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一中2020-2021学年高一下学期语文第一次月考试卷
材料一:
“知人论世”源出《孟子》中的一段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后人浓缩为“知人论世”。要想了解作者其人,就必须知晓他所处的时世以及他在这个时世中的行为和经历。
历史上,许多文学批评家都把“知人论世”作为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如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晋人刘琨的作品时说:“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这是用刘琨罹逄厄运的经历,来解释其诗作何以多感慨悲愤之词。
“知人论世”常被学者视为重要的人物研究法。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中说:“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历史学者朱成甲写的《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用的就是陈寅恪所说的“知人论世”的人物研究法。朱成甲说:“我费了比研究李大钊本身的材料多得多的时间,去研究与之相应的背景,去研究与之相关的大量事件和人物。”朱先生这样研究李大钊,无疑比只研究李大钊本人的材料要全面、准确和深刻得多。李新、刘桂生两位史学名家评价朱成甲所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时说:“它不是让历史人物自己来解释自己,而是让时代来解释人物。”这句话是对“知人论世”的人物研究法的极好说明。
(选自李乔《也谈“知人论世”》,有删改)
材料二:
孟子所谓“知人论世”,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成为一种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窗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人间词话》)。由此看来,在教学古代诗歌的过程中,必要的背景介绍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师要通过持续的背景介绍,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表面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而本意却是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张籍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地全面了解作家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选自王美智《例谈“知人论世”与古代诗歌鉴赏》,有删改)
材料三:
文本的创造虽然脱胎于某种事件、特定社会环境,但一旦创造出来之后,它就有了独立性,就有了普遍意义,加上阅读者、理解者的多元性及其自由发挥的特性,人们不一定关切作者是谁,不一定关切它产生的时代。这就是文本所蕴含的理想性,或者文本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这对读者是有价值的,但这与作者是不是“如此”没有什么关联。由此,我们进一步说,文本的意义一旦创作之后,与创作者便是若即若离的,其即其离取决于研究者对文本的需求。如果研究者仅仅是满足艺术上的需求、满足某种共同的意义需求,那就是“离”;如果研究者想对文本的内容和性质、文本的来源和特点等作深入的研究,想对作者创作这种文本的缘由进行探索。那就是“即”。在前一种情况,文本是独立的存在,文本并不必然与创作者一致。因此,文本的阅读与解释,与“知人”“论世”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而文本的价值与影响完全可以在没有任何关于作者主体信息的情境下产生。司马迁说读到孔子的书,就想象孔子的为人。他根据文本去想象作者,没有人怀疑其想象的可靠性。而这种想象之所以存在、可靠,是因为它的“公式性”,即对每个作者我们都可以通过作品去想象他,但那不属于“身处”和“时世”了,而属于观念的逻辑,属于人文的理想,属于公共精神的需求。如此我们进一步说,文本的研究与理解,如果限定在“世”的范围,无疑有其解释学意义,而且是“知其所以然”;但只有跳出“世”的窠臼,我们才能“知其所以不然”。在解释文本实践中。离开“知人”和“论世”,并不是离经背道、毫无收效的行为,尤其不是缺乏创造的行为。
(选自李承贵《“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解释学命题的考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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