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之豪迈

徐百柯

    蒙文通一生治经史之学，著作颇丰，但他曾说自己学问最深处，恰恰是不著一字的宋明理学。蒙先生指导研究生，上来先是两句话。第一句引陆象山言：“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信条：“ 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蒙文通以教书为业，却曾两次遭遇未被大学续聘的尴尬。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他在历史系任教年余，却始终未去院长家拜访过一次，因而被同事称为“此亦稀有之事也”。据说此事弄得院长非常难堪，以致置北大隋唐史无人授课一事于不顾，也不再续聘蒙文通，而蒙文通也处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转至天津一女师任教，与“领导”交往依然如故。

    另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在四川大学，由于学阀玩弄手腕，蒙文通未被文学院续聘。但一干学生倾倒于他的学识，请求他继续授课。他说：“我可以不拿钱，但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于是让愿意上课的学生到自己家里，继续传授。

    曾经有川大学生回忆蒙先生：“先生身材不高，体态丰益，美髯垂胸，两眼炯炯有神，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之风。”

    他讲课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不带讲稿，有时仅携一纸数十字的提要放在讲台上，但从来不看，遇风吹走了也不管；第二是不理会下课钟，听而不闻，照讲不误，每每等到下堂课的教师到了教室门口，才哈哈大笑而去。

    他的考试也颇有趣味，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由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才开始详加评论。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掏钱招待吃茶。

    蒙文通曾对儿子蒙默讲，自己对问学者一向是知无不言，就像钟，“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他的学生常晚上登门问学，他总是热情接待，有问必答，侃侃而谈。夜深，学生告辞，他常不准走，非等他燃过两根抽水烟的纸捻后才放行。

    他的学生吴天墀说：“先生豁达大度，不拘小节，行乎自然，喜交朋友，社会上三教九流，一视同仁，所以有不少和尚、道士跟他有交情。喜欢上街坐茶馆，和人作海阔天空的闲谈，也爱邀熟人上餐馆小吃一顿。”

    另一位学生隗瀛涛回忆说，一次，遇见蒙先生坐三轮车去学校。蒙先生一眼看见他后高声喊道：“隗先生（对他的戏称），我家有四川近代史资料，你快来看了写文章。我的文章发表了可以上耀华餐厅（成都著名的西餐厅），你的发表了也可以吃一顿回锅肉嘛！”

    许多学者都曾慕名到成都拜访蒙文通，交往过后，他们往往发出这样的感叹：“读先生的书，以为只是一个恂恂^[注]儒者，没想到先生还这么豪迈。”

【注】恂恂：恭谨温顺的样子。

父亲

张凤霞

    虽然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亲好像从来没有显出特别的喜欢来。在地里干活，偶尔捉只小兔或鸟儿，回来也是送给两个哥哥。

    小学和初中在父亲的不经意间过去了，上学和放学就像他的出工和收工一样，只是顺其自然的事。他不关心我的学习一如我不关心他的收成。

    可是，我考上了县一中。这就意味着父亲的大半收成都得被我一个人吃掉。母亲望着不太年轻的父亲逐渐弓起的背，幽幽地说：“要不，别让妮子上学了？”父亲脸上刀刻似的皱纹突然地一跳：“哪能？再难也得让她上学。”就为这一句话，我第一次被感动了。

    在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父亲一头挑着我的行李，一头挑着一筐桃子，送我去上学。跟在父亲身后，望着颤悠悠的扁担和父亲那被扁担磨出老茧的双肩，我又一次被感动了，在心里默默发誓：不学出个样子来，无颜面对父亲。

    到学校门口，我一个人进去，父亲则去卖那筐桃子。等我安排好住宿后，去城里找他，父亲已经走了。我想，他肯定是饿着肚子走的，翻山越岭，还得走二十里啊！

    三年高中，我很少回家。父亲总是隔三差五地给我送干粮和桃子。当然都是些歪七扭八卖不出去的小桃。冬天天短，父亲每次来都得起个大早，见到我，往往是胡须上结了一层白霜。掏出母亲烙的白面饼，硬邦邦的全是冰碴儿。中午，我们父女俩把饼泡在开水里，就着父亲带来的成菜，吃得有滋有味。夏日，父亲捎带着卖桃，二十里的山路把父亲的脸晒成了酱紫色。赶到学校已近中午，我把早已凉好的白开水递过去，父亲一气儿就喝了一大缸子。父亲向来是当天来当天走。三年里，他走了他几十年走不完的路程。我对父亲的情和爱，也在这三年里变得缠绵与圣洁。

    三年后，我由县城考到省城。也和三年前一样，父亲挑着扁担送我去上学，所不同的是这天不是骄阳似火，而是阴雨连绵。火车上，父亲递给我的桃子又红又大，我倒有些不习惯，怪父亲过于奢侈。“你都成大学生了，吃个好桃子，配!”并且不停地催促我快吃。我双手捧着桃子，一口一口咽下去的却是父亲的心啊！

    安排好住宿已经很晚了。我要送父亲到学校招待所去住，他说什么也要自己去。他说他怕我回来找不到自己的宿舍。我知道，那样父亲会一夜都不安心的，所以也只好随他去了。下过雨后，气温骤然下降了许多。一天的颠簸，实在是太累了，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突然辅导员老师把我叫醒。她说，你父亲为了省十五元的住宿费，竟然睡在外面的水泥乒乓球台上。此刻，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感动。我扑过去抚摸着他那青筋凸起的双臂，哭着求他：“为了我，父亲，请您爱惜自己。”同宿舍的姐妹齐刷刷地站在我的身后，哽咽着说：“就住在我们宿舍，我们可以两个人睡一张床。”

    “可你们是女生宿舍呀!”辅导员老师还很年轻，和其他人一样眼里已噙满了泪水。“那又有什么，他是父亲。”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是啊!他是父亲。他是勤劳又质朴的农民！

有些人

    有些人，他们的姓氏我已遗忘，他们的脸却恒常浮着——像晴空，在整个雨季中我们不见它，却清晰地记得它。

    那一年，我读小学二年级，有一个女老师，我连她的脸都记不起来了，但永远记得某个下午的作文课，一位同学举手问她“挖”字该怎么写，她想了一下，说：“这个字我不会写，你们谁会？”

    我兴奋地站起来，跑到黑板前写下了那个字。

    那天，放学的时候，当同学们齐声向她说“再见”的时候，她向全班同学说：“我真高兴，我今天多学会了一个字，我要谢谢这位同学。”

    我立刻快乐得有如胁下生翅一般，我生平似乎再没有出现那幺自豪的时刻。

    那以后，我遇见无数学者，他们高贵而尊严，似乎无所不知。但他们教给我的，远不及那个女老师多。她的谦逊，她对人不吝惜的称赞，使我忽然间长大了。

    即使她不会写“挖”字，那又何妨，她已挖掘出一个小女孩。中宝贵的自信。

    有一次，我到一家米店去。

    “你明天能把米送到我们的营地吗？”

    “能。”那个胖女人说。

    “我已经把钱给你了，可是如果你们不送，”我不放心地说，“我们又有什么证据呢？”

    “啊！”她惊叫了一声，眼睛睁得圆圆的，仿佛听见一件耸人听闻的罪案，“做这种事，我们是不敢的。”

    她说“不敢”两字的时候，那种敬畏的神情使我肃然起敬，她所敬畏的是什么呢？是古老的卖米行业，还是“举头三尺有神明”？

    她的脸，十年后的今天，如果再遇到，我未必能辨认出，但我每遇见那无所不为的人，就会想起她。

    有一个夏天的中午，我从街上回来，红砖人行道烫得人鞋底都要烧起来似的。

    忽然，我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疲软地靠在一堵墙上，他的眼睛闭着，黧黑的脸扭曲如一截枯根，不知在忍受什么。

    他也许是中暑了，需要一杯甘冽的冰水。他也许很忧伤，需要一两句鼓励的话，但满街的人潮流动，竟没有人驻足望他一眼。我站了一会儿，想去扶他，但我有所顾忌——如果他是疯子，如果他的行动冒犯我，于是我扼杀了我的同情，让自己和别人一样地漠然离去。

    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那天中午他在眩晕中想必也没有看到我，我们只不过是路人。但他的痛苦却盘踞了我的心，他的无助的影子使我陷在长久的自责里。

    如果可能，我真愿再遇见他一次，但谁又知道他在哪里呢？

    我们并非永远都有行善的机会——如果我们一度错过。那是永远不可弥补的遗憾。

    对于代数中的行列式，我是一点也记不得了。倒是记得那细瘦矮小、貌不惊人的代数老师。

    那年6月，当我赶到考场的时候，只觉得整个人都摇晃起来，无忧的岁月至此便结束了，谁能预测自己考试后的人生？

    想不到的是代数老师也在那里，他竟然会奔波两个城市而在考场上出现，是颇令人感到意外的。

    接着，他蹲在泥地上，捡了一块碎石子，为特别愚鲁的我讲起行列式来。我焦急地听着，似乎从未那么心领神会过。泥土的大地可以成为那么美好的纸张，尖锐的利石可以成为那么流利的彩笔，他使我第一次了解了所谓“君子谋道”的精神。

    那天，很不幸的是行列式并没有考，而那以后，我也再没有碰过代数书，我的最后一节代数课竟是蹲在泥地上的。我整个的中学教育也是在那无墙无顶的教室里结束的。事隔十多年，才忽然咀嚼出那意义有多美。

    代数老师姓什么？我竟不记得了，心里总有点内疚。如果我去母校查一下。应该不很困难，但总觉得那是不必要的，他不是比许多我记得住姓名的人更有价值吗？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