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然写作”一词肇始于西方生态批评的兴起，生态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格罗特菲尔德曾在《生态批评读本》中有所涉及，另一位生态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劳伦斯·布伊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中提出“自然写作”的概念。他说：“自然写作，可以简洁地定义为‘一种非虚构的文学写作，它提供关于世界的科学考察；探索个体人类观察者对世界的经验；或者反映人类与其所在星球关系之政治和哲学涵义’。自生态批评运动开始阶段起，尤其是在我说的第一波生态批评中，中心兴趣便是自然写作。”

布伊尔这里所说的“自然写作”，是针对人为的“艺术写作”而言的纪实自然考察与个体经验的一种文学形态，诸如梭罗的《瓦尔登湖》之类。但真正的“自然写作”则是一种包含“环境取向”的写作。诚如布伊尔在另外一部著作《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与美国文化的形成》中所言，这种“环境取向作品”的标准要素是：1.非人类环境的在场并不仅仅是一种框定背景的手法，这种非人类环境的在场实际上开始向人们宣示：人类的历史必然被融入自然之历史；2.在环境取向的作品中，人类利益并没有被视为唯一合法的利益；3.人类对环境负有责任，这是文本伦理取向的重要组成；4.这种自然取向的文本中隐含这样一种意识：自然并非一种恒定或假定之物。

这就在实际上批判了传统的“人类中心论”与“艺术中心论”，而使自然写作走到与传统文学艺术平等的地位。可见，“自然写作”即是一种人与自然“共生”的写作，它是“自然文学”的另一种表达。显然，这是对于工业革命“人类中心”、“艺术中心”与“理性中心”的抛弃与评判。

“自然写作”在西方是一种后现代时期对于工业革命进行反思与超越的写作，是20世纪中期的产物，但在中国却是具有原生性的文化形式。因为，中国作为农业古国，以农为本，遵循“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力倡人与自然“共生”的文化立场。儒家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道家则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释家则言“众生平等”。这种“共生”的哲学观念必然导向人与自然平等的“自然写作”。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自然写作”进行全面理论论述的，是《文心雕龙》。它在《原道》篇中提出文来源于“自然之道”的论断：“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里所说的“自然”既包含大自然，也包含人对于自然的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表现。“自然写作”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文论典范之作《文心雕龙》中，由全书的首篇《原道》揭示出来，也具有全书之核心的意义。

（曾繁仁《“自然写作”：人与自然共生》）

材料二：

由于疫情，很长时间每天都几乎处于封闭隔离状态，每个人都赤裸裸地面对自然的生命生存状态。如此真实处境使自然诗歌和自然文学越来越让人关注，这也许将成为自然诗歌和自然文学的新时代。生态意识、环保理念、新的生活方式，这些都会逐渐成为新常态。

人应该与动植物、神、自然界和谐平等共处，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生命整体。这样一种理念，与天人合一思想契合，也接近当代生态学的一些观点。比如当代生态学特别强调人和自然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循环系统，每一样物种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具有一种默契的平衡。

爱默生被誉为“美国文明之父”，特别提倡自然文学，惠特曼和梭罗都是他的弟子。爱默生曾经强调：人类应该遵守两句格言，一是认识你自己，二是研习大自然。认识你自己，是古希腊神庙里镌刻的一句格言。研习大自然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终于醒悟人类再也不能自大，不能自我中心主义，人不过是大自然里的一分子，应该平等对待其他物种，与之和谐共存。

我对没有过自然生活经验的诗人，从来持怀疑态度。对于诗人来说，童年的经验极为重要，保存其最初的精神种子或者说初心，这是一些看似寻常普通的人最终成为诗人的奥秘。此外，自然是人类最早的家园，从小就受到大自然熏陶，是人性健康的必要条件。在自然中生活的最初经验感受，确保了很多诗人有更广阔包容的胸襟和开放精神。古典诗歌里花草植物出现数量很多，《诗经》就完全是“群芳谱”，宋词也特别多以花草拟人的篇章，人和花草相互对应生辉，说明那是一个何其自然葱郁的和谐世界。

所以，自然写作，我理解就是要将这样的自然理念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受到熏陶，具有一种生态意识，继而在生活中自觉地践行科学的环保的理念。在这一点上，诗歌从来在文学中有引领作用。

（南君《自然写作中的诗意》）

材料一：

文学批评是引导人们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也就是引导人们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这就需要文学批评家有更高的美学素质、人文修养和优秀的审美能力，并且敢于做一种价值判断，对那些艺术质量差、价值观有问题的文学作品，要敢于批评，敢于亮剑。

美国文学评论家韦勒克说：“价值问题置之不顾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和分析任何艺术作品。”文学批评的一个很重要功能，就在于具有否定意义，也就是去伪存真，为比较优秀的作品留存余地，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文学史上那些优秀的批评家之所以优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敢于裁断，敢于批评，他们走在公众前面，对公众的阅读发挥指导作用。

当代文学批评为什么缺乏公信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批评没有价值判断，或缺少价值判断。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又有两个，一是批评家本身就没有价值判断的能力。由于学养有限，趣味不高，视野狭隘，很少阅读国内外文学经典，所以，一看当下作品满眼都是经典，处处都是大师。更有甚者，价值错位，思想混乱，没有基本的审美趣味，无法承担起引领健康阅读的职责。二是批评家陷于人情伦理，甚至金钱伦理的漩涡而无法自拔。他们明明知道作品很差，但由于人情的因素，或者有了金钱介入，就违心地唱赞歌。这类批评家，确实是需要反省的。一个批评家，应该坚持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能够对作品进行严谨细致的分析并正确的评价。

对此，美国批评家威尔逊说，从历史的和生平的角度出发，在演绎文学作品时，不论探求多么全面彻底，我们都必须准备尝试评估，而且还必须能够识别优劣，分辨一流与二流。否则就根本不是撰写文学批评，而仅仅是文学文本里反映的社会史或政治史，或者着眼于过去时代的心理个案记录。“评估”“识别优劣”，是一个文学批评家的最根本素质和起码的专业精神。如果没有价值判断，就不是合格的批评家。

（摘编自杨光祖《没有价值判断，就不是合格的文学批评》）

材料二：

文学批评如何重拾公信力？这是当下文学批评界应该思考的问题。而从批评的素养、观念、语言入手，可能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批评家的素养是很多作家都关注的问题，这表现在批评家的真诚上。有的批评家过于“自信”，经常用一些“大词”对作品进行判断，动不动就“里程碑”“史诗性”“开创性等。有的“专业批评家”喜欢出席名目繁多的作品研讨会，不太读作品就理直气壮地发言。有的只要不符合自己的审美趣味就不满意，或以某种不变的观念去衡量所有的作品。这就是因为缺乏一种批评的真诚。真正的文学批评，是通过分享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活，来表明自己的存在，是通过对作家想象力的呈现，来阐明文学作为生命世界所蕴含的秘密，并表达批评家作为审美个体的独立。作家和批评家就像铁路路基上面两条并行的铁轨，它们都有自己的延伸，都有各自的负载，它们虽然永远也不会重叠，但共同承载着文学这个列车。

与批评主体素养密切相关的是批评观念。素养是观念的表现形态，对话是一种重要的观念。以对话形式展开文学批评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其表层特征是言说者与受话者的语言交流，深层内涵则是言说者与受话者的审美旨趣、表达方式、价值观念的互动。优秀的批评家是批评活动中对话情境的成功构建者，他必须具有平等意识，才能有效地进入作品人物与作家的内心世界，才能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新的审美天地，才能使自己的批评穿过文字抵达历史、现实或人性的高度。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可以放弃自身的学术品格、价值判断和社会使命，而是要发挥批评主体的人格力量，遵循文学批评发展的规律，保持独立的审美判断和理性思辨精神，不断超越个体的局限，使文学批评呈现岀不可替代的魅力。否批评者就无法进入作家与作品深处，也无法拨开笼單在读者心头的疑惑，对话乜就成为空话。

而对话能否很好开展，批评语言是关键。批评语言是批评观念传递的媒介。批评语言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批评观念的表达。要把读者“看得懂、信得过”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准则，通过鲜活、生动、有情的语言把深刻的道理讲淸楚，让读者从中引发一种情感共鸣从而在自觉不自觉中接受其中的“道理”。那些优秀的文学批评总是通俗、清晰、灵动，让人产生情感共鸣的。比如钱钟书这样评说南宋诗人的忧国情怀：“……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的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销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还有许多这样能让人“感动”的批评家，比如鲁迅、李健吾、宗白华、朱自清、朱光潜、傅雷、汪曾祺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语言也是一种批评观念。

（摘编自明飞龙王园园《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批评”》）

材料一：

提起5G，很多人都会想到快，那么5G 到底多快呢？北京邮电大学教授乔秀全预计，5G网速将比 4G 至少提高十倍，只需要几秒即可下载一部高清的电影，能够满足消费者对超高清视频、VR(虚拟现实)等更高网络体验的需求。

其实，5G 不仅仅是网速快，还具有低时延高可靠、低功耗大连接等“天赋”。“5G 的网络延时从4G 的50 毫秒缩短到1 毫秒，将满足1000 亿量级的网络连接。”通信行业观察家项立刚说，5G 能让各类智能硬件始终处于联网状态。这也意味着5G 将推动“万物互联” 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

“在5G 时代，人和人、人和物、物和物都将连成一体，将构建一个全新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副所长许志远说。未来，5G 将为用户提供下一代社交网络、浸入式游戏等更加身临其境的业务体验；同时，也将支持海量的机器通信，让无人驾驶、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4G 难以满足的创新应用成为可能。

材料二：

中国已经全面步入流量社会，流量经济正在深刻地改造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截至 2017 年 6 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7.24 亿，其中有 4.63 亿网民在线下消费时使用手机进行支付。同时，流量连接了人与人、人与信息、人与企业、人与资源，催生出了众多新职业、新业态……

但流量提供便利、娱乐和收益的同时，也引发人们的烦恼和困惑。据德国研究公司Statista 统计，2016 年中国智能手机用户每天玩手机三小时，“沉迷度”在全球排名第二。美国思科公司日前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21 年，全球每部智能手机的平均月流量将增加到14.9G。在人的需求得到更多满足的同时，人的定力、执行力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正是流量经济带给人们的一大困惑，它争夺的是人的注意力，产生的最大问题是迷失。

近日，腾讯进行的一项“社交斋戒”实验证明，连续15天将微信的使用时间压缩到每天半小时之内，被试者的消极情绪明显下降，工作投入程度大幅上升。这告诉人们，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除了迎接它、正视它，还要有反思和校正能力。事实上，一些人已经开始选择“放下”。不管是“地铁藏书”活动的兴起，还是微信增加微信朋友圈“三日可见”功能，以及推出健康游戏防沉迷系统，无疑都是对流量的有意控制和对手机使用的反思。

而伴随着5G 时代的即将到来，更大的改变，还在后头。在5G时代，公众能享受到的流量将是4G时代的10倍以上。基于流量规模的快速壮大，流量社会的门槛将会更低，未来的物联网、VR产业和人工智能等都将迎来快速发展。5G不仅仅是快。如果说4G主要实现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连接，那5G时代是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人与人、人与物都将在这个庞大的流量世界里实现连通，在5G 流量的汪洋大海中将孕育出什么，有些我们可以想象，更多的还无法想象。

技术与人，二者如何和谐共生，是一个长久的话题。人类在不断突破技术的同时，技术也在深刻改变着人类。虽然现在很难说“流量一族”幸福指数提升了，但是未来如果我们能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善加利用，那么技术一定会让人类更加幸福。

（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08月22日14版）

材料一：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新闻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合村并居主要是将一些人口偏少、位置偏远的小村子甚至“空心村”进行整合，将这些村落的人们迁往大村子或城镇并居，从而整合资源，节约土地，提升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件好事。可合村并居后，对一些群众而言，“人住进了城镇的楼房，心却在牵挂老家的祠堂”。这说明，合村并居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居”的物理迁移，它还应包含“人心搬迁”“文脉传承”等软性内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色。中国人素来就有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传统。乡村是承载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基石，是乡土文脉赓续的重要空间。

不管是被动的合村并居，还是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村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是客观现实。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大约拥有360万座自然村，而到了2010年该数字已下降到270万。长期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冯骥才评估，中国每天大约有80到100个村庄消失。

一旦村庄消失，中国传统的乡土精神和历史记忆也将失去依托。比如，遍布乡村的祠堂是乡村中重要的传统文化建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祭祖敬祖、宗亲联谊、家风传承。合村并居过程中，如果村子里的祠堂被简单拆掉，那真的可能会祭拜祖宗都找不到地方，孝亲敬祖的传统可能因此就断裂了。

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农村的老房子。不少村子尤其古村落都有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或古民居，但有些村落规模较小，离城镇较远，人口也流失严重，如果按照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标准，可能会一并了之、一拆了之。当那些老房子、古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应声倒下时，我们丢掉的不是几片残砖断瓦或几根石柱木梁，而是老房子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通过老房子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机会。

不幸的是，合村并居的过程中，不少地方将经济价值和商业考量置于首要地位，更多关注“钱值”（经济价值）和“颜值”（景观价值）的开发，而忽略了“文值”（文化价值）的保育。有的地方按照城市商业住宅的统一标准，给村民设计房子，楼越盖越高，可原来各具特色的村落格局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些，生硬照搬外国风格改造农村的院子，结果使得乡村建筑中出现“欧洲补丁”“美国碎片”等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奇葩景观。乡村景观城市化与建筑西洋化，不仅割裂了乡土原生文化传承，也污染了乡土文化精神。

丢弃乡土文化特色，一味地进行克隆，很难将新社区建成让群众拥有独特记忆的精神家园，也很难让搬入其中的村民拥有踏实的幸福感。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要住更新的房子，村庄要修更宽的马路，于是土窑洞被水泥瓷砖取代，青石板路上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合村并居也成了一种现实选择。只不过，环境变了，生活变了，基于生活之上的习俗、文化、历史等也都会随之改变。因此，合村并居与保护乡土文脉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一个文化悖论。

（摘编自《合村并居，别丢了乡土文脉》《光明日报》2020年7月29日）

材料一：

94岁的艺术大师黄永玉上台给比自己小整整30岁的故宫院长单霁翔颁奖。

“故宫很具体，走遍9000多座房屋，1200多座建筑，每天沿着宫墙走一圈，踩破20双布鞋。”

这是2018年12月15日“影响中国”2018年度人物荣誉盛典上的一幕。故宫博物院长单霁翔荣获年度文化人物。

2012年年初，故宫正低潮。深陷失窃、会所、错字、拍卖、封口、瞒报、逃税等“十重门”。

58岁的单霁翔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新院长。大家都很关心新官上任会有哪三把火，单霁翔却笑言：我一把火都没有，因为故宫古建筑群最怕火。

上任伊始，单霁翔穿着一双老布鞋，带着助理，绕着故宫走了一圈儿。故宫的1200座建筑，9371间古建，凡是门都要推开看一看。

从位于神武门西边的院长办公室出门向西，沿故宫红墙逆时针行走一圈大约4公里。自2012年初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至今的每个工作日，这样的例行巡查已经让单霁翔走坏了20多双布鞋。

大夏天，助理脖子上挎着相机，吭哧吭哧跟着跑，偷偷抱怨：“跟着我们院长，费鞋。”

故宫收藏着众多文物，鲜有人能够将其数得一清二楚，但单霁翔做到了。他可以将文物数量精确到个位数：

1862690件（套），这是2016年底的数据。

（摘编自《故宫，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材料二：

对于几个世纪前的外国人来说，进入古老的东方帝国——中国的宫廷甚至面见皇帝，是一件相当不易的事情。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到中国，就将此作为自己最大的目标。在中国生活了接近二十年后，他才终于得到机会，一睹紫禁城真容。

利玛窦在札记中记录，他们被召入一间大殿，“看上去足可容纳三万人，是一座壮丽的皇家建筑，大殿的另一端，有一个顶部高拱的房间，有五扇大门，通向皇帝的起居室。皇帝的宝座就在这个高拱着的圆顶的下面。”

此时高居圣位的是明朝倒数第四个皇帝万历，他已取消了早朝。这些洋人被领到空空的宝座前行礼，一名朝官在旁按时高喊鞠躬，起立，以及“其他应该遵守的程式”。

这次机会得益于利玛窦进献给皇帝的礼品。一座自鸣钟引起了万历的兴趣，奏折呈交了半年以后，据说皇帝突然想起来，问身边人，“那座钟在哪里？就是他们在上疏里所说的外国人带给我的那座钟！”

利玛窦自此获准留在京城，不时入宫担任钟表匠。

利玛窦始终没能见到皇帝，这一突破要交由他的后继者来实现。据统计，明清之际的来华传教士有近千人，其中不少供职于宫廷，从事天文、医药、翻译、绘画等工作，甚至身居高位，与皇帝私交甚好。

地球彼端，他们的家乡欧洲兴起了一场持续上百年的“中国热”。英国花园里出现了中国凉亭，乔治三世和华盛顿留起满人辫子，一位冒充康熙女儿的“中国公主”震惊了巴黎上流社会。伏尔泰、莱布尼茨、亚当·斯密等思想家以中国为参照，对欧洲社会进行激烈的批判。

（摘编自李慕琰《故宫六百年：在中国与世界之间》）

材料三：

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故宫，我们需要放到文明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去认识它。紫禁城的营建规划，受到《周礼·考工记》的深刻影响，处处彰显自古沿袭的都城营建原则。

紫禁城不仅继承了传统的三重城制度，还附会了“左祖右社”“前朝后寝”“五门三朝”等古制布局，体现出儒家的理想追求，成为我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现存的最高典范。

紫禁城建筑的设计理念，映射着中国古人所追求的“中和”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中和”的概念，日益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主导精神，而中华民族的这一理想追求，就集中体现在紫禁城之中。紫禁城建筑南北取直，左右对称，笔直的中轴线贯通子午，前三殿与后三宫在中轴线上均匀排布。前三殿分别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三个殿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和”字，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是天人和谐、社会和谐、身心和谐。

明末清初，越来越多的西方使节、传教士来到紫禁城。这些外国人士进入中国后入乡随俗，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积极适应，融入当时的社会生活。从160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进京开始，连续237年，都有具有专业技能的西洋人为紫禁城服务，他们在皇宫中从事绘画、钟表、医药等方面的专业工作。清宫绘画作品中，就有不少出自西洋宫廷画家之手。在中西画师的交往过程中，欧洲焦点透视画法与中国笔墨风格相互融合，形成中西合璧的新画风。不同于中国的水墨写意，西洋画师郎世宁、贺清泰、潘廷章、王致诚等人画出的人物、花鸟、马匹、大象等，都逼真写实，栩栩如生。如《哨鹿图》《贲鹿图轴》《贡象马图卷》等，都是此类佳作。

新世纪以来，“一带一路”文物考古合作展在故宫博物院多次举行。展览为弘扬传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知相通注入永续之力，为研究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共建人类文化共同体提供了新思路。

故宫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各国文化在此交流、交往、交融，中华文明在此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相得益彰。这种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和平性，突出了中华文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精神面貌。

（摘编自章丽《故宫文化的历史根脉与时代价值》）

从梦想出发

铁凝

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名叫《哦，香雪》的短篇小说，香雪是小说的主人公，一个生活在中国北方深山里的女孩子。当我荣幸地接到这次大会的邀请时，当我得知会议的主题是“文学作品中的文明与暴力”时，不知为什么我首先想到了香雪这个渐渐远离我们的少女。那么，就让我从她开始，进行我们的讨论。

那时我是一家文学杂志的小说编辑，工作之余我在小说《哦，香雪》那样的一个叫苟各庄的山区农村有过短暂的生活。这苟各庄的生活无疑是拮据寒酸的，滞重封闭的，而求变的热望似乎不在年老的一代身上，而是在那些女孩子的眼神里，行动上。

我在一个晚上发现房东的女儿伙同着几个女伴梳洗打扮、更换衣裳。我以为她们是去看电影，问过之后才知道她们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现在她们是去看火车，她们是去看每晚七点钟在村口停留一分钟的一列火车。这一分钟就是香雪们一天里最宝贵的文化生活了。火车带来了外边的一切新奇，对少女来说，它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那是山外和山里空气的对流，经济的活泛，物资的流通，时装的变迁……都因这火车的停留而变成可以触摸的具体。火车上的人们永远注意不到这些女孩子那刻意的打扮，那洗净的脚和新换的鞋，可她们对火车仍然一往情深。于是就有了女主角香雪用一篮子鸡蛋换来火车上乘客的一只铅笔盒的“惊险”。为了这件带有磁铁开关的、样式新颖的、被香雪艳羡不已的文具，她冒险跳上火车去做交易，交易成功，火车也开动了，从未出过家门的香雪被载到下一站。香雪从火车上下来，怀抱铅笔盒，在黑夜的山风里独自沿着铁轨，勇敢地行走三十里回到她的村子。

以香雪的眼光，火车和铅笔盒就是文明和文化的象征，当火车冲进深山的同时也冲进了香雪的心，不由分说地打破了她那小小的透明的心境。而她那怀抱铅笔盒的三十里的夜路便也可以看作是初次向着外界文明进军的行动了。这样的解释虽说浅陋，到底也还是不错的。但作为写作者的我，总觉得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火车不由分说地带来了洋溢着工业文明气味的物质信息，还带来了什么呢？

二十年之后，苟各庄已是河北省著名的旅游风景区野三坡的一部分了。而从前的香雪们也早就不像等待情人一样地等待火车，她们有的考入度假村做了服务员、导游，有的则成为家庭旅馆的女店主。她们的眼光从容自信，她们的衣着干净时新，她们懂得了价值。在这些富裕起来的村庄里，也就渐渐出现了相互比赛着快速发财的景象。毕竟钱要来得快，日子才有意思啊。但也因此就有了坑骗游客的事情，就有了出售伪劣商品的事情……在这时，倘若我们跳出香雪当年仰望火车时的一片深情，我们是火车上的一名乘客或者我们就是火车，也许我们会发现火车它其实也是一种暴力。

什么是暴力？把它限制在我这篇发言里，相对于我前边描述过的农耕文明景象，暴力就是一种强制的不由分说的力量。雄壮的火车面对封闭的山谷，是有着产生暴力的资格的，它与生俱来的一种不由分说的力量。虽然它的暴力意味是间接的，不像它所携带的文明那么确凿和体面。并且它带给我们的积极的惊异永远大于其后产生的消极效果。

火车在进化着乡村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扮演了暴力的角色。没有这些机械文明的入侵，贫苦的香雪们将永远是清纯透顶的可爱。可我想说，这种看似文明的抵抗其实是含有不道德因素的，有一种与已无关的居高临下的悲悯。贫穷和闭塞的生活里可能诞生纯净的善意，可是贫穷和闭塞并不是文明的代名词。谁有权力不让香雪们走出大山富裕起来呢？而当初她们跳上火车，正体现了她们那压抑不住的活力。对新生活的希望就埋藏在这样的也许是可笑的活力里。

在今天，面对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的不断加深，我们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我们的物质要求也一再地扩大，写作者原本无话可说。我愿意拥抱高科技带给人类所有的进步和幸福，哪怕它天生有一种不由分说的“暴力”色彩。

但我还是要说，巨大的物质力量最终并不是我们生存的全部依据，它从来都该是巨大精神力量的预示和陪衬。而这两种力量会长久地纠缠在一起，互相依存难解难分，交替作战滚动向前。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更愿意关注火车以后的乃至磁悬浮列车以后的人类的精神动向，怎样阻挡人在物质引诱下发生的暴力——比方富裕起来的香雪的有些同乡坑骗游客之行为即是一种新的暴力。怎样捕捉人类精神上那最高层次的梦想：唤醒这梦想或者表达这梦想，并且不回避我们诸多的焦灼与困惑。

为什么许多读者会心疼和怀念香雪那样的连什么叫受骗都不知道的少女？我不认为这仅仅是怀旧，我想说，当我们渴望精神发展的速度和心灵成长的速度能够跟上科学发明的速度，有时候我们必须有放慢脚步回望从前的勇气，有屏住呼吸回望心灵的能力。

有位我尊敬的老作家说过：在女孩子们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我想，即使有一天磁悬浮列车也已变为我们生活中的背影，香雪们身上散发出来的人间温暖和积极的美德，依然会是我们的梦。我们梦想着在物欲横流的生存背景下用文学微弱的能力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心灵的高贵。这梦想路途的长远和艰难也就是文学得以存在的意义。同时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梦想使我们不断出发，而路上的欢乐一定比到达目的地之后的满足更加结实。

（有删改）

【注】本文为铁凝于2002年7月在加拿大华裔作协主办的第六届“华人文学——海外与中国”研讨会上的发言。