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科学

田 松

数理科学的代表是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它建立在机械论、决定论、还原论的世界图景之上。牛顿时代有种说法——“上帝是一个钟表匠”，整个宇宙被看成一架机器，由一系列机械连接的构件组合而成，它是物质的，没有内在的生命，这是机械论；这架机器可以分离，拆卸，也可以重新安装，重新组合，这是还原论；只要掌握每一个部件的细节，就可以对整个机械的运行做完全确定性的计算和预期，这是决定论。按照这种机械自然观的世界图景，整部宇宙机器的运行遵循既定的、统一的物理规律；这些规律能够被人获知，写成数学方程；这些方程可以计算。数理科学试图通过计算，对大自然进行准确的分析和预言；进而，通过其技术，直接对自然进行干预。于是，大自然成为人类研究、分析、计算、控制、改造、重构的对象。大自然失去了其曾经的主体地位，变成了纯粹的客体，人类则相信自己有能力、有权力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改造。

然而，基于数理科学的技术与大自然有着根本上的冲突。数理科学的实际操作方式是：从自然之中切割出一个局部，忽略这个局部与其它部分之间的关联，建立理想化模型，再用数学方程来描述这个局部，此所谓科学规律。美国科学哲学家约瑟夫•劳斯认为，科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实验室中的地方性知识。人们把基于实验室的科学技术强行应用于大自然（“大自然的实验室化”），必然要对自然的整体性进行破坏。大自然也不会甘于“被”的命运，在整体上不会服从人类从局部的简化的自然中获得的规律。人类行为在长时段导致的后果，就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

如果我们从有机自然观来看待这个世界，对于当下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会有一个更加简单的描述。

地球生物圈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各种生物共同演化，彼此相连，地球上的物质相互转化，达成动态平衡。从寒武纪算起，生命的历史大概有五亿年，生物圈里各种物质的相互转化、相互作用，则有五亿年之久；从人类出现算起，也有大概一百万年。

在传统社会，人类所用的材料都是大自然已经有的物质，从自然中来，也能回到自然中去。进入工业文明，则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人造的物质。尤其是在化学工业产生之后，人类大大地改变了地球上的物质的化学组成。而这些人造的东西，比如苯和甲基叔丁基醚这样的物质，从来不是大自然物质循环的一部分，也无法正常地加入大自然的物质循环，并且必然会干扰和破坏大自然本身的物质循环。

人类目前大量生产的化工产品，有些是自然中从来没有过的，有些在大自然中只以特定的量存在于特定的场合。人类的身体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物质，人类的身体之中，也没有消解这些东西的酶；大自然中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物质，大自然中也不存在对应的消解这些东西的微生物群落。所以它们注定会危害生物体的健康，危害环境，最终造成全球生态系统的紊乱。

一项科学的技术在应用之初，它的好处是当下可见的。而其负面效应则很难马上就被人知晓。原因大致如下：有时候，负面效应要很长时间之后才能被人认识到；有时候，负面效应是分散的，并不集中表现为单一的效应，难以找到责任者；还有很多时候，负面效应的承担者与正面效应的享受者不是同一个人群，比如享受者是城市白领，承担者在生产第一线；更有很多时候，负面效应的承担者并非是人，而是自然环境，不会说话；最后，还有一种可能，承担者尚未出生，因为其影响在很久以后才会显现。由于负面效应显现的迟滞性，它一旦显现，就已经晚了。并且，一经显现，就不可逆。

当我们对科学及其技术的认知发生变化之后，当我们对科学及其技术的整体判断发生变化之后，我们对科学的态度，自然而然地要发生变化。

要警惕科学，要警惕科学家！当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发明了一个什么新奇的玩意儿，我们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欢呼，不应该是歌颂，而应该是警惕。惟此，才有可能把科学及其技术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潜在危害，阻拦在其尚未发生的时候。

                              （选自《读书》2012年第11期，有删节）

甲

    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会儿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节选自史铁生《我与地坛（一）》）

乙

    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那时她大约三岁，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那儿有几棵大栾树，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尔转白，再变黄，成熟了掉落得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得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自己说着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也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我问她住在哪儿?她随便指一下，就喊她的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又伏下身去，他在捉什么虫子，来取悦他的妹妹。

    那是个礼拜日的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时隔多年，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栾树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我刚刚把车停下，就见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作出怪样子来吓她，又喊又笑地追逐她拦截她，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惶地东跑西躲，却不松手揪卷在怀里的裙裾，两条腿袒露着也似毫无察觉。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却还没看出她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地骑车来了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号。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了手，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很多很多她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铺散在她脚下。她仍然算得漂亮，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她呆呆地望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极目之处的空寂，凭她的智力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喑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

    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味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 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节选自史铁生《我与地坛（五）》，有删改）

善人

老舍

    汪太太最不喜欢人叫她汪太太；她自称穆凤贞女士，也愿意别人这样叫她。她丈夫很有钱，她老是不客气地花着；花完他的钱，而被人称穆女士，她就觉得自己是个独立的女子，并不专指着丈夫吃饭。

    穆女士一天到晚甭提多忙。不说别的，就先拿上下汽车说，穆女士——也就是穆女士！——一天得上下多少次。哪个集会没有她？哪件公益事情没有她？换个人，那么两条胖腿就够累个半死的。穆女士不怕，她的生命是献给社会的；那两条腿再胖上一圈，也得设法带到汽车里去。她永远心疼着自己，可是更爱别人，她是为救世而来的。

    穆女士还没起床，丫环自由进来回话。她嘱咐过自由们不止一次了：她没起来，不准进来回话。丫环就是丫环，叫她“自由”也没用，天生的不知好歹。她真想抄起床旁的小桌灯向自由扔去，可是觉得自由还不如桌灯值钱，所以没扔。

    “自由，我嘱咐你多少回了！”穆女士看看钟，快九点了，她消了点气，是喜欢自己能一气睡到九点，身体定然不错；她得为社会而心疼自己，她需要长时间的睡眠。

    “不是，太太，女士！”自由想解释一下。

    “说，有什么事！别磨磨蹭蹭的！”

    “方先生要见女士。”

    “哪个方先生？方先生可多了，你还会说话呀！”

    “老师方先生。”

    “他又怎样了？”

    “他太太死了！”自由似乎很替方先生难过。

    “不用说，又是要钱！”穆女士从枕头底下摸出小皮夹来：“去，给他二十，叫他快走！”

    穆女士的早饭很简单：一大盘火腿蛋，两块黄油面包，草果果酱，一杯加乳咖啡。吃着火腿蛋，她想起方先生来。方先生教二少爷读书，一月二十块钱，不算少。不过，方先生到底可怜，她得设法安慰方先生：“自由，叫厨子把鸡蛋给方先生送十个去，嘱咐方先生不要煮老了，嫩着吃！”

    穆女士咂摸着咖啡的回味，想象着方先生吃过嫩鸡蛋必能健康起来，足以抵抗得住丧妻的悲苦。继而一想，以后索性就由她供给他两顿饭，那可就得少给他几块钱。他少得几块钱，可是吃得舒服呢。她总是给别人想得这么周到；不由她，惯了。她永远体谅人怜爱人，可是谁体谅她怜爱她呢？想到这儿，她觉得生命是个空虚的东西。工作，只有工作使她充实，使她睡得香甜，使她觉到快活与自己的价值，她到书房去看这一天的工作。

    她的秘书冯女士已在书房等一点多钟了。冯女士才二十三岁，长得不算难看，一月挣十二块钱。穆女士的交际多么广，做她的秘书当然能有机会遇上阔人；假如嫁个阔人，一辈子有吃有喝，岂不比现在挣五六十块钱强？穆女士为别人打算老是这么周到，而且眼光很远。见了冯女士，穆女士吸了口气：“哎！今儿又有什么事？说吧！”她倒在个大椅子上。

    冯女士把记事簿早已预备好了：“穆女士，盲哑学校展览会，十时二十分开会；十一点十分，妇女协会，您主席；十二点，张家婚礼；下午……”

    “先等等，”穆女士又叹了口气，“张家的贺礼送过去没有？”

    “已经送过去了，一对鲜花篮，二十八块钱，很体面。”

    “啊，二十八块的礼物不太薄，下午一共有几件事？”

    “五个会呢！”

    “甭告诉我，我记不住。等我由张家回来再说吧。”

    穆女士不想去盲哑学校，可是又怕展览会相片上没有自己，怪不合适。她决定晚一会儿，正赶上照相才好。这么决定了，她很想和冯女士再说几句，倒不是因为冯女士有什么可爱的地方，而是她自己觉得空虚，愿意说点什么……解解闷儿。她想起方先生来：“冯，方先生的妻子过去了，我给他送了二十块钱去，和十个鸡蛋，怪可怜的方先生！”穆女士的眼圈真的有点发湿了。

    冯女士早知道方先生是自己来见汪太太，她不见，而给了二十块钱，可是她晓得主人的脾气，说：“方先生真可怜！可也是遇见女士这样的人，赶着给他送了钱去！”

    穆女士脸上有点笑意：“我永远这样待人；连这么着还讨不出好儿来，人世是无情的！”

    “谁不知道女士的慈善与热心呢！”

    “哎！也许！”穆女士脸上的笑意扩展得更宽了些。

    “二少爷的书又得荒废几天！”冯女士很关心似的。

    “可不是，老不叫我心静一会儿！”

    “要不我先好歹地教着他？我可是不很行呀！”

    “你怎么不行！我还真忘了这个办法呢！你先教着他得了，我亏不了你！”

    “您别又给我报酬，反正就是几天的事，方先生事完了还叫方先生教。”

    穆女士想了会儿，“冯，你就教下去，我每月一共给你二十五块钱，岂不是很好？”

    “就是有点对不起方先生！”

    “那没什么，遇机会我再给他弄个十块八块的事；那没什么！我可该走了，哎！一天一天的，真累死人！”

（节选自《老舍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舌苔上的记忆

雷抒雁

    在人类所有的记忆里，我以为以味觉的记忆最为深刻，最为顽固。

    那是在你饥饿时，或者在你的成长期里，某种饮食以它独特的滋味突然地闯入，或者是经常性地光顾，刻写在你的舌苔上，濡染了你的味蕾，使你有了一种与生俱在的感觉记忆。此后，随着年岁的增长，环境的迁易，也许有过无数次更美妙的食物冲洗、覆盖过你的舌苔，那种特殊口味的记忆却生机勃勃地清醒着，牵动着你一生的神经。

    有些口味缘地域而形成群体，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

    居京的陕西乡党，每每有机会聚会，必到“蓝花花”“老孙家”什么的陕西馆子里去，饱餐一次 “土得掉渣”的陕西食品。那时的快乐，肯定是舌头挑起的。吃着辣辣酸酸，油油汪汪的油泼面，或来一碗掰得细细的、煮得烂烂的、肉肥汤醇的羊肉泡馍。一时之间，只听见吸吸溜溜、呼呼噜噜的进食声。

    只有吃陕西这种合口味的饭，老陕们才有这种旁若无人、汪洋恣肆的场面。三碗下肚，打个饱嗝，用厚厚的掌心抹一把油嘴；然后，几双豹眼，吃傻了一般，呆呆地相互望着，半晌嘣一句重重的陕西话：“美!”这叫“解馋”。只有在这种场合，那些学了多年的、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才会一概扔掉，显出西北语言凝重、朴拙的本色。

    一位目睹了这场面的外省人，惊得连连摇头：“要真正认识陕西人，你得看陕西人吃陕西饭!” 口味，就是这样让你变得原始，甚至恢复野性。

    陕西乡党到一起，说文学，论世事，多有见仁见智，唯在这吃食上，意见一致得惊人。凭着那一口辣、一口酸，让撸起袖子去拼命，也都值得。

    我的老母亲，已是八旬高龄，总惦记家乡县城钟楼巷里那家卖馄饨的。说那馄饨皮薄，馅香，煮馄饨的汤，是老母鸡炖的。还有家乡的蜂蜜与凉粽子，甜、软、香。老太太说起这些时，总会蠕动嘴唇，还要不时用手擦擦嘴。北京有的是馄饨，有的是凉粽子。不行，吃了后，说不是味，不如家乡的好。我和老娘开玩笑，说有位皇帝想吃“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逗得老太太直乐，说：“也怪，这口味一旦有了，硬是改不了! ”

    说改不了，也真是。日前回西安小住几日，朋友安排我在一家豪华饭店里。一上餐桌，打开菜谱，溜一眼：川、粤、潮州，生猛海鲜，应有尽有，唯独没有魂牵梦绕的陕西地方食品。朋友热情，珍馐满桌；我却淡然，难以下箸。

    第二天早早起来，穿街过巷，只在味觉记忆的顽强指引下，寻那早年让我恋恋难去，又常因无钱而空回的地摊食品。

    先来一碗胡辣汤。中国饮食，说全了，色、香、味、器、形、意，字字得到。可这种街头传统食品，重的只在一字：味!若看那色，黑糊糊一锅浓汤，没少倒酱油，少打淀粉；里边若隐若现些白菜、粉条、肉丸之类。很像旧时的木匠师傅做活时，熬下的一锅皮胶，腾腾冒着热气。要是外省人看了，怕要呕出胃来。可咱要的，就是那一口“味”儿!

    拿起汤匙细品那碗胡辣汤，几十年前的种种记忆，裹了一些人和事，都一勺勺，或酸或甜地随它灌进肚子去。吃罢，那辣、那粘、那香，似乎跨越岁月，和生长在记忆中的口味衔接在了一起，舌齿之间，久久难去。虽说只是一碗俗常饭食，此时，冲击情感，竟如面晤久违亲朋，或者徜徉于友人书信的墨香之中。

    在西安的日子，天天如在梦里，有时驱车十里八里，也就为吃一碗开胃的“歧山臊子面”，或者一块干硬的乾州“锅盔”。

    往事、乡情，我是用舌头一点一点贪婪地品尝它的滋味。

    前些年，我去了趟台湾，偏偏台北就有一家羊肉泡馍馆子。入座，老板操一口地道陕西乡音迎上，只三、五句交谈，便一见如故，把所有陕西饭食，都一一端了上来。只可惜，名实相去甚远，大大走了口味。想想也是，几十年的阻隔，那水、那土、那用料，全不是故乡的了，连食客的口味，也变得失去辨别力。可是，环顾左右，那些客居的陕西乡党，吃得却是津津有味。其实，来这里的人，吃的也只是那食品的名字，以及由此引起的乡思，满足的也不过是深深打上故乡烙印的味觉怀旧。如果某一日，能回到陕西，真真切切地触摸一下折磨了他们几十年的味觉记忆，怕会未曾举箸泪先落了。

    舌苔上的记忆，是渗入血肉和生命同在的东西。那根，深深扎在故乡情思的厚土里!

    （有删改）

写对子

袁省梅

    爸揉着肩膀说，今年的对子，你给大伙写吧。大学生哩。

    羊凹岭的人把“对联”叫“对子”。

    我说，那有啥啊？我写就我写。

    柜子上已经放了好多的红纸，都是邻居送的。门口贴的大对子，屋墙上贴的小条子，门上贴的斗大的字，都是父亲写。不知写了多少年了。印象中，每年刚过了腊月二十三，就有人送来红纸。过了腊月二十五，到年跟前了，家里的活多得绣疙瘩，父亲却什么都不干了，从早到黑，坐在炕桌前写对子。母亲一会唤我扫院子，一会叫弟弟拉风箱，她两手浸在面盆里，要蒸过年的花馍，还要洗萝卜剁肉馅包饺子，就是不催父亲一下。

    写对子，就是父亲年前的活。

    父亲盘腿坐在炕桌前，一会儿抓大笔，一会儿握小笔。大笔是写院门上大对子的，小笔是写小条子的，屋墙上的“身体健康”“福如东海”，三分宽的小条子，要用小笔写。墨已经研好了，纸也裁好了。不用父亲动手，这些，有人做。父亲开始写字，桌前炕下就围了人，大人，孩子，都有。看写字，也有等着拿对子的。父亲坐在炕桌前，把一支毛笔在砚盒里舔了又舔，不说话，看笔。提起笔，顿一下，运气似的，才按下笔，刷刷刷，刷刷刷，四个字的小条子，七个字的大对子，就写好了。写好，还是不说话，提着笔，让人展着对子看，摇头，不满意的样子。没见过父亲点头，对自己的字。周围看的人却点一下头，再点一下，说，满羊凹岭，就叔写的好。

    裁纸。研墨。润笔。

    父亲让我在自家的对子上写，别把邻居的对子写坏了，又得花钱买纸。我心里一鼓一鼓的，不服气。可刚把毛笔按在纸上，手就开始抖，一抖一抖地按不住。七个字，写得很艰苦，出了一身白毛汗。

    刷刷刷，父亲坐在炕桌前，也写了一副同样的字。

    父亲把两副对子摆在一起，让我看。我说都一样，都是一个是一个。嘴硬。

    一个还能成两个了？父亲笑得笔上的墨都筛到了桌上。

    父亲的字还是硬朗，遒劲，起承转合，自然而然，我在心里说，嘴却硬，贴墙上谁看呢？一场风一场雨，就烂的看不清眉眼了。

    海海来了。海海不识字。他家的对子年年都是叫我帮忙贴。

    父亲让海海看哪副好。

    海海搓着一双糙手，呵呵地笑，端详了半天，说，这副好。他指的是父亲写的对子。他说，这上头的字瞅着稳当，结实。

    我的脸胀得像谁捏住了脖子。

    海海拿着他的对子走了，是父亲给他写的。他说，叔写的对子好，看上去稳当，结实。

    还是这句话。

    父亲说，不要小看羊凹岭的人，人粗，心眼亮着嘿。又说，写字，要用心，手到，心就要到。初一早上，巷里人都来给父亲拜年。每年都是。本家的，旁姓的，都来，很热闹。与父亲同辈的叔伯，老胳膊硬腿的，跪在我家祖宗牌位前，说是给祖宗磕个头。父亲不让，早都跪下了，说一年就一次。晚辈来了，也是先给祖宗磕完头，又给父亲磕，给母亲磕。

    母亲高兴，父亲也高兴，忙着递烟端茶，抓一把花生一把红枣，塞到娃娃的口袋。

    我的大学还没毕业，母亲病逝。寒假回家，家里清锅冷灶，我的心情也清冷伤感，看着父亲满脸黑深的皱纹，我想父亲再不会给邻居写对子了。可是，刚过二十三，父亲到巷里碰到邻居，就叮嘱，今年早点把红纸送来，他妈不在了，写完了，还要准备年饭理。家里又像往年一样，人来人往，说笑不断。年跟前时，巷里的婶子嫂子也来了，她们不往对子上凑热闹，她们一来，就帮我揉面蒸花馍、煮肉包饺子。年三十祭神祭祖的鞭炮，我家是巷里第一个燃放的。因为我家的饭菜早早就准备好了。

    父亲叹口气，说，看邻居对咱多好，就帮人写个对子。揉揉肩膀，又说，哈时候你能给人写对子？我也好歇歇。我不敢看父亲，盯着门上的对子看，看得心里涌涌荡荡的。

（摘编自小说集《生命的储存罐》）

    材料一

    最近一款名为“旅行青蛙”的游戏在网络上走红。游戏主角是一只青蛙，它独自吃饭，读书，外出旅行。玩家能做的，就是在庭院里采摘三叶草“赚钱”，为它准备餐食，给它整理出发的行囊，然后发现它一声不响地离开，再等它悄无声息地归来。游戏设置朴素到寡淡，却让很多人投入其中，原因在于这款游戏对现实生活的深刻“隐喻”引发了人们强烈的共鸣。

    游戏中更多的时间，是玩家一人面对空荡荡的房间，等待它的归来。玩家只能凭借它从远方寄来的一张张照片去想象“蛙儿子”过得怎样，现在何方。那份独自思念的寂，那份不知归期的守候，让我们隐约体会到为人父母“空巢”之后的苦楚与不易。反观这只蛙的日常状态，也是背井离乡、独自于远方拼搏的“空巢青年”们的现实侧写。就像游戏里青蛙寄回的照片，不时展现的各种美景，让我们感到愉悦和安心。

    两种“空巢”的孤独，凝结在掌间的屏幕，让一款游戏折射出现实的人生。

    材料二

    诗歌、舞蹈、戏剧、电影之后，电子游戏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九艺术。从最早的示波器乒乓游戏到后来的FC红白机、街机、PlayStation、PC机、智能手机，电子游戏虽然只发展了半个多世纪，却势如破竹，以其独特的魔力成为了电子设备上不可或缺的一种娱乐方式。

    现在，电子游戏开始向虚拟现实狂奔。虚拟现实技术的用户不再是那个被隔离在内容之外的观看者，而是参与者、体验者，可以瞬间参与一场激烈的战争，或者踏入一片静谧的丛林，又或者站在一颗遥远荒芜的行星上。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我们可以借助技术手段模拟、仿真、复制、创造外部世界对人类感官的刺激信号时，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已经模糊，甚至真假难辨了，这时人类将更难以区分虚拟游戏与现实生活。

    材料三

    如今这个时代，未来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驱动之下，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在。

    数字化生存的远景，意味着人类所向往的终极自由之境建筑在虚拟之上。数据化是一切的归宿，沿着沟通数字化——体验数字化——肉身数字化的路径，人们最终将完成由实入虚的大迁徙。

    沟通的数字化，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我们平就习惯了在网上购物，用微信社交。关于体验数字化，除了电子游戏的真实感和浸入感更加逼真强烈以外，现实世界里人类的一切真实感受，都可以在网络中得到完美模拟，甚至可以做到试吃试用。肉身的数据化，是现实世界的尽头。社交、购物、健康，人类的一切行为与感知都将迁移到互联网上，人类将离开肉身，进入自己所制造的虚拟世界，一去不复返。这样一来，现实世界终将成为虚拟世界的能量来源，就像空疏寥落的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