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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题型:论述类文本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试题来源:广东省广州市2017届高三3月综合测试(一)语文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儒家之心学是全部儒学思想最基本的“硬核”,其他方面都是心学的延伸和展开。王阳明说“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心学就是强调主体自我的儒学,突出自信、自强、自律、自为,追求自我实现。“心学”的本质就是追求“内圣外王”价值取向,并为其寻求理论根据和修养方法的哲学。

        心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和孟子。孔子率先发现了人的自我,创立了以“仁学”“礼学”为核心的原始儒学,提出了“心安”的心性问题。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学说,比孔子更为突出地把心性之体表露出来,最先注意到心的作用。孟子认为:孔子所谓“仁”归根结底是人之心,“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性”根源于“心”,“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告子上》);只要尽心便能知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告子上》)。由此,孟子确立了儒家心性之学的基本理念。儒家心性论的最初建构者是思孟学派,传承谱系是:由孔子到曾参,由曾参到子思,由子恩到孟子。其学术传承:孔子有《论语》,曾参有《大学》,子思有《中庸》,孟子有《孟子》。

        心学到了宋代,由北宋程颐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大启其门径。清初的李二曲把陆九渊比作接续孟氏之后的第一人。“议论剀爽,令人当下心豁目明;简易直捷,孟氏之后仅见”。陆九渊不仅“发明”出“本心”,更重要的是他对此作了大致轮廓的描述:“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此理塞宇宙”。宋代理学各学派都细致入微地谈论心性问题,有“无事袖手谈心性”之说,心性之学成为理学的代名词。

    明代中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二字,王阳明序《象山先生全集》曰:“圣人之学,心学也。”阳明心学的经典表述,即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李二曲说:“至先生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载不传之秘;一言之下,令人洞彻本面,愚夫愚妇,成可循之以入道,此万世功也。”良知是心之本体,没有私心物欲的心,是天理,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符合天理者善.不符合天理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发动良知是为了发现良心。确立本体;发现良心,是为了发挥良能;发挥良能,是为了重建世界。至此心学开始有了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心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的地方,在于其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由此可见,严格意义上的“心学”产生于明代中叶,是儒学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新发展。心学一直延续到后世,对中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选自彭彦华《儒家心学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心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它以自我实现为目的,以“内圣外王”为价值取向,强调自我的主体地位。 B . 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学以“仁学”“礼学”为核心,虽然涉及与心性相关的问题,但是没有谈到“心的作用”。 C . 《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在学术上不仅呈现了思孟学派的传承谱系,还完成了儒家心性论的体系建构。 D . “良知”是阳明心学中的核心概念,它既是心的本体,又是知的本体,应该把“良知”作为行动的标准。
    【答案】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 文中大量引用《孟子·告子上》中的言论,有力地证明了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学说并确立了儒家心性之学的基本理念。 B . 程颐开启了北宋心性之学的研究,陆九渊则在心性之学的研究上另辟蹊径,文中通过两者的对比,证明陆九渊的贡献更大。 C . 文中以“无事袖手谈心性”的现象,表明宋代理学界对心性之学的讨论十分普遍,证明研究心性之学已成为当时理学界的风尚。 D . 王阳明首创了“心学”和“致良知”的说法,并让心学有了清晰独立的学术脉络,这些事实证明了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
    【答案】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心学发轫于春秋战国,大兴于宋代,大成于明代,经过历代先贤的传承发展,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B . 清初李二曲对陆九渊和王阳明均赞许有加,并对他们的学术有独到的评价,可见李二曲也是一位心学理论造诣很高的学者。 C . 阳明心学告诉我们,心的本体没有善恶,当意念产生时才会出现善恶,所以,如果不把意念强加在事物上就能为善去恶。 D . 严格意义上的“心学”产生于明代中叶,这就表明了明代社会的发展使当时人们对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有了更高的追求。
    【答案】
    【考点】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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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宋学
    王曾瑜
        ①宋代是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完成了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即由章句之学转变为义理之学。但长期以来,人们将宋学简单地归结为程朱理学,这是不确切的。程朱理学仅是宋学的一个流派,直到南宋中后期,才成为显学,后又长期占据了经学的主导地位。宋学流派纷呈,非程朱理学一家所能囊括。
        ②谈到宋学的出现,人们自然可以追溯到中唐韩愈等人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形成于北宋中期。学者们不仅对儒经的注疏,甚至对儒经也大胆质疑。从方法论上说,汉学属于微观类型,而宋学则属于宏观类型。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宋学确实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并表现了它独特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宋学强大的生命力和突出的特点还表现在,把学术探索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图在社会改革上表现经世致用之学。但程朱理学又把内心反省工夫放在首位,脱离社会现实的实践,以静、诚、敬等向自己身上使劲,这大致上又是理学异于不少宋学流派的基本点。
        ③在宋学诸多流派中,先后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则是王安石的王学和程朱理学。两派尽管有尖锐的分歧,但在尊孟方面,却有其共同性。正是在两派的倡导下,孟子在宋代由诸子之一而被提到亚圣的地位。儒学开始了孔孟并称的新阶段。
        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一种倾向,即强调门户之见,道统之说,总认为只有自己的学说为谠言正论,其他思想是异端邪说,总希望天下只有自己一家之说的声音。王学的创立者王安石强调“一道德”,反对“异论纷然”。程朱理学则强调“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唯有自己“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双方其实都认为唯有自己的学说才是儒学发展史上的第三块里程碑。这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特别是将一种学说贯彻于科举取士,起着严重的禁锢思想的恶劣作用。我们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就应当承认思想也是丰富多彩的。检验真理只能通过实践,通过平等讨论,相信自己掌握着真理,就无须依靠权力的支撑。中国有着深厚的一言堂传统,直到近代,才有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方针——兼容并包,即群言堂。
        ⑤依照古代大儒的思维,是偏喜抽象,偏喜综合,偏喜概括,偏喜想像,偏喜模糊,甚至混沌,而不求具体,不求分析,不求实证。按现代科学实验可分两种层次:一是理论科学实验,二是技术科学实验。中国古代恰好是缺乏理论科学实验的思维和传统。中国古代哲学偏重于政治和伦理,而哲人们大都无兴趣对自然界进行细微的观察和研究,而满足于从某些抽象概念创立宇宙论。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等概念长期行用,停滞不前,而缺乏通过实证、分析,不断探索宇宙和自然奥秘的精神和思维模式。宋学也沿袭了这种传统,并有了进一步发展。这又潜藏着中国哲学由先进转向落后的因素。因为哲学只有扎根在自然科学的沃土,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宋学发展的又一条教训。中国古代哲学,包括宋学的思想模式,也不能不影响自然科学的发展。     (选自《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小题。

        为什么我对汉字有感情?因为它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笔画随随便便地构成的。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字,其早先都经历过象形阶段,但是到现在仍然使用象形文字的,就只有我们。汉字是当今人类各个民族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文字表达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传统观念,其中既包括智慧,也包括偏见。这些都需要我们认识和辨析,我们一旦熟悉了汉字的内涵,就会对它产生感情。

        我很喜欢“认字”这个说法。以前,娃娃读书先学的就是认字,“小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后来的大学中文系也一直把《说文解字》当作一门基础的课程来教。现在对“认字”的重视程度大不如从前了。“认字”就是了解清楚一个字的形、音、义,知道它的演变。比如“臣”这个字,多少人把它解释成一个人跪着把背弓起,以取“臣服”之意。实际上,“臣”最早在甲骨文里的形象,是一只眼球凸出的眼睛,它的意思是瞪大眼睛,是“瞋”的意思。从前的君主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事都做了,因此要派不同的人去管理不同的事情,去睁大眼睛管理,不是在那里打瞌睡,后来“臣”就成了一种身份,以至于不得不另造一个“瞋”字去表示瞪大眼睛的意思。不把这些演变了解清楚,就无法给别人解释“臣”的意思,了解清楚了,才谈得上认识“臣”这个字。

        有人问我,认得那么清,有何用处?用传统的文字学来解释汉字,最大的用处是使我们认识到,汉字是有道理的,不仅是有道理的,而且还有文化内涵,有些甚至是文化活化石,是我们了解历史、了解文化的重要途径。我提倡“认字”,提倡学学古文字,不是为了狭隘地回到过去。文字学不需要也不可能普及,我的设想是,大学生中有万分之一的人能够了解一些文字学知识就好了。这是我们文化传统的基础,丢不得。先认识字,然后才谈得上认识汉字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发扬长处,修正短处,才能放心大胆地去吸收世界各国文化。所以虽然讲求“认字”,秉持的却是开放的态度。

        文字是有趣味的,文字学不是一门枯燥的学问。我在成都这些年常常给大学、中学和其他社会团体讲汉字常识,台下常常座无虚席,大家听得很认真。文字是能吸引人的,汉字会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人。有些汉字一旦辨识出来,我激动得都要哭。比如前进的“进”,繁体字是“進”,甲骨文就是一只飞鸟,下面一个“止”——脚趾,而且是左脚。人走路也是先出左脚。为什么一只飞鸟一个脚就是前进的进?最初我没弄懂,后来一下子懂了。所有的动物包括昆虫都能往前爬,也能退着爬,人也能够进能够退,只有飞鸟不能退着飞,只能前进,因此飞鸟的运动就是前进的“进”!这个字能造出来,完全是靠古人的观察和归纳,充满着智慧。

        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但又有几个人知道自己名字的几个字所代表的意义呢?汉字对于我们中国人说来,是和阳光、水、空气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的。但凡是我们最熟悉的,我们反而不去思考它,反而是最陌生的。我们的母语形成我们的文化,中国人的灵魂就在汉字里,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产。它使得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都还保留着我从哪里来的印记。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春天万物复苏,面对烂漫春光,有人在“红杏枝头”品味春意,于“拂堤杨柳”陶醉氤氲春雾,有人却语竭词穷、词不迭意,停留在“哇”“超赞”的简单感叹。尽管众人眼中的景色“远近高低各不同”,但网络语言风靡、文化内涵缺失的现象,不经意间影响着越来越多人的日常交流和情感表达。

        汉语博大精深、自成一体,在表达上有简洁、生动、意蕴深长的特点。不说古诗词,单说日常用语就是如此。比如,单就一个“笑”字,就有前仰后合的大笑、勉为其难的苦笑、忍俊不禁的微笑、尖酸刻薄的嘲笑等区分,仅形容笑声就有“哈哈”“嘻嘻”“嘿嘿”“咯咯”“呵呵”“扑哧”等区别。可以说,多样的表达折射出多重情感,反映着多彩生活。而善用语言,不仅可以更好地说出个人的故事、自己的想法,而且能够以百花齐放的语言实践,营造丰富多元的文化氛围。

    然而,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6.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主要表现在不会用复杂、微妙且精确的修辞,以及基本不会引用乃至创作诗句。正如网友所说,“有时候脑子里想一件事,无法很利索、饱满地说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一套固定句式或者很多夸张的语气词,看似个性实则雷同,既钝化了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吐故纳新的文化积累。

        是我们的语言贫乏了吗?并不尽然。从存量上来说,我们词汇、句子、典故等语料的多少,可能并没有太大变化。从增量上说,网络语言等已有新的迅猛增加。与其说语言贫乏,不如说是表达上的一种偏爱。语言嬗变的风向,也是时代发展的走向。互联网时代争分夺秒,自然要求更直接的信息、更简洁的表达。信息洪流的湍急,也让同质化信息唾手可得,随手复制粘贴称得上高效。网络语言所创造的大量流行词、新句式、新修辞,在简化语言的同时也为其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和时代感。因此,古诗成语也好,网络用语也罢,都是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蕴含着语言的力量。

        语言的活力来自常用常新。在一个新词汇层出不穷的时代,准确说出所思所想,比不假思索套用流行词汇更有价值。很多时候,网络用语的风头正盛只是暂时的,真正拥有生命力的语言总会在时间的沉淀下大浪淘沙。只有直面内心感受的差异化表达,才能生机勃勃、经久不衰,造就语言的经典。

        更进一步看,身处网络时代和自媒体时代,我们或许更需要“咬文嚼字”。一段时间以来,从教科书上的“姥姥”“外婆”的称谓之争,到“远上寒山石径斜”“乡音无改鬓毛衰”等诗词的古音讨论,如今的语言生活空前活跃也空前复杂。在语言的吐故纳新中,倒映着传统与现代的激荡、文化与生活的互动。如何对待语言、如何更好表达,其实也是如何善待文化、对待生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用丰富的表达去认清自我、认识生活,在创新与守正的辩证中感悟过去、探索未来,语言的河流就会奔腾不息,交流与沟通就能心心相印。

    (选自盛玉雷《善用我们的语言宝库》,《人民日报》2019年4月3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所谓文学,就是以言达意的一种艺术。言所以达意,然而意决不是完全可以言达的。因为言是固定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变,飘渺无踪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的。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以言达意,好像用断续的虚线画实物,只能得其近似。文字语言固然不能全部传达情绪意旨,假使能够,也并非文学所应希求的。一切艺术作品都是这样,尽量表现,非惟不能,而也不必。

        《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几句话决没完全描写出孔子说这番话时候的心境,而“如斯夫”三字更笼统,没有把当时的流水形容尽致。如果说详细一点,孔子也许这样说:“河水滚滚地流去,日夜都是这样,没有一刻停止。世界上一切事物不都像这流水时常变化不尽么?过去的事物不就永远过去决不回头么?我看见这流水心中好不惨伤呀!……”但是纵使这样说去,还没有尽意。而比较起来,“逝者知斯夫,不含昼夜!”九个字比这段长而臭的演义就值得玩味多了!陶渊明在《归园田居》用四十字把乡村风景描写得多么真切!然而仔细观察起来,乡村景物还有多少为陶渊明所未提及。从此可知文学上我们并不以尽量表现为难能可贵。

        在音乐里面,我们也有这种感想,凡是唱歌奏乐,音调由洪壮急促而变到低微以至于无声的时候,我们精神上就有一种沉默肃穆和平愉快的景象。《琵琶行》里形容琵琶声音暂时停顿的情况说,“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就是形容音乐上无言之美的滋味。英国诗人济慈在《希腊花瓶歌》也说,“听得见的声调固然幽美,听不见的声调尤其幽美”,也是说同样道理。

        所谓无言,不一定指不说话,是注重在含蓄不露。雕刻以静体传神,有些是流露的,有些是含蓄的。这种分别在眼睛上尤其容易看见。中国有句谚语,“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所谓怒目,便是流露;所谓低眉,便是含蓄。凡看低头闭目的神像,所生的印象往往特别深刻。最有趣的就是西洋爱神的雕刻,男女都是瞎了眼睛。这固然根据希腊的神话,然而实在含有艺术的道理,因为爱情通常都在眉目间流露,而流露爱情的眉目是最难比拟的。所以索性雕成盲目,可以耐人寻思。当初雕刻家原不必有意为此,但这些也许是人类不用意识而自然碰的巧。

        以上是各种艺术中的几个实例。把这些个别的实例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一个公例,就是:艺术表现思想和情感,与其尽量流露,不如稍有合蓄;与其把一切都说出来,不如留一大部分让欣赏者自己去领会。因为在欣赏者的头脑里所生的印象和美感,比尽量流露的还要深刻。换句话说,说出来的越少留着不说的越多,所引起的美感就越大越深越真切。

        流行语中有一句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推广地说,艺术作品之所以美,不是只美在已表现的一部分,尤其是美在未表现而含蓄无穷的一大部分,这就是无言之美。

    (摘编自朱光潜的《无言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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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降,“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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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换言之,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需要深入领会中华礼乐文明,把握其核心精神。站在情、礼关系的视角上看,通情达礼即体现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而通情达礼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在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文化启示意义。

    中华礼乐文明本乎性情。中西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差异在于对人的性情问题的理解与价值评断不同。与西方传统文化凸显自然与文明的断裂与对立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礼乐文明强调自然与文明的连续、质与文的统合,这背后隐含着对人之自然性情的价值肯定。在中华礼乐文明中,人的自然性情代表着生存的真实性,是文明创生的摇篮与理想的归所,《礼记•中庸》中的“诚之者,人之道”表达的正是这种存在“是其所是”的文明诉求。而当孔子以“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来点化子贡“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主张时,“好”“乐”之情亦已成为理想人格的现实情态。由此出发,人的生存成为一个内外、始终的一贯。然而,伴随中国现代性发展中理性至上原则的凸显,作为“文”的人道原则与制度规范可能会逐渐与人之自然性情相疏离,呈对立之势。由此将引发人的生存的抽象化、概念化、工具化等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思考中华礼乐文明中本乎性情的文化立场殊为必要,正所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

    中华礼乐文明在本乎性情的基础上,强调立乎情理。所谓人道原则、礼法规范皆是情理的体现,正所谓“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谓之理”。换言之,本乎人情并不意味着纵情肆欲,而是要发乎情,止乎理。这个“理”,一则来自于人情之通,它在共情的基础上演化为同感共振的一体通情之义。所谓“共情”指人在生生不已的基础上共有的好恶之情。古人甚至将此共有之意上升到天人一体的高度,正所谓“天人同道,好恶不殊”;所谓“通情”指对共情的体贴以致达到同感共振的境界,《礼记•檀弓》讲到的“邻有丧,春不相。里有殡,不巷歌”的做法即充分体现了通情之义。由共情而通情是中华礼乐文明言情的总趋向,故而古人以为“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二则源于良知的发用流行,当孟子言“理义之悦我心”时即已点明人的情感世界中内含着明确的超越性的道德情感指向。今日社会生活中,人们在阐发务实求真、崇尚自由的理想诉求时,往往极力凸显自然性情的合法性、合理性,却忽视了情理所包含的自我规范与良知发明等更为丰富和深邃的思想寓意,由此很容易引发纵情肆欲、精于为己等不良现象,故有必要结合传统情理思想进行适当调整。

    概言之,中华礼乐文明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通情达礼则彰显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它对当代国人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的启示可谓是深远和多元的。

    (摘编自华军《“通情达礼”: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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