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寂寞鸿儒，强国优种

    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开了一门课《中国历史研究法》，学期末，潘光旦向老师交了一篇读书报告，梁启超看后，写了这样一段批语：“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没有）不济（成功）矣。”

    这篇报告就是22岁的潘光旦写的《冯小青考》，今天这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冯小青是明代才女，但却红颜薄命，她的死因后人众说纷纭。潘光旦借助西方性科学的原理，对冯的死因作了分析，得出了冯小青是死于她病态的“自恋”。这在对“性”讳莫如深的中国社会里，可谓惊世骇俗。《冯小青考》是潘光旦借助近现代科学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剖析的一次实践，也是近现代国人对这个古老民族人性深处最初的科学探索和思考。

    或许是为这个民族前途的忧虑，也或许是个人遭遇的感慨，潘光旦在美国选择了生物学、遗传学，并专攻了从生物进化论和遗传学推演出来的优生学，他同时广泛涉猎心理学、文学、哲学等领域。

    在潘光旦看来，优生学是研究人类品性的遗传与文化选择的利弊的，以求达到比较优良的人类繁殖方法，可以谋人类之进步。

    1926年潘光旦回到上海开始了教书，他在国内创设了优生学课程，主编了《优生月刊》．教书之外，他关注着社会，为中国找寻出路。他认为中国民族在根本上有大危险，中国不缺人，缺的是心理健全、身体健康、资质聪颖的社会分子。一个民族要想富强就要优生，不是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质量高低的问题。他认为，生育孩子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使命，更是社会的安危所系。

    深厚的文化根底，使他的思想超越了一般的社会学范畴，而且洋溢着重人道的社会理想。他撰写了大量的著作，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典范之作。他通过家族的兴衰，揭示遗传和环境对造成人的优良品性的重要。他通过对美国、西班牙、古罗马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比较研究，探寻一个民族兴盛衰亡的缘由。更重要的是他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揭示了造成国人特性中所体现出的“私、愚、病、贫、乱”的民族病态的根源，指出要想民族振兴，民族卫生、民族健康和优生优育是最重要的出路。

    潘光旦从优生学的理论出发，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解析﹣﹣“中国民族有许多弱点，其中最叫人失望的是利己心的畸形发展和利他心的薄弱。”

    他在学术上有一种很博大的气魄，他不愿意人们称中国为“老大之中国”，他说：“如果‘老’字指的是历史、文化、语言文字，那还可以，假若是指民族，我就不敢苟同了。”他的心中同样有着一个少年中国，只是这个少年中国发育还不很健全！

    可以说潘光旦是在近百年中国里，最早在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优生优育”的学者。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忧患，有识之士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救国保种的道路。潘光旦先生逝世20周年时，费孝通曾说潘先生一生的学术，最基本的目的是“强国优种”，从德智体三个方面开展研究，希望能提高中国人的根本素质。

    潘光旦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针对我们民族的弱点，潘先生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生育节制，生得优，而且都留得住；增益民族身心品性中刚劲的成分等。

    潘光旦认为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不在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安排，而在教育。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将来是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的。读洋书与去国外，只是为达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他主张大力提倡通才教育，革除把科学偶像化的教育，重新认识科学的真正性能：存疑而不武断，宽容而不排斥，通达而不蔽锢。此外，潘光旦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的观点。

    潘光旦是学行合一的一代鸿儒，他不仅读书和做学问，而且还要使自己的学问和行动能够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

（节选自《中国那些范儿》，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卢沟桥烽火燃起，作为教务长的他来到校园，日本兵还没到，却看见同胞在翻箱倒柜搬拿东西，一片狼藉，如同自毁巢穴，他悲从中来，放声痛哭。（引自潘光旦《图南日记》）②拿学术沽名钓誉的出风头的那些学者不寂寞，我说真实的学者是寂寞的，因为知音者稀。你看潘先生生前，有多少人能够了解他呢？他生前寂寞极了。（邓锐龄访谈录）

寒冷的味道

黄明山

    ①寒冷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②有人说，地球变得越来越热了。还说有一种厄尔尼诺现象。对此，我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我只感觉到，曾经是多么可怕的寒冷，现在似乎变得可爱了起来，就像一个被误会了的擦肩而过的老朋友。

    ③也许我对寒冷还只是一知半解。是的，我仅仅接触过南方的寒冷。说得具体一点，是在过去，是在江汉平原。

    ④树是江汉平原不可多得的景致，树的旁边有湖或者河流。我想起来了，冬天的水面结了厚厚的冰。我们在河上行走。干净的树枝上也结了冰——不，是穿上了漂亮的琼衣，朔风一吹，发出有如碎玉的声响。那是一种不可模拟、不可复制、不可言状的绝响。我在冰上伫足仰望，在体验寒冷的厚度的同时，又领略到了寒冰的高度。

    ⑤冷!我的一双手冻成了两个肉包子，脚后跟早冻穿了，分别有一个洞，洞里有凝固的血，用棉絮裹着。我总是想奔跑，疼痛便在后面拼命地拽我。糟了，好像是哪根筋断了……我几乎要跌倒下去。

    ⑥寒冷培育的疼痛真是刻骨铭心啊！

    ⑦冬天也看露天电影。通常要到五里以外的地方去看。那天晚上雪刚刚停下，听说要放《冰山上的来客》，我来不及吃饭就跑了去。上身穿的是棉袄，下身穿的是绒裤，脚上穿的是胶鞋。跑了一路，身上发热。开始，人不觉得冷，渐渐，寒气陡生，看到中间，便招架不住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浑身冻得打哆嗦。那真正是饥寒交迫啊。我咬着牙，坚持把电影看完。脚已没有了知觉，就稀里糊涂地往前走。一路上，我是弹跳着回去的。我一下子发现了自己的脆弱，又一步步变得坚强起来。那天看了“冰山”，对比之下，这点寒冷算什么?

⑧寒冷，每每使我们的精神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从这一点说，寒冷似乎有了酒的成分。

    ⑨最幸福的时刻，是围着树蔸烤就的一堆火，炖着狗獾肉(从雪森林的狗獾洞里猎获的战果)，或者鸡子、粉条、霉渣巴、干豆角、大白菜……端着暖手的碗香喷喷地吃着，看那门外的雪轰轰烈烈地下着，这时的寒冷又有了一种隽永的滋味。

    ⑩而回忆中的寒冷更有着异乎寻常的味道。

    ⑪现在不同了，风也刮得没有了规律，雪也下得没有了条理。瞧，都立春了，雪不知还在哪里开小差。冬天，失却了原来的寒冷。

    ⑫可孩子们却一个劲地喊冷。冷从何来？上上下下穿得规规矩矩，裹得严严实实，帽子、围巾、耳套、手套，应有尽有。晚上睡觉，要么铺好电热毯，要么灌上热水袋，条件好的，空调一开，暖气就来。本来寒冷就那么一丁点，还把它拒之门外，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生活。孩子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寒冷，又在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丧失了体验寒冷的机会。不知冷，何识暖？如此下去，孩子们生命的潜质何以得到发挥，又何以像草木那样蓬勃成人间壮丽的风景?

    ⑬不仅仅是孩子们。

    ⑭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安逸，衣、食、住、行，还有我们的思想。不让汗水流出来，不让寒冷苦心志，把自己装在五彩缤纷的温室里，然后长成一朵朵精美的花朵，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好结果。

    ⑮我真担心，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我们将在不知冷暖的状态下变得弱不禁风。

    ⑯寒冷，是我们生命所需要的盐啊。

    ⑰寒冷还会来的。

不识

（台湾）张晓风

    家人至亲，我们自以为极亲爱了解，其实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肤表的事件而不是刻骨的感觉。父亲的追思会上，我问弟弟：“追述生平，就由你来吧，你是儿子。”

    弟弟沉吟了一下，说：“我可以，不过我觉得你知道的事情更多些，有些事情，我们小的没赶上。”

    然而，我真的明白父亲吗？我曾认识过父亲吗？我愕然，不知怎么回答。

    “小的时候，家里穷，除了过年，平时都没有肉吃。如果有客人来，就去熟肉铺子里切一点肉，偶尔有个挑担子卖花生米的人经过，我们小孩子就跟着那人走。没得吃，看看也是好的，我们就这样跟着跟着，一直走，都走到隔壁庄子去了，就是舍不得回头。”

    那是我所知道的，他最早的童年故事。我有时忍不住，想掏把钱塞给那九十年前的馋嘴小男孩，想买一把花生米填填他的嘴……

    我问我自己，你真的了解那小男孩吗？还是你只不过是在听故事？如果你不曾穷过饿过，那小男孩巴巴的眼神你又怎么读得懂呢？

    读完徐州城里的第七师范的附小，他打算读第七师范，家人带他去见一位堂叔，目的是借钱。

    堂叔站起身来，从一把旧铜壶里掏出二十一块银元。

    堂叔的那二十一块银元改变了父亲的一生。

    我很想追上前去看一看那目光炯炯的少年，我很想看一看那堂叔看着他的爱怜的眼神。他必是族人中最聪明的孩子，堂叔才慨然答应借钱的吧！……

    然而，我真的认识那孩子吗？那个捧着二十一块银元来到这个世界打天下的孩子。我平生读书不过只求随缘尽兴而已，我大概不能懂得那一心苦读求上进的人。那孩子，我不能算是深识他。

    “台湾出的东西，就是没老家的好！”父亲总爱这么感叹。

    我有点反感，为什么他一定要坚持老家的东西比这里好呢？他离开老家都已经这么多年了。

    “老家没有的就不说了，咱说有的，譬如这香椿。”他指着院子里的香椿树，“台湾的，长这么细细小小一株。在我们老家，那可是和榕树一样的大树咧！而且台湾属于热带，一年到头都能长新芽，那芽也就不嫩了。在我们老家，只有春天才冒得出新芽来。忽然一下，所有的嫩芽全冒出来了，又厚又多汁，大人小孩全来采呀，采下来用盐一揉，放在格架上晾，那架子上腌出来的卤汁就呼噜——呼噜——地一直流，下面就用盆接着，那卤汁下起面来，那个香呀——”

    ……但父亲形容香椿在腌制过程中竟会“呼噜——呼噜——”流汁，我被他言语中的拟声词所惊动。那香椿树竟在我心里成为一座地标，我每次都循着那株树去寻找父亲的故乡。

    但我真的明白那棵树吗？

    父亲晚年，我推轮椅带他上南京中山陵，只因他曾跟我说过：“总理下葬的时候，我是军校学生，上面在我们中间选了些人去抬棺材，我被选上了……”

    他对总理一心崇敬——这一点，恐怕我也无法十分了然。我当然也同意孙中山是可佩服的，但恐怕未必那么百分之百地心悦诚服。

    “我们，那个时候……读了总理的书……觉得他讲的才是真有道理……”

    能有一人令你死心塌地，生死追随，父亲应该是幸福的——而这种幸福，我并不能完全体会。

    年轻时的父亲，有一次去打猎。一枪射出，一只小鸟应声而落，他捡起一看，小鸟已肚破肠流。他手里提着那温热的尸体，看着那腹腔之内一一俱全的五脏，忽然决定终其一生不再射猎。

    父亲在同事间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听母亲说，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杠子手”，意思是耿直不圆转。他听了也不气，只笑笑说“山易改，性难移”，从来不屑于改正。然而在那个清晨，在树林里，对一只小鸟，他却生出慈柔之心，发誓从此不射猎。

    父亲的性格如铁如钢，却也如风如水——我何尝真正了解过他？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贾政眼看着光头赤脚、身披红斗篷的宝玉向他拜了四拜，转身而去，消失在茫茫雪原，说：“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才明白——”

    贾府上下数百人，谁又曾明白宝玉呢？家人之间，亦未必真能互相理解吧？

    我于我父亲，想来也是如此无知无识。他的悲喜、他的起落、他的得意与哀伤、他的憾恨与自足，我哪里都能一一探知、一一感同身受呢？

    蒲公英的绒球能叙述花托吗？不，它只知道自己在一阵风后身不由己地和花托相失相散了，它只记得叶嫩花初之际，被轻轻托住的安全的感觉。它只知道，后来，一切就都散了，胜利的也许是生命本身，大地上的某处，会有新的蒲公英冒出来。

    我终于明白，我还是不能明白父亲。至亲如父女，也只能如此。

    我觉得痛，却亦转觉释然，为我本来就不能认识的生命，为我本来就不能认识的死亡，以及不曾真正认识的父亲。原来没有谁可以彻骨认识谁，原来，我也只是如此无知无识。

不毁灭的背影

沈从文

    “其为人也，温美如玉，外润而内贞。”

    “君子”在这个时代虽稀有难得，也就像是不切现实。惟把这几句作为佩弦先生①身后的题词，或许比起别的称赞更恰当具体。佩弦先生人如其文，可敬可爱处即在凡事平易而近人情，拙诚中有妩媚，外随和而内耿介，这种人格或性格的混和，在做人方面比做文章还重要。经传中称的圣贤，应当是个什么样子，话很难说。但历史中所称许的纯粹的君子，佩弦先生为人实已十分相近。

    我认识佩弦先生和许多朋友一样，从读他的作品而起。先是读他的抒情长诗《毁灭》，其次读叙事散文《背影》。在诗歌散文方面，得把他的作品和俞平伯先生成就并提。作为比较讨论，使我明白代表“五四”初期两个北方作家：平伯先生如代表才华，佩弦先生实代表至性。记得《毁灭》在《小说月报》发表时，一般读者反应，都觉得是新诗空前的力作，文学研究会同仁也推许备至。惟从现代散文发展看全局，佩弦先生的叙事散文，能守住文学革命原则，文字明朗、朴素、亲切，且能把握住当时社会问题的一面，贡献特别大，影响特别深。在文学运动理论上，近二十年来有不断的修订，语不离宗，“普及”和“通俗”目标实属问题核心，真能理解问题重要性，又能把握题旨，从作品上加以试验、证实，且得到有持久性成就的，少数作家中，佩弦先生的工作，可算得出类拔萃。求通俗与普及，国语文学文字理想的标准是经济、准确和明朗，佩弦先生都若在不甚费力情形中运用自如，而得到极佳成果。一个伟大作家最基本的表现力，是用那个经济、准确、明朗文字叙事。这也就恰是近三十年有创造欲，新作家待培养、待注意、又照例疏忽的一点。正如作家的为人，伟大本与朴素不可分。一个作家的伟大处，“常人品性”比“英雄气质”实更重要。但是在一般人习惯前，却常常只注意到那个英雄气质而忽略了近乎人情的厚重质实品性。提到这一点时，更让我们想起“佩弦先生的死去，不仅在文学方面损失重大，在文学教育方面损失更为重大”（冯友兰语）因为冯先生明白“教育”与“文运”同样实离不开“人”，必以人为本。文运的开辟荒芜，少不了一二冲锋陷阵的斗士，扶育生长，即必需一大群有耐心和韧性的人来从事。文学教育则更需要能持久以恒、兼容并包的人主持。佩弦先生伟大得平凡，从教育看远景，是惟有这种平凡作成一道新旧的桥梁，才能影响深远的。

    一个写小说的人，对人特别看重性格。外表轮廓线条与人不同处何在，并不重要。最可贵的是品性的本质与心智的爱恶取舍方式。我觉得佩弦先生性格最特别处，是拙诚中的妩媚。他对事、对人、对文章，都有他自己的意见，凡事和而不同，然而差别可能极小。他也有些小小弱点，即调和折衷性，用到文学方面时，比如说用到鉴赏批评方面，便永远具教学上的见解，少独具肯定性。用到古典研究方面，便缺少专断议论，无创见创获。即用到文学写作，作风亦不免容易凝固于一定的风格上，三十年少变化，少新意。但这一切又似乎和他三十年主持文学教育有关。在清华、联大“委员制“习惯下任事太久，对所主持的一部门事务，必调和折衷方能进行，因之对个人工作为损失，对公家贡献就更多。熟人记忆中如尚记得联大时代常有人因同开一课，各不相下，僵持如摆擂台，就必然会觉得佩弦先生的折衷无我处，如何难能可贵！又良好教师和文学批评家，有个根本不同点：批评家不妨处处有我，良好教师却要客观，要承认价值上的相对性、多元性。陈寅恪、刘叔雅先生的专门研究和最新创作上的试验成就，佩弦先生都同样尊重，而又出于衷心。一个大学国文系主任，这种认识很显然是能将新旧连接，文化活用，引导所主持一部门工作到一个更新发展趋势上的。中国个大学的国文系，若还需要办下去，佩弦先生的这点精神，这点认识，实值得特别注意，且值得当成一个永久向前的方针。

（选自《不毁灭的背影》 有删节）

【注】①佩弦先生：即朱自清，中国现代作家。

垂钓

余秋雨

    去年夏天我与妻子买票参加了一个民间旅行团，从牡丹江出发，到俄罗斯的海参崴游玩。

    海参崴的主要魅力在于海，我们下榻的旅馆面对海，每天除了在阳台上看海，还要一次次下到海岸的最外沿，静静地看。海参崴的海与别处不同，深灰色的迷蒙中透露出巨大的恐怖。我们眯缝着眼睛，把脖子缩进衣领，立即成了大自然凛冽威仪下的可怜小虫。其实岂止是我们，连海鸥也只在岸边盘旋，不敢远翔，四五条猎犬在沙滩上对着海浪狂吠，但才吠几声又缩脚逃回。逃回后又回头吠叫，呜呜的风声中永远夹带着这种凄惶的吠叫声，直到深更半夜。只有几艘兵舰在海雾中隐约可见，海雾浓了它们就淡，海雾淡了它们就浓，有时以为它们驶走了，定睛一看还在，看了几天都没有移动的迹象，就像一座座千古冰山。

    我们在海边说话．尽量压低了声音，怕惊动了冥冥中的什么。

    在一个小小的弯角上，我们发现，端坐着一胖一瘦两个垂钓的老人。

    胖老人听见脚步声朝我们眨了眨眼算是打了招呼，他回身举起钓竿把他的成果朝我们扬了一扬，原来他的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个钓钩上都是一条小鱼。他把六条小鱼摘下来放进身边的水桶里，然后再次下钩，半分钟不到他又起竿，又是六条挂在上面。就这样，他忙忙碌碌地下钩起钩，我妻子走近前去一看，水桶里已有半桶小鱼。

    奇怪的是，只离他两米之远的瘦老人却纹丝不动。为什么一条鱼也不上他的钩呢？正纳闷，水波轻轻一动，他缓缓起竿，没有鱼，但一看钓钩却硕大无比，原来只想钓大鱼。在他眼中，胖老人忙忙碌碌地钓起那一大堆鱼，根本是在糟践钓鱼者的取舍标准和堂皇形象。伟大的钓鱼者是安坐着与大海进行谈判的人类代表，而不是在等待对方琐碎的施舍。

    胖老人每次起竿摘鱼都要用眼角瞟一下瘦老人，好像在说：“你就这么熬下去吧。伟大的谈判者！”而瘦老人只以泥塑木雕般的安静来回答。

    两人都在嘲讽对方，两人谁也不服谁。

    过了不久，胖老人起身，提起满满的鱼桶走了。快乐地朝我们扮了一个鬼脸，却连笑声也没有发出，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仍然端坐着，夕阳照着他倔强的身躯，他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薄。暮色苍茫了，我们必须回去，走了一段路回身，看到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此时的海，已经更加狰狞昏暗。狗吠声越来越响，夜晚开始了。

    妻子说：“我已经明白，为什么一个这么胖，一个这么瘦了。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神。人世间的精神总是固执而瘦削的，对吗？”

    我说：“说得好。但也可以说，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类。”

    确实，他们谁也离不开谁。没有瘦老人，胖老人的丰收何以证明？没有胖老人，瘦老人的固守又有何意义？大海中多的是鱼，谁的丰收都不足挂齿；大海有漫长的历史，谁的固守都是一瞬间。因此，他们的价值都得由对手来证明。

    可以设想，哪一天，胖老人见不到瘦老人，或瘦老人见不到胖老人，将会是何等惶恐。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对手也就是最大的朋友，很难分开。

走心的猎枪

马海霞

    爷爷的果园里有三间石头屋，是爷爷亲手盖的，夏天住在里面凉飕飕的，不用扇扇子也感觉舒适惬意。我和哥哥可以随便在果园里玩耍，随便摘园子里的水果，但唯独不能动爷爷石屋北墙上挂着的那支猎枪。爷爷发话了，谁要动那支猎枪一个手指头，就把谁的屁股打开花，还要把他撵出果园，永远不许再踏进果园半步。

    从小我就知道，猎枪除了爷爷能背在肩上，谁也不能碰，连父亲也没这个特权。爷爷说，猎枪有灵性，跟着他几十年了，只有他懂它，外人乱碰容易走火，伤到自己，伤到别人，都是灾难。

    我喜欢爷爷背起猎枪的样子，像个战场上的英雄 ， 但村里人都笑话爷爷：背了一辈子枪，枪法却像瓜地里进了雨水的西瓜，时间越久越烂。这话不假，爷爷枪法不准，十足的不准，他天天背着猎枪在果园里找兔子打，但从未打到过一只。

    邻居李大爷，背着猎枪出去俩小时，回来枪杆子上就挑着几只野兔，在那个一年吃不上几顿肉的年代，李大爷家的孩子们着实让小伙伴们羡慕，他们隔三岔五就能开荤，吃到兔肉。偶尔李大爷路过我家门口，也会虚让一下：“送给你家一只兔子吧，等你爷爷打到兔子，估计得下辈子，哈哈哈……”听到此话，我把冒出喉咙的哈喇子用力吞咽下去，边关大门边说：“不要，俺不吃兔肉，奶奶说吃了兔肉会长兔唇的。”

    李大爷的几个孩子一年吃的兔肉数也数不过来，他们的嘴唇也没裂出豁子来，倒是兔肉的香味儿飘到我家，馋得我使劲儿咬着嘴唇，嘴唇都被咬得干裂蜕皮，有时肿了，像个兔子嘴，难看死了。

    我央求爷爷，下次发现兔子了，一定瞄准了再打，别再让兔子跑了。爷爷抽了一口烟，悠悠地说，可能我眼花了，瞄不准了。

    李大爷听到这话儿，乐得眼泪都下来了，他打趣爷爷说，老马头，我是指哪打哪，你是打哪指哪，咳，知道为何你家果园小毛贼少吗，就是怕你的烂枪法，打兔子不成再误伤到了人。

    爷爷嘿嘿笑着说，我这枪法不准的名声都是你喊出去的吧？

    李大爷哼了一声，扭头便走了。

    有一次，我跟着爷爷巡园，远远看到一个妇人在偷摘我家桃子，我刚要出声喊她住手，爷爷一把捂住我的嘴，拉着我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待妇人走后才将我拉出。我问爷爷，为何不呵斥偷果贼，还要躲在一旁，看着她偷？爷爷说，一个妇道人家，可能家里困难才冒险来偷的，几个桃子值不了多少钱，咱若当场逮住她，她一定害怕，再把她吓出个病来，咱良心上过意不去。

    后来，派出所要求村民上交猎枪，李大爷的猎枪被没收了，他再也不能打兔子了。过了几日，他见爷爷的猎枪没上交，便向派出所举报了爷爷。那天派出所的民警来果园里找爷爷，爷爷亲手摘下挂在北墙上的猎枪递给民警，民警看了看，又还给了爷爷。原来爷爷那支猎枪是假的，怪不得爷爷一辈子没打死过一只兔子呢。

    问爷爷为何背着假枪巡园呢，爷爷说，新中国成立前世道乱，果园没少被贼偷，他自己做了一支假枪，故意传出枪法不准的名声，果园里贼果然少了不少。用李大爷的话说，枪法不准比枪法准更吓人呢。那些贼人知道了，才不会为了仨瓜俩枣提心吊胆的，害怕爷爷打兔子时误伤了自己呢。

    爷爷说，也有人胆子肥，他巡园子时发现有人偷果子，但他不会明喊抓贼呀，他每次都自言自语，声东击西说，娃呀，前面有只兔子，别动，我瞄准了哈。小毛贼听到便撒丫子跑了。

    爷爷的猎枪永远不会走火，但却一直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