘禹锡的带动下，连州文风迭起，吸引了荆楚吴越的儒生纷纷来连州求学。在唐代，广东共有48名进士，连州就有12名；到了北宋时期，广东共有进士127名，连州就有43名，时称“连州科第甲通省”。三是关心少数民族。刘禹锡在连州期间写下了《莫徭歌》《蛮子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三首诗，对徭族人的外貌服饰和狩猎活动以及他们的勤劳神勇大加称赞。

    柳宗元流寓柳州可谓他本人之不幸，但又是柳州人民之大幸。唐元和十年，柳宗元第三次被贬到柳州为刺史，其内心非常痛苦，但他依然积极为政，兴办儒学，推行教化，开挖水井，养民安民；反对横征暴敛，力主轻徭薄赋，对柳州地区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柳州人以修建柳侯祠的方式来表达对柳宗元的纪念。至今，文慧桥、文慧路等路桥名称依然体现着人们对他的缅怀。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以八月之治而令江山易其姓，韩愈在潮州人心目中不仅是文化先驱，更成为神明一般的存在。到潮州后，韩愈驱除鳄鱼，奖劝农桑，兴办教育，大修水利，延选人才，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从而使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边远落后的蛮荒之地，来自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流寓文士们自觉承担起传播先进文化、先进生产方式的责任，他们不愧为岭南大地的文化拓荒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礼的毁灭、改良与重生

    在远古时代，基本不能理解一切带有灾害性质自然现象的人，相信在天地之间，除了有超越自然的神掌管着世间万物与人之命运，还有形形色色的鬼在作祟。而没有任何超自然能力的人，只能以虔诚的态度，用各种形式向神鬼跪拜敬礼，祈求祥福。所以在远古时代，人们“行礼”的对象主要为神鬼，并在长期持续的祭拜活动中，将各种程序与形式逐渐完善与固定下来，形成了最初的礼仪。

    在私有制与阶级、国家等制度出现之后，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人类文明开始出现，礼仪也随之从原始性的敬神仪式，发展至以阶级为基准的伦理道德观念。诸位神明变成了一种精神寄托，奴隶主贵族则取而代之，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行礼对象”。也正是在这个社会阶段，古代华夏族以丰富的礼仪文化成为“礼仪之邦”，并有“夏礼、殷礼、周礼”三代之礼。西周时代更是中国的“礼治”时代，由周公主持定下的《周礼》更是成为中国最早和最为重要的礼仪论著。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进入封建社会后，礼具有了严格的阶级属性，主要作用变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周礼》、《仪礼》和《礼记》成为了封建社会的礼制经典，从唐朝开始即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基本科目，位列九经中的三篇。宋朝之后，朱熹将解说《周礼》与《仪礼》的《礼记》重新编撰，并将其列为儒家五经之一，进入科举考试科目。封建时代的礼更像是一门“人治之法”，能够通过礼稳固世袭的阶级结构，在保证整个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与交替的同时，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为人处世的良性规范。

    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之礼是建立在君权和父权的基础之上，那么西方封建社会之礼则建立在君权和神权的基础之上。而这两者也因为“君权神授”的观点有所关联。

    在封建社会式微、新兴资产阶级兴起时，西方掀起文艺复兴运动，将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以神为本”转换成“以人为本”。以出生定阶级、以阶级定行事标准的礼仪系统，以及贵族与仆役之间不相容亦不平等的“互相对立”的人际关系，在文艺复兴时代均被重新审视。贵族并不天生高人一等，仆役亦有权选择学习与实现阶级上升。属于封建社会的“阶级式礼仪标准”，被逐渐转换成为“人人平等式礼仪标准”。

    进入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之后，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充分继承了封建君主的“征服”美德——大批海外殖民地的开拓、与老钱阶级相对应的new money（暴发户）群体的出现，使得看似“人人平等、自我实现”的资产阶级式处世之礼有了变化：在英国与法国，出现了一批用钱买贵族名头的“伪雅族”，在美国，出现了用不同价钱隔离不同收入人群的商业形式。虽然一度只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奢侈品产业，在根据“人人平等”的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阶层下放，但它也同时转换成为了“有钱才能买到”的新式礼仪准则：财富取代了阶层，成为新的“敬仰”对象。

    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盛行，使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阶段：消费主义社会。在这个神权不存在、阶级被消灭、人本主义盛行的阶段之中，无处不在的商品造就了以金钱为基准的新式社会阶层：贫穷阶层，中产阶层，以及富人阶层。而因经济危机与抢夺资源催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则让人们开始反思以金钱为本的社会体系之中，曾经被神权与阶级所压制的人权是否又陷入了对于人性新的压制怪圈：消费至上。

    两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时期，消费主义与反消费主义同时盛行，精英团体与嬉皮士团体相安无事。在经历无数次的社会与文化解构之后，需要正装出席的礼仪场合依然存在，只是“正装”的概念变得五花八门——你当然可以穿着三件套配双运动鞋，也可以套着华美长裙外搭一件朋克小皮衣。多形式的生存理念、多方式的生活选择，都被逐渐的尊重和扶持起来——在这个时代，礼所构建的基础并非社会付诸与人的一切名头与称号，而是人类彼此之间所天然拥有的尊重、理解与相互独立。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可以看到，“礼仪”的养成永远与一个时代的气质与变迁有关。奴隶时代的敬神礼仪被封建时代毁灭，并建立一套以人之阶级为重心的礼仪系统。封建时代的等级礼仪被资产阶级毁灭，在保留王室的基础上进行了看似“人人平等”其实“尊重资本”的新式礼仪系统。两次世界大战又让人们全面反思资本对于人性的毁灭，重新建立一套以尊重他人为基础的礼仪（日常礼貌）系统。不同时代，“礼”所需要尊敬的对象、“礼”的概念的构成也有所不同。但它永远是人类的执念。

    《诗经》既是一部古老的诗歌总集，又是一个果蔬飘香的菜园子。《诗经》中的蔬菜种类繁多，水生、陆生、藤本、草本，这些蔬菜的意象，或平铺直叙，或譬喻象征，或托物起兴，抒发先民的意念和情感，表达他们与自然的亲近和热爱。

    《诗经》中的蔬菜很多，至少有30种以上，有苍耳、野豌豆、蕨、荠菜、车前草、田字菜、冬葵、香蒲、水芹等等，光是蒿类，就有白蒿、青蒿、蒌蒿、牡蒿等，大多数蔬菜清香可口，至今民间仍有采集或栽培食用，如苦菜、冬葵、荠菜、水芹、莼菜等等。其余蔬菜味道不甚美。诗经时代采择蔬菜多以野生植物为主，所以一些野菜带有特殊气味，需要经过处理才能进食，多作为穷年灾月的救荒本草。《诗经》中也有一些颇有贵族气的蔬菜，如萝卜、芫菁、莲藕、韭菜等，大约在那个时代已经广为种植了。

    《诗经》最早出现的是“荇菜”，这是种水生植物，“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诗经•周南•关雎》）。“关雎”为“风”之始，自古解“诗”者千万，儒生七嘴八舌，都把“荇菜”当成“起兴”的道具，以“荇菜”的流动无方，喻淑女之难求，让这道味美的菜成了陪衬，忽略了本身的食用价值。荇菜今名“杏菜”，又名“金莲儿”，多年生草本，茎多分枝，沉入水中，性近于荷花，花开时常弥覆顷亩，在太阳下泛光如金，黄灼灼小花，一看便惹人喜爱。茎与叶皆柔软滑嫩，加米煮羹，乃江南一道名菜。

    川渝一带盛行“烫火锅”，素菜中最受青睐的就是豌豆苗。豌豆苗的祖先是一种唤作“薇”的植物，即野生的豌豆苗。《诗经•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岁亦忧止。”葱绿的豌豆苗，既是饭桌上美味的食物，又成为寄托相思的精神食粮。去采豌豆苗的过程，做登山运动，锻炼身体，陶冶情操，还可以借此见自己的心上人，所以《诗经•召南•草虫》有言：“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

    卷耳作为北方山石上一种伏地而生的植物，采幼苗嫩叶炒熟，滑而少味，而作蔬菜味不甚美，应是穷苦人家的菜蔬，或年岁歉收时的救荒食草。采择卷耳的过程充满了诗情画意：“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采采”动词叠加，既充满口语色彩，又音韵极美，采卷耳变成了类似于采花扑蝶一样的审美活动。

    水芹是自古食用的一种重要蔬菜，如《诗经•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诗经•小雅•采菽》“觱沸槛泉，言采其芹”。可见诗经时代已经广为种植，后《吕氏春秋》称“云梦之芹”是菜中的极品，现在我国中部南部栽培较多，尤为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为最。在江苏，水芹还被称为“路路通”，常作为春节期间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

    《诗经•周南•芣苢》篇中，妇女采集芣苢（车前草）是一种由来已久的风俗，古人采其嫩叶及幼苗作菜蔬，是极普遍的救荒本草。此外民间以为食此草可怀孕生子，且可治疗难产，有极强的药用价值，也是朴素的种族繁衍观念的体现。

    《诗经》里有一片绿油油的菜园子，阅读《诗经》中的句子，仿佛看见阳光下一棵棵蔬菜在园子里随风摇曳。

（高智《<诗经>里的菜园子》，有删改）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因为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这种关系的扩展就形成了社会伦理关系。家族本位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课题，家族伦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家国一体社会政治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式举止，洒扫应对，人际交往，都限制在“礼”的范围内，否则便是对“伦理”的僭越。这种伦理秩序的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家长制。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因此人们才说，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的风度，中国哲学家则具有贤人的风度。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是中国文化审美性格的特征。即使在科学技术中，伦理道德也是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科技的价值观是以“正德”即有利于德性的提升为第一目标，然后才考虑“利用、厚生”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

    中国文化的普遍信念是“人为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因而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老子曾从本体论的高度说明“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理。“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人兽之分，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突显人格尊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因而中国人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早在孔子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在此基础上，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就逐渐形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

（选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有删改）

    ①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存在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子等人领导的墨学运动，在当时也可以说是一场理想主义。但理想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时间从来就是短暂的。

    ②墨家主义在当时兴盛了大约100多年，GC主义在中国可能也会兴盛一百年。这两种理想主义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即被统治阶层深恶痛绝。墨家为什么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主要原因是：墨家是横亘在封建集权专制统治道路上的一座巨大障碍。不除掉墨家这一障碍，秦始皇就不能统一中国，中央集权专制的大帝国就难以建立。因此，消灭墨家，便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③由于历史资料的淹没，墨家与秦兵搏斗的经过只能靠后人想象得知。最近有一部《墨攻》电影问世，这部历史片以真实的虚构向人们展示了墨家的命运。在"非攻"思想的主导下，墨家成了当时社会反对战争的中坚力量。开始是阻止关东六国之间的相互征伐，后来便成了主要是反对秦国对六国的兼并。

    ④在一场对抗秦国入侵和兼并的过程中，墨家耗竭了元气，人员死伤大半。随着秦王朝的胜利和围剿，墨家的有形力量已经在中国难以隐藏，不少墨家残余逃亡海外，东渡日本。可以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墨家学派是最早被彻底打跨和消灭的思想武装集团，继之而来的是儒家和方士集团。

    ⑤对于这段历史，流传下来的只有"焚书坑儒"，为什么没有"焚书坑墨"的事情发生呢？主要是当时墨家已经不存在了，墨家集团的成员大多已经战死了，或者已经不能公开存在了。

    ⑥当然，在焚书的过程中，墨家之书肯定是主要销毁的对象。秦王朝的统一对墨家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墨家集团从此一蹶不振。随着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政治牢固地建立，墨家再也没有复兴的气候和土壤了。

    ⑦墨学与封建集权专制是个有我没他、有他没我的关系，两者形同水火，势不相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秦始皇的封建专制是墨家的最大克星，只要有墨家在，就不会有秦始皇的存在，只要有秦始皇，就不会有墨家的存在。

    ⑧如果当年墨家力量战胜了秦国的兼并统一，中国历史就会改写，就不会是后来的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中国就会发展成另外一付样子。或许象欧洲，诸国并立，倡导民权，主张民主，文化科技繁荣发展。

    ⑨秦王朝和汉王朝是塑造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的重要朝代，自此以后，中国走上一条王权愈发强大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蓬蓬勃勃的先秦诸子百家的自由思想时代从此宣告结束。

美天文学家提出星光罩理念

    在搜寻太阳系外行星时，遇到的最主要阻碍不是太空光学望远镜有限的观测能力，而是恒星发出的强烈星光。它淹没了恒星周围行星的反射光，让人们无法观测行星。至今，在解决星光问题上，科学家采用的常规做法是在太空光学望远镜的镜头前安装遮光罩来遮挡星光。然而，遮光罩的方法存在局限性，部分原因是光线在遮光罩周围会产生衍射，从而影响对太阳系外行星的观测。

    美国著名天文学家、科罗拉多大学天体物理中心主任韦伯斯特·凯什宣称找到了解决星光问题的更好方法——将遮光罩从太空光学望远镜前取下，放置到太空中。据7月6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介绍，凯什基于19世纪法国物理学家菲涅耳创立的光学理论，设计出一种专门用来搜寻太阳系外行星的太空望远镜系统，这一系统由“恒星遮光板”和太空望远镜两部分组成，该星光罩呈花瓣形状，直径大约35米，安放在离太空光学望远镜2万公里的太空中，“花瓣”用来遮挡恒星的光芒，而“花朵”中间的孔洞可以供行星发出的微光通过。这不仅能够免去光线衍射现象，同时也能几乎完全阻挡住强烈的恒星星光。当天文学家要聚焦观测某个特殊的星系时，他们可以让星系、太空中的星光罩和太空光学望远镜处于三点一线，最终在没有星系星光干扰的情况下研究恒星附近的行星。

    凯什介绍说，他用计算机模拟和1/1000大小的模型对花瓣形状的星光罩进行了测试，两者的结果均显示星光罩能够极大地减少星光的干涉作用。如果将星光罩同先进的望远镜（如美国宇航局计划于2013年发射的韦伯太空望远镜）相结合，天文学家就可以直接获得太阳系外行星的成像。凯什估计，星光罩和光学望远镜这种一前一后的设计能观测到远在100光年处的行星，因此在以地球为球心、半径为100光年的宇宙天体中，那些类似太阳系的星系都可以是其研究的对象。

    对于凯什提出的方案，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太阳系外行星专家马克·库兹内表示，星光罩的概念没有得到相关的检验，因此可能会出现无法意料的技术问题。加州工学院的太空望远镜专家查尔斯·贝奇曼就认为，让星光罩精确地在某个位置稳定一定时间以便望远镜捕捉到行星图像也许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凯什表示，最新提出的设计方案比现有的方法具有更佳的光学特性，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凯什说，“恒星遮光板”可以让恒星发出的光芒衰减百亿倍，使太空望远镜能观测到行星，甚至辨认行星上大陆、极地和海洋等地貌特征，以及甲烷、氧气和水等可能与生命有关的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