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5.83亿人，过去5年，手游用户数从9000万增长至5.54亿，而青少年成为游戏主力用户之一。

    广东一所高校有学者进行了一项针对518名中学生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青少年中，大受欢迎的网游以暴力题材为主。玩家对暴力网游接触量越大，则越倾向于认为世界是丑恶的、他人是不值得信任的，同时对暴力的赞同度也越高，倾向于采取暴力行为解决矛盾冲突。

    记者调研发现，目前，受成瘾性电子游戏影响的群体呈现出低龄化、边缘化两大特征。低龄化——00后甚至05后被称为"数字化原住民"，一些经营者在设计、运营成瘾性电子游戏时倾向于针对低龄群体。江苏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副会长孙紫阳说，业余玩家尤其是低龄玩家往往比专业选手更容易对游戏成瘾，因为缺乏辨别力，游戏的设计能持续给他们以精神刺激，获得巨大快感。

    边缘化——成瘾的青少年存在一些共性，如现实世界社交面窄、少有其他获取娱乐的途径等。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精神科主任医师陈振宇介绍，临床发现游戏上瘾的孩子社交能力差，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存在感，一定程度上这是农村、县域留守儿童成为重灾群体的原因。

    成瘾性电子游戏对青少年的巨大杀伤力有两大主因，一是复合成瘾难以断根，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长期持续的负面影响；二是游戏构建的虚拟世界，以粗暴甚至错误的规则冲击误导了未成年人三观，埋下严重社会隐患。

（摘编自《低龄化边缘化：成瘾性电子游戏正摧毁我们的新生代》2018年6月6日新华网）

材料二：从6月19日开始，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病，并且通知世界各国将这个病症纳入医疗体系。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版《国际疾病分类》把“游戏障碍”正式列入“精神与行为障碍”，其典型症状是：无法控制地玩游戏、越来越经常将电子游戏置于其他生活兴趣之前，即使有负面后果也持续或增加游戏时间。

    要认定为游戏成瘾，需要满足下列条件：首先要表现出对游戏的自控力不足，其次是将游戏的优先级放在其他兴趣与日常活动之前，就算有身体或精神上的负面情况也要继续玩游戏甚至增加游戏时间，然后病患因为游戏已造成家庭、社会、工作等方面重大损害，最后需要至少十二个月才能确诊。

    WHO称，对于游戏是否成瘾，相关行为要持续至少12个月才能确诊，如果症状严重，观察期也可缩短。部分国家此前已承认游戏成瘾是重大的公共卫生议题，许多国家都有治疗游戏成瘾的戒瘾机构。

（摘编自环球网科技2018年6月19日）

材料三：如今好玩的网络游戏多如牛毛，少数青少年游戏成瘾，精神颓萎、身体羸弱、学业荒废，甚至诱发盗窃、暴力等行为。因而，如何防止游戏参与者从“着迷”走向“沉迷”，是亟待破解的公共卫生课题。

    正如工厂不能只顾盈利而肆意排污，游戏开发运营商有责任规制游戏的“副作用”，不能一切向钱看。日前，不少游戏开发商采用实名认证等措施，推出防沉迷系统；有的游戏公司还上线“数字契约”功能，引导家长和孩子订立使用契约……这些主动作为，展现出建构行业伦理的积极态度。业界也逐步认识到，应当努力从“娱乐游戏”向有益于技能成长的“功能游戏”转型。可以说，积极承担责任，主动转型升级，游戏行业才能摆脱困境，实现健康发展。然而，市场如马，脱缰则野。近年来，有的游戏平台实名认证形同虚设，各类破解防沉迷系统的手段频出，还有一些网络游戏传播低俗色情、渲染凶杀暴力，甚至扭曲历史、传播不良观念……这些顽疾，仅靠市场自我调节，显然难以消除。治理游戏市场乱象，必须善用法律与制度。除了事后下线封禁涉黄涉暴的网络游戏，能否加强源头评估与管控，将可能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拒之网外”？可否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用户，建立游戏分级制度？强化监管、创新手段，既是引导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共建清朗网络空间的必然要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不少研究表明，青少年走上网游成瘾之路，与其成长环境息息相关。有的家庭亲情冷漠或过度约束，激起“青春叛逆”，无形中将孩子推向网络游戏；有的家长自己就是“游戏迷”，为孩子树立起反面榜样。有的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游戏上瘾，要么粗暴地拔掉电源、没收终端，要么简单地将孩子送到“网瘾戒除学校”。事实证明，类似做法效果十分有限。与其一味苛责、视游戏为洪水猛兽，不如一点一滴改善家庭教育，通过增亲子之情、添假日之乐、促健康之趣，在潜移默化中为孩子培养多元爱好，提升自控能力。孩子的成长是一个不断上台阶的过程，当他们眼界更开阔、生活更丰富，游戏的吸引力也自然会减弱。

    数字时代为人们带来了许多便利，也潜藏着风险和挑战。面向未来，进一步增强“反成瘾”的自觉、共同维护“数字健康”，我们才能更好地拥抱数字生活、追求美好生活。

（摘编自姜赟《美好生活需要“数字健康”》2018年06月20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别再吃了，有毒”“注意安全，地铁站被淹”“多一人转发，多一份希望”“扩散！扩散！捡到一张准考证，别耽误孩子高考”……近年来，这类看似是为人着想的“善意提醒”，在微博、微信群、朋友圈里频繁出现。不少读者来信反映有许多貌似关心体贴的“提醒”，实则是一种推销手段，其中也不乏谣言。这些谣言，除了涉及食品安全、健康养生，还主要涉及人身安全、政策法规等方面，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具有高度“贴近性”。

    这些谣言看似“无伤大雅”，但也会产生严重后果。比如，很多谣言与食品安全有关，出现过“塑料紫菜”“棉花肉松”“假鸡蛋”等。谣言反复出现，会给被中伤的企业造成经济损失，也会给消费者带来困扰。据报道，今年年初，“塑料紫菜”谣言就导致多地超市下架紫菜产品，不少经销商退货。当然，比眼前显性危害更严重的后果在于，此类谣言看似温情体贴，实则误导公众。每一次的欺骗，都将损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消解公众的善意和爱心。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7月24日）

材料二：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徐敬宏分析，“朋友圈”里分享信息的基本都是亲朋好友或同事。在这里转发谣言一般会被认为是出于关心，收到信息的人们往往会收起心中的防线。在这样虚拟的“熟人社会”，谣言就会从这个“朋友圈”跳到另一个“朋友圈”，形成裂变式传播。各种以提醒、体贴形式传播的谣言还抓住长辈“宁可信其有”的心理，使其自愿转发。传播者出于好心随手转发，往往源于制造者的精心包装。记者发现：有的谣言以“善意提醒”为名，利用公众善心，让人放松警惕；不少打着“科学实验揭秘”“有图有真相”“权威人士透露”等幌子；还有的标题十分惊悚，比如“有毒”“致癌”“致死”等，吸引更多人注意。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张晋升表示，有人纯粹为了追求好玩刺激，故意编造传播一些无厘头信息。把转帖、跟帖多，看成是一种“荣誉”，甚至想以此成为“网红”，提高自身知名度。有的是利益驱动，个人或机构为了博取眼球，用流量赚广告费。江苏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民警周千里认为，有的属于炮制谣言以打击竞争对手。商家借扩散谣言向竞争对手泼脏水，以此破坏对手在受众群体中的口碑，意图牟取不当市场利益。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7月24日）

材料三：

    近年来，相关部门和网络平台逐渐加大了对谣言的治理力度，一定程度上震慑了网络违法行为。周千里认为，主管部门要把好关，完善舆情监测预警机制，对网络谣言做到及时发现，第一时间通报责任单位开展核查工作。同时，强化打击力度，依法对故意造谣或传谣者给予处罚，增加造谣者的违法成本，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

    张晋升认为，貌似关心的谣言广受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比如公众在健康养生方面存在较大知识缺口。卫生健康部门、科学机构可以鼓励推广正规的科普账号，提供量多质优的科普类新媒体产品。网警巡查执法账号、媒体、互联网企业可以共同建立反谣平台，形成辟谣合力。

    从公众角度看，谣言容易流行，说明一些群众缺乏起码的常识和判断力，有从众、随大流、盲目猎奇的心理，有意无意间成为谣言的传播者。徐敬宏提醒，在收到社交媒体模糊、可疑信息时，不轻易转发，而要与权威媒体进行核实比对。

（摘编自央视新闻移动网2018年7月25日）

材料一：

    为杜绝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收视率造假现象，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简称“中制协”）法务委员会日前在京宣布，即日起联合全国电视剧制作机构签署自律公约，抵制电视台购买、播出电视剧与收视率挂钩的行为，禁止一切电视剧制播方的对赌行为。与此同时，中制协正式授权其法务委员会，对涉嫌电视剧收视率造假行为调查取证，并向司法部门报案。

（节选自2016年12月13日《北京青年报》）

材料二：

    昨天，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授权法务委员会发表声明，首次明确将《美人私房菜》收视不佳归结为“制作方没有购买收视数据，结果这个一直在全国排名前5的优质播出平台，一夜间掉到了第22名”，并借势声讨“收视率俨然成为评价中国电视剧优劣的唯一标准。收视高不论真假就可以领奖杯、拿奖金，获得高收益、高赞誉；否则便一败涂地。”这份声明痛揭收视率造假黑手并未止于此，而是进一步揭示了“黑产业链”各个环节都是“共谋”的事实。据调查，目前购买收视率的价格已攀升至每集30万至50万元人民币。以全国排行前20家卫视频道每年播出13000集电视剧计，全年有40多亿人民币被这股黑势力非法窃取。

（节选自2016年12月13日《北京青年报》）

材料三：

    近日，中制协发表声明表示，针对我国电视剧市场上购买、播出电视剧业务中存在的收视率造假现象，将坚决打击造假行为，努力打造电视剧播出新环境。

    收视率调查原本是为广告商向电视台投放广告服务的，并非电视节目优劣的评价标准。但是在我国，一些电视台广告部为争夺广告资源，开始收视率造假行为，之后愈演愈烈。

（节选自2016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四：

    电视剧收视率作假现象由来已久，主管部门多次开会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但收效甚微，该现象依然呈不断蔓延之势。

    本着“打铁先要自身硬”的原则，中制协在《关于坚决抵制收视率作假的自律承诺书》中说：今后凡我会会员单位参与收视率作假，一经查实立即列入企业信用黑名单，通报全行业。情节严重者依据协会章程给予开除会籍处分，并报告政府主管部门，建议取消其电视剧经营制作资质。承诺书要求全体会员坚决与收视率作假现象作斗争，有责任向法务委员会提供线索和证据，全力配合调查。与会的会员单位均表示响应协会倡导，并在这份承诺书上签了字。

    中制协会长尤小刚表示，“我们也同时希望，国家尽快建立收视率调查的大数据系统，采用统一的、合理的、有效的收视率调查方式，让中国电视剧制作者能一门心思地提高电视剧的质量，真正让电视剧凭质量说话！”

（节选自2017年1月4日《光明日报》）

材料五：

    收视率仅仅是一项效果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多少人看了某节目或频道、看了多长时间等情况。然而，除节目本身因素外，收视率还受时段、编排等因素的影响，仅凭收视率高低无法判断节目质量优劣。况且，观众的观看感受多样复杂，收视率的冰冷数字无法判断观众是“身心愉悦”还是“边看边骂”。其实，业界对收视率能否真实可信地反映电视台和电视节目收视情况的质疑由来已久。收视率造假一事只是再次提醒我们，不应将收视率当成判定电视台和电视节目优劣的唯一标准，业界亟须出台更专业、科学的电视评价体系，引入多方面的评价机制，在收视统计领域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更多的收视统计机构加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维护客观公正的收视评价体系，建设科学完善的评价机制。

    收视率造假的问题关键不只在收视率这个衡量标准本身，还在于电视从业者的态度。电视行业片面追求收视率的不良风气，导致明星价格虚高、内容同质化、审美价值取向低俗等问题屡见不鲜，已经伤及电视产业的肌理。与其饮鸩止渴，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不惜破坏行业规范，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钻空子进行收视率造假上，电视从业者不如潜心研究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在市场容量下降的情况下开拓综艺节目、电影和网络剧等新空间，提高好剧、好节目的收看效率。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2007年，“南海一号”被整体打捞出海，移驻于阳江海陵岛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封存6年后，近日，囯家文物局决定启动“南海一号”的全面整理，用三四年时间，取出全船6万至8万件文物。

    “南海一号”是一艘宋代商船。船体长24.58米、宽9.8米，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宋代船只，该船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但古船船体保存相当完好。

    亘古不变的大国情结、对祖辈盛世的迷恋与崇拜，对宝藏本能的探窥心理都让人们寄希望于在“南海一号”中寻找答案，“南海一号”的身世、沉船原因、千年不腐等谜题将随沉船的全面发掘而一一揭晓。可以预见，当“南海一号”最终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无论是否符合专家的预期，任何一条有关它的信息都将是引人注目的新闻。

    （摘编白《“南海一号”试捞20年沉浮录》，中国文化报2013年12月5日）

    材料二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南海一号”考古领队崔勇介绍，此前“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以提取船内文物为主，目前船货清理进入尾声。“截至2018年，我们发掘的文物数量是143000多件，从目前看，剩下的预估还有一两万件，集中在后部几个船舱，总数可能会超过16万件。”

    考古人员介绍、由于目前大部分发掘已经到船底，船体下部保存较好，基本上确认了船体的整体打捞成功。船货清理提取出的船载文物、包括大量的瓷器、铁器、钱币，还有部分金银铜锡、竹木漆器以及动植物遗存等。

    崔勇表示，接下来“南海一号”将进入船体发掘和保护的阶段，船体未来有望整体展示。

    （摘编自《宋代古沉船“南海一号”船货清理基本完成，文物或超16万件》，新华网2019年3月21日）

    材料三

    2007年12月22日，一艘南宋沉船（被命名为“南海一号”）从广东阳江附近的海底被整体打捞出水，一周以后，“南海一号”被搬进了阳江海陵岛上专门为它建造的“水晶宫”里，一边开放陈列，一边继续发掘．这样的打捞发掘，费用昂贵：光打捞就要花费1亿元以上，建“水晶宫”又要1亿多元。为了一艘沉船花那么多钱，值得吗？

    这就要从20多年前“南海一号”的发现说起。这艘沉船是在1987年被发现的，同时打捞出一批珍责文物。由于经费和技术条件的限制，直到2001年才进行制图调查，2002年又打捞出文物4000多件，原来，“南海一号”是800年前的大型远洋货船，船长30米、宽近10米，载重量近800吨。发现时甲板已经腐烂，但是船身其他部分尚保存完好，船体的木质仍然坚硬如新，是迄今发现的最大、也是保存最好的宋代沉船，对了解中国古代造船工艺、航海技术都有极其珍貴的价值。船载货物以瓷器和铁器为主，初步估计有6万至8万件之多，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对于这项国宝的发现，采用整体打捞、室内发掘的新技术，来保证船身和物品的有效发掘和保存，是完全值得的。

    “南海一号”的发掘，也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宝贵资料。中国古代的国际贸易航线在秦汉时期已经出现，唐宋年间更为繁荣，宋代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在囯际上遥遥领先．隋唐年间海上运送的主要是丝绸，到了宋元时期，瓷器渐渐成为主要的出口货物，“南海一号”就是见证。

（摘编自《为什么要花巨额经费打捞“南海一号”沉船？》，科普中国网2017年4月14日）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3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于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也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对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可以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辞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

    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得到重视，朝廷往往向民间征招“笔杆子”，优秀的还给官当。贾谊、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这些汉代词赋名家，当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更无广告分成一说，玩自媒体靠什么获取报酬?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便因打赏而来。

    首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四川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据《汉书·王褒传》，王褒文章文采飞扬，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俩人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唐代时，现代很流行的稿费制已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的渠道。

    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朝，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稿费。尤其是韩愈，他最擅长写墓志、碑文，高的话一篇碑文就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墓金”。看来，能拿到巨额润笔，韩愈在志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词。其实，“谀墓受金”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词最早使用在东汉文人蔡邕的身上，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即已存在。

    “写软文”被一些现代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到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古代最早最出名的一篇“软文”，是出自汉代才子司马相如之手的《长门赋》。司马相如本人也没有回避此事，他在序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创收的花样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稿费，还可以直接“卖文”、代人“捉刀”、“卖版权”等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