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10·17”世界消除贫困日到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杨多贵认为，消除贫困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少，而在于执政者的责任感和决心，以及强大的调控能力，全力推动扶贫攻坚工作。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说，6年时间减贫7000多万，意味着每年要减贫1170万，平均每月减贫100万，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艰巨。“为实现这个目标，从中央政府到各地方政府都铆足了劲，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系列政策，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我国坚持分类施策原则，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并特别指出了“五个一批”脱贫手段，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各个措施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关联的，需要多种措施共同发力。”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说。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记者了解到，今年扶贫日前后，教育部等部门将启动实施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精确对准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加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摘编自新华社2015年10月17日讯）

材料二：

    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编撰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公布了一组数据，意味着“十三五”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回看历史，以7亿多贫困人口为起点，中国在这场战役中已经艰苦奋战将近40年；面向未来，到2020年，中国现存几千万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有目标、有思路、有举措，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脱贫战争中，中国成绩斐然。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改革开放30多年来，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快、这么大规模的减贫。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对此，《纽约时报》评价，极端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赫芬顿邮报》则指出，世界减贫成绩“最大的功劳来自中国。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归功于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在改革方面做山的努力。”

（摘编白201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

    提问：现在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您如何看待现在的中国形势？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去年我国的经济发展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现了平稳健康的发展。以下几方面特别突出：第一，经济平稳增长。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在6.7%，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8%。中国经济的总量大概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5%左右。去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将近33%。第二，就业稳中有增。新增创造了1000多万的就业岗位，去年安排了新增就业人口1300多万。第三，千万人口脱贫。去　　年实现了现行标准下12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脱贫。放眼全球，可能中国是唯一能够做到的。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深度进展，为去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为今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也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夯实更好的基拙。

（选自2017年3月5日中国网，略有删节）

材料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学会联合开展了青年创业者调查。调查显示，受访的创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40岁（80.8%），他们从最终的全日制学校毕业时多为21—25岁（60%）。在这一群体中，仅有9%选择了在校期间创业或者一毕业就创业，且这些在校创业者多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值得关注的是，接近一半（46.8%）的创业者在毕业4—9年后才进行首次创业。超过半数（55%）的创业者把创业动机归于发现了适合的商机，比如有好的创业项目或有好的政策机遇，另有22%左右的创业者创业是想自己当老板或想出来闯荡一番。

    受访者普遍认为，创业时机的选择很重要，创业前还应有一些相关工作经验，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应先就业后创业；对创业者来说，在名校学到的东西也很重要，特别是高学历或理工科的创业者，非常认可专业知识对创业的推动作用；在创业后如果不继续学习，创业者比普通上班族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摘编自2017年4月l日《光明日报》）

附图：

材料二：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进一步鼓励以及工商注册等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的加大，全国高校毕业生创办私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而缺乏启动资金是高校毕业生创业面对的首要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刘蓉华针对一些学生落入信贷陷阱的现象，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增强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并普及信贷知识，保护大学生远离非法网络借贷平台。她建议将大学生使用网络金融借贷纳入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从校园开始培养大学生增强诚信意识。

（摘编自2017年3月20日中国工商报网《完善信用体系助力创业创新》）

材料三：

    中国青年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您认为政策效果会知何？

    杨德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以休学创业来说，学生在创办、经营企业一段时间后能够再回到学校，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使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对学生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一种保护。我曾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进行过一项研究，在对多种因素进行控制后发现，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的制度，会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更愿意去创业，创业效果也会更好。允许休学创业等许多新政策就属于这类性质的制度，肯定能够鼓励一部分人去创业。当然，在具体落实上，会有一个磨合和调整的阶段。

（摘自2017年4月6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

    陈博群是安徽师范大学2013级空乘专业的大四学生，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鼓励高校设立专业化众创空间”，这令他振奋。他在校期间经历了数次创业。在这个最好的创业时代.陈博群仍面临着很多挑战。大二那年，他创办了服务合肥市大学城师生的送餐网络平台“点小二”，但不久就以失败告终。陈博群此前的不少创业伙伴在毕业后选择就业。他们发现，自己找工作比同龄人要得心应手，实习期也表现得更好。

    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已经通过创业获得成长。从报税到企业运营，从和人打交道到发掘市场需求，他们都已在创业期间实践过了。

（摘编自2017年3月16日新华网《大学生创业，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材料一：

    有关大数据“杀熟”的新闻，在3月下旬开始频频出现。起先是有人在微博吐槽使用网约车服务时发现“同时同地不同价”，紧接着，网友发现，在线差旅、在线票务、视频网站会员、网络购物、交通出行等众多消费领域均有类似现象。有媒体针对2000多名受访者发起的“青年调查”结果显示，超一半的人遇到过大数据“杀熟”情况。

    这种让人误以为是普遍标价的“杀熟”行为，为何在线下行不通，却在网络平台上大为“流行”？唐健盛解释说，“商家根据每个人购买偏好、重复购买率、品牌依赖度等指数，通过大数据算法做价格、优先级、热销品等信息私人定制化的推送，成本大为降低。”

（人民日报《上网享便利 消费防算计》）

材料二：

    “杀熟”不是新事物，并非线上独有，在线下也很常见。只是在“互联网+”消费环境中，“杀熟”发生更频繁、实现更容易，其背后是电商营销“千人千面”技术在起推手作用。平台方根据大数据分析给不同用户推荐相应的产品、服务和定价，实行区别化的价格营销策略。无论线上线下，“杀熟”其实是“店大欺客”的一种表现。

    相较于线下“杀熟”，线上“杀熟”的隐蔽性更强、投诉维权更难。在网络消费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这些未公开规则的新老客户“差别定价”套路，给消费者带来的伤害更大：“杀熟”，不但坑了消费者的真金白银，还容易泄露个人信息，已引起消费者高度关注。敢于杀熟的商家显然透支了消费者信任，属于见利忘义。而且，还可能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杀熟”涉嫌对老顾客进行蒙蔽和欺诈，更涉嫌歧视老顾客。大数据“杀熟”，伤了老客户的心，也伤了平台未来的发展机遇。

（人民日报《有效治理大数据“杀熟”行为》有删改）

材料三：

    “监管必须强起来。”刘俊海认为，大数据“杀熟”牵涉广，头绪多，一方面要明确“归谁管”，可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作为主体监管部门，牵头组织商务、工信、网信、文旅等有关部委一道，铸造监管合力，消除监管盲区；另一方面要明确“怎么管”，引入外在的制裁与约束机制，严惩失信行为，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同时，也要研究如何使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杀熟”行为进行自动侦测和预警，提高执法效率和力度。

    “技术要以法治与德治为导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阮敬认为，各大电商企业应加强自律，以用户为中心，使用大数据时，应一视同仁，为消费者定制个性化服务。

    “消费者自身也应当行动起来。”张林山认为，网络消费者应该提升大数据素养和新媒体素养，比如改正随意授权、忽视使用条例等不良习惯；在手机设置里面关闭各APP访问短信、通信录、地理位置等访问权限，只打开必要的访问权限；理性面对商家各种“烧钱补贴”诱惑，避免陷入自觉透露隐私、主动让渡隐私的境地等。遭遇“杀熟”现象，也要积极搜集证据投诉举报，勇敢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权益。

（来源同材料一，有删改）

材料一：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偶像。对才华出众、外形靓丽、造型时尚、为人友善、个性独特的明星产生倾慕心理，恐怕是每一代青少年必然经历的心理体验。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传播渠道、审美标准的不同，每一代人对偶像的认知自然会有所差别。然而，在差异化的表象之下，不同时代的人们又会对偶像的概念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任何优质偶像、大众榜样都应该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执着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摘编自杨洪涛《文艺界需要真正的优质偶像》，2018年8月30日）

材料二：

    当前文化领域，仍存在一些病态审美现象，这些现象有的不仅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等娱乐造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任性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网络平台、综艺节目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葩”“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

    以文化人，更在育人。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新华社北京2018年9月6日电）

材料三：

    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肉”“花美男”充斥屏幕，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作，没有一丝阳刚之气，却被扭曲的“眼球经济”推波助澜。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凤”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永远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摘编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2018年10月4日）

材料四：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美学和美育高潮后，学校美育越来越被分工细密的现有课程体系边缘化了，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偏重技能、缺失审美内蕴的“艺术课”或者仅剩知识、脱离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世界的所谓“美学课”，而少见品位高雅、内涵丰富、陶冶学生身心的“美育课”。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损美育实施的生态。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难免产生许多浮躁、趋利、庸俗等负面情绪，使得校园文化生态异化，更使得青少年人格发育趋向“空心化”，即愈来愈缺失崇高、阳刚与雄壮的美感元素。不少学生更多沾染的是经济意识、“小我”考量和感官愉悦，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的自觉精神日趋稀薄。“走偏”的文化消费与“病态”的审美创造互为因果，值得忧思。

（摘编自潘涌《美育为何难落实》，2017年1月17日）

材料一：

（选自《2018全民阅读报告：有趣的灵魂来自书里》）

材料二：

    调查数据显示，纸电一起读是受访者阅读的主流，55%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同时阅读纸质书和电子书。与此同时，随着数字阅读的不断普及，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以电子书阅读为主，调查显示19%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主要阅读电子书，超过以阅读纸质书为主的受访者12%的占比。

    同时，调查还显示，近年来新兴的有声书是纸质书和电子书之外的一个有益补充，有12%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会同时阅读纸质书、电子书和有声书。仅阅读有声书的受访者占比仅为0.24%，有声书仍有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从年龄段看，50后、60后和70后相比其他年龄段会较多接触有声书。

    （选自《2018全民阅读报告解析中国读者的阅读行为和偏好》，有删节）

    材料三：

    获取的便捷性、内容的丰富以及付费水平皆为市民选择数字阅读的重要条件。手机成为市民数字阅读最重要的载体的态势已经形成。针对“数字阅读时使用最多的载体”这一问题，“手机”、“网络在线阅读”、“IPAD/平板电脑”和“电子阅读器”仍然是排在前四的选项。自2012年以来，“手机”一直稳居第一，且所占比例总体呈上升态势，今年的比例高达44.55%，比去年的43.59%增加了近1个百分点，逼近总比例的一半。“从不进行数字阅读”选项连续三年都排在最后一位，从反面说明数字阅读几乎是全民参与的。

    传统观点曾经认为“数字阅读适合浅阅读、纸质阅读适合深阅读”，但随着数字阅读群体和范围的扩大，数字阅读肯定会不再局限于浅阅读，这可以从“使用数字设备进行阅读的主要对象”中“学习资料”和“专业资料”连续三年的位次都持续上升的调查结果得到佐证。数字阅读因其内容丰富、查询便捷、终端共享、携带方便、成本低廉等给读者带来诸多便捷，但其存在的问题如“容易导致视觉疲劳”“权威性不足”等也成为痼疾。

    在纸质阅读和数字阅读的时间分配上，从2012年至今，“纸质阅读＞数字阅读”已经连续七年高于“数字阅读＞纸质阅读”。与往年略有不同的是，2018年“数字阅读＞纸质阅读”的比例略有回升，由2017年的34.13%上升到36.83%，可以看作是数字阅读逐渐走高的讯号。

    此外，纸质报纸在新媒体面前继续丧失时效性优势。在每天阅读纸质报纸的时间上，“基本不阅读”从2016年到2018年已经连续三年排于首位，占比41.15%，比2017年骤增10.41个百分点。“基本不阅读”人数的明显增加以及其他阅读时间段人数的减少，反映出新媒介的不断发展、完善、广泛使用，及其在时效性和即时性方面的巨大优点，对纸质报纸这样的传统新闻媒体的打击是致命的；报纸“阅读量”的总体不断下降态势难以逆转。

    （选自《2018上海市民阅读报告》，有删节）

    材料四：

    纸质书生命力犹存，网店渠道拉动图书零售市场增速回升。《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2016年仍有51%的读者更倾向于拿一本纸质书阅读，超过倾向于进行手机、互联网在线阅读的读者比例之和。数字化阅读适合快速高效、碎片化的轻度阅读，对于那些呈体系化的深度内容（哲学、经典文学、经济学理论等），传统纸质阅读仍具优势。

    从图书销售来看，2017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突破800亿元，同比增长14.55%，创下近年新高，销售份额持续领先的网店渠道是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选自《2018年中国全民阅读市场现状及发展潜力分析》，有删节）

材料一：

中医药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出发，将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精神活动与生理活动视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凸显神对形的统率作用，因而具有人文与科学相融合的特色。这是西医和西方科学在理论基础上所没有的。

中医敬重人和人的生命，所以从不把病人看作消极被动有待处置的对象，而是看作有人格的能动的主体。诊治处方，一定与病人平等商量，为病人保守隐私，让病人了解病理病机，求得病人的配合。

中医强调，人从事社会活动，有思想感情，处于一定的社会和自然的生态环境，这些对于人的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因此，无论诊断和治疗，中医要求把病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因素考虑进去，指出过度的情志不仅会使气运失常，还可能造成器质上的损伤。而恢复和保持健康，则须要提高精神境界，协调人际关系，正确对待生活，使心情平和、恬静、愉悦，还要懂得防病养生的道理，杜绝不利治疗和健康的行为。所以，中医诊疗实行形神合一、以神统形的原则，而不把疾病和治疗看作纯系形体和技术之事。

中医学主张防重于治，注重养生。中医学的养生观博大高远，认为养生的动机和毅力应出自高尚的人生目的和社会责任感。养生的方法以心理卫生和心的调摄为首要，并要求将养自我、养他人、养万物统一起来，讲明此三者相互促进，相互为用。在中医学看来，个人的健康，人类的健康和万物的和谐发展是相需互依的整体。每一个人不仅要自己养生，还要帮助他人养生，还要保护生态环境，这样才能把精、气、神之养统一起来，才是完整的养生。

人是生物机体、心灵道德和审美求真的统一，是形和神的融会。现代医学已开始意识到，医学的职责应当从治病转换成治人。而中医学从来就是按照这样的思想为自己定位。

一些片面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的人，鉴于中医药理论与西方科学在形态上迥然不同，坚持不承认中医学是科学。他们的错误在于把产生于西方的科学当作衡量一切认识的标准，而不是把是否获得了理论形态的真理当作科学的标准。他们将科学方法绝对化，认为西方科学采用的方法是获取科学知识的唯一方法，中医学的方法与之不同，因而中医学不是科学。这就颠倒了科学方法为科学认识服务的关系，实际是以科学的非本质特征取代科学的本质特征。还有一些人，虽然承认中医药是“宝库”，但非要将这个“宝库”西化方心安理得。他们既不晓得这条路根本走不通，也不晓得中医的价值正在于中医不是西医。

21世纪，人类会更加关注生命，关注生态，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力求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要深入开掘时间。中国文化正是时间文化，中医学则是时间医学。生命与时间有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故中医学更接近生命的本质。而生命本质的揭示，必将带来对宇宙和本体实在的重新认识。

（中医中药网：《中医理论八议之一：中医百年沉浮说明了什么》）

材料二：

胡适除了查证大量史料之外，还熟读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并以此为立论的基础，对汉代医学的形成乃至中医的基础理论加以简明阐论。在对《黄帝内经》的逐条分析之后，胡适得出阶段性结论说：

“中国医学与药学的基本理论，只是把五脏分配五行，把五味也分配五行，又把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使用针灸药石的疗法，又把阴阳的观念来总括一切气血、脏腑、药性、针灸。初起时，自然是狠（很）浅陋的迷信。到了后来，虽然经验技术进步了，这些阴阳五行的观念已渐渐的成了医学上一些不可少的符号。有了这些符号，这种学问便更容易领会记忆。所以直到如今，这些观念仍旧盘据（踞）在医学界里……”

在研究者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各式“审查报告”之中，都认为对古代迷信进行批判，是这一运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但在这册胡适96年前使用过的讲义本中，古代迷信体系重要概念之一的“阴阳五行”，并非真那么一无是处、百害无一利。胡适没有武断地将这一概念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是小心翼翼地将其中的“历时性”功用剥离出来，并力图将“中医”这一看似僵死的“共时性”符号重新唤醒。

当时，关涉中国医药业发展的官方意见和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西医论战中，中医已处于将被西医替代或兼容的难堪境地了。此时此刻，胡适却以世界哲学与科学体系的眼光来观察中医。

胡适所强调的这种学术态度，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中性”地看待历史、“中性”地对待中医，既不能把古代文明成果当做万古不移的神明供奉起来而不求进步，也不能把古代的传统文明与文化一股脑扔进垃圾堆而一棒打杀。现代人以科学理论为基础来评判说这个不先进、那个很落后，但这种评判的客观性是否具有百分百的“科学精神”，胡适为此作出了辩证性的思索与探讨。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