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一天，他再从地下的果仁中，破裂了出来。又长成一棵小树，再穿过丛莽的严遮，再来听黄莺的歌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

静夜功课

张承志

    子夜清时，匀如池水的夜静谧地等待着，悄悄拍了拍，知道小女儿这回真地睡熟了。

    蹑脚摸索，漆黑不见门壁。摸索着突然踢了椅子一下，轰隆砰然的炸响惊得自己晕眩了刹那。屏息听听，暗幕中流响着母亲、女儿的细微鼾息——心中松了一下。

    摸至椅子坐下，先静静停了一停。

    读书么？没有一个读的方向。

    写么？不。

    清冷四合。肌肤上滑着一丝触觉，清晰而神秘。我突然觉察到今夜的心境，浮凸微明的窗棂上星光如霜粉。

    我悄悄坐下了，点燃一支莫合烟。

    黑暗中晃闪着的一星红点，仿佛是一个意外的谁。或者那才是我。窗外阴云，室内沉夜；黑暗充斥般流溢着，不知是乌云正在浸入 ，还是浓夜正在漾出。其中那一点红灼是我的魂吗，我觉得双目之下的自己的肉躯，已经半溶在这暗寂中了。

    我觉得那红亮静止了，仿佛不愿扰乱此界的消溶。于是我坐得牢些，不再去想书籍或纸笔。

    这样，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了真正的夜。我惊奇一半、感叹一半地看着，黑色在不透明的视野中撕絮般无声裂开，浪头泛潮般淹没。黑的粒子像溶了但未溶匀的染料，趁夜深下着暗力染晕着。溶散有致，潮伏规矩，我看见这死寂中的一种沉默的躁力，如一场无声无影的角斗。

    手痉挛了一下，触着的硬硬边缘是昨夜读着的书，高渐离的故事。

    远处窗外，遥遥有汽笛凄厉地撕裂黑布般的夜，绝叫着又隐入窗外沉夜。高渐离的盲眼里，不知那永恒黑暗比这一个怎样；而那杀人呼救似的汽笛嘶叫，为什么竟像是高渐离的筑声呢。

    我视界中的黑暗慢慢涌来，在我注视中闭合着这一抹余空——若是王侯根本不懂音乐呢——黑潮涨满了，思路断了。

    我在暗影里再辨不出来，满眼丰富变幻的黑色里，没有一支古雅的筑。

    那筑是凶器……

    我决心这样任意遐想一回。应该有这样的夜：独自一人闭锁黑暗中思索的夜。如墨终于染透了、晕匀了六合的纸，我觉得神清目明，四体休憩了。我静静地顺从地等着，任墨般的黑夜一寸寸浸透我这一具肉躯。

    墨书者，我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鲁迅。

    但这夜阵中不见他，不见他的笔。渐离毁筑，先生失笔，黑夜把一切利器都吞掉了。是的，我睁大双眼辨了许久，黑色的形形色色中并不见那支笔，只有墨，读不破的混沌溶墨。春秋王公显然是会欣赏音乐的，而到了民国官僚们便读不懂鲁迅的墨书。古之士子奏雅乐而行刺，选的是一种美丽的武道；近之士子咯热血而著书，上的是一种壮烈的文途——但毕竟是丈夫气弱了。

    因为乌云般的黑暗在浸漫淹没，路被黑夜掩蔽得毕竟窄了。

    我心中残存着一丝惊异，仍然默默坐在黑暗的闭室之中。黑暗温暖，柔曼轻抚，如墨的清黑涤过心肺，渐渐淹上来，悄然地没了我的顶。

    近日爱读两部书，一是《史记·刺客列传》，一是《野草》。可能是因为已经轻薄为文，又盼添一分正气弥补吧，读得很细。今夜暗里冥坐，好像在复习功课。黑暗正中，只感到黑分十色，暗有三重，心中十分丰富。秦王毁人眼目，尚要夺人音乐，这不知怎么使我想着觉得战栗。高渐离举起灌铅的筑扑向秦王时，他两眼中的黑暗是怎样的呢？鲁迅一部《野草》，仿佛全是在黑影下写成，他沉吟抒发时直面的黑暗，又是怎样的呢？

    这静夜中的功课，总是有始无终。

    慢慢地我习惯了这样黑夜悄坐。

    我觉得，我深深地喜爱这样。

    我爱这启示的黑暗。

    我宁静地坐着不动，心里不知为什么在久久地感动。

    黑暗依然温柔，涨满后的深夜再也没有远处闯来的汽笛声。我身心溶尽，神随浪摇，这黑暗和我已经出现了一种深深的默许和友谊。

    它不再是以前那种封闭的围困了。此刻，这凌晨的黑暗正像一个忠实的朋友，把我和我的明日默默地联系在一起。

（选自《语言的故乡》）

举家之重

赖赛飞

    碾米厂在充满天籁的村庄是个考验人耐力的存在。空气中充斥着各种裂变：柴油机剧烈抖动发出的轰鸣声，仿佛濒临散架的极限；皮带接头与轮子哗哒哗哒的摩擦声，似乎即刻要爆裂；粉尘升腾弥漫，像原地打转的沙尘暴将一切裹扶。噪音与粉尘之外，碾米机进料斗如没及时填料，就因空转发出极其尖利的啸叫，带着明显的金属切削性质，闻者丧胆，汗出如浆。

    机斗口距地面大约一人高，一担稻谷碾三遍就变成了三担，分装在藤箩里，一一托举上去。按理说家务事在以往的农村归妇女承担，但碾米除外。主要是碾米师傅要照管机器，上料由各家自行负责，干这活个子要高，力气要足。

    那年，村里的公共碾米厂停用，父亲将机器买了回来，经过一番修理，这台碾来机被安装在我家西偏房里，又恢复了机声烈烈。从此村人随时来艰米磨粉。

    自从碾米变成了私家服务，上料的活就落在了母亲身上。

    对此，父母都不能抱怨，甚至要感激，何况我们。

    有时忍不住下楼打开偏屋的门，看见关机后的父亲一身皑皑站在后门呼吸新鲜空气。蒙尘的母亲还在弥漫的粉尘中挥舞扫把。很久以后才能听见她用围裙大力抽打自己的劈啪声。

    有时中途打开，只听见噪音陡然放大，混合密集的粉尘轰然涌来，像堤坝炸开后浊流滔天。

    不管哪种情形，母亲都会有同样的反应：“眼睛呢？没看见吗，快把门关上，出去！”在母亲的疾言厉色中，我退了出来，像退出战争，留她在战场。

    后来，碾米厂多起来，竞争激烈。家里又买了台小的机子安装在手拉车上到处推着上门给人碾米，差不多是将稻谷从人家家里拿来分成米和糠后再送还到人家手里。便利到人，辛苦付出，才有看得见的收成。

    母亲身材极其矮小，一般尺寸的灶头使用起来都嫌吃力，她担任的举重任务与她的体格明显不相匹配。一藤箩装满的份量在四五十斤，最主要的是要连续不断、快速地举，这对不是务农出身的母亲是个磨难。安装在手拉车上的机子高度比家里的更高，她只能拼了命举上去，像在殊死博斗——对她而言每一次都是极限。

    而机器在飞速转动，如雷神督工，极具威慑。

    没有中场休息，没有鼓励，没有安慰。

    母亲平时极克己，通常只吃些泡饭就着隔天的剩菜。有一阵子，她在碾米回来的路上对父亲念叨吃些什么。暂时卸下重负的母亲也在一丝庆幸中说起了笑话：真想炖黄鱼肉淘酒啊，一大锅——那时候肉比黄鱼贵。她觉得自己越来越举不动了，途中不得不先提至一只膝盖上喘口气再往上托。

    吃了也许就有力气，不被压垮。

    父亲将塑料袋里的一小堆零币陶出来一五一十地数。

    数完便回笑她，你画一只在嘴边吧，或者跟嘴讲讲好话，哄住它。

    那时候碾米的价格是100斤2元钱，照此算来，碾上3000来斤60元收入，给各家抹去零头，也就50多元，再扣去成本，剩下30多元，就只有一碗黄鱼肉淘酒的价值。

    我算了另外一笔帐，3000来斤过三遍，母亲每天练举重近两百遍，总共举起近万斤。如果生意好，这个重量还会往上加。

这远不是一顿黄鱼肉淘酒能提供的，然而母亲一直吃的清汤寡水。不但父亲惊讶她像只小蚂蚁，却举得起这么重的份量，连母亲自己都觉得多年坚持下来没有倒下是个奇迹。但她身上并未因此显得结实强壮，使我觉得她是凭内力来举起的而不是真正具备相应的肌肉力量。

    家里的经济大权掌握在母亲手中，但她就是对自己的心愿下不了手，她所想要的外力支持，其实仅仅是口头支持。那个时候，我们都在读书。如果他们是源头活水，我们则是几个不停消耗着水源的渠道。直到上大学，家里从来没短过我们的学杂费、生活费。

    那道晚风里不存在的黄鱼肉淘酒香味，画饼充饥一样刺激着母亲的味蕾，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成了一向克己的她无法抹去的遗憾——后来她吃到的每一顿都无法替代。我不止一次闻到它在时间深处发出的强烈香味，使母亲越来越念念不忘。

    这几年来，肉不贵重，黄鱼普遍养殖，只是要讲究饮食健康，隔很长一段时间才会炖黄鱼肉淘酒。庶几品尝母亲惦念的味道，沿袭她传承下来的老式炖法：加陈酿黄酒、黄冰糖、黑枣，直炖得鱼肉同酥入口即化为止。在这过程里，香味慢慢氤氯了周围的空气。

    在香气里想念母亲。

母亲的“手中棍”

张金刚

①“哒哒”，木棍敲击水磨石地面的声响，回荡在医院走廊，有些突兀。我搀着母亲的左臂，母亲右手拉着木棍，慢步走向楼上化验室。“哒哒”，木棍敲着地面一声再一声，敲得我心上有些生疼。

②这木棍是我以前从朋友那里淘到的深山六道木，正好给生病走路已然蹒跚的母亲当拐棍。

③其实，在我年少时的印象中，母亲手中倒是常握着一根木棍。只不过，先前那根棍总是被母亲自如支配，“舞”在手上，支撑起我们全家清贫的烟火日子。

④“娘，我回来了！”年少的我还没进院门，就远远望见母亲正趴在锅上，挥舞木棍，搅着一锅金黄喷香的玉米面疙瘩，腾起的热气模糊了她年轻的面容。哪料，母亲听到我的声音猛扭头，直起腰，全然不顾正燃着火做着饭，举着搅棍就朝我冲来，嘴里骂着：“我叫你和同学打架！”看来是有人提前向母亲告了我一状。

⑤我生怕被母亲逮住摁在墙角，用细柴禾棍抽打，便扔下书包，撒腿就跑。母亲跑得快，我跑得更快。她停步喘口气时，还不忘将搅棍横在嘴边，转着圈儿地啃光粘在上面的玉米面，边啃边嚷：“小兔崽子，给我站住！”我跑上了山，母亲忽地站定，一跺脚惊道：“不好，疙瘩糊了锅了！回来再找你算账！”一担头，挥舞着搅棍，冲回了家。

⑥当我从山上折了两根六道木回家，送给母亲做搅疙瘩棍时，饭菜已摆上了桌。我“嘿嘿”一笑，分明闻到了丝丝糊锅的味道。母亲接过木棍，狠狠地朝我头上打来，却又轻轻落在了我的屁股上；“以后可别打架了，快吃吧。”我“哦”一声坐下，埋头扒拉饭。如今，母亲已没心力搅疙瘩给我吃了，可那两根被母亲磨得溜光的搅棍，还挂在墙上。至今，我也没告诉母亲，那唯一一次与同学打架，是因为他啃着方便面，骂不远处垂涎欲滴的我是“穷鬼”。

⑦早出晚归进山摘酸枣的习惯，母亲曾坚持了几十个秋天。一来，可以泡酸枣醋；二来，酸枣核可卖钱贴补家用。

⑧母亲说：“一进山就弄根棍儿，可以打掉前面草窠的露水，可以‘打草惊蛇’，免得被吓着，还可以敲掉酸枣叶和干了的酸枣。更重要的是，出山时，天慢慢黑了，或赶上阴雨天，扛着酸枣不好走，这棍儿就顶大用了。”

⑨听母亲一说，我打心里心疼她、佩服她，并感恩那不计其数陪母亲进山、出山“顶大用”的棍子。有时，如果酸枣摘得不多，母亲手里、肩上可能会多几根木棍：那种细长、顶端带个木钩的，用桶从井里打水时用；那种细长、不带钩的，用作打枣竿、打核桃竿、夹柿子竿；那种粗长、直溜的，用作铁锨把、镰刀把、锄把；那种细而轻巧的，陆续多弄些，用来搭菜架，插篱笆，做蒸算；以棍当尺量脚做鞋……母亲用这些源自大山里的木制工具，经营着家里、地里的活计。

⑩近年，我回老家次数多，常拿起那些老木工具帮年迈的父母做些活儿。每次干活儿，我都会穿上母亲用了一个月时间，一针一线为我做的那双布鞋，觉得踏实、舒服。我拎起提水木钩，去井边“哗啦啦”打一桶井水，似打捞起无数清甜的岁月。扛起长竿去打枣、打杏、打核桃、夹柿子，忆起了和家人树上树下一起劳作的欢愉；拿起铁锨、锄头、镰刀下地干点碎活儿，用着格外趁手。回来后，我将它们靠在墙角或挂在墙上，突然想到那些母亲从山里淘回的、已被磨得溜光水滑的木棍，已再也不能被她拿在手上使用，不由得黯然神伤。

⑪上医院二楼，母亲身体明显侧向了我，我的右臂加了把力。木棍的声响已很微弱，我生怕母亲打滑或拄空，使叫她停下，接过木棍夹在了我的左腋下。母亲虽然重复说：“拄着棍儿能走，能走。”却分明又将身体压向了我，我的右臂不由地使足了劲，反倒走得快了，稳了。母亲住院观察一周，无大碍，便回了村。但那根六道木拐棍却成了近80岁老母亲的随手之物，从不离其身边。母亲的活动范围缩小了，仅限于院里院外几十米内。她坐在院里，还不时挥挥手中的木棍，哄哄鸡、扒拉下乱柴草、指点父亲和我做这做那……我让她写自己的名字，她用拐棍在地上划拉半天，憨憨一笑：“忘了！”日后，母亲再自己进山、出村，肯定是不可能了。她只能一手拉着拐棍、一手拄着我，甚至，完全用双手拉着我——我应当是母亲最可靠的“手中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