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治理问题上，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德治思想，并形成德治传统。德治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代。关于德治的记载，最早成书于周代的《诗经》《尚书》中。《诗经》不少诗篇蕴含着前代圣贤以德治国的思想，《尚书》中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命题。要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以祈天永命，勤政爱民，得到民众的真心归附。德治思想的另一含义是“明德慎罚”。提倡德治并非不要刑罚，而是强调实施教化，先教后罚，以刑辅德，不专以刑杀立威。“明德慎罚”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措施糅合，奠定了中国古代治国的基本理念。孔子继承周代的德治思想，强调治国要以礼乐为核心，突出教化作用。社会秩序井然，人际间和谐相处，是孔子希望通过德治达到的理想状态。

    德治思想是“周孔之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政治家、思想家不断探索，深化了德治思想的内涵。

    战国时，沿着孔子的思路，孟子提出了一系列仁政主张。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省刑罚”，教育百姓做到孝悌忠信。西汉初，陆贾告诫刘邦，提出了“治以道德为上”的观点。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代德治思想定下了基调。他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靠刑罚，要通过教化培养人的是非荣耻之心。德治思想成为政治领域的主导思想。

    唐朝前期，隋朝二世而亡对唐初君臣是严厉的警示。唐太宗说：“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既要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也要发挥法律的制约作用，二者不可割裂，互为补充。在刑罚的施用上，唐初务在宽简。在唐太宗等人德治思想的影响下，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遵循先人遗训，缓刑用仁，谨慎治国，天下大治。

    宋代理学形成阶段，德治思想深深打上了理学烙印。朱熹从仁心的角度解释德治。仁心表现在政策上就是爱民如子、平易近人、爱惜民力等。理学诸子概括出了“三纲八目”的治国模式，期望君主志向确定而达到天下大治。理学家提倡教化，整肃人心，通过书院讲习等传授儒家伦理，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后世产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意识，与理学家及其追随者的讲学不无关联。德治思想从确立始，历经几千年的演进，围绕“礼法并治，德主刑辅”的逐渐深入，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当今社会，依法治国作为基本国策，强调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有人认为法治与德治不能并存，否定“以德治国”。古代社会提倡德治并非不讲法治，而是主张加强教化，做到礼法并用，宽猛相济。我们要借鉴古代重视教化的传统，为“依法治国”打下“以德治国”的根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的生活，使大家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自汉唐始，中医海外传播的历史，曾毫无争议地彰显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对外辐射能力。但明清以来，中医成了“一个被动的开放体系”。当中医的“被动”遭遇西医的强势，直接结果就是中医在海外的弱势。这种弱势日前还没有根本改观，但情况正在悄然改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健康理念上追求返璞归真，崇尚自然疗法，中医倡导的“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的观点，正在启发人们对中医中药的再认识。

    中医的对外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当时中原政权与北方匈奴和西域有了许多交流和互动，中医作为中原文化的一部分开始对外传播。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直至两宋，中医对外传播逐渐达到鼎盛时期，中医在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周边国家得到较为系统的传播。明朝郑和下西洋，可谓中医对外辐射能力的历史绝响。但自那以后，中医对外传播开始呈现“被动”的特点。也是从那时起，中医海外传播足迹抵达欧洲，不过推动者不再是中原政权，而是欧洲来华的传教士。当时中医被介绍到欧洲，更多的是以“文化他者”的身份，传播者甚至带有猎奇的心态。与欧洲相比，美国是中医海外传播的后来者。虽然中医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随着华人赴美淘金潮传入美国，但中医在美国主流社会“能见度”的提高，最大的推动力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媒体有关中医针刺麻醉在医学上神奇功效的报道，甚至成了美国向中国伸出和解的橄榄枝这一政治行为合理性的注脚，客观上成为了中医在美国乃至西方世界传播进入新阶段的前奏。

    虽然近年来中医在海外的传播以及地位的提升，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但现实状况远比数据呈现的要复杂、微妙得多。韩日是中医最早的输入国，也是对中医消化吸收最彻底的国家。日本在中医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本土的汉方医学。韩国自上世纪80年代起大力发掘中药古方，以西医标准阐释药剂的功效，提升“韩药”现代化水平。有数据显示，在天然药物领域，日韩以及欧洲占国际市场的90%，中药占比不足10%。也就是说，与中医同宗同源的汉方、韩医，正以中医竞争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医疗领域。

    与隋唐、两宋时期中医作为整体对外传播不一样，如今中医作为医疗手段在海外的存在，扛起大梁的仅仅是针灸。在很多西方人眼里，针灸几乎是中医的代名词。以现代西医的科学标准来衡量，中医理论属于“前科学”体系，这也是中医相对于西医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国际上，中医通行的表述是“传统中国医学”，这似乎无形中给中医贴上了与现代科学“对立”的标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医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被视为主流医学对中医的认可也显得不那么有底气。因为她所使用的化学合成手段完全是现代科学，与中医理论毫无关系。某种程度上说，中医理论作为“文化他者”的身份并没有改变。

（选自《走向海外，孤独的“文化他者”》，有删改）

信息时代更需经典阅读

    信息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获取信息的便利，世界变得既立体又平面。所谓立体，是指信息的丰富性使我们很容易较为全面地了解事物，使我们处在一个与世界的立体联系之中；所谓平面，是指大家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凌驾于人们之上的权威似乎在逐渐消逝。

    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似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时代，也应该是一个幸福的时代。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普遍的焦虑弥漫在年轻人中间：我想知道一切，我也似乎能够知道一切，但却不知道我应该知道什么。这使年轻的朋友们感受到了前辈们从未有过的恐慌。

    网络信息与传统出版业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较少受到社会理性的约束和过滤。网络上，越具有个人色彩的东西就越具有吸引力，越容易受到追捧，这样的东西有很大几率是“脾气”，而不是具有深厚时代文化内容的个性。阅读上的羊群效应使人产生从众心理，很多青年人在潜意识里以为通过这种“海量”阅读就可以产生知识和智慧，就可以建立“三观”，但最终，他们得到的却只有空虚和焦虑。

    这时候，基础阅读或者叫经典阅读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经典是什么，经典就是永不过时的东西，它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根本利益共同选择下来的文明成果，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文化基础。

    经典阅读，会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习得珍贵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尤其是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比如读四大名著，孩子首先会为故事所吸引，而这些故事本身，都深深镌刻着中国人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故事的演进，会帮助孩子们辨别正邪、建立是非观念，也使他们从中感受到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快乐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燃起追求正义的热情等等，而这些，都是生活的精神原动力。

    如果说小说主要作用于人的思维方式，诗词则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模式。比如小儿皆可诵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光美好，生命美好，不能因贪睡而错过，对春光的珍爱与对生命的珍惜已拆解不开，春光与生命，时代与生活是如此让人爱恋，以致使人们不愿放弃片刻的光阴；诗中即使含有一丝丝的伤感，也立刻在这种青春的情绪中蒸腾为对生活与生命的深情感受。爱读这些诗的孩子，一定是热爱生活的。

    打个比方，经典阅读带来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就像是我们大脑的最佳操作系统。越早安装越好，任何时候安装都不算晚。有了这个操作系统，我们就能更从容地面对海量的信息，摆脱喧哗和浮躁，消除恐惧和焦虑，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沉静下来，知道哪些是要选择的，哪些是可以忽略的，世界因此会变得更加真实和有意义。

材料一：

材料二：

    业内人士称，5G与以往无线通信技术最大的区别是服务的对象。以前服务的主要是人，而5G将真正实现万物互联。可以说，5G所要承担的是改变整个社会、行业的使命。

    国内三大运营商已在4G领域投资超3000亿元，目前仍处于成本回收周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酝酿建设5G的原因何在？业内人士分析，这是因为我国正在迅速进入智能社会，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AR/VR等应用在迅速普及，它们的规模化应用需要新一代网络来承载。比如建设自动驾驶城市，就需要依托5G网络实现车辆、信号灯、道路感应线圈、智能总控平台间的无缝连接和互动，且时延需要在毫秒级别。

    “物联网时代，一个家庭往往会有超过100样东西需要连接网络，所以需要新一代网络--它对整体网络频谱利用率更高，能够连接更多终端的新系统。不过，我预计未来4G和5G会并存，并不是5G来了4G就会全部被淘汰掉。”业内人士说。

    （摘编自宋杰《5G将至，中国领跑》）

    材料三：

    虽然5G网络将改变社会已成为行业共识，但在探索具体应用和商业模式时仍有诸多困难。4G从标准提出到完成经历了4到5年的时间，而5G标准的完成到真正商用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产业链成熟度上看，非主流频段需要我们在全球去推动，将其从非主流变成主流。专家认为我国在高端芯片制造上差距还较大，特别是在射频芯片上。这方面不仅需要有相当强度的投入，还需要有很长时间的技术和经验积累才行。同时还要解决4G与5G网络建设的矛盾，解决好二者之间的协同问题。目前新的商务模式还没有真正的形成，如此巨大的投资如何获得回报，又能带来多大效益？怎样能够让5G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通信行业仍然在摸索。此外，5G的发展实现了从移动互联网扩展到物联网的阶段。为了满足复杂场景和垂直行业的需求，5G对于网络灵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端到端的网络切片给网络运维管理带来了很大挑战，依靠传统的网络优化方式已是难以为继。在行业融通方面，5G要赋能各行各业。我们怎样去洞察行业需求？需要跟行业本身共同投入、联合创新。目前通信行业技术体系在变革，而技术的变革也要求价值体系和管理体系做出相应变革去适配，不发生变革就难以应对5G的发展。该专家表示，想要跨越这“三座大山”，构建开放、智慧和融创的5G产业环境是必须的。

（摘编自《5G商用：前所未有的挑战》）

材料一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艺观念孕育、巩固、创新，不断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众多标识性的古代文艺观念，为传统文化形塑了品格，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久远传承。

中国古代早期的文艺观念，比较注重文艺的政教功用，偏重于文治目标，而非文辞艺术本身。《论语·阳货篇》记载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既有结构逻辑，又有各自功能，是缺一不可、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以“兴”引譬连类，发出对社会现实的观与感；以“观”认识社会风俗的盛与衰，量度国家政治的兴与败；以“群”实现互更交流 ， 形成命运共同体，推动社会共同进步；以“怨”美刺不足，期于政治修明，社会和谐。汉代《乐记》中有“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两汉时期的思想家也推崇“尚用”的观念，比如扬雄、桓谭、王充等，强调文艺著作必须要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这一文艺观念滋养的政治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意志和匡世决心，让中华民族一次次在磨难坎坷中化危为机。

唐宋以来盛行的“文以载道”观念，则进一步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无论是韩愈提出的“文以明道”，还是周敦颐提出的“文以载道”，最初都是为了矫正“文胜于质”的文艺弊病，摆脱文人对技巧、文辞、修饰的偏执迷恋，重新恢复文艺内容的重要价值。宋代以后，“文以载道”观念成为普遍的文化共识和社会规范，要求创作者秉持正确的价值观、使命感和深弘气度，在践履社会责任、赓续文化传统中从事文化创造，用文学艺术的有形表达反映广泛的生活现实，传递社会的主流价值思想，引导、带动、升华人们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文以载道”在以文育人、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中体现出一种基础、广泛、深厚的文化自信。

古代文学家讨论“文以载道”时，大都强调以道为本体，文只是“载道”的工具。这样一来，“文以载道”就让传统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教化凌驾于审美判断之上，文学成为社会政治的附庸。在新时代，扬弃“文以载道”思想要做到文与道的辩证统一，既要重视“文”的价值，也要重视其思想意义；既要重内容，也要重形式。而只有打破文道关系的二元对立，文道并重，才能真正做到两者的辩证统一。朱光潜曾将文艺的“道”比喻为盐，将“文”比喻为水，“文以载道”好比盐溶于水。这种理解才是文道关系的最佳状态和最高追求。

中国古代文艺观念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生命力，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认识理解古代文艺观念的重要贡献，有助于全面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历程与发展机制，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摘编自蔡美云、张含、宗波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学者强调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因为他们发现那些产生于西方创作实践之上的文艺理论并不适合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更重要的是，用西方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中国古代文学成就高低的做法，既不能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学的真实面貌，也难以评估中国文学的真正价值。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既符合现代文学观念，又能涵盖与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的研究方式。

事实上，中西方的文艺观念在基本理念上存在着一定共性。比如说文学应该是审美的，应该是作者的精妙构思与出众才华的体现，应该是用语言去进行形象与意象的创造等。但是中国古代对文学构思与文采的重视，并不是在任何朝代与任何作家、批评家那里都能被无保留地认可的。比如，汉代以前人们比较重视文学的政教意义，而中唐以后古文运动的兴起就是以批判骈体文为前提，反对只讲究形式美，更强调文学作品的政教功用，对其文学特征则有所忽视，从而减弱了文章的审美色彩。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可以确定中心，但又边界相当模糊的领域。它就像一棵树，人们能够看清其树干与枝叶，却并不能轻易弄清其根须究竟伸向何处。根须不是整个树，但没有根须，却永远不可能长成真正的树。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既要紧紧抓住其审美的基本特征，从而总结出适合于世界的共同的文学经验与文学理论；同时又要深入探讨各家思想学派对文学的不同看法与复杂影响，像儒家的诗教观念、道家的解脱理论、禅宗的妙悟境界等，都是中国所独有并且曾经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观念。

回归中国本体与建立中国话语，既需要照顾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又需要广阔的世界视野，需要现代学者以更为弘通的视野与严密的思维能力去进行重新选择、深入研究与公允评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在面对各自的传统文艺观念及其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文学现象时，都必须要作出自己的选择，以寻找出文学据以成立的核心观念与发展推进的主要线索。 

(摘编自左东岭等人的文章)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张洁

在音乐学院，孙长宁看见一间门上写有“招生委员会”字样的房间，便推门进去。

“喂，孩子，请你出去，这是考场！”

孙长宁舔着由于几天来的疲劳、没有睡眠、不正常的饮食而变得干裂的嘴唇，十分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也是来参加考试的！”

“你来晚了，复试都要结束了！”

桌子后面的监考老师骚动起来，主考傅涛教授向擅自闯进考场的孙长宁严厉地瞪视着。

人们的淡漠使孙长宁那敏感的自尊心感到了极大的难堪，他真想退出这个使他的脊背冒汗的房间。

为什么还要赖在这里呢？走就是了，很简单，只要转过身去，扬起脑袋，拉开房门。他想起梁老师在弥留的时刻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不，不能走！必须把梁老师没有说完的话，没有做完的事，一生一世地、永不松懈地继续下去。他叉开两腿，比以前更牢地钉在那里。

他那低垂着的、羞涩的眼睛抬起来了——那是一双像秋日的晴空一样明澄的眼睛——坚决而迅速地说起来：“老师们！还是请你们听一听吧，哪怕是只听一个曲子！”

傅涛教授不由得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固执而古怪的孩子。孩子手里那个装长笛的盒子不知为什么引起了教授的注意。盒盖左上角的护皮脱落了……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盒子似的。

“老师，让他演奏一下吧！”七位考生一齐为他力争。

就是这七个人，已经是难分高低上下，让教师们一个也含不得丢下啊！一股热乎乎的激流，冲击着每一个教师的心！教师们不由得同意了这个顽强的孩子。

孙长宁脱下了那件几个昼夜也未曾离身的大皮袄，摘下了大皮帽子。一缕柔软的、卷曲的额发立刻垂落到平平地展开着的眉毛上，带着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局促，孙长宁开始了演奏。

不一会儿，孙长宁自己就被乐曲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感动了。他不再记得这是考场，仿佛他重又对着那无涯无际的森林在吹；对着山脚下那像童话中的小木屋在吹，小屋顶上积着厚厚的雪，从凝结着冰花的小窗里透出了温暖的灯光。那儿，是他亲爱的故乡……

当明亮、质朴、优美的像散文诗似的旋律流泻出来的时候，教授被深深地感动了。从敞开的心扉里，他看见了一个没有在这个考场上出现的人，一个优美而高尚的灵魂。那人和这少年一同在倾诉着对光明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

不知为什么，他对这少年人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歉疚。他是从哪里受到了这样严格而正规的训练呢？他的表现手法严谨而细腻。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引起了教授的联想。他又想起了那个好像在哪见过似的装长笛的盒子。

孙长宁轻轻地收住了音响。

傅涛教授却早已忘记了自己应尽的一个主考教师的责任，仿佛在参加一个精彩的音乐会似的，神情恍惚地说：“再演奏一个吧！”

孙长宁更自如地一个乐曲又一个乐曲地演奏下去。此时此刻，除了那片在春风里快乐地摇曳着嫩绿枝条的、朴实无华的白桦林以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没有一个人愿意扰乱这些旋律在大家心里形成的感觉——干净的、纯洁的、向上的感觉。

那七个考生突然热烈地喊起来：“老师，这才是真正的第一名！”

孙长宁觉得好像一下子被人从深谷推上了山巅。

“告诉我，这是谁写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

“我的老师！”

“他现在在哪儿？”

“他……他在森林里！”

“在森林里？！”那飘飘渺渺、若有若无的呼唤一下子变成了鲜明而生动的形象，站在教授的眼前。难道真的是他？难道这个少年是他的学生？

孙长宁慢慢地把长笛放在教授面前的桌子上，又从背包里掏出厚厚的一叠乐谱，含泪说道：“这是老师留下的！”

在乐谱的封面上，教授看到了工整而熟悉的笔迹，端正地写着：“梁启明！”

啊！果然是他！教授想到那位最知己的朋友，同时代人里最有才华的一个。他抚摸着长笛和乐谱。这就是那个才华横溢、勤于事业、忠于理想的人留在世上的全部东西了。是全部吗？啊，远远不是，他抬起一双泪眼，宽慰地看着站在面前的这个少年，拉过他的手，把少年人那热泪纵横的脸贴近自己的心田。不，生命并没有在那片白桦林中结束，往事也没有成为陈迹，这就是他的生命的继续。

夜晚，当孙长宁躺进教授那松软的、散发着肥皂的清新气味的被窝里的时候，从浅绿色的窗帘的缝隙里，他又看见……

陈年的腐叶在他的脚下沙沙地响着；风儿在树叶间飒飒地吹着；蝴蝶飞着，甲虫和蜂子嘤嘤地哼着；啄木鸟笃笃地波着。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叫了一声，又停了下来，从森林的深处传来了另一只鸟儿微弱的啼鸣，好像是在回答这只鸟儿的呼唤。远处，时不时地响着伐木工人放倒树木的呼声：“顺山倒——”“横山倒——”。这声音像河水里的波浪似的荡漾开去。突然，一种奇怪的声音传入耳际——它既不像鸟儿的啼鸣缭绕，也不像敲打着绿叶的一阵急雨；它既不像远处隐隐约约的伐木工人那拖长了的呼声，也不像风儿掀起的林涛，可是它又像这许许多多的、他自小就那么熟悉的、大森林里的一切声响。朦胧而含混，像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它是童话里的那支魔笛吗？在一片已经伐倒了不少树木的林间空地上，和爸爸住在一个帐篷里的从北京来的梁老师在吹着一根长长的、闪闪发亮的东西。

朦胧中，梁老师弥留之际的话萦绕耳际：“总有一天，春天会来，花会盛开，鸟会啼鸣。等到那一天，你到北京去。那里，一定会有人帮助你继续完成……”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