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海的绿荫

朱春雨

    18号甲，是导弹某部队的一个研究所。偌大一个师级编制，女的只有三员。

    不记得是哪个休息日，欧阳美怡换上了那条有水仙花图案的旧裙子，从第二研究室小院门口经过，去她负责的放射线病理研究室拍小动物实验的照片。欧阳美怡不管穿什么衣服，看上去都那么端庄得体，加上她举止文静，谈吐大方，显得有见识，有风度。

    咣！一盆仙人掌从二楼阳台上摔下来，阳台上站着18号甲的老姑娘沈巧，她看着门口，爽声笑了，笑得站在门口的唐天虚心慌意乱。

    沈巧一声轻笑：“如果你真想谈恋爱，我看欧阳美怡这位凌波仙子对你不一定合适……”

    唐天虚愤愤然瞪着眼睛。

    “沈大姐——”不远处传来一句甜丝丝的声音，“你还是管管你自己的事吧，少说几句伤人的话。”

    “哟，这个小妹妹也恼我了。”沈巧顺着声音，在山溪跟前的马兰草丛里找见了一个娇小的身影。

    唐天虚此时此刻真是有点厌恶沈巧了。他扶扶近视眼镜，看见了植物苗圃的管理员黄金桃正挑着一对老大的箩筐走来，竹扁担在肩上咯吱咯吱响，一走身子一颤。她把这些花枝从苗圃里剪来，要压植到18号甲本部的每一条路边，让鲜花打扮我们的道路。

    “你看她，”沈巧指指黄金桃，喃喃地说，“为了用绿荫和花朵去给别人装点生活，这个含羞草一样的小姑娘总是这样默默工作，好像她生到世上，就是为了别人……”

    唐天虚烦躁地甩手进了第二研究室的小院门。从二楼阳台摔下来的那盆仙人掌在晒得滚烫的水泥地面上依然生机盎然，满身棘刺。他真奇怪：沈巧为什么独独喜欢这种生命力强悍的植物，既无芳香，又不华美？想想，沈巧这人，倒多少有点像仙人掌。父母早亡，使她过早地接触了人生；生相平庸，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固然是一种悲哀，同时又是一个难得的长处：她不会被千奇百怪的媚眼耗去金子一般的青春。优异的学习成绩像条闪光的金线，贯穿在沈巧的小学、中学、大学和留学苏联的漫长时日里。她穿上了军装，军人的天职很自然地渗进了她单纯而诚朴的灵魂。她懂得命令和服从，也懂得忠诚和牺牲，但她仍然不懂得如何处理自己的私生活。

    “没有对心的，我就当一辈子女光棍儿！什么孤独呀，寂寞呀，笑话！我有我的追求，我有我的爱好，我有我的做不完的工作。荡去那些世俗的迷雾吧！”

    第二天，沈巧拿着核查出来的一处运算错误，走到唐天虚面前：“唐天虚同志，你似乎不应该忘记，这里有一个∑系数的。”

    唐天虚伸手重新运算一番，果然错了。他说：“你作为助手，本来就有修正错误的责任。”

    “可惜我这个助手，无法排除你心灵上的故障。”沈巧狡黠地眨了眨她的眼睛。

    唐天虚压着火儿说：“沈巧同志，你最好能把精力集中到研究工作上，那会有助于你出成就。而我，也不需要你这么提醒。”

    “感谢你的警告。只是我并没有损人的念头，也没在利己上花心思。有了看法，我还是要说。”沈巧把一本两个月合刊的《学术通报》丢到了唐天虚面前。

    《学术通报》的目录是印在封皮上的，头题便是沈巧的文章：《∑系数在AR综合使用程序研究中不可忽视》。唐天虚怔住了。他的助手沈巧，竟然在∑系数上持截然不同的见解。

    “你干嘛用这样的眼光看我？”沈巧毫不胆怯地迎着唐天虚谴责的视线。

    “起码，你写这篇论文时，不该不让我知道。”唐天虚在咬着牙。

    “你在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足可以当一个严格管教孩子的家长。”沈巧回了一句。

    “你赞同顾雨时的观点，你可以申请调到他所在的一室去，我绝不挽留。那样，你可以全力以赴地搞你的∑系数。”唐天虚很是激动。

    沈巧强忍着不快，说：“申不申请到一室去，是我的事。但是，我还是要请你注意这个∑系数！我的文章，完全依赖事实。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还是要把∑系数搞下去的。”

    “那——悉听尊便！”唐天虚把《学术通报》丢到嵌着三排仪表的实验控制台上。

    沈巧拿着还要继续核算的计算草稿，转身走了，边走还丢下两句话来：“荡去世俗的迷雾吧，让你的太阳闪光！”

    他从来没发觉在自己的信念沉积中还夹杂着“门户之见”。果真如此吗？唐天虚从控制台上拿起沈巧留下的《学术通报》读起来。从沈巧的文章里看不到盛气凌人的架势，寻不见强词夺理的词句，感觉不出发难于人的私欲；她用苦心的求证，来说明∑系数是个客观存在，她还苦于目前无法推导出∑系数的具体数值。她的论据不能说服唐天虚，起码目前不能。不过，唐天虚认真读完她的文章之后，对沈巧却由衷地刮目相看了。

    “荡去世俗的迷雾吧，让你的太阳闪光！”又是沈巧的声音，可是沈巧并不在跟前。

（节选自《中篇小说选刊》，有删改）

石青嫂子

艾芜

    早上太阳仍像往天一样，把晴美的阳光抹上满峡的树林，叫带露的树叶草叶都亮得耀人的眼睛。只是石青嫂子的心上却阴暗极了，阴暗得像夏季乌云满布的天空一样，随时都会雨点似的落下泪来。看见屋里踢倒的板凳，打烂的灯，再看见门前地里一片乱踏的脚迹：菠菜的叶子，踩来变成烂泥；番茄踩成一滩一滩的红浆。那些红浆很使石青嫂子疑心，怕是夜来扭扯的时候，石青身上流出来的血。

    有石青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感到过她这间山峡中唯一的茅屋是孤独的、寂寞的、可怕的。她只觉得面临小河、背靠山岭的一片斜坡，给予她无限的繁忙和劳碌。她终天头上包着一张蓝布帕子，不是拿锄头挖地、镰刀割草，就是手腕上挂个篮子，采摘什么东西。晚上星子都现在山峡的高空了，树林茅屋全隐藏在轻雾里面，小的孩子，坐在门前哭着喊妈的时候，她还在地里摘着苦瓜豇豆或是茄子辣椒，准备明天一早挑到五里以外的镇上去卖，好换点米回来。

    但自当家人被抓壮丁后的第四个月，有一天，忽然有三个人大模大样踏进了她的菜地，拿一根带子在东量西量的。她大声地加以阻止。

    “呵呀，你们踏着人家的菜地哪，那是才撒下种的！”

    一个站在斜坡边上的人，穿着长衫，悠悠然吸着香烟的，露出轻蔑的神色，叱责地说：“你在吵个鬼呀，这样叽叽喳喳的！”

    “这是我的地呀，我不该吵么？”

    吸着香烟的人眉头一扬，轻蔑地说：“这是吴老爷的！”

    “你们还是搬走的好，没有看过你们这里，人凶狗也恶的！”

    “要我搬走，那容易！人家苦了十年，不说啥子，就是汗水也流了几十百桶去了嘛！你就拿棒棒来赶，我都不会搬的！”半晌，才望下屋后的斜坡，恨恨地说。

    三个人走了以后，峡谷里又重新平静了。风在林间吹过，叶子微微作着声响。

    有一天半夜后，石青嫂子突然被狗的凶猛叫声弄醒，同时又听见什么东西在毕毕啪啪地爆响，睁开眼睛一看，满屋通明透亮，不住地冒进烟子来，她明白隔壁灶房起了火了。火在茅屋上吼着、跳着、笑着，尽量发挥暴虐的能事，不到一顿饭功夫，就把屋子和屋里的一切，烧成平地了。连屋子侧边广柑橘子的树叶，都烧得焦黑。火光没有了的时候，一坪炭屑还在黑暗中发着红焰，冒着烟子。石青嫂子想着她这年年都在培修的屋子，想着慢慢买来的家具，想着那条没有跑出的猪……便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把这半年来所受的冤屈和痛苦，都借声音发泄个一干二净。

    第二天早上起来，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路咒骂，直朝吴大老爷住的地方冲去。

    “快开开，我要去看吴大老爷！”

    石青嫂子一面打栅栏，一面乱骂起来：“你这狗，你为啥不开门！”

    骂了好久，手也打痛了，栅栏门还是紧紧地立在那里。石青嫂子累极了，便只好坐在那里喘气。

    石青嫂子休息了半天，觉得对于栅栏门简直无法可想。于是，她只得慢慢地走回家去。

    斜坡上的菜，一给人扯光踏坏，火烧过后的地方，就更加显得荒凉了。在这里既无房子躲避风雨，地上又没出产给她生活上的希望，而那恶人暗中还不晓得更要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来。唯一的法子，就只有离开这个地方了。到什么地方去呢？她不知道，单觉得离开好些，离开这里，孩子们或许不至于饿死。

    她背上背着铺盖卷，怀中抱着婴儿。他们一家大小顺着小河边，直朝镇上走去。绕到山半腰上的公路时，便又看见峡谷里他们住过的地方了。

    峡谷里蒙着轻微的白雾。金灿灿的早上阳光，照着岭上的松林。小河边的果木树和那片垦过的黑土，还阴沉沉的，留有夜来的阴影。孩子们首先看见了，便欢叫起来：

    “妈妈，我们的家呀，你看，在那里！”

    妈妈只瞟了一眼，不敢多看，怕流出眼泪，便低头走她的。

    但孩子们却都问了起来：“妈妈，我们啥时候回去哪？”

    妈妈忍着眼泪，哄他们说：“等橘子柑红的时候，我们就回来！”

    孩子们都感到满意了，走了一会，他们又问：“妈妈，我们到哪里去呢？”

    妈妈怔了一下，半晌才想出哄他们的话来：“我们去找爸爸！”

    孩子们更加快乐了，连声发笑地喊着爸爸，但作妈妈的却忍不住了，眼泪双双地滴落下来。

    她走了一会儿，眼泪流够了，心里清爽些了，还听见孩子们一路满有生气的笑声，便又鼓起勇气，咬定牙巴地想：“不论啥子艰难困苦，我都要养大他们的！”

（有删改）

挪开暖瓶

刘心武

    他一再叮嘱我，到了纽约，一定要当面问她，还记不记得挪开暖瓶的那回事。

    他和她，三十几年前，和我，同在工厂一个车间。他们是正式工人，我是教师，下放劳动。我比他们大十岁，但很合得来。我跟他学镟工活儿，叫他师傅。她是统计员，那时梳着俩抓鬏，走过来跑过去，扎着红头绳的大抓鬏前后晃荡，使人联想起硕大的蝴蝶。

    工间休息的时候，在那间更衣室当中，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大案子前，说说笑笑，用大搪瓷缸子，大口喝水。大案子上，常放着几只大暖瓶，是最粗糙的那种，铁皮条编的露着瓶胆的外壳，漆成浅蓝色。

    他在我面前回味过很多次，就是挪开暖瓶的那件事。他非常喜欢她，休息时，却不敢坐在她近旁。她总大大方方地坐在案子一端，他呢，那天选择了一个离她最远的位置，就是案子的另一端！那天大家究竟议论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那天他话多，正当他高谈阔论时，她忽然大声说：“哎，把暖瓶挪开!”我坐在案子一侧，离暖瓶比较近，就把一只暖瓶挪了挪，他还在议论，她就更大声地对我说：“劳驾，把那个暖瓶也挪开!”我就把两只暖瓶都挪到一边去了，这些细节，经他提醒，我都还想得起来。

    她要求挪开暖瓶，是因为暖瓶挡住了她的视线，使她不能看清楚大发高论的他。挪开了暖瓶，她就睁圆一双明亮的眼睛，直盯着口似悬河的他，两个抓鬏静止不动，仿佛一对敛翅的春燕。

    后来社会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很大的变化。我们的人生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很大的变化。我成了所谓的作家。她1978年考取大学，1983年赴美留学，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一所州立大学的终身教授。

    他下岗后做过很多种事，现在比较稳定，是一家大公司的仓库保管员。那家工厂早已消失，原址成为一个华丽的专供“成功人士”享受的商品楼盘，底层是商场，商场附设星巴克咖啡厅，我和他正是在那里会面的。他知道我要去美国演讲，打电话说要见我，托我个事。我就约他到星巴克，他喝不惯咖啡，甚至闻不惯那里头的气息，他说完他的心事嘱托，就离开了。

    我已经年逾花甲，他和她也都早已结婚有了子女，我们应该都不算浪漫人士，但他却还是希望我能在美国见到她，并私下里问她，还记不记得挪开暖瓶的事情?那是不是意味着，在他们生命的那个时段，她喜欢他，以至他说话时，她不能容忍任何障眼的东西，她不但要倾听他，还要注视他。他只希望她在我面前表示，她还记得，确实，她那时候喜欢过他，然后，我回国把她的回应告诉他，他就满足了。

    我把他的嘱托，视为一个神圣的使命。甚至于，从某种意义上说，完成好这个使命，不亚于要把我那演讲的任务达到圆满。

    人的一生有许多美好的瞬间。使这些瞬间定格，使其不褪色，可以永远滋润我们那颗在人生长途跋涉中越磨越粗粝的心。

    我演讲那天，她没有来。当地文化圈的人士聚餐欢迎我，她也没露面。我给她打去几次电话，都是英语录音让给留言，但我留了言也没有回应。

    直到回国前一晚，再拨她家电话，才终于听到了她的声音。她的声音一点没有变，她很高兴，说她们全家到欧洲旅游，昨天才回家。她说看到报道，祝贺我演讲成功。我就引导她回忆当年，提到好几个那时工厂里的师傅，其中有他，她热情地问：“都好吗?你们都还保持着联系吗?”我就先逐个说一下那些人的近况，然后特别提到他，提到他那时如何喜欢高谈阔论，那时候我们给他取的外号是“博士”……我都提到那张旧桌案了，她一直饶有兴味地听着，还发出熟悉的笑声，但就在这关口，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她先道了声“sorry”，然后分明对她那个房间里另外一个人，估计是她女儿，大声地说：“朱迪，你把那个花瓶挪开，我看不到微波炉了……”虽然她马上又接着跟我通话，但我的心一下子乱了，我都不记得自己究竟是怎么跟她结束通话的。

    回国很多天了，我没主动给他去电话，他也没有来电话。如果他来电话问我，我该怎么跟他说呢?

父亲的麦粒

许心龙

    那年夏天的一天，偏西的太阳热劲儿刚弱下来，父亲将饭碗一推，抹把汗，就喊娘和我到场里收麦子。凌乱的麦秸屑亲切地附在父亲泛黄的短发里。一晃，父亲在打麦场上忙乎了半月多，该颗粒归仓了。

    父亲摊开的一大场麦子很快变成一堆小麦山。麦山按捺不住地弥漫着麦香的热气。父亲伸出左手弯腰抓起一把温热的麦子，用力握了一下，伸开手掌盯了一会儿，又用右手食指来回划拉几下。

    “干透了吧？”我娘问道。

    父亲没有搭腔，而是拈起几粒麦子准确无误地投入口中。随着颚骨的上下移动，父亲嘴里发出了清晰的嘎嘣嘠嘣①的脆响。

    “我要的就是麦粒嚼在嘴里的嘎嘣嘎嘣②脆响！”父亲不容置疑地说。

    “装麦！”父亲将军般地命令。面对饱满的麦子，父亲的精气神儿也是永远饱满的。

    “麦子晒干了，不会生虫。”父亲边扎袋口边说，“交公粮时心里也踏实。”

    “我说多少遍了，从今年起，不再交公粮啦。”我强调说。

    “你以为你是皇上，说免皇粮就免了？”父亲头也不抬，接话道。我娘不置可否地笑笑，那意思是责怪我想得倒美。

    我望望仅会歪歪扭扭写出自己名字的二老，无语了。无知者无过，只是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想借这年的饱满麦子，好好出口上年在乡粮站交公粮时受的恶气。上年排队交公粮时，有人趁父亲去厕所，把一袋掺有土坷垃的秕子麦调换给了父亲。面對土坷垃秕子麦，父亲即使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他因此受到了大喇叭的广播批评。受了奇耻大辱的父亲回来就找村长伸冤。村长笑笑，拍拍父亲的瘦肩膀，说：“公粮交掉不就好了，再争论还有意思吗？”父亲叹一声，气得夜饭也没吃就蒙头睡了。睡梦中，父亲还呓语连连：“那不是我的麦子！那不是我的麦子！”

    十多袋麦子规矩地躺在了架子车上。父亲还跟往年一样，要提前一晚上去乡粮站排队。

    这时，我看到村长朝我们的麦场走来。

    “老陆，今年麦子咋样？”村长走近了，瞅着父亲问道。

    “亩产一千一二百斤吧。”父亲笑答。父亲说着就解开一袋麦子，抓出一把，说，“来，村长你看看。”

    “嘎嘣嘎嘣③响呢！”父亲说着就拈起几粒麦子投入口中。很快，嘎嘣嘎嘣④的响声就从父亲嘴里传出。我看到父亲咀嚼得很耐心很卖力很幸福。父亲的那嘴钢牙好像就是为了麦粒生长的。最终父亲很满足地咽下那口麦面，说：“村长，我再打开一袋你看看吧。”

    “不必了。你呀，就跟这麦粒一样瓷实。”村长点点头，说，“村里最过硬的，就是老陆了。”

    “用这样的麦子交公粮，没问题吧？”父亲胸有成竹地问道。

    “交啥公粮？”村长笑道，“呵呵，你交公粮交上瘾了吧？你不知道公粮免征了吗？”

    父亲呆若木鸡。无疑，村长的一番话在父亲看来显得惊天动地。

    “老陆，不交皇粮就违法的时代过去啦！”①与父亲年龄相仿的村长显然也很激动。

    “村长，你可不敢开这样的玩笑呀！”父亲盯着村长，小心地说。

    “连我的话你也不信？电视上都播放了呢！”村长拍拍父亲的瘦肩膀，一本正经地说，“老陆，对去年交公粮的事还放不下吧？”

    “我真咽不下这口气。”父亲说，“我的麦子粒粒嘎嘣嘎嘣⑤脆响，交恁些年公粮了，从没有过二样的。”

    “老陆，别恁较真了，都过去了。”村长安慰道。

    “看看我的麦子哪粒不嘎嘣嘎嘣⑥脆响？”父亲执拗地说，“那袋土坷垃秕子麦，打人的脸呀！”

    “好了，别伤心了。”村长再次拍拍父亲的肩膀，说，“你就用这车麦子卖了钱买辆三轮车吧，也一把年纪了，该省点儿力气了。”

    “听村长的，买辆三轮车吧。”我娘忙说。我娘望村长一眼，继续说：“没见过恁一根筋的，弄啥事就怕別人吃了亏。”

    “呵呵，谁不知道老陆！”村长笑说，“我说老陆呀，这就是变迁，可不能坐在福中不知福。”

    父亲一屁股坐在了车尾的麦袋子上，右手不停地一下一下捶着鼓鼓的麦袋子。

    半夜里，父亲的高声喊叫把我惊醒。父亲喊道：“那不是我的麦子！那不是我的麦子！”

    如今，年迈的父亲嘴里没有了牙齿，我就再也听不到父亲嚼麦粒时发出的嘎嘣嘎嘣⑦的响声了。父亲嘴里没有了牙齿，那嘴就成了舌头的天下。②那自由的舌头时常翻滚：“那不是我的麦子，那不是我的麦子……”

戴车匠

汪曾祺

戴车匠是东街一景。

车匠是一种很古老的行业了。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车匠，无可考。想来这是很久远的事了。所谓车匠，就是在木制的车床上用旋刀车旋小件圆形木器的那种人。车匠店离草巷口不远，坐南朝北。左邻是侯家银匠店，右邻是杨家香店。戴家车匠店夹在两家之间。门面很小，只有一间，地势却颇高。夸进门坎，得上五层台阶。因此，车匠店有点像个小戏台（戴车匠就好像在台上演戏）。店里正面是一堵板壁。板壁上有一副一尺多长、四寸来宽的小小的朱红对子，写的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不知这是哪位读书人的手笔。但是看来戴车匠很喜欢这副对子。板壁后面，是住家。前面，是作坊。作坊靠西墙，放着两张车床。这所谓的车床和现代的铁制车床是完全不同的。就像一张狭长的小床，木制的，有一个四框，当中有一个车轴，轴上安小块木料，轴下有皮条，皮条钉在踏板上。双脚上下踏动踏板，皮条牵动车轴，木料来回转动，车匠坐在坐板上，两手执定旋刀，车旋成器，这就是中国的古式的车床，其原理倒是和铁制车床是一样的。

靠里的车床是一张大的，那还是戴车匠的父亲留下的。老一辈人打东西不怕费料，总是超过需要的粗壮。这张老车床用了两代人，坐板已经磨得很光润，所有的头都还是牢牢实实的，没有一点活动。戴车匠嫌它过于笨重，就自己另打了一张新的。除了做特别沉重的东西，一般都使用外边较小的这一张。戴车匠起得很早在别家店铺才卸下铺板的时候，戴车匠已经吃了早饭，选好了材料，看看图样，坐到车床的坐板上了。一个人走进他的工作，是叫人感动的。他这就和这张床子成了一体，一刻不停地做起活来了。看到戴车匠坐在床子上，让人想起古人说的：“百工居于肆，以成其器。”中国的工匠，都是很勤快的。好吃懒做的工匠，大概没有，——很少。

车匠的木料都是坚实细致的，檀木—白檀、紫檀、红木、黄杨、枣木、梨木，最次的也是榆木的。戴车匠踩动踏板，执刀就料，旋刀轻轻地吟叫着，吐出细细的木花。木花如书带草，如韭菜叶，如番瓜，有白的、浅黄的、粉红的、淡紫的，落在地面上，落在戴车匠的脚上很好看。住在这条街上的孩子多爱上戴车匠家看戴车匠做活，一个一个，小傻子似的，聚精会神，一看看半天。

孩子们愿意上戴车匠家来，还因为他养着一窝洋老鼠——白耗子，装在一个一面有玻璃的长方木箱里，挂在东面的墙上。洋老鼠在里面踩车、推磨、上楼、下楼，整天不闲着，无事忙。戴车匠这么大的人了，对洋老鼠并无多大兴趣，养来是给他的独儿子玩的。

一到快过清明节，大街小巷的孩子就都惦记起戴车匠来。

这里的风俗，清明那天吃螺蛳，家家如此。孩子们除了吃，还可以玩，用螺狮做弓把，戴车匠每年照例要给他的儿子做一张特号的大弓，所有的孩子看了都羡慕。

戴车匠眯缝着眼睛看着他的儿子坐在门坎上吃螺蛳，把螺蛳壳用力地射到对面一家倒闭了的钱庄的屋顶上，若有所思。

他在想什么呢？

他的儿子已经八岁了。他该不会是想：这孩子将来千什么？是让他也学车匠，还是另学一门手艺？世事变化很快，他隐隐约约觉得，车匠这一行恐怕不能永远延续下去。

一九八一年，我回乡了一次（我去乡已四十余年）。东街已经完全变样，戴家车匠店已经没有痕迹了。——侯家银匠店，杨家香店，也都没有了。

也许这是最后一个车匠了。

一九八五年七月

澄河边上

茹志鹃

这是一九四七年的夏天。解放军粉碎了敌人重点进攻的计划后，作战略性转移。敌人乘机前阻后追。大部队迅速转移了，掉在后面的是二十多个伤、病、弱的同志。临时组成的一个小队，由警卫连副连长周玉兆带领，在后面慢慢地走。上级规定，明天傍晚前，小队定要赶到总集合地，与大队会合。

周玉兆是领队，一连两个月的恶性疟疾，加上头部又挂了轻花，人瘦落了形，但样子十分剽悍。他搀扶着文工团里的小余，走在队伍前面。

近黄昏的时候，小队来到了澄河边上。乌云从四面推来，天色越来越昏暗，不一会儿暴雨从天上直泻下来。澄河水在猛涨，已涨到河滩边一排柳树的半腰了。

背后传来的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一阵近似一阵。

会议决定，由两个同志出去寻找当地老乡，了解一下哪里有浅滩，并搞些吃的，其余的同志留在河边，用绑腿、用背包带子连接起来，试验拉绳过河。周玉兆带了文工团的小余，就向离河较近的一个村子走去。

忽然，周玉兆停住脚步，他听见有一个声音，便小心地向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

两个人仔细一看，原来他们脚跟前是一片瓜地，在瓜地的那头，有一个老人正光着头，弯着腰，在瓜地里走着。

“老大爷。”周玉兆走过去轻轻地叫了一声。这老人年纪相当大了，眉毛很白很长，搭在眼皮上，头发也白了。他满脸泪痕，眼睛一眨不眨地看了半天，才颤巍巍地说道：

“同志，你们来啦？”

“是，老大爷。我们……，前面部队过去多少时候了？”

老人向他们打量了一下。“你们要过河是不是？”

周玉兆点点头，把大致的情况说了一遍。

老人听后，沉吟了一会，便说：“不怕，河水再大，一定叫你们今晚过河。”

留在河边的同志拉绳过河没有试成功。这时老人急忙地把他们叫了来，又不知从哪里挖了一篮地瓜，点起火，要大家烤衣服、煮地瓜吃，安排完这一切，老人便不见了。

忽然，河堤那边传来一种古怪的声音，周玉兆凝神听了一会，便和小余加快脚步向河边走去。一会儿，他们望见那位老人站在河堤上，高高地举起锄头，在地上掘着什么东西。周玉兆走近一看，见堤上堆了一堆土，一条刚掘出来的小沟，已从堤的里边快通到河边。周玉兆愣了一愣，猛然明白过来，就一步抢过去夺下锄头，喘吁吁地说道：“大爷，你……”

老人一见他，也不奇怪，平静地说道：“你来得正好，快回去叫同志们来，准备过河。”“大爷，我们就是死，也不能祸害老百姓。”周玉兆激动得浑身打颤。

老人不言语，只是把锄头又夺过去，缓和地解释道：“澄河不太深，主要是下暴雨，水来得太急，开一点口子，水一有了出处，流头就缓了，人在河里淌水走也能过去了。”

“不行。”周玉兆不等他说完，就坚决地说道，口气很硬，毫无商量的余地，而且把锄头又夺过来，把土推进沟里。

老人一看他动手填沟，便暴跳起来，大声吼道：“给我放手。”

周玉兆一听，便回身抱住了老人，含泪说道：“大爷，我们是人民的部队，活着是为了老百姓，死了也是为了老百姓。”

老人不等他说完一挥手说道，你们坐下来听我说：“这澄河向来就是水猛流急，有一年夏天，雨水多，也象今年这样，我下到水里，被河水冲着，命已去了半条。正在这紧要关头，我忽然想起河堤上横生着一棵老树。我一想到这棵树，心里顿时有了指望，一有了指望，人也不慌了，心也定了，力气也生出来了，就拼命坚持，淌到那棵大树跟前，抱住了那根树枝。你们看，‘指望’这东西，看不见，抓不着，可是有多大的力量。一个人过日子，要是没个指望，那是活不下去的，活着也没有趣。现在，你们就是老百姓的指望。这个道理，你们懂了吧！”

“懂了，老大爷。”周玉兆激动地对着繁星点点的天空，对着澄河，对着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暗暗地发誓：只要有一口气在，他就要向前，就要和部队一起打回来。周玉兆站起身，拿起锄头，更用力地去填那条沟。他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下子把一条沟填得结结实实。

枪炮声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这也许是个不好的征兆。堤下面，澄河不平静地奔流着，满河闪动波光，河滩边露出一排半截的杨柳树，柳丝浸在水里。

老人坐在那里，不说话，他皱起眉，看着黑沉沉的河水，凛然不动。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说道：“我去看一看。你们在这里等着。”说完，就大步流星地走了。

一度沉寂的枪声，又响了起来，而且很近很激烈。

河水没有退，而且还在涨，高地上的水，都在汇流入河。两顿饭的工夫，老人就气喘吁吁地跑来了。后面还跟来了两个中年老乡，每人肩上都扛了五六根肩担。

“好了，好了，我捉了两条‘水鳗’来了。”老人忽然变得又风趣又活泼，长眉毛一耸一耸的，高兴非凡。那两位被叫做“水鳗”的老乡，笑嘻嘻地跟大家打了招呼，也没多说话，就和老人动手绑扎扁担。

东方蒙蒙发白，天快亮了。老人和那两位老乡也把扁担绑扎好了。他们把扁担扎成两个棋盘式的空心筏子，两个老乡一人扛着一只走到水边。

老人送到水边，刚才那副高兴样子，忽然又不见了，神态又变得冷静、严峻。他嘴唇动了一阵，决断地说道：“同志们一路平安，我老了，不能送你们过河去。记住我们的澄河，明年我老头子还是种瓜，等同志们来吃……”

周玉兆站在水里，仰面望了望河堤上的老人，在这一刹那间，他忽然感到自己不是在撤退，而是在向前挺进。

小队渐走渐远了，他们带着一个不可摧毁的信念走远了。河边仍然站着那个人影，佝偻了身子，一动不动……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