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智慧医疗是一种以患者数据为中心，融合物联网、云计算与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医疗服务模式。这一模式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数据获取、知识发现和远程服务。数据获取由医疗物联网完成，知识发现依靠大数据处理技术进行，远程服务则由云端服务与轻便的智能医疗终端共同提供。

    以产检为例，孕妇怀孕期间需要进行数次产检，通常需要反复从家里到医院检查，实际上，孕妇的大部分常规检查，如宫缩、胎心、胎动等都可以借助仪器完成。如果采用智慧医疗模式，该孕妇只需要在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快生产时去医院产检即可，其余可以在家里通过终端设备自助完成，并将信息传输到医院，再由医生给出检查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智慧医疗推进较为积极的并非医药企业，而是电信运营商。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市场，电信运营商多在积极向这一领域扩张，将其视为全新的盈利增长点。

    中国的智慧医疗产业目前仍没有形成成熟的模式，政策及规范也有待完善。现行政策按医院审批和监管模式进行，不利于智慧医疗的发展，同时目前还存在对个人电子健康档案信息保护的缺失。

（摘编自《中国证券报》戴小河《智慧医疗产业步入启动期，细分领域龙头初现》）

材料二：

材料三：

    不久前，在孙逸仙纪念医院精准肿瘤外科治疗中心，医生利用三维可视化系统，为一个7岁小女孩成功切除了一个巨大的肝母细胞瘤。

因肿瘤与周围脏器紧密纠缠，手术的难度非常大。“切多了，孩子很可能大出血，下不了手术；切少了，短期内肿瘤就会复发。”中心副主任陈亚进说，现有的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核磁共振（MR）扫描技术，都只能表达某一界面的解剖信息，医生们只能凭经验由多幅二维图像去“构想”病灶与其周围组织的三维几何关系。全息投影和虚拟现实技术有助于医生完整切除病灶，病人也从中获得更多信息。最后，陈亚进为这名女童切下了一个直径为15厘米、重达1.4公斤的肿瘤，出血少于200毫升，达到精准微创的效果。

（摘编自新华社《未来大家会怎么看病？告诉你些医疗“黑科技”》）

材料四：

8月19日，在湖南某大学举办的第20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诊断学教学改革研讨会上，一款被称为“大超人”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医生”惊艳“亮相”：100份病历的导入和批量诊断总共只需要4.8秒，单个病例仅需0.05秒，“大超人”利用“临床大数据+超级计算+人工智能技术”，通过IPAD和病人交互，根据症状描述开具检查单，检查结果出来后，系统自动出具诊断结论，给出最佳治疗方案，一线临床医生要做的只是对结论予以确认，最终人工智能和医生的诊断结论一致度达到98%。

    456分！11月6日晚，2017年度国家执业医师资格综合笔试的合格线一公布，某信息机器人“智医助理”以超出分数线（360分）96分的优异成绩，成为我国甚至是全球第一个通过国家医师资格考试评测的机器人。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医疗界的“阿尔法狗”真的来了》）

材料一：

    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出版业、教育业广义知识付费的概念，本文中的“知识付费”主要指将知识信息加工为产品、服务并将其通过互联网售卖的行为（即狭义的知识付费）。

    互联网时代也是信息爆炸的时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被采集、被发布、被传播，消费者面对的信息数量呈几何级增长。但是，面对海量信息，人类的思维模式还远未达到能够自如接收的程度，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紧张心理，被称为“知识焦虑症”。同时，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等，都会加强这种焦虑感，而这种焦虑往往会给人带来强烈的学习意愿。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大量碎片化的时间需要被有效利用以获取知识信息。目前知识付费领域主要分为内容平台与第三方支持类服务商。前者提供专业生产或用户生产的内容供消费者购买。用户生产内容的平台，普通用户也能够以自身掌握的知识实现变现。第三方支持类服务商则是为内容平台或有变现需求的自媒体人提供技术支持。

    相比传统的出版业与教育业，移动互联网时代兴起的知识付费领域因其参与方减少，制作周期大幅缩短，因此内容生产者的获利周期也随之缩短。此外，知识付费能够为内容生产者带来更高的利润率，助其扩大收入规模。

材料二：

    2016年以来，知识付费呈火爆趋势。2017年8月，知识付费用户超过5000万，但据了解，当下，消费过知识付费产品的人很多，但持续学习和付费的用户少之又少。在知识需求方面，终生学习还没有成为一种习惯，持续为知识付费的习惯有待形成；在知识供给方面，提供的内容或方法不对路，学一次就不想再学了。

    在互联网刚刚普及之时，多数内容是免费的，付费内容似乎天方夜谭。而现在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不是不收费，是知识不按产品来收费，按服务使用来收费。其实，知识产品不收费而知识服务收费是高级的业态。在我国，知识的产品业态还没发育好，又迎来了服务升级。这就是当前知识付费面临的实际情况。更特殊之处在于，知识产品不收费是初级业态中不发达状态形成的习惯。知识付费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一方面，知识产品业还要大发展。知识的“制造业”要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要更有针对性地给用户提供所需的知识。另一方面，知识服务业后浪推前浪，不断以创新业态帮助用户解决问题。从续订产品升级为续订服务，要做的事情很多，如完善知识服务平台功能，通过自媒体与社交网络增加交互等，都可以使知识服务发展得更好。

（摘编自姜奇平《知识该付费还是免费》）

材料三：下图：

（摘编自《中国知识付费市场研究报告》）

材料四：

    付费主要是针对内容的付费，内容付费大致可分为知识付费及娱乐付费。其中，知识付费是利用互联网的发展对整个出版行业的重构，娱乐付费则受益于直播技术正加速升级。知识付费的快速发展正推动着传统出版业的产业化升级，利用互联网对整个出版业，包括用户关系，生产模式，营销模式、服务模式等方面进行重构，形成新的知识传播体系。娱乐付费则是基于情感产生的付费行为，以娱乐、社交为主要诉求，目前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向娱乐交互性更强的直播方向聚焦。

    知识付费的核心是被驱动，消除焦虑，具有逆人性特点，因此长期用户吸引力较差，复购率不高，与娱乐付费相比，知识付费是一种学习，是被驱动的过程，常要花费相当的精力，因此知识付费是逆人性的，较为被动。社会竞争愈发激烈，用户焦虑蔓延，知识付费的盈利模式是最大程度地变现用户的焦虑。且知识付费的互动性较差，缺乏社交属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知识付费平台对用户的长期吸引力，此外，知识付费的复购率较低，主要源于一方面一部分用户购买知识产品只是为了解决短期需求，因此短期内不会进行二次付费，另一方面冲动消费的用户在后期发现知识产品难以消化后，二次付费意愿将降低。

    与娱乐付费相比，知识付费在内容多样性上偏同质化，相较于娱乐付费产品，知识付费的同质化程度较高，主要以效果为导向，且知识在垂直领域的变现并不都具备商业价值，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知识付费的多样性。基于需求层次理论，付费最先在娱乐领域实现变现，其次再是向上延伸至知识消费领域。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提出，人类需求是阶梯式的，由低到高接层次可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当较为基础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出现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求。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套用于付费行业，仅有当消费者的娱乐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才会向更高层级的知识消费需求或是自我实现、自我成长的需求迈进，因此，付费作为一种变现方式，最先在娱乐领域实现，其次再是向上延伸至知识消费领域。

（摘编自《2017年我国知识付费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材料一：我国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正经历增长动力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如何理解面临的形势、把握机遇、拉进改革、部署工作将影响地方和企业的未来。

    “工业4.0”、“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这一系列战略部署表明我国正积极参与以“智能化”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并着力抢占先机、弯道超车。

    这也必将预示着，中国正在由过去以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以量的扩张为特点的追赶型经济，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期。

    （摘编自清华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大国蝶变：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

材料二：15日，由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主办的数字经济平台的社会价值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王雅君指出，数字经济让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的匹配更精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使经济形态以及创造价值的方式发生变革，而算法推进经济进步与转型，是意义非凡的生产力。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吕本富则认为，数字经济是低熵经济，将为我国经济带来巨大红利。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总编辑张超文表示，数字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突破口。它帮助中小企业减轻负担，创造绿色税收，实现就业升级，带来新增就业。研究显示，数字经济每增加100个就业人口，其中72个是原有就业升级，28个为新增就业。“为什么用工荒和失业同时普遍存在？这是因为就业结构不对应。数字经济很好地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缓解社会矛盾。”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说。

    （摘编自金慧慧《专家：数字经济成我国经济转型重要突破口，红利巨大》，中国网2019年4月16日）

    材料三：3月9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西代表团举行媒体开放日，全国人大代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就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

    人民日报记者：我们注意到，山西经济已经走出国境、走上转型发展之路。请问骆书记，山西确立的转型发展目标是什么？

    骆惠宁：省委认识到，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为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赋予了新的内涵，改革创新、先行先试为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政治生态由“乱”转“治”、总体风清气正为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营造了良好环境，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已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应当鲜明地确立具体战略目标，更好引领新时代山西转型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新要求，明确了建设“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打造“能源革命排头兵”和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三大目标，计划用5年时间打好转型发展基础，到2030年基本完成转型任务，上述发展目标是符合党中央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部署精神的。

    （摘编自黄河新闻网2018年3月10日）

    材料四：古丝绸之路起点的陕西正在成为西北内陆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陕西省商务厅数据显示，2017年，陕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额为8943万美元，主要涉及能源化工、矿产资源开发、建材等领域。一批企业沿着“一带一路”倡议勾勒的美好蓝图走出国门。

    凭借区位优势，中国西北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一展身手。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马莉莉说，以陕西省为例，通过建设“陆、空、信息、通道”多种方式无缝衔接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承东启西、连接南北、高效便捷的立体大通道正在形成，陕西的国际化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高。“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内外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马莉莉还说，随着国际开放格局的深刻变迁，中国西部内陆不仅需要，而且有可能通过主导产业的分工深化，嵌入全球及“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来实现自身的转型发展，并为国家的发展方式转变做出应有贡献。

（摘编自陈晨等《“一带一路”让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转型更具全球视野》，新华社西安2019年5月12日）

材料一：

    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全域旅游的加速发展，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得以持续增强，而以文化旅游为代表的新型业态也得以迅速崛起。文化旅游1.0时代主要依托的是老祖宗留下的资源，文物发掘、遗迹保护、古建修复、文化恢复是这一阶段最主要的开发形式。文化旅游2.0时代不以有限资源而以无限创意和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无中生有、变废为宝”是主要特征，文旅产业的智造业属性得以彰显，不断迭代成为必然的选择，“永远建不完的迪士尼”即是文化旅游2.0的典型代表。值得高兴的是，国内一些优秀的文旅企业，如无锡灵山、华强方特、宋城演艺、华夏文旅等也已经初步建立起以创意和科技为驱动的核心竞争力，成为文化旅游2.0时代的先行者。可以说，未来，谁拥有了创意和科技创新能力，谁就是文化旅游2.0时代的赢家。

    （摘编自肖建勇《中国文化旅游发展报告2017》）

材料二：

    （资料来源于《2016~2022年中国在线旅游行业市场运营态势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

材料三：

    大众旅游的旅游者并不是历史学者、文化学者，也不都期望以旅游来“阅读”中国文化这部恢弘的历史长卷。所以，在依据资源本身的文化类型进行产品组合时，应考虑到资源的功能性转换，使整个线路切合场景活动特点和旅游者的审美习惯，否则就可能脱离市场。毫无疑问，文化旅游产品应该具备相应的主题。主题越鲜明，越典型集中，越富层次感，就越有利于分层次、多视角地进行产品的设计和展示，使其内涵得到充分发挥，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文化旅游是一段时间有限、场景集中的经历与体验。旅游者在有限的时空中获得文化旅游的体验和感知，因此，文化旅游产品就必须用典型、形象、通俗、有趣的形式去展现文化，才算是选位得当。文化旅游不仅是一种文化观赏活动，也是一种文化介入和文化参与活动。崇尚参与和亲身感受是现代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有必要研究为旅游者提供亲身感受和亲自参与的机会的有效措施，以便旅游者进入体验旅游目的地文化的角色当中。

    （摘编自张国洪《中国文化旅游理论、战略、实践》）

材料四：

    随着旅游者对旅游活动内容的文化性需求不断提高，以感知异域文化特色、体验异域文化氛围为目的的个性化旅游正在成为旅游消费的主流，旅游目的也从单一的观光活动向更富于知识性的文化旅游转变。因此，选择文化旅游的开发模式，要结合区域特色、旅游者的消费需求，以及业态的发展趋势，开发出特点鲜明且具有体验性、创意性的文化旅游产品。但是，由于文化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很多城市开始竞相开展文化旅游，这其中出现了效仿现象，更有甚者，为了文化旅游利益而争夺历史文化发源地。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让历史文化遗产沦为金钱的附庸，那文化旅游也就失去了意义，更无特色可言。

（摘编自桑彬彬、黄敏《我国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追寻隶书演变之踪

孟鸿声

    “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起点，也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汉字形态逐渐由线条圆转、依类象形的篆书，转向点画顿挫、笔性丰富、渐趋平直的隶书，变得更容易辨识。“隶变”一词在唐代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中便有提及，后见于宋代郭忠恕的《佩觿》、宋代徐铉校注的《说文解字》等。一般认为，隶变始于秦国文字，是俗体流行所推动的结果。然而，隶变这一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从战国楚简中亦可追寻到部分“隶变”的踪迹以及书法艺术的自觉演变。

    学界曾有观点认为，在秦朝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后，楚文或毁于秦火，或葬于地下。楚文的消失似乎显得顺理成章，但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书同文”所统一的主要是公文用语和用字规范，六国多样化的书写习惯是难以同一的，因此楚文的融合、转化、演进具备一定可能性。

    从现有文献、文物来看，楚简的书体、字体和笔法形态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具备了毛笔书写、多面出锋、用墨自然、笔性灵动、点画多样、提按顿挫、平直折转等书法艺术元素。这些包含篆、草、隶、楷、行点画的楚简文字，极富人文笔性，其点画的多样性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书法艺术母体。楚国简帛文字的多样性亦造就了不同书风，各个篇目，自成系统。仅以部分郭店楚墓竹简为例，《唐虞之道》温润静穆、淳朴内敛；《尊德义》苍茫奔放、起伏跌宕；《老子·甲》整齐严谨、雅致精微。关于楚帛文字，郭沫若先生认为：“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也认为：“如果秦没有统一全中国，六国文字的俗体迟早也是会演变成类似隶书的新字体的。”可以推断，至少在楚国简帛文字中可能存在与隶变相似的形变现象，楚文字书法艺术的“今文”趋势，不仅彰显了其笔理墨妙，更蕴含着一种自觉的人文精神。

    对于隶变的探讨，离不开关于书法正体和俗体问题的研究。《说文解字·序》有“著于竹帛谓之书”。王国维指出：“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这些“掌文书者”均为诸侯国史官，而不像汉代简牍更多来自佣书和刀笔小吏，他们抄写大量经典所使用的应为官方通行文字。在古文向今文转化的探索和自然演化中，各诸侯国史官“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文字中凝结着各自的人文特质，使得多种新形体出现。这些形体均可视作汉字形体正常演化的产物。所以，“隶变”是在大量古书经典的创作、研究、传抄中发生的，所谓俗体的推动仅是促成汉字形体演变的动因之一。

    追寻隶变之踪，可以一窥中国书法逐步走向自觉的历程，体味汉字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更加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选自2019年05月19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知人论世”源出《孟子》中的一段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后人浓缩为“知人论世”。要想了解作者其人，就必须知晓他所处的时世以及他在这个时世中的行为和经历。

历史上，许多文学批评家都把“知人论世”作为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如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晋人刘琨的作品时说：“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这是用刘琨罹逄厄运的经历，来解释其诗作何以多感慨悲愤之词。

“知人论世”常被学者视为重要的人物研究法。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中说：“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历史学者朱成甲写的《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用的就是陈寅恪所说的“知人论世”的人物研究法。朱成甲说：“我费了比研究李大钊本身的材料多得多的时间，去研究与之相应的背景，去研究与之相关的大量事件和人物。”朱先生这样研究李大钊，无疑比只研究李大钊本人的材料要全面、准确和深刻得多。李新、刘桂生两位史学名家评价朱成甲所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时说：“它不是让历史人物自己来解释自己，而是让时代来解释人物。”这句话是对“知人论世”的人物研究法的极好说明。

（选自李乔《也谈“知人论世”》，有删改）

材料二：

孟子所谓“知人论世”，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成为一种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窗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人间词话》）。由此看来，在教学古代诗歌的过程中，必要的背景介绍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师要通过持续的背景介绍，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表面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而本意却是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张籍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地全面了解作家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选自王美智《例谈“知人论世”与古代诗歌鉴赏》，有删改）

材料三：

文本的创造虽然脱胎于某种事件、特定社会环境，但一旦创造出来之后，它就有了独立性，就有了普遍意义，加上阅读者、理解者的多元性及其自由发挥的特性，人们不一定关切作者是谁，不一定关切它产生的时代。这就是文本所蕴含的理想性，或者文本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这对读者是有价值的，但这与作者是不是“如此”没有什么关联。由此，我们进一步说，文本的意义一旦创作之后，与创作者便是若即若离的，其即其离取决于研究者对文本的需求。如果研究者仅仅是满足艺术上的需求、满足某种共同的意义需求，那就是“离”；如果研究者想对文本的内容和性质、文本的来源和特点等作深入的研究，想对作者创作这种文本的缘由进行探索。那就是“即”。在前一种情况，文本是独立的存在，文本并不必然与创作者一致。因此，文本的阅读与解释，与“知人”“论世”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而文本的价值与影响完全可以在没有任何关于作者主体信息的情境下产生。司马迁说读到孔子的书，就想象孔子的为人。他根据文本去想象作者，没有人怀疑其想象的可靠性。而这种想象之所以存在、可靠，是因为它的“公式性”，即对每个作者我们都可以通过作品去想象他，但那不属于“身处”和“时世”了，而属于观念的逻辑，属于人文的理想，属于公共精神的需求。如此我们进一步说，文本的研究与理解，如果限定在“世”的范围，无疑有其解释学意义，而且是“知其所以然”；但只有跳出“世”的窠臼，我们才能“知其所以不然”。在解释文本实践中。离开“知人”和“论世”，并不是离经背道、毫无收效的行为，尤其不是缺乏创造的行为。

（选自李承贵《“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解释学命题的考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