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奴”低龄化惹忧

    九成以上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超六成10岁以前“触网”，约1亿未成年人使用手机上网……在现代人被电视、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各种电子屏幕包围而成为“屏幕奴隶”的当下，这组调查数据凸显了我国“屏奴”群体日益低龄化的新趋向。

    在网络世界里，很多父母眼里还很陌生的“摩尔庄园”，却在众多孩子心里扎下了根。在“庄园”里，小朋友们有着忙不完的活儿：买新衣服、布置居室、照顾宠物、播种蔬菜、打工挣钱……不仅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还误入歧途。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流行，不但将屏幕切换升级至“无缝”，而且更容易并正在快速地走向低龄人群，大大提前了未成年人“触网”和“触屏”的年龄。一位家长说：“孩子求着要玩，没玩过到学校都没有谈资。”

    “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电子设备上网，未成年人更容易有网瘾。”孙宏艳曾专门做过网络沉迷调查，研究发现未成年人使用手机等上网聊天、玩游戏的时间更长。

    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治疗师魏晨曦说，与普通电脑相比，手机、平板电脑的触摸屏更便于低龄儿童操作，且随时随地可用。这些电子产品激发了孩子的探索欲望，又能满足他们想要掌控的心理需求，同时虚拟世界又与孩子本身爱幻想的特点很契合，所以很少有孩子能抵挡得住诱惑。

    专家指出，手机及以后更多新网络终端的接入和使用，其便捷性、隐蔽性使得家长对孩子上网的管理更加困难。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的兴起，互联网的触角无处不在。然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成长的孩子，却渐渐养成“不移动”的生活方式，对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冲击波。

    以前家长常抱怨“一天到晚贪玩不回家”，现在却是抱怨“一天到晚不出门”。孩子太“宅”，如今已成不少家长的心病。缺少锻炼和运动，孩子的健康直接受到影响。近年来我国学生肥胖和超重检出率继续增加，视力不良检出率也持续上升。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于刚介绍说，有三四成小学生是近视，高中生近视率更是高达80%。“除先天因素外，过早过多接触电子产品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有些孩子，周末与节假日不是在玩手机游戏，就是玩平板电脑，基本不和人交流，说过的几句话都是找人借手机玩；有些小孩，平日沉默寡言、面无表情，但一到玩手机游戏，便时而大笑，时而大叫。封闭、孤僻，是网络沉迷症的特征。迷恋智能手机和电脑等电子设备及其中的虚拟世界，淡化现实的人际交往，孩子的社交、语言表达能力会退化，回不到现实生活，跟父母沟通都困难。”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科教授贾美香说。

    “已经没有办法读书。它无关理解力和情绪，而好像是一种生理疾病……我的注意力根本无法长久地停留在一页纸上……”网络写手“和菜头”最近如此感慨，他将此称为“碎片化生存”的症状。“很多迷上电子设备的孩子，注意力常难以集中，而且他们的兴趣点总游移不定。”中国医科大学附属沈阳市盛京医院心理科教授王旭梅说。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心理学教授辛自强说，技术发展肯定有它积极的一面，但如果学生长期停留在这种快闪的状态，可能会破坏孩子思维的深度和对复杂问题的理解能力。

    当前，我国网站没有分级，任何人都可以获取网络上的任何信息，未成年人由于还没有形成良好自我约束和鉴别能力，极易受到负面影响。深圳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有关负责人李正祥介绍，很多年轻网民上的更多是商业网站、交友网站等，很容易受到不良价值观影响而误入歧途。

(来源：新华网记者：梁钢华周婷玉)

材料一：

    为什么当消费者权益被侵害，哪怕更占理，也只能通过大闹的方式去解决？“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让人们感受到汽车维权的无奈。这一事件，让一个陌生词汇“PDI”进入了大众视野。“PDI”检测，全称叫“乘用车新车售前检查”。2017年制定的《乘用车新车售前检查服务指引》规定了新车交付消费者时，应向消费者提供乘用车新车“PDI”检查表，同时还规定了11条必须告知消费者的重大问题情形。但其中也隐含了一个“后门”——如果修复费用未超过5%的问题，则可以不告知消费者。

    奔驰车主与奔驰达成和解，不仅退换成功，还获得了其他补偿。有人认为车主其实已经很幸运了，根据汽车三包规定，退换车辆的条件极其严苛——“家用汽车产品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之内（以先到者为准），家用汽车产品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或燃油泄漏，消费者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退货的，销售者应当负责免费更换或退货。”而这辆奔驰车是机油泄漏，按规定，车是不能退的。中消协表示，交付合格产品是经营者的合同义务，三包规定是后合同义务，两者不应混同。一些经营者向消费者交付不合格车辆，却以汽车三包规定为由拒绝承担退货责任或相应赔偿责任，有违法律规定。

    这一事件中的15000元金融服务费也成为焦点。早在2016年全国消协组织的汽车投诉分析中，就涉及金融服务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部分经营者强制消费者在购车时必须在本店购买保险，强制贷款购车的消费者缴纳金融服务费等；汽车经销商规定车主在按揭还贷期间，每年必须在店内续保，否则押金不予退还；宣传零费率车贷，却收取按揭手续费，导致购车纠纷。虽然法律法规明文禁止，但当前汽车销售服务中，强制消费者购买保险、缴纳续保押金或续保保证金等问题较为普遍，有些经销商代办业务在未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多收上牌费，还不开具发票，引发消费者强烈不满。

材料二：

图1消费者汽车投诉问题分布

图2 消费者汽车投诉主要售后问题

摘自 《2018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汽车产品投诉情况分析》

材料三：

    在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中，有瑕疵汽车被称为“柠檬”，从表皮很难看出柠檬的质量，而发现变质柠檬时，肯定是在买方将柠檬买回家去、且因已经切开柠檬而无法恢复原状要求重新选换的时候。这与那些有瑕疵的汽车一样，一旦开出店门，就很难说清楚瑕疵是原有还是使用不当，买方只能从表面来判断车况，而卖方对车况却了解更多。为此，美国专门制定了保护汽车消费者的所谓“柠檬法”。现在，“柠檬法”已经被适用于许多信息严重不对称的产品如电脑等电器的销售中。按照“柠檬法”的规定，消费者在新车购买之后的特定期限内（百天以上或数万公里，各州期限不尽相同），如果发现重大瑕疵、维修2次难以修复；其他瑕疵、维修4次难以修复；或不论何种瑕疵、30天难以修复，就必须更换新车——以期限来平衡信息不对称。中国的“柠檬法”，应该早日创设。

摘编自《保护汽车消费者正当权益还要靠法》

    材料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科技，增强了产业的综合竞争力，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例如，我国高铁就创造了技术引进带动技术创新的佳绩，引领了我国交通的高速发展，成为“中国制造”和“走出去”的闪亮名片。在吸收先进科技的同时，科研工作者攻坚克难，目光长远，积极谋求自主创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例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为解决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吃饭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发射和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继俄罗斯、美国之后世界第三个载人航天大国：国家天文台主导建设的“天眼”将我国推向国际天文学观测和研究的最前沿我国自主研制的“海斗号”无人潜水器下潜深度达到10767米，使我国成为三个拥有研制万米级无人潜水器能力的国家之一……

我国现今已经具备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重要基础：科技投入稳步提升，已接近世界科技强国的水平；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在2015年就达到7915万人，在2016年则增至8327万人，自2005年以来，每年新增的科研工作者人数居全球首位：我国巨大的人口总量和市场规模，也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和发展驱动力。

但在科技强国建设进程中还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创新人才队伍大而不够强，人才发展机制仍需健全和完善；学术生态仍需净化，创新文化尚需厚植；科技创新发展的国际化水平还有待提高。

    ——摘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囯建设科技强国的探索》

材料二：

    ——摘编自《华为2013-2017年报》、《凤凰财经》

    材料三：

    全球范围内，惠及民生的科研一直马不停蹄。世界首个已故捐献者子宫移植孕育的婴儿在巴西诞生并健康成长。除了大脑，现代医疗的进步已经让人体主要器官移植成为现实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当新生儿出生后，就能得到一份DNA检测报告，通过DNA检测给新生儿做一个类似“占卜”的健康隐患测算。人类未来也许再也不怕疾病，所有的疾病在出生时就可以早发现早治疗。

城市装上眼睛耳朵，和一个巨型大脑，让它变成传感城市。如今，多伦多的一个叫Quayside的智慧城市计划项目，希望从头开始重新设计一个社区，用最新的数字技术去建设，它以一个巨大的传感器网络为基础。这个网络将收集各种信息：空气质量、噪声水平以及人们的行为等数据。未来我们生活的城市，也许会都变得更加可控。立足民生是科技创新的源泉与生命。

——摘编自《中国科普网》

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深刻的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展开一场文明自我更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主要就体现在战国时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墨法学说，可谓此后一切中国改革、变法思想的源泉。

墨法两家，成于魏，归于秦。墨翟、孟胜、吴起、商鞅这些人之所以艰辛辗转，四处碰避，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这一条，在文明发达的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族世家集团，因此，墨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正因为“不党(党：偏私)父兄，不偏富贵，不嬖(嬖：宠幸)颜色”乃是秦的民风，以至“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周比：结党营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户籍连坐”制度，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开化最迟，百姓极不善言辞文饰，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能在秦地大受欢迎，吴起自鲁赴魏，又去魏适楚，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入秦，他们所献出的强国之策，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于是，开化最迟、民风淳朴的戎秋秦地，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这是秦人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

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曾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的中原文明。他认为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方才重用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固可谓文明之成就，但也却正是“求蒙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即国家危亡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最终统摄四海，扫荡群雄，这就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秦的改革蓝图，其实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抛评，这种自我抗评，最终演化成“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秦王扫六合，乃是中国文明艰苦奋斗精神的第一次胜利、中华民族第一次自我更新。

《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又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荀子观察到的，恰是百年之后，中华文明在秦苏生的基础。这个主张艰苦奋斗的新文明，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实现。

(节选自《中原与夷狄：两种文明的砥砺》)

云端上的哨所

裘山山

早上8点20，我们离开亚东团部，去东嘎拉哨所。东嘎拉是亚东所属的五个山口之一，海拔4300米，其余四个，有著名的乃维拉和则里拉。

无论海拔多高，这些山口都有我们的哨所常年守卫。他们在雪山之上、云端之上，保卫着祖国边境的安全。士兵们的艰苦和不易，非一般人能够体会。尤其到了冬季，大雪封山，一堵就是半年，那种蚀骨的寂寞，让人发疯的安静，需要很强的意志力才能够承受。虽然士兵们一年一换，但那一年，已经等同于千锤百炼了。

我去看他们，心里怀着歉意。这样的歉意，是由衷的。

最初我们沿着一条河走，一段时间后，我们就离河上山了。山中郁郁葱葱。一个回头湾之后，我看着我们身后的路如蛇一般缠绕在山腰。到一个交叉路口，带队的崔大校给我们介绍说，往那边上去是则里拉。

一百多年前的冬天，即1904年的12月，冰天雪地中，英国侵略军就是从则里拉山口偷越过境，进入亚东峡谷的，然后又从亚东深入到帕里，再进攻到江孜，十分猖獗地用洋枪大炮包围了整个江孜城，江孜人民和藏军奋起抗击……这便是著名的江孜抗英保卫战。这一战役从1904年4月开始，到7月结束，持续了大约一百天，是西藏近代史上抗击外国侵略者规模最大、最为惨烈悲壮的战斗。

现在，我们的哨所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像盾牌一样挺立在山口；像城墙那样矗立在蓝天下。有了他们的存在。一百年前的血腥入侵绝不会再重现了。我在心里，向他们，向那些盾牌和城墙，致以遥远而真诚的敬意。

我们继续上山。郁郁葱葱的树木忽然没有了，因为我们已升至了雪线以上。路边只有一些低矮的荆棘灌木。铺着雪、盖着雪、裹着雪，寒冷和寒冷纠缠在一起，凝结成一个肃杀的世界。路很窄，只能勉强过一个车。再往上，连灌木丛也没有了，只有雪，白茫茫的一片。

二十七公里后，我们的车终于停在了没路的地方，全体下车，爬雪山。真的是爬雪山。

雪很白，阳光耀眼。我们要从海拔4116米的地方，上到4300米的地方，直线距离600米，可是就这600米，把我给累得大喘气不止，心狂跳，前所未有地狂跳。

因为太累，我怕自己掉在后面，就努力往前走。这是我的诀窍，越在前面越不容易掉队。

回头看后面的人，尤其看邱将军和崔大校，他们两个都状态欠佳，一个原本身体不好，一个感冒了，但他们两个都很稳地一步步地走上来，坚决不要随行的参谋搀扶。

雪不但白，还平滑整洁，没有一点儿人的痕迹。

忽然，我看见了杜鹃。一丛丛的匍匐在雪地里，尚未开散。叶子墨绿到黑，在雪地里坚强地支棱着每一根枝条，花骨朵紧紧裹着，好像裹着一个承诺：不见初夏的阳光绝不开放。我蹲下来给它们照相。须知在这十天的时间里，我已看到了老、中、青、幼四个阶段的杜鹃，等于看到了杜鹃的一生。

远远地，我看见一队轻快的绿色身影从山顶下来。崔大校说：“他们接你们来了。”同行的导演阿岩，连忙举起她的摄像机，去拍下山的战士。绿色的身影走近了，前面两三个，大概是营里和连里的干部，他们敬礼，我还礼，然后握手。最后两个小兵走到我跟前时，我发现他们看上去完全还是孩子，可那张稚气的脸庞已经变了颜色。我忍不住张开了自己的怀抱，一一拥抱了他们。

跟战士们一起下来迎接我们的，还有几只可爱的狗狗。它们使劲儿摇着尾巴，说着它们的欢迎词。

四十分钟后，终于到达山顶了。

四周全是白雪皑皑的大山。连绵着，起伏着，袒露着，却没能让我产生“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在我眼里，它们依然雄伟，依然高大挺拔。此时是上午9点，阳光正年轻。我大口呼吸着缺少氧气却无比新鲜的空气，让自己狂跳的心渐渐平复。

我们走进战士们的宿舍，很简陋，墙上有斑斑水迹，地面也湿漉漉的。战士说，房顶总漏水。洗脸盆沿着墙角放在地下，毛巾叠成香皂那么大一块儿，摆在牙缸上，没地方晾晒。我问：“冬天是不是很冷？”他们说是的，最冷时零下20摄氏度。

在排长的宿舍，我看见了他们的书柜。两个五层高的柜子，摆满了书，但几乎所有的书都旧得起了边儿，掉了皮儿，肿得像馒头。幸好我们带了一些新书上来。

我们又去了厨房，两个战士正在做饭，很简陋。

走出来，我看见屋檐下摆着一个很大的铁捅。他们说是接屋檐水的。“接来干吗？喝吗？”我又问。他们说：“是的。用药片洁净一下，作饮用水。”

我感到吃惊。但细细想：不喝屋檐上雪化的水，在这个高山顶上，还能喝什么水？

走出哨所，心里特别不好受。

崔大校他们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开始把带来的书赠送给哨所。全体战士集合站好，我们将书一一送给他们。

送书的时候，我看见阿岩和战士们一一拥抱。我相信那一刻她的心里溢满了柔情。我相信那些年轻的士兵能真切地感觉到她的柔情。遗憾的是我们这么匆忙就要走。我们能为他们做得太少、太少了。我们就在山上待了两三个小时。

合影留念后，我们下山。战士们纷纷来送，狗狗也跟着送。一只叫黄皮的狗，一直送到山脚。看着我们走远了，头还在那儿一点一点的，目光有些忧伤，好像在说，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啊？而我，不能给他们任何承诺。

“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

——人类学家项飙访谈（节录）

康岚：您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想到提出这个概念？

项飙：我第一次提“附近”应该是在2019年夏天，我跟许知远在“十三邀”节目上的对话。当时好像是在谈现代人的时空观念，为什么现在人们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耐烦？我们说到现代生活完全是被时间逻辑统治了，空间逻辑消失了。原来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通过人的行动，比方说我和你的距离是一袋烟的工夫，或者说这个距离是从你家走到荷塘边上的那个工夫，其实时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空间来衡量的。但在工业化之后，抽象时间也就是钟表时间变得非常重要。当这种抽象时间统治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完全变成了附属性的东西。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满，是因为你根本不考虑他是从空间中哪个点到餐馆拿了东西，以及路上的交通是怎样的、进你家小区的门时他要跟保安怎样交涉，这些经历性、空间性的东西，你是不管的，你要的就是那个东西要在你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你的手里。这种心态是“时间的暴政”造成的。在这样的场景下，我提到“附近的消失”。

“附近”这个空间的消失，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暴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而不是通过对自己周边的感知来理解。比如，你的邻居是干什么的，楼下打扫卫生、门口卖水果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家在哪里，如果家不在这里，一年回几次家，他们的焦虑和梦想是什么。这些人对你的生活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他们来组织的，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正常运行。但是，我们对这些“附近”经常是视而不见的。

这个“附近”，它是一个空间，它的有趣在于它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是你这个社会主体的物质基础，把你托起来。在这里面，有很多很细密的又很复杂的、看似好像不重要的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所以我提出，要关注“附近”。一方面是要重构自己的生活，将自己从“时间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在主观意识上，要重新树立一种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这个话题的表达，既有描述性，也有针对性。后来大家觉得“附近”值得讨论，大概是因为它的确有针对性。

康岚：您说过，“重建附近”不是一种论述，而是一种劝说，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劝说。为什么“附近”对年轻人尤其重要?

项飙：当时我好像还提到，年轻人关心的就是两极。一方面他们非常关注自我，比如考试、毕业以后去哪里等，对这些问题很焦虑，但是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他们又非常关心远方，比如全球的一些危机、民族的兴盛，这些由各种抽象说法形成的宏大叙事，造成了社交媒体上各种辩论中很大的情绪波动。但是人们对自己周边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认知反而是很模糊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身边的事情都讲不清楚，那他讲远方的事情肯定也讲不出什么意思来，因为他缺乏对人的经验进行洞察的能力，他讲来讲去都是书面上的词语。所以，从一个教师的角度，我觉得，学生不懂得“附近”，也就不可能懂得世界。

我在想，“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后来会引起反响，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它点出了一个症结，就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失控的。一方面，年轻人觉得社会非常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他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选择，特别是从小地方出来的或者说一般家庭的孩子，只有考学这一条路，这造成他很累，但又不知道未来究竟能不能获得他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一旦超出他那个“泡泡”，是一个好像特别不能把握的世界。从这两重意义上来讲，年轻人都觉得不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当觉得自己的生活失控，感到焦虑、劳累、恐惧和无意义时，他会产生一种很自然的愿望，就是要重新在生活里找到一个抓手，重新找到一个锚、一个立足点。

那这个立足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在“附近”这个意象里看到了一种可能，觉得“附近”可能是一个新的抓手和立足点，是大家重新建立对生活的可控感，至少是可知感的一个基础。

康岚：为什么“附近”能够满足这一点？

项飙：因为“附近”跟地方、跟社区、跟小区、跟群体、跟部落都不一样，“附近”不是一个有边界的单位。跟“附近”最接近的单位可能是社区，但在社区里面是一群相对固定的人，它有相对固定的边界，内部的关系是稳定的，人员是相对同质的。但“附近”不一样，就像我前面说的，在“附近”，你要看到那些卖菜的、卖早点的、搞保洁的；而且这个“附近”是跟着你走的，你走到哪里，“附近”就跟到哪里。所以“附近”跟社区不一样：第一，它很强调人的具体的经验，强调你怎么去看它；第二，“附近”不是一个可以行政化的、可以去客观描述的单位，“附近”是以你为中心的。在这个意义上，可能“附近”有它特别的使用价值。

（选自《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6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